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所謂“文史不分家”
對於“文史不分家”，一般作如下解說：
文史不分家，一方面是指歷史人物、時間、現象等為文學創造提供了素材，另一方面指歷史的記載，歷史事件的傳播要藉助於文學的形式。文與史的區別大約就在於“文學是一家之言，主觀思維的碰撞往往能引人深思；而史家則講究精準冷靜，客觀地陳述史實”。
雖然還有別的一些說法，但不外乎此。小老兒才疏學淺，讀過幾卷文，也讀過幾本史，於是乎就常常對於上述解說頗為困惑——困惑於何者為文何者為史。翻開字書，似有所悟。
2、所謂“文”者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紋者，文之俗字。”倉頡造字原本就是扯淡，所以段老先生的話不足信。近世文化學者多以巫術為文化之源，因而有人認為“文”字其實是占卜時龜甲上烤出的裂紋，似更可靠。於是，“文”就有了第一個意思“花紋，紋理”。由此引申開去就有了“文采”“文字”“文章”“文飾”“柔和”“美善”等等諸多義項。
那麼，我們就可以慢慢說說這個“文”字了。
我們知道，先民是萬事都講功利的。因為忍受不了天氣寒冷，剝下一張血淋淋的獸皮就往身上披，哪裡管什麼美醜；因為要盛裝東西，拿來爛泥就做成了陶罐。但是後來就不一樣，大約同樣是為了在祭祀時取悅鬼神吧，也可能是人群因為力量或財富分出了等差，穿在身上的獸皮就有了“虎豹之鞟”與“犬羊之鞟”的差別。“虎豹之鞟”因為有花紋，所以就特別地“文”，也就是美；“犬羊之鞟”因為沒有花紋，所以就特別地“質”，也就是粗樸。同樣地，原本只是用來盛裝東西的陶罐上開始有了魚紋獸紋花鳥紋，並漸漸愈加華美，最終甚而至於失去了實用功能而成了有錢人家的裝飾品。於是乎這個“文”字就有了掩飾其醜的功能，也就有了“文飾”義、“文采”義。文采，就是“華麗”，與“質”或“野”相對。《易經》裡有“其旨遠,其辭文”一句，是說內涵深遠，言辭華美。又於是乎，華美的言辭也就成了用華美言辭記錄下的語言的文章之“文”（注意，文章的“章”字也是“花紋、文采”的意思）。
如此，我們就可以想想所謂“文史不分家”了。記載歷史，用什麼樣的言辭呢？固然可以用直率粗樸的語言，但是，孔子就說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那麼就還是用華美的具有掩飾功能的“文辭”為好，可見凡留存下來的必是“文飾之言”。所以，司馬遷的《史記》被魯迅先生評價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凡讀過幾篇《史記》的都知道，司馬遷先生簡直是“下筆如有神”，就連比他早幾百年上千年的人物言行都記錄得纖毫畢現，讓我們時時驚歎：“他是怎麼知道的？”是了，他是怎麼知道的呢？答案只有一個——模擬，說得直白點，是虛構的，是“文”的功勞，那麼與其說司馬遷先生是“偉大的歷史學家”倒不如目之以“小說家”為確。如此，你還敢相信所謂“歷史”是真實的嗎？
3、所謂“史”者
同樣地，段注《說文解字》說：“(史) 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君舉必書，良史書法不隱。”意思是說這個“史”字，上邊是個“中”字，下面是一隻手，良史記載歷史的最高原則是“持中”“不隱”。似乎是說“史”是可信該信必須信的。可是從上面對於“文”的分析來看，以“文”記述的“史”的可信度實在要大打折扣。
可是，這個“史”字真如段老先生所說的“從又持中”嗎？有人說：“未必！”比較普遍的說法是：“‘史’字的本義是指管理狩獵或記錄獵獲物的人，後來引申為記錄國家大事的人，也就是‘史官’”。比較不普遍的說法是：“‘史’字的本義是指巫師從盛裝著蓍草的器物裡抽取蓍草以占卜，後來引申為史官。”但不管怎麼說吧，這個“史”字都在告訴我們“歷史未必可信”這一事實。
4、孔夫子的歷史觀
華人歷來尊孔丘先生為聖人（“五四”“文革”等特殊時期除外，文革時他甚至被稱為“孔老二”，不雅之甚，少兒不宜也），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所以我們應該相信他老人家的話。
他在《論語·雍也》篇裡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一般的解釋是“質樸多於文采，就流於粗俗；文采多於質樸，就流於虛偽、浮誇。只有質樸和文采配合恰當，才是個君子。”關於這裡“史”字的釋義，解讀《論語》的書裡都說是“虛浮”，可是小老兒我查了好幾本字書都沒有搞定，《說文》裡沒有，《康熙字典》裡沒有，《辭海》裡也沒有，當然《古代漢語常用字字典》《現代漢語詞典》裡更沒有。其實，字書裡有與沒有都無甚關係，關鍵是看看他老人家的這個句子。“史”與“野”相對，其意義當然可以從“野”的反面來看，自然就是“虛偽、浮誇”。怎麼可以用“史”來表示“虛偽、浮誇”呢？顯見孔夫子對“史”的認識就是“浮誇不實的記錄”。關於這一點，我們大可以從孔子編訂《春秋》的事實（現在一般不認為是事實了，誰去管它）來證明。
相傳孔子晚年依據魯國史料編訂了《春秋》。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如果司馬遷的這個說法是真的（當然未必真），那麼孔子編這本史書的根本目的還是在於政治，在於記述其“道”，從而使自己流芳百世。後世韓愈先生的“文以載道”大約即源出於此。一本以“載道”為目的的“史書”你還指望它所記述的事情是“持中”“不隱”的嗎？傻瓜才會相信。當然他編書的時候是“能夠體現其道的記，不能體現其道的刪”，這是最起碼的原則。再推而論之，他完全可能為了體現其“道”而篡改事實。這不是我瞎說，且看：
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這是《春秋》裡孔子的記述。說魯宣公二年九月乙丑日，晉國的正卿趙盾殺了國君夷皋。但事實果真如此嗎？非也。事實是，趙盾的弟弟趙穿殺了夷皋。可是孔老夫子為什麼說是“趙盾弒其君”呢？《左傳》是這樣記載的：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從這裡可以看出，記載“趙盾弒其君”的不是孔子本人而是被孔子稱為“良史”的董狐（請注意這個良史的名字是“狐狸”的“狐”），孔子只是抄襲了董良史的話。為什麼要這樣抄襲並讚美董狐為良史？因為董良史的記法非常符合孔子“君君臣臣”的思想。雖然夷皋並非死於趙盾之手，但因為他“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沒有盡到正卿的職責，所以董狐就一口咬定是“趙盾弒其君”，這種寫法就非常符合“文”的原則，以掩飾歷史本來面貌的言辭而使其承擔起“載道”的功能。
嗚呼哉！“文史不分家”於此可見一斑。
最後，再提請列位看官注意一個成語——深文周納。這是《史記》和《漢書》兩本厚厚的史書共同創造的詞彙。
《史記·酷吏列傳》:“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漢書·路溫舒傳》:“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納之。”
想想看！想想看！！再想想看！！！“文”“史”交媾生出的究竟是個什麼玩意？義大利著名歷史學家貝內德託•克羅齊有一句著名的話，叫做“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說的差不多也是同一個意思，這就可見，歷史那東東的不可信並非中國特產，真是“凡有歷史寫處，皆深文周納”了。
1、所謂“文史不分家”
對於“文史不分家”，一般作如下解說：
文史不分家，一方面是指歷史人物、時間、現象等為文學創造提供了素材，另一方面指歷史的記載，歷史事件的傳播要藉助於文學的形式。文與史的區別大約就在於“文學是一家之言，主觀思維的碰撞往往能引人深思；而史家則講究精準冷靜，客觀地陳述史實”。
雖然還有別的一些說法，但不外乎此。小老兒才疏學淺，讀過幾卷文，也讀過幾本史，於是乎就常常對於上述解說頗為困惑——困惑於何者為文何者為史。翻開字書，似有所悟。
2、所謂“文”者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紋者，文之俗字。”倉頡造字原本就是扯淡，所以段老先生的話不足信。近世文化學者多以巫術為文化之源，因而有人認為“文”字其實是占卜時龜甲上烤出的裂紋，似更可靠。於是，“文”就有了第一個意思“花紋，紋理”。由此引申開去就有了“文采”“文字”“文章”“文飾”“柔和”“美善”等等諸多義項。
那麼，我們就可以慢慢說說這個“文”字了。
我們知道，先民是萬事都講功利的。因為忍受不了天氣寒冷，剝下一張血淋淋的獸皮就往身上披，哪裡管什麼美醜；因為要盛裝東西，拿來爛泥就做成了陶罐。但是後來就不一樣，大約同樣是為了在祭祀時取悅鬼神吧，也可能是人群因為力量或財富分出了等差，穿在身上的獸皮就有了“虎豹之鞟”與“犬羊之鞟”的差別。“虎豹之鞟”因為有花紋，所以就特別地“文”，也就是美；“犬羊之鞟”因為沒有花紋，所以就特別地“質”，也就是粗樸。同樣地，原本只是用來盛裝東西的陶罐上開始有了魚紋獸紋花鳥紋，並漸漸愈加華美，最終甚而至於失去了實用功能而成了有錢人家的裝飾品。於是乎這個“文”字就有了掩飾其醜的功能，也就有了“文飾”義、“文采”義。文采，就是“華麗”，與“質”或“野”相對。《易經》裡有“其旨遠,其辭文”一句，是說內涵深遠，言辭華美。又於是乎，華美的言辭也就成了用華美言辭記錄下的語言的文章之“文”（注意，文章的“章”字也是“花紋、文采”的意思）。
如此，我們就可以想想所謂“文史不分家”了。記載歷史，用什麼樣的言辭呢？固然可以用直率粗樸的語言，但是，孔子就說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那麼就還是用華美的具有掩飾功能的“文辭”為好，可見凡留存下來的必是“文飾之言”。所以，司馬遷的《史記》被魯迅先生評價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凡讀過幾篇《史記》的都知道，司馬遷先生簡直是“下筆如有神”，就連比他早幾百年上千年的人物言行都記錄得纖毫畢現，讓我們時時驚歎：“他是怎麼知道的？”是了，他是怎麼知道的呢？答案只有一個——模擬，說得直白點，是虛構的，是“文”的功勞，那麼與其說司馬遷先生是“偉大的歷史學家”倒不如目之以“小說家”為確。如此，你還敢相信所謂“歷史”是真實的嗎？
3、所謂“史”者
同樣地，段注《說文解字》說：“(史) 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君舉必書，良史書法不隱。”意思是說這個“史”字，上邊是個“中”字，下面是一隻手，良史記載歷史的最高原則是“持中”“不隱”。似乎是說“史”是可信該信必須信的。可是從上面對於“文”的分析來看，以“文”記述的“史”的可信度實在要大打折扣。
可是，這個“史”字真如段老先生所說的“從又持中”嗎？有人說：“未必！”比較普遍的說法是：“‘史’字的本義是指管理狩獵或記錄獵獲物的人，後來引申為記錄國家大事的人，也就是‘史官’”。比較不普遍的說法是：“‘史’字的本義是指巫師從盛裝著蓍草的器物裡抽取蓍草以占卜，後來引申為史官。”但不管怎麼說吧，這個“史”字都在告訴我們“歷史未必可信”這一事實。
4、孔夫子的歷史觀
華人歷來尊孔丘先生為聖人（“五四”“文革”等特殊時期除外，文革時他甚至被稱為“孔老二”，不雅之甚，少兒不宜也），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所以我們應該相信他老人家的話。
他在《論語·雍也》篇裡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一般的解釋是“質樸多於文采，就流於粗俗；文采多於質樸，就流於虛偽、浮誇。只有質樸和文采配合恰當，才是個君子。”關於這裡“史”字的釋義，解讀《論語》的書裡都說是“虛浮”，可是小老兒我查了好幾本字書都沒有搞定，《說文》裡沒有，《康熙字典》裡沒有，《辭海》裡也沒有，當然《古代漢語常用字字典》《現代漢語詞典》裡更沒有。其實，字書裡有與沒有都無甚關係，關鍵是看看他老人家的這個句子。“史”與“野”相對，其意義當然可以從“野”的反面來看，自然就是“虛偽、浮誇”。怎麼可以用“史”來表示“虛偽、浮誇”呢？顯見孔夫子對“史”的認識就是“浮誇不實的記錄”。關於這一點，我們大可以從孔子編訂《春秋》的事實（現在一般不認為是事實了，誰去管它）來證明。
相傳孔子晚年依據魯國史料編訂了《春秋》。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如果司馬遷的這個說法是真的（當然未必真），那麼孔子編這本史書的根本目的還是在於政治，在於記述其“道”，從而使自己流芳百世。後世韓愈先生的“文以載道”大約即源出於此。一本以“載道”為目的的“史書”你還指望它所記述的事情是“持中”“不隱”的嗎？傻瓜才會相信。當然他編書的時候是“能夠體現其道的記，不能體現其道的刪”，這是最起碼的原則。再推而論之，他完全可能為了體現其“道”而篡改事實。這不是我瞎說，且看：
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這是《春秋》裡孔子的記述。說魯宣公二年九月乙丑日，晉國的正卿趙盾殺了國君夷皋。但事實果真如此嗎？非也。事實是，趙盾的弟弟趙穿殺了夷皋。可是孔老夫子為什麼說是“趙盾弒其君”呢？《左傳》是這樣記載的：
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從這裡可以看出，記載“趙盾弒其君”的不是孔子本人而是被孔子稱為“良史”的董狐（請注意這個良史的名字是“狐狸”的“狐”），孔子只是抄襲了董良史的話。為什麼要這樣抄襲並讚美董狐為良史？因為董良史的記法非常符合孔子“君君臣臣”的思想。雖然夷皋並非死於趙盾之手，但因為他“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沒有盡到正卿的職責，所以董狐就一口咬定是“趙盾弒其君”，這種寫法就非常符合“文”的原則，以掩飾歷史本來面貌的言辭而使其承擔起“載道”的功能。
嗚呼哉！“文史不分家”於此可見一斑。
最後，再提請列位看官注意一個成語——深文周納。這是《史記》和《漢書》兩本厚厚的史書共同創造的詞彙。
《史記·酷吏列傳》:“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漢書·路溫舒傳》:“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納之。”
想想看！想想看！！再想想看！！！“文”“史”交媾生出的究竟是個什麼玩意？義大利著名歷史學家貝內德託•克羅齊有一句著名的話，叫做“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說的差不多也是同一個意思，這就可見，歷史那東東的不可信並非中國特產，真是“凡有歷史寫處，皆深文周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