奴才是一種絕對的貶稱。但是在清朝卻不同，奴才並不是誰想自稱就能自稱的，身份和關係不到一定的層次，是沒有資格自稱奴才的。

滿清入關後，原本的風俗習慣大都得以保留。其中，君臣之間的稱謂便是如此。

滿族官員在給皇帝上奏本的時候，自稱為奴才。不過，在滿清早期，能夠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的除了皇宮內院的那些太監和宮女們，只有上三旗才能享受如此殊榮。而其他旗人是沒有這種權利的。當然漢人更是感想卻不敢做。

此時的奴才，便不再是一種貶稱，而變成了一種榮耀和特權。表達了一種和皇帝之間較之別人更為親近的關係。所以，很多人以能夠在皇帝面前自稱為奴才為榮，自然也就不足為怪了。

到了康熙後期，這種現象越來越普遍。原本是上三旗專用的詞彙，令下五旗羨慕不已。不少下五旗的權貴也開始自稱奴才。作為皇帝的康熙對此也並沒有表態。畢竟八旗均是滿人一家，手心手背都是肉，雖然有上下旗之分，但是如果奴才只能任由上三旗叫，自然不利於穩定團結和諧的局面。如此這般，也就聽之任之。

但是這樣做的後果就是很多人開始濫用，無論什麼奏章，張口閉口必定自稱奴才。看的皇帝心煩意亂。

曾經發生一件事，令乾隆專門就此事制定了相應標準。

滿臣天保和漢臣馬人龍共同上了一道奏摺，因為天寶的名字在前，馬人龍便在奏摺裡以：奴才天寶、馬人龍落款。皇帝看到奏摺後大為惱火，不斷嚴厲斥責了馬人龍，並且重新規定，為了避免漢人稱奴才邀寵，以後在公事上都要稱臣，也就是說，乾隆皇帝寧願降滿人為臣，也不讓漢人做奴才。

為了規範稱呼上的用法，乾隆鄭重其事的制定了相關規定：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傳諭，嗣後頒行公事摺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摺奏，仍稱奴才。

從此，滿洲八旗自稱奴才就成了慣例，而漢人官員，無論官位多麼顯赫，也只能自稱臣。這就代表了親疏有別，恩寵不同的感受。

清朝時期，做奴才是一種榮譽的話，那麼，給外華人當奴才是不是也是一種榮譽？可外華人把清朝稱東亞病夫，這是公認的！也就是說，清朝時期被稱東亞病夫也是一種榮譽了！啊，呸！清粉們，清吹們告訴你們:華人民即不是奴才，更不是東亞病夫！

無論是清朝還是現在奴才不好聽，但

肯定有實惠。要不然誰願意揹著這個名聲？？？奴才當好了，升官發財的大有人在。有的時候你的工作能力，工作業績都不如人家奴才，但到最後還是奴才升官。呵呵歷朝歷代均是如此

所以滿人挺變態的，到今天有很多滿人妄想當清朝時那種奴隸主，讓別人供養他們白吃白喝不用生產。

他們在清朝不生產三百來年吃別人白食，估計習慣了，到今天還沒改變那種幻想。

太監宮女稱奴才，大臣貴族也是稱奴才。清代的“奴才”是旗族內寬泛的一種稱呼而不是確切的一個職位，所以不存在做與不做的問題。若是大臣或者貴族聯姻帶點虛榮味道的親近稱呼也沒什麼難理解的，但是若為了這樣的稱呼去做太監想必是不會有人拿來當榮譽炫耀的吧。雍正有明確硃批“稱臣得體”，至於有漢人官員要自稱奴才而不得，也是個人意願問題，實在牽扯不到這種古怪問題。

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必然會出現很多新生事物，人類有更多的選擇和生活狀態，後期出來包括明主，自由，平等。回頭看看不是一種好的生活狀態，更談不上榮譽，如果能穿越試問100個民眾，有幾個月願意去當奴才！

在我們現代，一說奴才，絕對是讓人反感的一個詞語。現代人要這樣稱呼，真是莫大的恥辱。但是在清朝的時候，清朝的八旗制度，還算是一種奴隸制度，每一個旗都有一個旗主，其中只有旗主尊貴，旗主以下養著大量的“包衣”，都算是旗主的包衣奴才。在清朝能自稱是奴才的人，往往都是一些地位很高的大臣，能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的，可是一種榮耀和地位的象徵。

其實“奴才”的稱謂，是到了康熙年間，奴才一詞才頻繁起來，剛開始能稱自己為奴才的，差不多都是出身上三旗的滿人，上三旗一般都是由皇帝統領，他們和皇帝都走得很近，是天子的家奴，自稱奴才，也顯示出，他們和皇帝是自己人，關係更為親密，下五旗以及漢臣則只能稱臣，這就更顯示出能自稱“奴才”的大臣身份的特殊性和無上的榮耀，代表著其高貴的身份。

到了乾隆時期，乾隆是一個很自大的皇帝，喜歡底下的臣子恭維他，所以滿人官員一律稱之為“奴才”，而漢人官員則不能稱之為奴才，漢臣要臣奴才，是要遭到皇帝嚴厲訓斥的。乾隆規定，滿洲等旗下官員覲見皇帝時，都要自稱奴才，在奏摺中，無論官職大小，尊卑都要自稱奴才。而漢族官員，無論什麼時候都是要稱臣的。為了鞏固滿清的統治，滿清一直提防則漢人，至把滿人當做自家人，奴才也成了皇帝自家人的意思，漢人不能稱奴才，只能是滿人的臣，永遠不會成為皇帝的自家人。

在影視劇中，我們常常看到和珅在乾隆面前總是自稱奴才，而正面人物的漢人大臣都是稱“臣”，就顯示出滿人和珅的尊貴

奴才這個稱謂在我們今天看來，不管怎麼想都是蔑稱，但在清朝能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反而成了身份的象徵，代表和皇帝的關係非常親近，關係沒到位，漢臣自稱奴才，還免不了被一頓責罵。

這種稱謂方式源自於清朝的八旗制度，滿清在明末逐漸崛起，到入關建立封建王朝的過程中，是從奴隸制，部落聯盟的社會，直接過渡到封建社會，努爾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這本是一項軍事制度，在入關後，八旗的軍事作用逐漸減弱，而依附八旗則因為軍功等，產生了一批權貴階級。

滿清並沒有因為入關建立了封建王朝，就變得更加進步，在政治制度上基本延續了明朝的制度，但也保留下了他們自己的習俗，就比如在八旗之中，旗主多由皇親擔任，每一旗的旗人和旗主之間，存在著身份依附的關係，所以旗人在旗主面前自稱奴才，叫旗主為主子。

而八旗又有上三旗和下五旗的區分，上三旗為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由皇帝親自統領，也被視為皇帝的親兵，在清朝早期，也就只有上三旗的這些人，才有資格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奴才這個稱謂因為使用者和使用對像的特殊身份，蔑稱的意思減少了，反而成了和皇帝關係親近，是自己人的表現。

所以到了後來，清朝很多受到皇帝器重的滿人大臣，都會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也有個別漢臣自以為得到皇帝信賴，上奏時也自稱奴才，但往往是馬屁拍在了馬腿上，在乾隆年間就規定，滿人大臣私事上奏可稱奴才，公事稱臣，漢人只可稱臣。

“奴才”和“臣”的稱謂之間，體現出來的還是清朝時期的滿漢之分。說實話，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來，統治者的水平真不怎麼樣，坐擁天下，天下百姓都是統治者的臣民，還不能一概視之，民族也能分三六九等，除了加劇社會矛盾，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唉，這道題回答起來都心酸，不要說在清朝時期，做奴才是一種榮譽，就是想現在，你看看周圍，又如何呢？

可能我跑題了，如果題主真的是問字面意思，那清朝時期，奴才還真不是誰都能自稱的。

如果題主是說，社會中那些甘願為權利或者金錢階層，放棄自我，放棄尊嚴，趨炎奉承之人，那還是大有人在，至於榮譽不榮譽。

呵呵，笑貧不笑娼了，還說什麼呢。

好的，我來回答！

喜歡看有關和珅的電視劇的朋友一定有這個印象：和大人在官場上威風八面，在家中趾高氣揚，可是在乾隆皇帝跟前卻一口一個“奴才”，且樂此不疲！

難道說，和珅在乾隆面前是故意自貶，以討皇帝的歡心嗎？

還真不單單是這回事！

一，先說說在清代什麼是“奴才”。

滿清在入關之前，還只是以氏族為主體的奴隸制度，儘管建立了後金政權，但完全不同於關內的漢族政權架構，君與臣之間仍是奴隸主與奴隸、主子與奴才的關係。1644年順治入關後，才逐步從奴隸制社會進化到封建制社會，但很多奴隸制的舊俗仍舊得以保留延續。

奴才，滿語為Aha，是滿清的旗人覲見主子時的一種自稱，表示對主子的忠誠和彼此關係的親近。

十來歲的少年見了主子自稱“奴才”，六七歲的老翁見了幼主也自稱奴才；微末小吏見了王公大臣自稱“奴才”，封疆大吏、一品大員見到皇帝也自稱“奴才”……“奴才”一詞，真的那麼受用嗎？

反正在漢人眼裡，這種稱呼是一種對貶低或辱罵的意思。比如《明史》中介紹楊漣的一段話：“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為？”

這裡，大忠臣楊漣口中的“奴才”，就有鄙視的口氣，帶有罵人的意思。

二，“奴才”的演變歷程。

其實在滿人入關後很長一段時間，官員在皇帝面前的稱呼相當混亂，還很不規範。比如有些降清的漢臣也效仿旗人，在順治或孝莊太后面前自稱奴才，而還有些滿族官員為提高身價倒是自稱臣。這段時期，“臣”的規格好家要高於“奴才”。

到了雍正時期，雍正開始正式規範稱謂，他要求不論滿漢，所有官員都必須稱“臣”。但實際上，被規範的只有漢臣，所有的漢臣在皇帝或王爺面前一律不再稱“奴才”，但是滿族官員們稱謂依舊隨意，他們並沒有嚴格遵從這一規定，反正也不是什麼大錯，雍正也就睜隻眼閉隻眼。

乾隆即位後，稱謂的規範被進一步細化，乾隆要求“為存滿洲舊體”，對滿漢、文武大臣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大致如下：

1，滿族大臣公事稱臣、私事稱奴才。

2，漢族官員無論公事還是私事，一律稱臣。

3，滿漢武官都必須稱奴才。

至此，清代奴才與臣的稱呼規矩才確定下來。

這一規定的出臺，就界定了漢臣與滿臣的區別，也使“奴才”的稱謂上了一個檔次，好像自稱“奴才”就是一種身份的榮耀。

和珅在乾隆跟前一口一個“奴才”，就含有這個意思。

三，“奴才”真的那麼好聽，那麼受用嗎？

魯迅在他的一篇雜文裡面這樣寫到：

“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佳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數等。”

魯迅是清朝出生的人，熟諳清史，這應該是比較權威的解釋了。他告訴我們，滿族人之所以自稱奴才，漢人自稱臣，這並不是因為尊重炎黃子孫，也更不是漢人比滿人貴重，而是在他們眼裡，漢人的地位連奴才都不如，所以連自稱奴才的資格都沒有。

也就是說，“奴才”只是皇帝的“奴才”，而自稱“奴才”的人，在漢人面前卻是主子，漢人只是奴才裡的奴才。

在乾隆對滿漢稱謂細化之後，漢人若想自稱奴才，那就必須得加入漢軍八旗，或者成為旗人的包衣。還有一個辦法，相信大多數人都不樂意選擇，那就是把自己閹了去當太監。也就是說，在清朝，能自稱奴才，可真是漢人的一種榮耀，一般人想做奴才還沒資格。

比如乾隆時期，一個貴州的漢人官員上書時自稱奴才，就被乾隆訓斥問責。

曹雪琴的爺爺曹寅，他的祖上本是漢人，後來成了多爾袞的包衣。順治時期，將多爾袞的正白旗收歸自己掌管，曹家也由王府包衣轉為內務府包衣，成為皇帝的家奴。這樣，曹家人入宮見到皇帝，就“理直氣壯”地以奴才向稱了，覺得榮耀至極。

像《雍正王朝》裡的李衛、年羹堯，就是包衣奴才出身，也是雍正潛邸舊人，外放做地方官時，那是何等的神氣！

還有金庸，他本來姓查，祖上也是包衣奴才，金庸先生一次接受採訪的時候，他向記者介紹自己的家世，對包衣奴才這一身份，言辭中也是甚是得意，好像勝似愛新覺羅的家傳淵源。在清朝，這確實是一種高人一等的榮耀，金庸傳承祖輩的思想，依舊對“奴才”的身份頗為自豪。

奴才的終結。

宣統二年(1910年)，清廷宣佈廢止奴才的自稱：

“我朝滿漢文武諸臣，有稱臣、稱奴才之分。因系舊習相沿，以致名稱各異。……當此豫備立憲時代，尤宜化除成見，悉泯異同。嗣後內外滿漢文武諸臣陳奏事件，著一律稱臣，以昭畫一而示大同，將此通諭知之。”

可惜，清朝剛剛下旨廢除奴才的自稱，幾個月後就滅亡了。

其實我個人覺得，奴才也好，大臣也罷，在稱謂上倒還不是太要緊，要緊的是一個人不要做奴才做習慣了，面對歐美強權時，把自己的祖宗給忘掉就好。

正如別人嘲笑國學大師辜鴻銘頭上的辮子時，辜先生所說的話：

我的辮子是長在腦後的，而有些人的辮子長在了心裡；我的辮子是有形的，而有些人的辮子則無形。

肯定是一種榮譽 ，如果家鄉出了一個在京城伺候皇上的人，或者伺候王爺的人 ，那麼這個家鄉的人都跟著趾高氣揚 。

有一句話說 ，有多大的官就有多大的奴 ，雖然伺候皇上的人 ，對皇上說 ，奴才該死， 奴才該死， 那只是對皇上說 ，博得皇上的開心 。

如果像明朝的太監閹人魏忠賢， 清朝的李蓮英還有和坤，可以說他們的權利都達到了至高無上 ，都要左右皇上了， 底下的文武百官都跟著捧臭屁，你說他的勢力有多大。

別說他們三個 ，就是在皇宮的小太監 ，打掃院落的 ，刷馬桶的 ，都比七品芝麻官的官大 ，如果他們回到鄉里 ，那七品芝麻縣官都得熱情招待。

因此別小看這些奴才或者叫狗腿子 ，這個權才是他自己說的 ，別人無膽量敢說 。

大清朝的“奴才”屬於高幹子弟，那是比大臣更加榮耀的稱呼，皇帝拿你當奴才，就是拿你當自家人。所以，清朝的時期，做奴才還真就是一種榮譽，儘管充滿著戲謔性。像兩江總督高晉，上書一封135字奏摺，就用到8個“奴才”。

關鍵問題是，當奴才沒有感到可恥，還視為一種先進文化，完全不知道自身人格的淪喪。雍正帝主政的時候，曾派一個龐大的使者團出使沙俄，恭賀當時的安娜一世女皇登基。在遞交國書的時候，一幫使節撲通撲通下跪行禮，大喊“吾皇萬歲”。

這下子，沙皇朝野震動，知道什麼叫做奴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清朝官員的行為跟近代文明格格不入，最終通過後來的鴉片戰爭，證明清朝只不過是外強中乾的軟柿子。

有奴才行為的人，在清朝還不一定有資格叫“奴才”，奴才是有“高門檻”。清朝規定，官員給皇帝上奏章，滿族官員可以自稱“奴才”，漢族官員只能自稱“臣”。

若是有漢族官員，有意或者無意寫上“奴才”兩字，那就算“冒稱”，追究起來是要治罪。換言之，清朝的漢族官僚們，屬於魯迅眼裡的那種“想做奴才而不得的時代”。

不難想象，清朝官場的氣氛如此，普通人的地位更是“奴才的奴才”。我們不得不承認，清朝的的主奴文化的興盛，也意味著重視自我人格修養的宋明理學在衰落。

對於專制皇權來說，奴才多多是好事，有利於皇帝的有效統治。顯而易見，皇帝們拔高奴才們的地外，讓他們享受眾多制度福利，無論是榮譽性的，還是物質性的。長而久之，“奴才”以及“奴才的奴才”，在心理上留下難以磨滅的愚忠。

最典型的一個代表人物是“辮帥”張勳，清朝都已經被民國取代，他和他麾下的軍隊還留著辮子，對大清的皇帝充滿懷戀。甚至在1917年，張勳還帶著辮子軍北上，出演一場11天的復辟鬧劇。不得不說，這奴性也是沒誰啦，夠忠於主子。

簡答來說，在清朝當“奴才”，既是社會的流行文化，也是政治上的榮譽稱號，後者普通人還沒有資格。固然奴才文化有利於皇權專制，但是對於國家發展卻沒有好處，帶來的消極影響不僅僅是“生下來就是給皇帝拉車的”（黑格爾說華人），而是整個國家國力的不振。

中國稱為禮儀之邦，並非是自誇之詞。中國的禮樂文化起源於遠古，《史記》就記載“堯命舜攝政，修五禮”。到西周時期，周公姬旦總結和發展了遠古和殷商的禮樂文化，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周禮，用來以禮治國，教化臣民。

也正是因為周禮中規定了嚴格的尊卑禮儀，所以在君與臣之間則更需要注重敬與謙。古代的官員大多自稱為“臣”，臣字的歷史非常古老，在甲骨文中就有相關的記載。而其本來所代指的，是身份低微之人，直到秦朝都還用“男曰臣，女曰妾”來形容貧賤之人。

但奴隸社會逐漸瓦解後，“臣”又成為了官吏在君王面前的一種謙稱。諸葛亮的出師表中就用“先帝不以臣卑鄙”的謙遜之詞來感激先王的知遇之恩。而皇帝則一般稱呼大臣為“卿”，這是先秦時期對士大夫階層的一種尊稱。所以“臣”和“卿”，前者為自謙之詞，後者為尊敬之語，這也是古代君臣良好關係的一種體現。

但是很多人也會發現，到了清朝，官吏自稱為臣的現象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很多清代的歷史文獻中，包括一些清宮劇，都可以看到很多清朝官員都常常自稱為“奴才”。其實這並不是官吏對皇帝的一種特意的獻媚取寵，而是清朝一種風氣。

在滿清入關之前，還保留著典型的奴隸社會風氣，禮教未開。旗人覲見“主子”的時候，都會自稱為“奴才”，來表示臣屬和服從的關係。到了清朝建立後，滿族大臣依舊保持著這種民俗習慣，對皇帝自稱為奴才。

而在漢臣方面，則分成了兩派。一派講究“隨俗”，學起滿臣那套，也自稱“奴才”。另一些骨子裡流淌著儒家文化的文人，則堅守著“微臣”的自稱。所以在清朝建立的初期，無論是朝堂還是平時的奏章，官吏的自稱都非常混亂，什麼叫法都有。

到了雍正時期，清朝才統一規定大臣都需以臣自稱。但事實上滿臣並未受到任何的限制，依舊自稱奴才，而漢臣的境遇則完全不同。江南提督高其位曾在奏章中自稱奴才，被批閱的雍正用筆改為了臣。最著名的例子發生在乾隆38年，滿臣天保和漢臣馬人龍同上一份奏章，署名為“奴才天保、馬人龍”。結果馬人龍被乾隆痛斥一番，認為其冒用奴才一稱。

正是因為這樣的區別對待，在無形中給清朝的官吏灌輸了一種思想。奴才是滿臣的親近之稱，是一種榮耀，而漢臣是沒有資格使用的。所以在很多電視劇你會看到這樣一種現象，滿洲正紅旗出身的和珅自稱為奴才，而紀曉嵐則自稱為臣。這不是紀曉嵐有多清高，和珅多諂媚，而是作為漢臣的紀曉嵐並沒有資格自稱為奴才。

可能現在的人看來，奴才是貶義之詞，是卑賤的象徵。但對於在清朝為官的漢臣來說，不能自稱奴才既是一種幸運，也是一種不幸。畢竟這並不只是稱呼的區別，更深層次的，是清朝難以調和的矛盾，漢臣難被重用的事實。直到清朝末年，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漢臣被慈禧重用，挽救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這種局面才真正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