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在1947年獲得民族獨立後的前二十多年裡，國民大會黨一直保持著一黨獨大的地位，國會中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可以與之抗衡。到了80年代以後，印度政壇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其中最突出的變化就是印度人民黨的崛起。從1980年至1991年，印度人民黨逐漸上升為議會第二大黨，並在1996年、1998年和1999年連續三次贏得人民大選，在2004年、2009年分別成為議會最大反對黨。目前，印度人民黨是印度國內唯一一個能與國大黨抗衡的主要政黨，它的崛起打破了印度原有的政治格局，同時印度人民黨的崛起也有其現實原因可循。

印度人民黨的前身是印度教派主義政黨，成立於1951年，名為印度人民同盟。人民同盟一成立就參加了人民院的歷次大選，但參選情況並不樂觀。不過由於黨內部分幹部的努力，印度人民同盟在1957年-1967年大選中獲得的選票和席位還是呈現一路上升的態勢（1971年有所下降，但仍然高於1952年-1962年間任何一次大選）。此後，人民同盟努力培養與其他反對黨領導人之間的聯絡，試圖進入到主流政治中。1977年，人民黨上臺執政，也標誌著人民同盟進入了印度政治的主流，但之後人民黨內部的分裂影響到了雙方的夥伴關係。雙方在相互抱怨之後，於1980年結束了夥伴關係，以A.B.瓦傑帕為首的印度人民同盟脫離了人民黨，成立了新黨——印度人民黨。從1980年至今，印度人民黨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0-1989）：努力融入政治主流。印度人民黨成立之後，把走上政治舞臺中心確定為自身目標。在1980年8月舉行的在中央邦和拉賈斯坦邦議會選舉中，印度人民黨初試身手，成功地成為了這兩個邦議會中最大的反對黨。緊接著，中央選舉委員會便承認了印度人民黨為全國性政黨。在接下來的幾次大選中，印度人民黨都特別注意聯合其他力量，既接觸一些世俗主義的政黨，又不忘強調宗教情感，逐漸得以在一些邦實現了聯合執政。沿著這條路線，印度人民黨在聯邦和各邦議會中的勢力不斷壯大。到了1989年，印度人民黨在第九次全國大選中中，躋身成為議會第三大黨、

第二階段（1989-1995）：遭遇挫折。在90年代初期，印度人民黨保持並延續了自身在邦一級議會的出色表現，並首次實現了在中央邦與哈利亞納邦單獨執政，隨後繼續在其他邦發展勢力。然而1990年9月至1992年12月的一系列教派衝突，以及印度人民黨發起的印度教徒遊行，引起了民眾的反感。這導致印度人民黨喪失了在數個邦的政權。為了彌補形象和吸引選民，印度人民黨不得不在剩餘幾個邦議會中大喊以反腐敗為主調的民粹主義口號。

第三階段（1996至今）：躋身為印度最主要政黨。在這一時期，應人民黨在意識形態方面趨向溫和。伴隨著國大黨一黨獨大地位的滑落及中間路線政黨的失敗，印度人民黨進駐到了印度政治的中心舞臺，成為了印度兩大政黨之一。在1996年、1998年和1999年的大選中，印度人民黨連續三次成為議會第一大黨，獲得組閣權。但由於組閣時得不到其他政黨的支援，印度人民黨在1996年組閣失敗，這之後印度人民黨開始走競選聯盟的路線，在1999年之後成立了全國民主聯盟，進行聯合競選與聯合執政。2004年大學時，印度人民黨出乎意料地沒有獲得議席多數，印度人民黨就此下野，但並未引起大的波動。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印度人民黨已經發展成了一個比較成熟的政黨併成為了印度最主要的政黨。

印度人民黨的崛起改變了印度政黨政治的格局，它從一個小黨不斷髮展壯大，目前已經成為了印度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印度人民黨的崛起有著深刻的現實原因，學者陳金英在《社會結構與政黨制度》一書中對此作了分析。

首先，印度人民黨順應印度多元化的社會特徵，著力於以溫和的形象爭取民眾支援。它在最初支援高種姓的同時，也特別注意聯合低種姓或賤民政黨聯盟。印度人民黨在成立之初主要代表高種姓和城市中產階級的利益，但它同時也在努力將自己打造成代表所有種姓的政治代表。此外，印度人民黨特別強調要做好兩類人的工作，一是農民、民工和手工業者，另一類則是表列種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後階層的群眾。

其二，印度人民黨採用了聯合競爭的策略，順應了聯合政治的潮流。早在印度人民黨的前身——印度人民同盟時，印度人民黨就十分注重培養與其他反對黨領導人之間的聯絡，試圖融入印度的政治主流。1980年以後，印度人民黨逐漸認識到印度社會的一系列特徵——低種姓日益覺醒，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潮湧動和地方實力強大，印度人民黨也意識到接下來應該要以協調和聯盟為主要目標。

第三，從政治參與的路線來看，印度人民黨始終採用了一種實用主義的路線。在成立初期，印度人民黨將甘地式的社會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基石，但一旦面臨挫折，又積極調整意識形態。90年代前後，印度人民黨加大對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支援，為了爭取選民，不惜發動教徒遊行，並以偏激的口號擴大自身社會影響。1995年以後，印度人民黨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綱領開始逐漸趨向溫和，一些比較有爭議的問題被暫時擱置。這種實用主義的生存方式也是印度人民黨不斷壯大的原因之一。

印度人民黨宣傳印度教意識（Hindutva），這是一種試圖用印度教價值來定義印度文化的意識形態，並且對印度國民大會黨的世俗政策與做法嚴厲批評。1989年印度人民黨利用反穆斯林情緒，主張在印度教徒視為聖地的阿約提亞（Ayodhya）地區興建一座印度教寺廟，但在當時該地已建有巴伯爾清真寺（Babri Mosjid），自此印度人民黨開始獲得勝選。到了1991年，印度人民黨的政治感染力明顯增強，在人民院（Lok Sabha，即國會下議院）贏得117席，並贏得4個州的執政權。雖然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印度人民黨的指導思想也在變化，但其中始終貫穿著兩個最基本的哲學原則，即整體人本主義和印度教特性。整體人本主義1980年，印度人民黨建立後，溫和派領導人瓦傑帕伊試圖扭轉其前身人民同盟教派主義色彩過濃的形象，轉而提出民主和世俗主義等概念同國大黨競爭。但是，這一轉變並沒有為政黨帶來收益，相反，在1984年選舉中，印度人民黨只獲得了人民院的2個席位，創造了人民同盟建立以來的最低歷史記錄，印度人民黨看到利用世俗主義和民主等現代政治理念與國大黨競爭是不現實的。於是，它又回到了原來的立場。在1985年10月的甘地納伽爾全國執委會會議上，確定整體人本主義為印度人民黨的基本哲學。此後，印度教教派鼓動成為印度人民黨進行政治動員的一個重要手段。隨著教派政治鼓動的日趨深化，整體人本主義思想滿足不了政治鼓動的需要。因為整體人本主義雖然強調印度教傳統文化，但相對來說比較溫和，並不是將矛頭直接指向穆斯林，而是更多指向西方和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於是，整體人本主義遭到了冷遇，之後便推出印度教特性作為新的思想武器。

背景就是文化上的一種“返祖”現象。

18世紀，英殖民者為逐步實現對印度的殖民控制，對印度文明開始西方化的改造，而改造的物件是印度的高層。這群受英國教育且說英語的印度人回到印度就佔據印度高層崗位，佔據印度主要資源，這群人以國大(黨）為代表，比如尼赫魯等人。

但是印度的中下層還是深受印度傳統文明的影響，且印度本土文化對西方文化表現出一種離心的狀態。這種離心力，印度越是發展，力量越強。這就使得印度西化的知識分子越來越感覺痛苦，畢竟身體是印度，但靈魂卻是西方的。

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就如此評價印度；“這個由英屬土邦培養起來的印度知識界，在他們的感情中仍是超然於他們頭腦已熟悉的西方方式的；而這種不調和產生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精神上的抑鬱，這種抑鬱是不能按照西方式樣的組織一個印度民族國家而得到獨立的這種政治上的靈丹所治癒的。”

簡單地說；國大（黨）這群是由英國培養起來的，他們想用西方的模式指導並改造印度，但是印度的傳統文化抗拒這種造。

而從印度本土文化中誕生出來的政治力量就是印度人民黨，印人黨主張以印度教而非西方模式的基礎來改造印度，用印度教等本土文化來構建印度現代化的“文化民族主義”。

比如代表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國民志願服務團”，它就與印人黨有親密的關係，而“國民志願服務團”極力主張走“印度教國家”，反對美國與俄國的道路，並提出“穆斯林印度化”“基督教本土化”等等要求，而這些要求印人黨的莫迪確實都在做。

其實本土的文化“返祖”是一種正常現象，比如我們的國學熱，祭黃帝孔子等等，也是文化的“返祖”。但印度的情況很特殊，執政多年的國大（黨）並不是依靠印度本土文化興起的，而是藉助西方的力量，再加上印度建國時，又沒經過徹底的社會改造與土地革命，所以印度的傳統文化依然很頑固，反彈的力量也相當大。這種力量（聲音）的代表就是印人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