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出自《禮記》。這句話前面還有幾句，要完整來看，意思可能更容易理解。

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禮記·曲禮

在這裡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段話所強調的主要是政治秩序。國君、大夫、士，庶人不是在這個序列裡，而是處於這個序列的最底端，沒有提及。

禮和刑在當時的意思和我們今天說的意思已經很不相同了。今天，我們可能會把禮理解為一種普通的禮儀、禮節、禮貌，把刑理解為刑罰。其實在春秋時期，都不是這個意思。

春秋時期的禮首先是一種制度性的規定，婚喪嫁娶都有一定的制度性的禮儀規定，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禮制，而不是禮儀。

比如說，祭祀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禮制。關於祭祀的制度規定是，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庶人沒有。

也就是說，天子可以為自己的七代祖先立廟祭祀，諸侯可以給自己的五代祖先立廟祭祀，大夫可以給自己的三代祖先立廟祭祀，但庶人是沒有的。

比如三國時期蜀漢丞相諸葛亮對國家有大功，在蜀漢國內又有惠政，所以他死的時候，蜀中老百姓都很懷念他，希望後主劉禪能夠在成都為他立廟，可以讓老百姓祭祀。但是劉禪沒有同意。

很多人說，這是因為劉禪對諸葛亮在世時獨攬大權，劉禪對自己“政由葛氏，祭則寡人”的處境非常不滿，對諸葛亮懷恨在心，所以不允許老百姓為諸葛亮立廟，不讓老百姓祭奠他。

這麼說的人就是沒有搞清楚，在都城立廟，在當時來說，是一個違背禮制的事情。為什麼呢？因為都城是有皇帝的祖先廟庭的，也就是天子七廟，其他人是不能再都城立廟享受祭祀的。

那麼，什麼情況下會為自己的祖先在天子的都城立廟呢？比如說曹操在死前，漢獻帝特賜他在都城為自己的祖先立廟；司馬懿在高平陵之變後，已經控制曹魏政權的內外軍政大權，封晉公，當時的曹魏皇帝齊王芳就特賜司馬懿在都城洛陽為自己的祖先立廟。

而曹操和司馬懿這麼做的時候，其實是已經完全不把皇帝放在眼裡了，所以他們是明知道自己這麼做違背禮制，但他們要的效果就是透過違背禮制，來讓天下人都明白，他們已經準備取代現在的皇帝了。

在劉備死後，受劉備遺詔和諸葛亮一起輔佐劉禪的李嚴為了取悅諸葛亮，就曾勸諸葛亮受九錫，晉爵稱王，諸葛亮拒絕了。所以，在劉禪看來，雖然老百姓都要求為諸葛亮立廟祭祀，但他堅持反對，恰恰是對諸葛亮的愛護。

因為，只要在都城立廟，就讓諸葛亮前面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變成了謀權篡位。君子愛人以德，所以是愛護諸葛亮始終忠誠於漢室的公眾形象。

再比如說，郊祀天地在古代一直都是天子才能行的禮儀，其他人都是不能搞的。三國時期，劉表在荊州私自郊祀天地，就被很多人視為劉表有不臣之心的證據。

還有與等級相對應的官屬、儀仗、侍從，甚至還有出行時的工具，也就是當時的王侯出行所用的車馬，也是與等級相對應的嚴格規定的。劉焉在四川有不臣之心，就私自造了很多天子乘輿，就是為日後稱帝做準備。

也就是說，禮制在當時是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只是今天社會文化意義上的禮儀。而當時的社會還是一個社會等級非常森嚴的社會，每個等級都有與之相對應的禮法規定。在這個禮法秩序的基礎上，才有儒家理想的政治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刑在當時也不是今天我們所理解的刑罰的意思。春秋時期還沒有今天的刑罰，當時所謂的刑，主要是指肉刑。比如在西漢文帝之前，所謂的五刑就是指指墨、劓、刖、宮、大辟，全部是對人身體的傷害。一直到隋唐以後，五刑才變成笞、杖、徒、流、死。

比如商鞅變法時，秦孝公太子犯法，商鞅認為要堅持執法，就把太子的師傅公子虔施以黥刑，公孫賈施以劓刑。此外，孫臏受過刖刑。漢文帝時期對刑罰進行了改革，但仍然保留著一部分肉刑，司馬遷受宮刑就在漢武帝時期。

所以，《禮記·曲禮》說“刑人不在君側”，意思就是說，受過肉刑的人不應該在君主身邊。這不是歧視，而是在當時的觀念看來，受過這種刑罰處罰的人心術不正，他們在君主身邊，不利於君主修身養性。

從這個角度說，所謂的“禮不下庶人”的意思就是，每個社會等級都應該適用相應的禮儀制度規定，而庶人是在這個制度規定之外的，庶人沒有相應的禮制規定，就不應該適用這一套。而“刑不上大夫”的意思則是，大夫、諸侯都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應當給予他們相應的尊重，不要適用肉刑。

當然，這套關於禮制和刑罰的規定都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隨著奴隸制的崩潰和封建制的興起，這套秩序實際上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崩潰了。

比如前面提到的商鞅變法中，就是在貫徹“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理念，這和刑不上大夫已經完全不一致了。禮不下庶人隨著門閥士族體系的崩潰，也逐漸崩潰了。但這個過程持續得時間相當長，前後近千年，差不多到隋唐時期才大體完成。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出自於《禮記·曲禮》。在中國古代，《禮記》原本四十六篇，始於《曲禮》，止於《喪服四制》。但因《曲禮》《檀弓》《雜記》三篇內容過長，大多版本分為上、下篇，故有四十九篇之說。如此長的禮儀規範，條條框框非常複雜，去要求庶民做到是不可能的，平民百姓生活困頓，禮儀的學習和使用，需要花去大量的精力和資金，不宜用這些複雜的禮儀去限制他們，所以“禮不下庶民”。

歷朝歷代對官員的選拔都是非常嚴格，必須是德才兼備之人，不會選用受過刑的人做上大夫官職，也就是說，品德敗壞、心術不正之人，大家公認的壞人是不能做到上大夫以上官位的。所以說，“刑不上大夫”。如果是政見不同受到過處罰的人不包括在內。“刑不在君側”(君有君子和天子的說法)是說，受過刑的人不宜在天子或者君子身邊做事，因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怕受到他的影響去做壞事。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大家都很熟悉，這句話傳達出和我們喜聞樂見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完全相反的一種態度。

不過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由這句話衍生出來的“八議”，一直是在封建王朝中實行的，直到清末民初的進步思想家將西方法制思想傳入中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才在中國第一次被規定在憲法中。

何為“八議”？

“八議”是指法律規定的以下八種人犯罪，一般司法機關無權審判，必須奏請皇帝裁決。這八種人是：議親，指皇親國戚；議故，指皇帝的故舊；議賢，指依封建標準德高望重的人；議能，指統治才能出眾的人；議功，指對封建國家有大功勳者；議貴，指上層貴族官僚；議勤，指為國家服務勤勞有大貢獻的人；議賓，指前朝的貴族及其後代。

也就是說，封建王朝的“刑”可不止不上大夫，這八種人都是司法機關無法直接問審的。從春秋起到清末，都是如此，貴族和高層的特權一直存在，下層老百姓都覺得沒有尊卑和特權反而不正常了，不但不痛恨這些特權階層，反而充滿了羨慕。

所以魯迅先生說中國五千年曆史，寫得滿滿的都是吃人。這實在是一針見血的話語。只是老百姓們習以為常，擺脫不了奴性思維罷了。

不過“刑不上大夫”這句話本意卻非如此，是被有目的曲解了。

我們今天自由民主，和諧昌盛，自然要結合原文上下文重新來理解。解釋句子，不看上下文，都是耍流氓。

這句話出自《禮記·曲禮》：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人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什麼是“國君撫式”？“式”通“軾”，就是車廂前面橫著的扶手。國君為什麼要撫摸車廂前面的扶手？因為他路遇了大夫，出於禮節，就像我們今天的領導看見下屬，會揮揮手打個招呼。這是《禮記》，記的就是各種禮節。而“大夫下之”呢，出於尊卑，領導給你打招呼，你該如何回禮？大夫就得下車，表示對國君的尊重。

所以這幾句話實際上是指：國君遇到大夫，國君撫式，大夫下車。而大夫遇到士人，大夫撫式，士人則下車。這是明確階層尊卑的禮節。

至於國君或士大夫路遇“庶人”（老百姓），那就不必有上述禮節。此之謂“禮不下庶人”。這才是這半句話的正確理解。

清代張廷玉給玄燁講課的時候說：“至於庶人，有事則假士禮以行之”，意思是沒事兒的話就各行其道，如果有事相求，那對庶人也要行禮。

說完禮節，再說“刑”。

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按照儒家的理想設定，國君任賢選能，如果大夫出現了犯法的事，說明這個人道德不行，進一步說明這是國君選人的過錯。所以，大夫必然是選出來的道德典範。而道德高尚的人，是無須用“刑”來控制的。

只要做官的是好人，那還要對大夫用什麼刑？所以，“刑不上大夫”並非說“不應該對士大夫動用刑法”，而是說在理想狀態下，是用不著對士大夫動用刑法的。

“刑人不在君側”則是說明如何杜絕這種事情的發生，即“有前科的人不能任命官職”。這和咱們今天進行公務員政審是一個意思，從源頭上嚴格稽核，打擊需要上刑的苗頭。

《禮記》成於西漢，涉及到的眾多關於“禮”的說法，是儒家的一種思想觀念。

實際上有史以來，對士大夫的用刑從未缺失，該殺的殺，該剮的剮，該流放的流放，五馬分屍都時常發生。

先秦儒家治國的理念，是以禮為先的。但經過戰國時期法家的蓬勃發展，到了漢代，儒家也不得不承認法家的作用，於是儒家開始出現法家化的傾向，其主要表現就是對“成文法”的接納。

這種思想交融的直接結果是，當時的儒法兩家相互妥協，形成了“禮”約束高層、“法”治理民眾的共識。禮法是防患於未然，刑法是其然後的措施。

到了後來，“禮不下庶人”和“刑不上大夫”兩句話就被單獨拿了出來，合成一句話，並進行了曲解，成為“不以禮儀過度要求普通民眾”，而“對士大夫犯法要寬以相待”，即前面提過的“八議”。

後來還引申出來一種意思，意思是受刑是士大夫的一種恥辱。一旦被調查、被質疑、被刑法處罰，不如自己自裁來得有骨氣。“士可殺不可辱”，就是這個意思。

中國幾千年來法律觀念的變化，讓這句話產生不同引申的意思，其實都沒有錯。因為時代是在變化的，我們對自身的權利要求也是產生變化的，對特權階層的反對也從被迫接受到義憤填膺。

這當然是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