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起因）

東漢末年，由於鄭玄將經今、古文學融於一體，使他在兩漢經學中獨佔了講壇，從而形成了獨霸一時的“鄭學”。

然而，到曹魏時期，經學家王肅由於不滿鄭玄雜糅今、古文和混亂家法，於是起而駁難。

王肅認為鄭氏學“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所以他不得不出來“奪而易之”。

他潛心儒學，維護“家法”，使王派經學曾經取代了鄭學而為一代之學。

連對鄭學十分欽佩的清代經學家皮錫瑞也承認：“鄭學出而漢學衰，王肅出而鄭學亦衰。”

第二部分（王肅）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今山東郯城）人。王肅出身於東漢末期的動盪年代，他的青少年時期是在父親王朗的教誨之下度過的。

王朗很有才學，以通經書官拜郎中，此後，被徐州刺史陶謙選中，曾向陶謙建議勤王，後被漢獻帝任為會稽太守。

據《三國志·魏書》本傳：“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鹹傳於世。”王朗的政治見解和品德學識都對王肅產生了重要影響。

王肅18歲時，隨從宋忠讀《太玄經》，多有新見。

魏文帝黃初年間，王肅任散騎黃門侍郎；明帝太和三年（229）又拜散騎常侍，成為接近皇帝的侍從官。

在任職期間，王肅積極參與軍政大事，對曹魏政權的行政機構、制度等提出許多建議，如免除虛職，捐棄空俸；使官有其職，職有其事；君主以言責實，稽考功過等等。他對曹魏政權十分盡心，多次上疏陳奏政事，對君主忠言直諫。

同時，他也不滿於“宮室盛興，民失農業”等狀況，表現了他對於人民生活疾苦的關心。

曹魏齊王正始元年（240），王肅出任廣平太守，後因公事被徵回，拜議郎，不久又為侍中，再升遷為太常。

在曹爽和司馬懿兩大集團的激烈鬥爭中，王肅站在司馬氏一邊。司馬氏在鬥爭勝利後，王肅在朝中的地位也更加穩固。

另外，王肅的女兒嫁給了司馬昭，而司馬昭後來被尊為晉文帝，所以，王肅與司馬氏的關係更是不同尋常。

王肅年屆60時又擔任了中領軍的要職，成為皇宮親信衛兵的首領。王肅才學出眾，司馬氏有事常常向他請教，王肅也主動為他們出謀劃策。

王肅在學術文化領域造詣很深。

曹魏時，他曾經“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在中央政府中“專掌藝文圖籍之事”，併成為主管文化典籍和文人學士的重要人物。

他擔任太常時，負責禮儀與祭祀等事，也使他對《禮記》《喪服經傳》有了較深的研究。

據《三國志·魏書》本傳，王肅曾“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根據《隋書·經籍志》的著錄，王肅在經學方面的著述很多，計有20餘種190多卷。

如前所說，王肅的經學是以“奪易”鄭玄學說為指歸的。當時，經學家賈逵、馬融堅持古文說，王肅十分喜歡。

而鄭玄兼採今文說，遭到王肅的反對。

王肅年輕時也曾學鄭玄的學說，但後來發現鄭玄之說“不安違錯者多”，便以維護聖人學說的純潔性自居，起而駁難鄭氏。他為此表白說，自己並不是為了標新立異，也不是喜好辯難，而是為了開闢通往聖門之路。

第三部分（攻擊）

王肅攻擊鄭玄，採取了依靠聖人來維護聖人的辦法。

儒經由孔聖人確立，揭示孔子思想真諦是經學取得絕對權威地位最直接的辦法。

王肅深知這一點，而且他清楚鄭玄在當時名聲很高，影響極大，所以，他攻擊鄭玄的言論，多託於聖人之言。

《三國志·魏書》本傳說：“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

《聖證論》是王肅攻擊鄭玄的一部專著。所謂“聖徵”，就是藉助於聖人之言幫助自己進行論斷。《聖證論》中所引孔子的言論，大多來自《孔子家語》。

王肅本人說《孔子家語》為孔子22代孫孔猛所藏；王肅最初向鄭玄發難時並未見到此書。

孔猛當時跟從王肅學習，他聽到王肅的言論後，便回家取來此書，用它來和王肅的議論相互對照，兩者好像“重規疊矩”。

王肅不僅在《聖證論》中，從史實、義理、詞語等方面對鄭玄進行駁難，而且還有《尚書駁議》5卷、《毛詩義駁》8卷、《毛詩奏事》1卷、《毛詩問難》2卷，也都是對鄭玄而發。

王肅在抨擊鄭玄時十分注意維護孔子的形象，經傳註解中有損於孔子形象的地方，王肅或是直接否認，或是作出有利於孔子的說明。

另一方面，孔子是封建道德的奠基者，在維護孔子權威地位的同時，王肅對於有損於封建正統道德的解說和言詞也都給以辯解。

王肅站在古文學的立場上反對鄭學，曾一度取代了鄭學，這是因為王肅之學確有優於鄭學之處。從現在的王肅經書中可以看出，王肅注經雖然極力駁難鄭玄，但也並非對鄭玄之說一概拒斥，同時，他在注經中引錄賈逵和馬融之說較多，但也並不是完全贊同。在主觀上，他並不單純以“家法”自蔽，而是努力追求字句、義理的真諦。如對《詩·大雅·生民》篇中后稷之所以興起的解釋，鄭玄說是周之始祖姜嫄腳踏大神之腳印有孕而生，王肅則以“遺腹子”之說解釋后稷之所以晚生，顯然王肅取義於現實的說法較為合理。又如對於《尚書·舜典》中“禋於六宗”一語中“六宗”的解釋，鄭玄認為“六者皆是天之神祗，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王肅則認為是“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作為人們祭祀的物件，王肅的解釋更具有可能性，也更接近於現實。可見王肅經學中確有其高明之處。他的學說受到不少人的崇信，據說王肅死時，“門生縗絰者以百數”。第四部分（反對王肅之聲）

不過，王肅的學說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對，不論是他活著的時候，還是他死以後都是如此。

當時，“東州大儒”孫炎（字叔然）就專門對《聖證論》“駁而釋之”；與王肅同時做官的王基見王肅“改易鄭玄之說”，也“據持玄義，常與抗衡”。

更有甚者，鄭派學者不承認王肅引以為據的《孔子家語》，認為此書為“王肅增加”或“王肅所作”，既然王肅偽造聖言，王派經學也就失去了依據。

此處所說的“鄭”，是指東漢後期著名大儒鄭玄。鄭玄（127年—200年），字康成，北海郡高密縣（今山東高密）人，先後師從第五元先、馬融等儒者學習《周禮》、《禮記》等儒家典籍。黨錮事起，鄭玄遭禁錮。他潛心鑽研學術，遍注《周禮》、《禮記》、《儀禮》等典籍。因其經注簡明扼要、淺顯易懂，故風靡一時，被時人奉若神明。

清末經學史家皮錫瑞在《經學歷史》這本至今仍被奉為經學史研究經典著作中曾評價鄭玄說：自古以來，能夠幾乎統一學界的經師，只有鄭玄一人而已。

王肅（195年—256年），字子雍，祖籍東海郡（今山東郯城），生於會稽（今浙江紹興）。他的父親是曹魏重臣王朗（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虛構了諸葛亮臨陣罵死王朗的情節）十八歲時，師從荊州學派學者宋衷。魏文帝、魏明帝、曹芳、曹髦時，曾歷任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秘書監、廣平太守、議郎，侍中、太常、中領軍等職。甘露元年（256年）卒。

鄭、王之爭，鄭玄是不知道的，因為他於公元200年去世時，王肅年僅五歲，而且，王肅從小也是讀著被當時學人尊奉為經典的鄭玄的經學註釋成長的。

但是和很多隻是或死記硬背，或認為是聖賢的著作就是真理的大多數讀書人的想法不同的是，善於獨立思考、具有批判精神的王肅發現鄭玄的經注中竟然有很多錯誤的地方。年長後，王肅逐漸拋棄鄭學，並遍注群經，與鄭玄立異，儼然已經與鄭玄學說（鄭學）形成對峙之勢。

王肅多處攻訐鄭學的做法，引起了尊奉鄭學的人，尤其是視捍衛師說為神聖責任的鄭玄的後學的不滿與反駁。王肅及其後宗王學者與宗鄭學者不時發生激烈辯難。

王肅為何多處與鄭玄立異？王肅自己說是為了將孔門聖學發揚光大，將錯謬的解釋從聖學中剔除出去。不過，他的這番表白並未得到時人及後人的認可。王肅在世時，或已有人指責其之所以立異於鄭玄，純粹是為標新立異。唐代學者劉知幾則認為，王肅務與鄭玄立異，是為了表明自己比鄭玄高明，以此方式曝鄭玄之短。（劉知幾：《孝經老子注易傳議》．載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p4033）

近代以來，中、外學者繼續對鄭、王經注立異問題原因等進行深入探討，提出了以下觀點：

1.漢代經今、古文之爭的繼續（皮錫瑞著《經學歷史》，趙吉惠、郭厚安、趙馥潔、潘策主編：《中國儒學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謝祥皓、劉宗賢：《中國儒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2.古文經學內部的爭鬥（范文瀾：《中國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94頁）

3.王肅不甘居人下的性格（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174、175頁）

4.王肅個人好惡（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頁）

5.曹魏與司馬氏政爭的反映（方立天：《漢代經學與魏晉玄學———論中國前期封建社會中官方哲學的演變》，《哲學研究》1980第3期）

6.學術師承及思想來源的差異（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賀昌群：《魏晉清談思想初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55年。龔傑：《簡論漢魏的鄭學與王學》，《人文雜誌》1989第1期；《簡論鄭學與王學的異同》，《孔子研究》1990年第2期。郝虹：《王肅反鄭是經今古文融合的繼續》，《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王葆玹：《今古文經學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郝虹：《三重視角下的王肅反鄭：學術史、思想史和知識史》，《史學月刊》2012年第4期）

7.王肅意圖追求優勢的學術地位和聲望（李振興：《王肅之經學概述》，載王靜芝等編：《經學論文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

8.改易漢魏典制（清 陳灃著：《東塾讀書記》，楊志剛校點，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第285頁）

9.為適應改朝換代而進行思想學術上的更新與變換（張立文主編、向世陵著：《中國學術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經學自身清除讖緯、煩瑣，經今古文繼續融合的要求（郝虹：《王肅反鄭是經今古文融合的繼續》，《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

11.東漢魏晉時期社會思潮、學術風尚演變，以及鄭學自身存在錯誤及不合情理之處、經文字義不明，有關記載存在含糊性和歧義性，各人理解有異。（郝虹：《三重視角下的王肅反鄭：學術史、思想史和知識史》，《史學月刊》2012年第4期）

上述諸說，雖不乏真知灼見，但亦難免有似是而非、牽強附會者。例如，因西晉制度，尤其是禮制多采王肅說，加之王肅與司馬懿聯姻，肅女嫁司馬昭，故後世學者多以為王肅注經及攻擊鄭學，或為曹氏皇室與司馬氏爭奪權力的體現，或是為政權更替進行思想學術上的準備。此二說似皆不確。據史書記載，王肅女出生於公元217年。既笄，嫁於司馬昭。據先秦古禮，女子年滿15歲舉行成年禮，謂之及笄、笄禮。史書雖未明確記載王肅女與司馬昭成婚的確切年月，但據三國時期女子若無特殊原因，平均初婚年齡在13—14歲（梁滿倉：《論魏晉南北朝的早婚》，《歷史教學問題》1990年第2期。薛瑞澤則認為三國時期女子平均婚齡約在17歲左右，參見薛瑞澤：《魏晉南北朝婚齡考》，《許昌師專學報》1993年第2期。）則王肅女大約在15歲，或稍晚幾年的時間內與司馬昭成婚，應無疑義。其時正值魏明帝太和、青龍年間，魏明帝注意強化皇權，防止權臣專擅。司馬懿其時雖位高權重，或雖難免有覬覦皇權的野心與意圖，但絕無攫取最高權力之可能。王肅此時嫁女於司馬昭，或許主要考慮的是門當戶對問題，絕不可能是因王肅天賦神力，預見十餘年後司馬氏能攫取皇權而預先巴結。魏明帝臨終前，雖遺命曹爽、司馬懿為輔政大臣，但至曹芳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政變”之前，司馬懿父子受曹爽等排擠，雖在暗中積蓄力量，但絕不會給他人造成攫取皇權之感。直至“高平陵政變”，司馬懿父子冒險一搏，僥倖成功，始逐漸將實權握於己手。在隨後的排斥、剪除異己的過程中，弒君殺臣，無所不為。攫取皇權，已如箭在弦，勢在必得，曹髦遂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三國志》卷4《三少帝紀》裴注引《漢晉春秋》，第144頁）之語。《通典》卷49《禮九》記載魏明帝太和四年、六年王肅與尊奉鄭學者圍繞禫祭與大祥祭同月異月、禘祫祭之異同而展開激烈辯難，表明其時王肅禮學的有關理論已基本形成。因而，前述二說皆不準確。

就鄭、王《禮記》注之異同比較而言，不難看出，鄭注自身錯誤、不當，經文字義不明，有關記載含糊、歧義，各人理解有異，學術師承及思想來源差異，王肅個人秉性與其學術抱負，如其不甘居人下的性格、追求優勢的學術地位和聲望，加之鄭、王《禮記》文字差異及句讀差異等因素，是造成王肅與鄭玄經注立異的重要原因。

鄭玄經注中也有許多錯誤的地方，如鄭玄對“犧尊”、“象尊”形制的詮釋就是錯的，王肅的解釋則與考古發現的商周實物相吻合。（詳見本人回答之“犧尊和象尊及古往今來的爭議是什麼？”）

王肅也並非如古代，乃至現代的一些學者所說，註釋經典時處處與鄭玄立異。鄭玄、王肅《禮記注》既有文字、句讀、釋義等方面的歧異，亦有完全或基本相同之處。王肅既有徑引鄭注以證成己說之處，也有因比鄭注僅增減若干無實際語義的詞語而造成貌似立異，語義實同之處。鄭玄、王肅對《禮記》若干名物、制度，尤其是存在因果邏輯關係的名物、制度的註釋，存在因異而果同的現象。王注既有對鄭注的補充、完善之處，亦有修正之處，因而屢屢為後人所徵引。所謂“雜而不精、廣而不深的王學終於銷聲匿跡……王學沒有留下傳世的精品，最後被人遺忘了”等說法，是不符合史實的。至於說王肅為了證明自己學說的正確，偽造《孔子家語》這本書，隨著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漢墓考古發現的《儒家者言》等漢代竹簡，也宣告了這一說法是不準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