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個人來說，梁啟超是我特別喜歡的一位先賢，他的很多理論和思想都非常令我震撼，孔子對梁啟超的影響非常深，梁啟超對孔子的認識也非常到位，但是他的認識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尤其是在梁啟超中年後。
1、中年時自我矛盾的孔子觀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與康有為開始分道揚鑣，並逐漸產生對立乃至矛盾公開化。
一方面，這一時期的梁啟超發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新民說》、《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等文章，發出“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我愛先輩，吾尤愛國家……為二千年來翻案，無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的呼籲，公開的反對康有為的尊孔、保教觀點。
這一時期的梁啟超甚至可以說是“反孔”的，概括起來該時期梁啟超批孔主要在以下幾點：一，孔子“得政而誅少正卯”，“乃濫用強權，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蟊賊”；二，孔子“崇古保守之念太重”，“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學派之立腳點，近於保守無疑矣”；三，孔學的根本思想在於尊君，“儒教最缺點者，在專為君說法，而不為民說法”，“嚴其等級，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四，孔學是封建君主專制的工具，“於帝王馭民最為合適，故霸者竊而用之，以宰制天下”，“蓋儒者實與帝王相依存而不可離者也”；五，儒學獨尊妨礙了學術的發展，“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曰唯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之所以不進化，曰唯宗師一統故”，“儒學一統者，非中國學術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六，孔子思想已經不合世界主流思想發展潮流，“孔子之立教，對兩千年前之人而言也”，“孔子之不適於新世界者多矣”。
這一階段梁啟超對於孔子的批判是非常系統的，同時很多觀點也為後代批孔者所使用。甚至可以說，梁啟超是20世紀第一個公開批孔的。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梁啟超真正反對的是康有為而非孔子，他的尊孔傾向依然存在。甚至於在加入孔教會，並於1913年上書袁世凱要求立孔教為國教。
/2、晚年對孔子的理性認識
晚年的梁啟超在他原來的文化功底基礎上，開始了全面理性的孔子研究，並於1920年寫成《孔子》一書，對孔子的生平經歷、思想淵源、孔門弟子及後學進行了研究；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927年的儒家哲學又研究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可以說，晚年梁啟超對孔子的態度已趨於站在學者的立場對孔子進行客觀評價，早年的尊孔傾向可以忽略不計了。
總體而言，梁啟超對孔子的態度有一個懵懂—強烈—矛盾—理性的發展過程，這也可以看作是梁啟超人生不同階段治學和政治處境的側面反映。
正如梁啟超一樣，同時期處在十字路口的諸多中國文人對於孔子可謂是百感交集。他們大多在少年時代熟讀聖賢書乃“以孔子是非為是非”，青年時代以“尊孔”或“反孔”而投身於轟轟烈烈的中國近代化運動中，在他們屢屢受挫之時對孔子之道產生懷疑甚至於認為孔子思想一文不值，而晚年時期則終究歸於理性。透過他們對孔子態度的變化，中國走向富強路之艱難，可窺一斑！
對於我個人來說，梁啟超是我特別喜歡的一位先賢，他的很多理論和思想都非常令我震撼，孔子對梁啟超的影響非常深，梁啟超對孔子的認識也非常到位，但是他的認識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尤其是在梁啟超中年後。
1、中年時自我矛盾的孔子觀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與康有為開始分道揚鑣，並逐漸產生對立乃至矛盾公開化。
一方面，這一時期的梁啟超發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新民說》、《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等文章，發出“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我愛先輩，吾尤愛國家……為二千年來翻案，無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的呼籲，公開的反對康有為的尊孔、保教觀點。
這一時期的梁啟超甚至可以說是“反孔”的，概括起來該時期梁啟超批孔主要在以下幾點：一，孔子“得政而誅少正卯”，“乃濫用強權，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蟊賊”；二，孔子“崇古保守之念太重”，“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學派之立腳點，近於保守無疑矣”；三，孔學的根本思想在於尊君，“儒教最缺點者，在專為君說法，而不為民說法”，“嚴其等級，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四，孔學是封建君主專制的工具，“於帝王馭民最為合適，故霸者竊而用之，以宰制天下”，“蓋儒者實與帝王相依存而不可離者也”；五，儒學獨尊妨礙了學術的發展，“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曰唯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之所以不進化，曰唯宗師一統故”，“儒學一統者，非中國學術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六，孔子思想已經不合世界主流思想發展潮流，“孔子之立教，對兩千年前之人而言也”，“孔子之不適於新世界者多矣”。
這一階段梁啟超對於孔子的批判是非常系統的，同時很多觀點也為後代批孔者所使用。甚至可以說，梁啟超是20世紀第一個公開批孔的。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梁啟超真正反對的是康有為而非孔子，他的尊孔傾向依然存在。甚至於在加入孔教會，並於1913年上書袁世凱要求立孔教為國教。
/2、晚年對孔子的理性認識
晚年的梁啟超在他原來的文化功底基礎上，開始了全面理性的孔子研究，並於1920年寫成《孔子》一書，對孔子的生平經歷、思想淵源、孔門弟子及後學進行了研究；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927年的儒家哲學又研究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可以說，晚年梁啟超對孔子的態度已趨於站在學者的立場對孔子進行客觀評價，早年的尊孔傾向可以忽略不計了。
總體而言，梁啟超對孔子的態度有一個懵懂—強烈—矛盾—理性的發展過程，這也可以看作是梁啟超人生不同階段治學和政治處境的側面反映。
正如梁啟超一樣，同時期處在十字路口的諸多中國文人對於孔子可謂是百感交集。他們大多在少年時代熟讀聖賢書乃“以孔子是非為是非”，青年時代以“尊孔”或“反孔”而投身於轟轟烈烈的中國近代化運動中，在他們屢屢受挫之時對孔子之道產生懷疑甚至於認為孔子思想一文不值，而晚年時期則終究歸於理性。透過他們對孔子態度的變化，中國走向富強路之艱難，可窺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