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中國傳統時代的書塾和書院，利用學習書目指導學生閱讀文化典籍，灌輸儒學思想，其作用“潤物細無聲”而又無微不至，到張之洞寫成《書目答問》，這種功能更被髮揮得淋漓盡致。張之洞不僅自己一生踐行儒家思想，而且竭力向青年灌輸傳統的綱常倫理，以致於他被後人稱為儒家“綱常的衛道士”。第二部分張之洞（1837—1909）字香濤、孝達，號壺公、無競居士，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他在年輕時期就博覽群書，記憶力超絕常人。他14歲為秀才，16歲中舉人，27歲成進士，因廷對策不死守一般的格式，被授翰林院編修，從此進入官場，歷任浙江鄉試副考官、湖北學政、四川學政、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等職。光緒初年參與朝內清流派的政治活動，對外標榜反抗侵略，對內議論時政得失，批評某些權貴。1879年，崇厚與俄國擅自簽訂喪失領土和主權的《里瓦幾亞條約》十八條，張之洞極力反對，上疏奏請斬崇厚、譭棄條約，最後清政府剝奪崇厚官職並將其治罪，改派他人為使俄大臣，討論修改條約。光緒八年（1882）法越事起，他上書十六條，建議Superb軍隊、使者去支援，才可居中調解，早為預防。1884年中法戰爭時，張之洞由山西巡撫升任兩廣總督，起用老將馮子材、王孝祺等，擊敗法軍，收復鎮南關、諒山等地。停戰後，張之洞對和法軍言和感到恥辱，於是暗自發憤圖強，設廣東水陸師學堂，創辦槍械廠，開通礦務局，又創立廣雅書院，文教武備一齊抓。1889年調任湖廣總督，大辦洋務，開辦漢陽槍炮廠、制鐵局，設立織布、紡紗、繅絲、制麻四局，並籌辦南段蘆漢鐵路，重、輕、工、礦企業並舉，成為後起的洋務要人，堪與李鴻章分庭抗禮。第三部分作為清末大臣，應該說張之洞是有所作為的，他食大清俸祿，清政府的政治舞臺又為他施展雄才大略提供了盡情表演的機會。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清王朝緊閉的大門被槍炮強行開啟，清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儒家的倫理綱常面臨挑戰時，張之洞挺身而出，他竭力維護清朝領土和主權完整，為了挽救清王朝，鑑於當時中國在技術上遠遠落後於西方的現實，他打出了向西方學習技藝的旗號，認為如果一味守舊，拒絕採用西方的先進技術，是不知變通的表現，將會陷入危險的境地。於是他本人努力興辦洋務，並取得了較大的成就，成為這項事業中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但是，在張之洞看來，學習西方的技術只不過是手段，而最終應該是學習他們的富強之術，使國家強盛，對外可以抵禦侵略，對內可以化解矛盾，從而“衛我天朝，衛我道統”。所以，張之洞的洋務活動在本質上仍然維護封建制度，堅持儒家的倫理綱常。但是，面對大門洞開、西方文化逐漸滲透的局面，張之洞感到痛心。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任四川學政時，他就批評生童不知讀書，認為這裡地處西部邊遠地區，未經教化，於是，他與前總督吳棠會商，奏請設尊經書院，選取各郡、縣優秀的青年人在那裡學習，聘請名儒講授課程、管理學生。對於生童“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的提問，張之洞撰寫了《書目答問》等書作答。第四部分《書目答問》於清光緒二年（1876）問世。張之洞在其中所列書籍，主要是在經史與詞章考據之學方面。《書目答問》列舉書籍2200種左右，用以指示治學門徑。該書非常重視收錄清代尤其是乾嘉以來直至當世的學術著作，分經、史、子、集、叢書五部，每部之中又分為若干類。每一類中的書籍，以時代先後為序，其中再分小類，不另立名目，門類井然而不流於瑣碎。每部書名下都註明作者姓名（當世著作，只署“今人”）及當時習見的版本，重要的書後略加按語，三言兩語指明閱讀時應該注意的地方。書後附《別錄》與《清代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與別錄相輝映，由淺入深逐漸領悟讀書途徑。張之洞不僅教以讀書之法，還親自制定“一切章程”，鞏固讀書效果。因此在張之洞門下游學的人，都暗自慶幸求得了為學讀書的方法和路徑。《書目答問》使青年人在玩索傳統典籍的同時，受到了儒家思想的薰染，他們也自然而然地與張之洞一樣，成為儒家綱常禮教的維護者。從客觀上講，《書目答問》在當時對新學和新文化的傳播起到了抵制和阻礙的作用。張之洞後來在商辦京師大學堂，制定有關章程時，上奏說：不論何等學堂，辦學宗旨，都要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礎，使學生思想歸於純正，然後再接觸西學，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和技藝，日後才能成材，教育就應這樣造就通才，謹防產生弊端。張之洞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積極籌辦尊經書院、廣雅書院，商辦京師大學堂，以期培養出一批國家通才，他希望這些人心術純正、擁護封建制度及相應的儒家倫理綱常，而又技藝純熟，以撐起清王朝這座即將傾覆的大廈。可以看出，為了維護封建綱常，張之洞可謂嘔心瀝血，不遺餘力。第五部分1898年戊戌變法時，張之洞採取支援的態度，他希望透過變法改變積貧積弱的落後面貌，曾捐銀5000兩，加入康有為在北京設立的“強學會”；又為上海《時務報》捐款，並下令湖北各省各衙門按期訂閱。但當變法興起，民權、平等思想漸漸被人們接受後，張之洞卻不禁“拍案而起”，他退出“強學會”，查封《時務報》，壓制維新運動，還趕寫了長達4萬多字的《勸學篇》，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綱領性思想，抨擊變法維新思想是“邪說暴行”，指責他們已經“橫行天下”。尤其對“興民權”，他更咬牙切齒地痛恨，認為它菲薄了綱常名教，是委棄根本的表現，聲稱民權之說一興，必然導致愚民高興，亂民大作，“三綱五常”行不通，天下大亂，最後人類毀滅。在張之洞的眼中，儒家的綱常倫理是正人心之根本，是中國幾千年神聖相傳之聖教，是一切禮政的源本，是萬萬去不得的。他闡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時，認為也應該學習西方，舉辦工商業、學校報館等活動都可變通實行，也講“務通以開風氣”，但僅僅是學習西方的富強之術，這些僅僅是器，是手段。他堅信中國的文武制度優於西方，必須“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這才是“道”，是“目的”，在本體上仍然堅持儒家的倫理綱常，必須堅持“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的宗旨，中國具備了祖宗傳下來的綱常名教等經世大法，再學習西人在製造術等方面的長處，以補我之不足，便可“高枕無憂”了。這就是典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論，雖然張之洞深信不疑，但在新思潮的撞擊下，它顯得蒼白無力。義和團運動時，張之洞積極參與“東南互保”，鎮壓兩湖地區反洋教鬥爭和唐才常自立軍起事，後調任軍機大臣，掌學部。為維護傳統制度，延續儒家綱常盡了最後一份力。
第一部分中國傳統時代的書塾和書院，利用學習書目指導學生閱讀文化典籍，灌輸儒學思想，其作用“潤物細無聲”而又無微不至，到張之洞寫成《書目答問》，這種功能更被髮揮得淋漓盡致。張之洞不僅自己一生踐行儒家思想，而且竭力向青年灌輸傳統的綱常倫理，以致於他被後人稱為儒家“綱常的衛道士”。第二部分張之洞（1837—1909）字香濤、孝達，號壺公、無競居士，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他在年輕時期就博覽群書，記憶力超絕常人。他14歲為秀才，16歲中舉人，27歲成進士，因廷對策不死守一般的格式，被授翰林院編修，從此進入官場，歷任浙江鄉試副考官、湖北學政、四川學政、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等職。光緒初年參與朝內清流派的政治活動，對外標榜反抗侵略，對內議論時政得失，批評某些權貴。1879年，崇厚與俄國擅自簽訂喪失領土和主權的《里瓦幾亞條約》十八條，張之洞極力反對，上疏奏請斬崇厚、譭棄條約，最後清政府剝奪崇厚官職並將其治罪，改派他人為使俄大臣，討論修改條約。光緒八年（1882）法越事起，他上書十六條，建議Superb軍隊、使者去支援，才可居中調解，早為預防。1884年中法戰爭時，張之洞由山西巡撫升任兩廣總督，起用老將馮子材、王孝祺等，擊敗法軍，收復鎮南關、諒山等地。停戰後，張之洞對和法軍言和感到恥辱，於是暗自發憤圖強，設廣東水陸師學堂，創辦槍械廠，開通礦務局，又創立廣雅書院，文教武備一齊抓。1889年調任湖廣總督，大辦洋務，開辦漢陽槍炮廠、制鐵局，設立織布、紡紗、繅絲、制麻四局，並籌辦南段蘆漢鐵路，重、輕、工、礦企業並舉，成為後起的洋務要人，堪與李鴻章分庭抗禮。第三部分作為清末大臣，應該說張之洞是有所作為的，他食大清俸祿，清政府的政治舞臺又為他施展雄才大略提供了盡情表演的機會。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清王朝緊閉的大門被槍炮強行開啟，清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儒家的倫理綱常面臨挑戰時，張之洞挺身而出，他竭力維護清朝領土和主權完整，為了挽救清王朝，鑑於當時中國在技術上遠遠落後於西方的現實，他打出了向西方學習技藝的旗號，認為如果一味守舊，拒絕採用西方的先進技術，是不知變通的表現，將會陷入危險的境地。於是他本人努力興辦洋務，並取得了較大的成就，成為這項事業中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但是，在張之洞看來，學習西方的技術只不過是手段，而最終應該是學習他們的富強之術，使國家強盛，對外可以抵禦侵略，對內可以化解矛盾，從而“衛我天朝，衛我道統”。所以，張之洞的洋務活動在本質上仍然維護封建制度，堅持儒家的倫理綱常。但是，面對大門洞開、西方文化逐漸滲透的局面，張之洞感到痛心。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任四川學政時，他就批評生童不知讀書，認為這裡地處西部邊遠地區，未經教化，於是，他與前總督吳棠會商，奏請設尊經書院，選取各郡、縣優秀的青年人在那裡學習，聘請名儒講授課程、管理學生。對於生童“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的提問，張之洞撰寫了《書目答問》等書作答。第四部分《書目答問》於清光緒二年（1876）問世。張之洞在其中所列書籍，主要是在經史與詞章考據之學方面。《書目答問》列舉書籍2200種左右，用以指示治學門徑。該書非常重視收錄清代尤其是乾嘉以來直至當世的學術著作，分經、史、子、集、叢書五部，每部之中又分為若干類。每一類中的書籍，以時代先後為序，其中再分小類，不另立名目，門類井然而不流於瑣碎。每部書名下都註明作者姓名（當世著作，只署“今人”）及當時習見的版本，重要的書後略加按語，三言兩語指明閱讀時應該注意的地方。書後附《別錄》與《清代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與別錄相輝映，由淺入深逐漸領悟讀書途徑。張之洞不僅教以讀書之法，還親自制定“一切章程”，鞏固讀書效果。因此在張之洞門下游學的人，都暗自慶幸求得了為學讀書的方法和路徑。《書目答問》使青年人在玩索傳統典籍的同時，受到了儒家思想的薰染，他們也自然而然地與張之洞一樣，成為儒家綱常禮教的維護者。從客觀上講，《書目答問》在當時對新學和新文化的傳播起到了抵制和阻礙的作用。張之洞後來在商辦京師大學堂，制定有關章程時，上奏說：不論何等學堂，辦學宗旨，都要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礎，使學生思想歸於純正，然後再接觸西學，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和技藝，日後才能成材，教育就應這樣造就通才，謹防產生弊端。張之洞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積極籌辦尊經書院、廣雅書院，商辦京師大學堂，以期培養出一批國家通才，他希望這些人心術純正、擁護封建制度及相應的儒家倫理綱常，而又技藝純熟，以撐起清王朝這座即將傾覆的大廈。可以看出，為了維護封建綱常，張之洞可謂嘔心瀝血，不遺餘力。第五部分1898年戊戌變法時，張之洞採取支援的態度，他希望透過變法改變積貧積弱的落後面貌，曾捐銀5000兩，加入康有為在北京設立的“強學會”；又為上海《時務報》捐款，並下令湖北各省各衙門按期訂閱。但當變法興起，民權、平等思想漸漸被人們接受後，張之洞卻不禁“拍案而起”，他退出“強學會”，查封《時務報》，壓制維新運動，還趕寫了長達4萬多字的《勸學篇》，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綱領性思想，抨擊變法維新思想是“邪說暴行”，指責他們已經“橫行天下”。尤其對“興民權”，他更咬牙切齒地痛恨，認為它菲薄了綱常名教，是委棄根本的表現，聲稱民權之說一興，必然導致愚民高興，亂民大作，“三綱五常”行不通，天下大亂，最後人類毀滅。在張之洞的眼中，儒家的綱常倫理是正人心之根本，是中國幾千年神聖相傳之聖教，是一切禮政的源本，是萬萬去不得的。他闡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時，認為也應該學習西方，舉辦工商業、學校報館等活動都可變通實行，也講“務通以開風氣”，但僅僅是學習西方的富強之術，這些僅僅是器，是手段。他堅信中國的文武制度優於西方，必須“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這才是“道”，是“目的”，在本體上仍然堅持儒家的倫理綱常，必須堅持“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的宗旨，中國具備了祖宗傳下來的綱常名教等經世大法，再學習西人在製造術等方面的長處，以補我之不足，便可“高枕無憂”了。這就是典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論，雖然張之洞深信不疑，但在新思潮的撞擊下，它顯得蒼白無力。義和團運動時，張之洞積極參與“東南互保”，鎮壓兩湖地區反洋教鬥爭和唐才常自立軍起事，後調任軍機大臣，掌學部。為維護傳統制度，延續儒家綱常盡了最後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