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朋黨之爭，我認為要從宋太祖趙匡胤說起，趙匡胤在太廟立下誓碑，子孫後人不得濫殺士大夫和言事之官，這件事情雖然無從考究，但是其中的治國理念卻被宋太祖的歷任繼承者延續遵從，宋朝也因此成為士大夫政治的黃金時代！
宋太祖趙匡胤像
隨著士大夫的崛起，中國政治格局中的“朋黨現象”也有所發展。
朋黨問題初露端倪應該是在太宗年間，宋太宗提倡文治，廣開科舉。太平興國三年（978年）進士胡旦利用同年的關係結織黨羽，這些人組成了一個群體，當然不僅僅是派對那麼簡單。他們自命清高暢談時政，抨擊時政臧否大臣，滿腔激情想著能有一番作為，結果遭到朝中元老重臣的迎頭痛擊，統統被貶出京城，而加在他們頭上的罪名正是“朋黨比周”。
歷史的發展和當時的政治經濟是有緊密聯絡的，五代之前，南方比較落後，北方佔有主導地位。但由於五代時期北方戰亂頻發，北方人口大量湧入南方，南方對北方的影響不斷增強，北方的優勢地位不斷弱化甚至被超越，大多數北方人對南方的崛起採取了抵制、敵視的態度。
宋真宗晚年崇尚黃老清淨之術，王欽若、丁謂、陳彭年、林特和劉承珪逢君之惡，大肆宣揚製造“天書封禪”等一系列鬧劇，搞得滿朝上下雞飛狗跳，被朝中上下罵作“五鬼”。他們五位都是南方人，讓當時的宋廷普遍認為南人心術不正，狡猾奸詐。就連“聖相”李沆面對梅詢、曾致堯等南方人士，也說出“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這樣的話。
隨著南方人在政治局集團中的地位不斷攀升，雙方的鬥爭勢頭更加猛烈，這也是宋代朋黨之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宋仁宗時期，將“右文”政策推向極致，他重視科舉，增加考試錄取人數，給予士大夫等知識分子較高的政治待遇和優厚的俸祿，同時還重視文化事業建設，興辦學校。因此宋朝文臣官員人才濟濟，宋仁宗也被視為繼體守文君主的典範。
宋仁宗時期，在任的前朝老臣形成了一種舊勢力，朝中勢力盤根錯節，勢力龐大。宋仁宗把他們看做自己治國理政的導師，他們也受到宋仁宗的依賴和倚重。這些老臣的優點就是有豐富的處事經驗，善於揣摩聖意，人情練達知進退。他們的缺點就是沒有活力，安於現狀，遵守成憲，不思進取。
宋仁宗即位之後科舉入仕的青年才俊形成了一種新勢力，他們初出茅廬朝氣蓬勃，他們遇事敢言，自視清流，結成朋黨。他們當中的傑出人士後來成為北宋朝廷強有力的政治改革者，這些人中比較著名的有包拯、歐陽修、韓琦、文彥博、蔡襄等人。但是這些人年輕氣盛也存在很多問題，他們有時候衝動行事，意氣多於理智，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中的矮子。
史書記載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范仲淹倡之”，范仲淹自然也成為新進勢力的領袖人物。明道二年（1033年）宋仁宗廢掉皇后郭氏，范仲淹向天子進言廢后的種種不妥，遭到宰相呂夷簡的攻擊，結果范仲淹等人被貶出京。這件事情也成為新舊朋黨之爭的開端，呂夷簡和范仲淹也形成公然對立的態勢。
范仲淹像
後來在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向宋仁宗呈上《百官圖》，詳細講述呂夷簡收受賄賂賣官鬻爵，後來呂夷簡又以朋黨之名攻擊范仲淹，終於觸碰到了宋仁宗最敏感的神經，於是范仲淹二次被貶。這些歸根到底還是舊勢力過於龐大，一時間難以被撼動。
要想打壓舊勢力，宋朝皇帝不點頭，說什麼都是沒用的。年老政客的表現越來越不能讓宋仁宗滿意，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重新啟用范仲淹。在罷免呂夷簡的同時，宋仁宗也整改了政府，在重要崗位吸收青年才俊，朝廷呈現出一派新氣象。
范仲淹和韓琦都是新進士大夫的領袖，早在西北事務上二人就有分歧，範主守，韓主攻。這兩個新政領袖在修築水洛城（今甘肅浪莊）一事上又是矛盾重重。
歐陽修與王拱辰在新政期間十分著名，知諫院院首歐陽修擁護新政，御史臺長官王拱辰竭力攻擊新政。這二人本是是同年進士，又都是薛奎的女婿，同年加上連襟，二人本應是親上加親，結成朋黨，可他們兩個卻成了水火不容的死對頭。
歐陽修像
由於新政的實施使得守舊派利益受損，在躲避守舊派的明槍暗箭的同時，還要面對新黨之間的內部矛盾，這也為新政的夭折埋下了伏筆。
慶曆四年（1044年）歐陽修寫成《朋黨論》一文，試圖為朋黨正名。范仲淹也強調君子小人各有其黨，指出“君子黨”和“小人黨”的區別，自己的朋黨是“君子黨”，對國家有利而無害。他們顯然不知道統治者對於朋黨的牴觸與厭惡，最終范仲淹、韓琦、杜衍等人還是落得個被貶出京的下場。
宋朝的朋黨之爭是其重文輕武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引得統治者的忌憚，最終的結局也註定是悲慘的。
宋朝朋黨之爭，我認為要從宋太祖趙匡胤說起，趙匡胤在太廟立下誓碑，子孫後人不得濫殺士大夫和言事之官，這件事情雖然無從考究，但是其中的治國理念卻被宋太祖的歷任繼承者延續遵從，宋朝也因此成為士大夫政治的黃金時代！
宋太祖趙匡胤像
隨著士大夫的崛起，中國政治格局中的“朋黨現象”也有所發展。
一、朋黨初露端倪朋黨問題初露端倪應該是在太宗年間，宋太宗提倡文治，廣開科舉。太平興國三年（978年）進士胡旦利用同年的關係結織黨羽，這些人組成了一個群體，當然不僅僅是派對那麼簡單。他們自命清高暢談時政，抨擊時政臧否大臣，滿腔激情想著能有一番作為，結果遭到朝中元老重臣的迎頭痛擊，統統被貶出京城，而加在他們頭上的罪名正是“朋黨比周”。
二、地域之間形成的朋黨歷史的發展和當時的政治經濟是有緊密聯絡的，五代之前，南方比較落後，北方佔有主導地位。但由於五代時期北方戰亂頻發，北方人口大量湧入南方，南方對北方的影響不斷增強，北方的優勢地位不斷弱化甚至被超越，大多數北方人對南方的崛起採取了抵制、敵視的態度。
宋真宗晚年崇尚黃老清淨之術，王欽若、丁謂、陳彭年、林特和劉承珪逢君之惡，大肆宣揚製造“天書封禪”等一系列鬧劇，搞得滿朝上下雞飛狗跳，被朝中上下罵作“五鬼”。他們五位都是南方人，讓當時的宋廷普遍認為南人心術不正，狡猾奸詐。就連“聖相”李沆面對梅詢、曾致堯等南方人士，也說出“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這樣的話。
隨著南方人在政治局集團中的地位不斷攀升，雙方的鬥爭勢頭更加猛烈，這也是宋代朋黨之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新舊勢力形成的朋黨宋仁宗時期，將“右文”政策推向極致，他重視科舉，增加考試錄取人數，給予士大夫等知識分子較高的政治待遇和優厚的俸祿，同時還重視文化事業建設，興辦學校。因此宋朝文臣官員人才濟濟，宋仁宗也被視為繼體守文君主的典範。
宋仁宗時期，在任的前朝老臣形成了一種舊勢力，朝中勢力盤根錯節，勢力龐大。宋仁宗把他們看做自己治國理政的導師，他們也受到宋仁宗的依賴和倚重。這些老臣的優點就是有豐富的處事經驗，善於揣摩聖意，人情練達知進退。他們的缺點就是沒有活力，安於現狀，遵守成憲，不思進取。
宋仁宗即位之後科舉入仕的青年才俊形成了一種新勢力，他們初出茅廬朝氣蓬勃，他們遇事敢言，自視清流，結成朋黨。他們當中的傑出人士後來成為北宋朝廷強有力的政治改革者，這些人中比較著名的有包拯、歐陽修、韓琦、文彥博、蔡襄等人。但是這些人年輕氣盛也存在很多問題，他們有時候衝動行事，意氣多於理智，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中的矮子。
四、呂夷簡和范仲淹的對立史書記載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范仲淹倡之”，范仲淹自然也成為新進勢力的領袖人物。明道二年（1033年）宋仁宗廢掉皇后郭氏，范仲淹向天子進言廢后的種種不妥，遭到宰相呂夷簡的攻擊，結果范仲淹等人被貶出京。這件事情也成為新舊朋黨之爭的開端，呂夷簡和范仲淹也形成公然對立的態勢。
范仲淹像
後來在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向宋仁宗呈上《百官圖》，詳細講述呂夷簡收受賄賂賣官鬻爵，後來呂夷簡又以朋黨之名攻擊范仲淹，終於觸碰到了宋仁宗最敏感的神經，於是范仲淹二次被貶。這些歸根到底還是舊勢力過於龐大，一時間難以被撼動。
要想打壓舊勢力，宋朝皇帝不點頭，說什麼都是沒用的。年老政客的表現越來越不能讓宋仁宗滿意，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重新啟用范仲淹。在罷免呂夷簡的同時，宋仁宗也整改了政府，在重要崗位吸收青年才俊，朝廷呈現出一派新氣象。
五、新勢力的內部矛盾范仲淹和韓琦都是新進士大夫的領袖，早在西北事務上二人就有分歧，範主守，韓主攻。這兩個新政領袖在修築水洛城（今甘肅浪莊）一事上又是矛盾重重。
歐陽修與王拱辰在新政期間十分著名，知諫院院首歐陽修擁護新政，御史臺長官王拱辰竭力攻擊新政。這二人本是是同年進士，又都是薛奎的女婿，同年加上連襟，二人本應是親上加親，結成朋黨，可他們兩個卻成了水火不容的死對頭。
歐陽修像
由於新政的實施使得守舊派利益受損，在躲避守舊派的明槍暗箭的同時，還要面對新黨之間的內部矛盾，這也為新政的夭折埋下了伏筆。
六、歐陽修《朋黨論》慶曆四年（1044年）歐陽修寫成《朋黨論》一文，試圖為朋黨正名。范仲淹也強調君子小人各有其黨，指出“君子黨”和“小人黨”的區別，自己的朋黨是“君子黨”，對國家有利而無害。他們顯然不知道統治者對於朋黨的牴觸與厭惡，最終范仲淹、韓琦、杜衍等人還是落得個被貶出京的下場。
宋朝的朋黨之爭是其重文輕武的必然產物，同時也引得統治者的忌憚，最終的結局也註定是悲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