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春秋時期的諸侯爭霸很少存在兼併的情況，周王室固然名存實亡，列國之間還是存在收斂的成分。若把春秋看作一場賭局，各諸侯除了吳國均是溫文儒雅的賭徒，雖然廝殺，不至於傾家蕩產。

2.圍棋上有種說法叫做“金角銀邊草肚皮”，邊角上的棋子佔有很大的優勢，放在地圖上同樣適用。春秋時期山東半島的齊國獨處一隅，前有沂蒙山作為屏障，後有東海依靠，幾乎不存在了攘外的顧慮。加上齊桓公的努力，齊國很快崛起，人口密度達到很高的水平。但隨著周邊國家的發展，春秋末年，這種邊角優勢已經被使用到極限。以往的壁壘變成的阻礙擴充套件的絆腳石，甚至連距離最近的魯國都沒吞併。而後院更不用說，面向大海，春暖花開。

3.三家分晉之後的戰國時期，地緣劣勢變得更為明顯，秦楚秦楚趙魏都有機會向外擴張，而齊國只有眼巴巴看著的份。甚至到戰國末期，齊國淪為趙、魏等國的補給，被秦國搶走的掉頭從齊國搶過來。這也導致整個合縱連橫過程中，齊國一直消極應付。

一言蔽之，齊桓公的稱霸模式不對。

這也不能怪齊桓公，畢竟他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對於怎麼當霸主，也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齊國在齊桓公和管仲的領導下，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個霸主國。所謂霸主，首先當然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這一點，齊國毫無疑問是具備了。其次，是能夠將一批小弟聚攏在身邊，黨同伐異。這一點，齊桓公也做到了，他以尊王攘夷的名義，把中原各國團結起來，南拒楚國，北抗狄夷，做了大量工作。衛國被狄人入侵，國都失陷，他就發動諸侯為衛國修建新都，重建衛國；楚國入侵中原，他帶領八國聯軍，千里迢迢討伐楚國；王室不穩定，他便把諸侯都召集起來，為天子站臺打CALL。齊桓公對於會盟的熱愛，幾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據不完全統計，他先後發起兵車之會（帶著一幫小弟去修理別人）三次，乘車之會（召集一幫小弟吹牛B，看錶演，吃喝玩樂，釋出聯合宣言）六次，號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可謂風光無限。

客觀地說，齊桓公為天下人做了不少好事。封他為春秋時期第一大善人，絕不過分。問題是，做好事是需要花錢的。不只是要花錢，還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會盟要花錢，打仗要花錢，支援弱小的國家搞建設也要花錢。以築城為例，自公元前660年到公元前644年，齊桓公先後為邢國修建新都儀夷，為衛國修建新都楚丘，為杞國修建新都緣陵，為鄫國修建新都鄫城。這些國家，因為外族入侵而失去土地，齊桓公作為中原的霸主，為它們築城也不是說不可以。不能迴避的客觀的事實是，築城的費用相當高。不只是齊華人民要為此買單，同盟各國接到齊桓公築城的號召，也必須派出民工，自備乾糧和工具，不遠千里跑去搞國際主義援助。這樣的好事，做一次已經很不容易，參與其中的諸侯要過好長一段時間才能恢復元氣。齊桓公偏偏做好事上了癮，動不動就發動大夥做好事，搞得大夥疲憊不堪。公元前644年為鄫國築城，不只是諸侯怨聲載道，連參加建設的民工都受不了。某一天晚上，有人發瘋似的奔上工地附近的山丘，大呼“齊國有大亂！”搞得齊桓公心驚肉跳，草草收場。

由此不難看出，齊國的霸業，建立在一種理想主義的基礎上。齊桓公確實是以德服人。可是以德服人的背後，是諸侯的貌合神離，以及齊華人民的無私奉獻。國與國之間，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為了所謂高尚的目標，有可能在短時期內走到一起。時間一長，還是會各自打各自的算盤，衡量利弊得失，重新分化組合。齊桓公死後，中原各國迅速分崩離析，沒有一位諸侯因為念叨齊桓公的好處而繼續承認齊國的霸主地位，包括他曾經全力幫助過的國家——這也不怪大夥薄情，跟著齊國幹，實在太累啦！當然，話也不能說那麼絕對，倒是有一個人很想繼承齊桓公的衣缽，只不過霸主沒做成，反而遺笑千古，他就是宋襄公。

晉國的地理位置太好了，楚國則是面積特別大，幾乎等於其他幾個國家之和了……其他諸侯攻打晉的話是要客服地理天險的，秦打晉稍微好點（地理上），可是秦無巴蜀，晉有河東，秦國敢打的話分分鐘被虐死，晉打關中實際上也沒有太大的地理難度，楚國還是縱深太大了，想想最後滅楚用了60w的軍隊就知道了……齊國沒有山川之險，樂毅所以能連下70城！後來的遊牧民族只要打下了河北，山東河南就是囊中之物了，大平原毫無抵抗之力！

齊桓公小白，是被史學界公認的春秋時期第一位霸主，其與晉文公重耳（齊桓晉文之事）常並稱，而被認為是諸侯稱霸的巔峰。但齊國的霸業卻與晉國、楚國不同，春秋時期的主旋律是晉楚爭衡，晉、楚的霸業都各自維持了一兩百年之久，而齊國霸業卻曇花一現，很快就衰落下去了。那為何齊國能第一個稱霸，卻又一世而衰呢？

齊國稱霸的先決條件：齊國的始封君為呂尚（姜太公），不但最擅於兵事，還與周室有姻親（呂尚之女邑姜，為武王之後，成王之母），故很受周王室的倚重與信賴。齊國是周王室鞏固東方最為重要的一塊砝碼，受封之初，就很具實力，而初具大國規模。

再則，因周王室遠在關中，對東方的夷商殘餘勢力鞭長莫及，便賜予齊國在東方的征伐之權（史載：..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徵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即意味著齊國可以名正言順地擴張，而齊國的四周又為萊夷部落，發展空間特別大。經歷了三四百年的經營與擴張，至齊桓公之父齊僖公在位，齊國已經被稱為“小霸”，“齊大非偶”的歷史典故便產生於該時期。

那為何齊國的霸業，不能像晉、楚兩國那麼持久。僅歷一世，甚至齊桓公在位的後期，齊國的霸業便衰落了呢？

第一，齊國經濟富裕，士卒的戰爭意願不強。齊魏馬陵之戰，孫臏以“減灶計”而誘龐涓，即是利用了“齊”號為“怯”，“彼三晉之兵素輕齊”的心理。齊人怯弱畏戰，是聞名於諸侯的，而這背後的原因，齊國有“漁鹽之利”，又經管仲的變革，而使齊國商業、手工業繁盛、百姓富足。而齊國（地）也一直是中國先秦兩漢時期最為富裕的地區，而越是富裕的地區、其謀生的渠道多樣，士卒的戰爭意願就越低。

管仲在《管子 · 儲蓄》篇中便說道：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戰國時期，商鞅的變法，便與管仲的變革，正好相對。商鞅利用秦國的貧窮落後，將“斬敵首與功名富貴”相掛鉤，“獎勵耕戰、利出一孔”，以激發秦人對戰爭的狂熱之心。可以說管仲變革，使齊國變富，而商鞅變法，使秦國變強。

第二，齊國“軍制”的落後，也極大地制約了齊軍的戰鬥力。荀子與臨武君曾在趙孝成王前“論兵”，而說道：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偷 ，則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

即是說：齊國軍隊特別崇尚“匹夫之勇”，打打弱國、抓抓蟊賊還行，而遇強敵，則立即潰散。齊國的國君，在歷史上也都非常崇尚“勇士”。齊莊公在位期間，曾設立了“勇爵”，祿比大夫，但必須力舉千斤，射穿七札者，方與其選。先得殖綽、郭最，賈舉、邴師、公孫傲、封具、鐸甫、襄尹、僂堙等九人。後又得晉國欒氏的州綽、邢蒯，又選盧蒲癸王何等等。

齊國的聞名“勇士”是歷史記載最多的，除此之外，還有孟姜女丈夫的原型杞梁，被晏子以“二桃殺三士”的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以及戰國時期為秦國效力的孟賁（秦武王好多力之士，齊孟賁（也作孟說）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蒙恬的先祖蒙驁也是聽說秦武王好勇，才從齊國來到了秦國。齊國這種崇尚“匹夫之勇”的軍制，是不足以大規模激發齊軍戰鬥力的。

第三，齊桓公死後，諸公子爭位而帶來的長期內亂，也使齊國實力大減，而無力維持霸主地位。齊桓公患有嚴重的“寡人之疾”（好色），其三位夫人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又寵幸六位姬妾，禮數皆如同夫人，而此六位姬妾各生一子，分別為公子無虧、公子元、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其餘妾媵，雖多亦有子，但地位卻不能與這六位相比。

而這六位公子中，除了公子雍出身微賤，安分守己。其餘五位公子，各樹黨羽，互相猜忌。齊桓公病重時，諸公子相攻，其被築起高牆，圍在宮內，活活餓死。而齊桓公的屍體橫臥了六十七日，屍蟲都爬出了窗外。而此五位公子，也都先後當上了齊侯之位，可見諸公子爭奪之激烈。齊國的這次諸公子爭位，直接就讓出了霸主之位。致使擁立公子昭（齊孝公）繼位的宋襄公，都有“當今天下，捨我其誰？的感覺。

第四，晉國、楚國的強勢崛起，也使齊國再難重拾霸主之位。雖然齊國被賦予東方的“征伐之權”，但畢竟是異姓諸侯。而晉國卻是唐叔虞（周武王之子）之後，最為正宗的宗室，其對華夏諸侯的號召力是齊國無法比擬的。

而楚國崛起於南方，強勢北進，而楚國的實力其實已經在齊國之上。齊桓公雖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但面對強敵楚國時，還是不敢戰。楚國的“罪行”在於向北擴張，威逼華夏諸侯，周之宗室、漢水諸姬幾乎被楚國吞亡殆盡。齊國卻不敢拿楚國吞併漢水諸姬姓國說事，偏拿一些無關痛癢的雞毛蒜皮說事。其實就是避重就輕，想逼楚國服個軟、認個錯，好在小弟們面前找回一點做大哥的面子而已。

而楚國與齊國又沒有直接利益衝突（風牛馬不相及），也不願意硬拼，無論是勝是負，都是百害而無一利，徒使自己的軍力受損，不利於楚國在南方的霸業的維持與擴張。故而，楚國也樂於認個錯，既不割地、又不賠款的，不就貢獻點“包茅”嗎？那玩意又值幾個錢？

齊桓公也並沒有遏制住楚國勢力向中原的伸展，楚人與齊桓公會盟後不久，楚成王便親自率軍北上圍攻齊國的盟國-許國，迫使許國國君肉袒謝罪。接著楚國又向東滅掉齊國的與國--江國、黃國，而對此，齊桓公也都無能為力。管仲去世之後，齊桓公變得極其昏聵，就更不能與楚國爭鋒了，而楚國卻更顯蓬勃，華夏諸侯迫於楚國的壓力，而紛紛與楚國暗通款曲。數年之後，歷經磨難的晉文公在秦國的幫助之下，回到繼位為君，晉國的政治得以穩定。此後，便進入了晉楚爭衡的時代，齊國是再難重拾霸主之位了。

參考史籍：《左傳》、《史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