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進入18世紀以後，接連遭受自然災害，以致於農業歉收，很多人死於飢餓，雖然同期實行了多次改革，卻因不觸及統治階級根本利益而相繼失敗，這就使其愈加衰落。

與此同時，日本附近海域不時出現歐美商船、炮艦及捕鯨船，它們絲毫不顧及日本的主權，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19世紀中期，美國海軍准將佩裡接連兩次率艦抵達日本，要求籤訂商約，面對敵強我弱的事實，幕府只好簽署《神奈川條約》，答應開放下田和函館，並允許設立領事館。

有了這個先例，美華人開始得寸進尺，在首任領事哈里斯軟硬兼施下，幕府不顧國內的強烈反對，擅自簽訂《日美友好通商條約》，結果日本失去了制定關稅利率的權力，還讓對方擁有治外法權，這樣日本開始陷入半殖民地的旋渦。

於是，憤怒的水戶志士在該條約簽訂兩年後的1860年3月，當場將簽訂者井伊直弼刺殺於江戶城外櫻田門，意味著幕府危在旦夕，隨時都有覆亡的危險。

德川家康建立幕府政權後，將大名一分為三，那些在關原大戰中與其作對的大名被毫不留情地分配到邊疆蠻荒之地，而將普代大名和親藩大名安排在江戶城周圍。

所謂親藩大名，就是與德川氏有著親族關係的藩主，不過其忠誠度卻不如譜代大名。

水戶藩是親藩，其藩主德川齊昭在對待侵略者的態度上與幕府截然不同，他力主攘夷，對幕府簽訂不平等條約恨之入骨。不僅水戶藩，其他如會津、越前等親藩也都憤憤不平。

他們的態度得到長州、薩摩等外藩的支援，於是親藩和外藩走到一起，結成攘夷派，試圖透過打擊侵略者進而奪取幕府政權。

歷史上，日本武士曾經發揮過不小的作用。德川家康建立政權後，國家開始穩定下來，武士失去了用武之地，便將精力置於讀書上，希望透過努力學習考取功名，加官進爵。

不過在等級制和世襲制橫行的年代，他們的願望只能落空。雖然如此，廣大武士並沒有洩氣，而是志存高遠，將安世濟民作為己任。而今國難當頭，武士們奔走呼號，積極為拯救國家而尋求良策，並要努力踐行之。

1859年，勤王派核心人物吉田松陰在反對幕府老中井伊直弼執意要與美國簽署條約時遇害，這就助長了武士們對幕府的仇恨，他們不僅將哈里斯的翻譯殺害，還在次年要了井伊直弼的命，這就揭開了武裝倒幕的序幕。

此外，《日美友好通商條約》簽訂後，外國投機商紛紛打起了日本黃金和蠶絲的主意，使得市場因金幣成色降低，貨幣供應超過需求而爆發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因國外商品如潮水般湧進，而日本又沒有制定關稅的權力，使得很多生產商瀕臨破產。

不僅生產者利益嚴重受損，消費者同樣損失慘重，於是1866年城市居民發動了多次暴動，狠狠打擊了德川幕府。

除了城市平民，農民起事也層出不窮，在江戶西部地區，廣大農民高喊口號，矛頭對準債主、地主及村頭，令幕府統治者惶惶不可終日。

總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如同導火索，將國內各種反幕府的力量調動起來，成了眾矢之的的德川幕府終於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1867年11月，走投無路的德川慶喜只好”大政奉還“，辭掉將軍之職，這樣長達265年的德川幕府統治宣告終結。

古代日本的國家權力，曾經長期掌握在幕府手中。如果是在古代中國，掌握實權的人在時機成熟時，就會取代失勢的君主，自立為帝。但日本的情況不一樣，天皇號稱是天照大神的後裔，在日本社會中享有獨特的地位，所以幕府並不能貿然取而代之。那幕府怎麼才能合法地掌握權力呢？

幕府做的事情仍然是抬高天皇位置，具體辦法是“尊王攘夷”。但如果你對日本近代史比較熟悉就會知道，維新派推翻幕府統治，高舉的旗號也是“尊王攘夷”。

很多人會把“尊王攘夷”理所應當地看作維新派對付幕府將軍的大殺器。因為，“尊王”的口號說明，幕府將軍竊取了天皇的統治權，那是非法的。而高喊“攘夷”的口號，也說明幕府將軍無能，不能盡職盡責掃清外來威脅。你看，“尊王攘夷”這口號擺明了是在瓦解幕府統治的合法性。既然這樣的話，當初幕府將軍是如何透過“尊王攘夷”來維持統治呢？

這還得說到中國的影響。“尊王攘夷”出自《春秋公羊傳》，意思是“尊勤君王，攘斥外夷”，後來傳入日本，並實現本土化。來看看幕府將軍是怎麼完成這套論證的。

先看“尊王”。這一點其實比較好理解，天皇是神的後裔，作為日本的最高權威無可爭議，但天皇過於尊貴，世俗的瑣事不應該煩勞天皇分神。所以，幕府將軍從天皇手上接過了“大政委任權”，行使駕馭各地諸侯和武士的權力，其他階層則順從幕府統治、安守本分。總體上形成天皇代表神明，幕府行使權力的局面。以前，幕府將軍雖然也可以憑藉武力，佔有天皇的權力，壓制地方的勢力，但有了“尊王”的論證，透過拔高天皇的神性，讓自己的世俗權力更加穩固。

與“尊王”思想相輔相成的就是“攘夷”思想。在江戶時代，大致相當於明清時期，日本人認為除中國王朝以外，北韓、琉球都是低日本一等的“藩國”。而日本列島北方的蝦夷族，以及葡萄牙、西班牙等這些來到東亞地區的西歐國家更是未開化的“蠻夷”。日本神國以天皇為首，有神明加護，絕不能與藩國、蠻夷等同，更不接受被壓迫和威脅。所以，以天皇為尊的日本必須要抵抗蠻夷，保衛國家的神聖性。誰來完成這個艱鉅的任務呢？

當然就是掌握強大軍事力量的幕府將軍。從17世紀開始，日本做了一件事，就是模仿古代中國修史。在古代中國，每當新的王朝建立，都要為前朝修史，透過給前朝蓋棺定論，來強調新王朝的正統性。所以，日本也想透過修史，來確立尊卑主從，穩定社會秩序。經過一個世紀，皇皇鉅著《大日本史》得以問世。

編纂《大日本史》的一些學者認為，日本之所以能走出戰亂，享受數百年的太平盛世，全都歸功於天皇與將軍之間的君臣關係順應了“天命”，社會才井然有序。他們堅信，普天之下，只有神國日本才能做出這種“創舉”。

在18世紀，從上層社會的幕府、朝廷，到深受儒家影響的中上級武士階層都認為，只要幕府帶頭“尊王”和“攘夷”，那幕府統治的正當性就不會受到質疑。換句話說，最初的“尊王攘夷”思想與幕府統治是互為因果的。這相當於給幕府統治進行了一場精緻的合法性論證。幕府高舉“尊王”大旗，透過拔高天皇的神性，使各地諸侯和平民繼續擁護幕府體制。

不過，“尊王攘夷”的口號其實是幕府將軍身邊的一顆隱形炸彈。畢竟“尊王攘夷”的基礎是“尊王”，整套理論的核心論述是“因為尊王，所以長治”。到了幕府統治末期，隨著社會矛盾加劇，再加上幕府一連串的外交失利、內政失誤，“尊王攘夷”反而變成刺向幕府的尖刀，葬送了1000年的武士統治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