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是英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湯因比的著作，主張的是文化形態史觀，將世界分為20多種不同形態的異質文明主體，每個文明都有產生、興起、成熟、衰亡的過程，雖然他認為東方文明已經衰落，西方文明正在興起和成熟，但是這還是打破了西方中心論和線型史觀。他的觀念深刻的影響了後來的學者，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雷海宗和林同濟的《中國的文化與中國兵》、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等著作和觀點都是淵源於湯因比的這本《歷史研究》。

湯因比在書中提出一些概念，比如文化是透過環境刺激而產生的，這實際上影響了後來費正清的“衝突——反應”模式，費正清的弟子柯文又提出“在中國發現歷史”的“中國中心觀”對此進行修正。湯因比還認為歷史是由少數傑出人物所創造的，這實際上是一種英國傳統的貴族史觀和精英史觀，這被很多歷史學家所詬病，比如梁啟超針對此提出“君史”和“民史”的概念，比如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EP湯普森的“人民史學”傳統等。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一書中採用的這種“大歷史”的宏觀敘述手法，是對二十世紀伴隨著工業化程序而發展的史學界分工日益細化的迴應。在本書的第一章“歷史思想的相對性”中，湯因比集中闡明瞭這樣的觀點：“歷史思想，深受思想者所處社會環境中的主導體制的影響。”由於各個文明所處的環境不同，那種試圖在歷史文獻的故紙堆中發現人類歷史整齊劃一輪廓的努力，只能是徒勞的。

湯因比被公認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假如不是非要再加一個“之一”的話）。在他等身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就最大也是傳播最廣的就是累計12冊皇皇鉅著《歷史研究》。其工作量有多大呢？最富盛名的羅馬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的傳世經典《羅馬帝國衰亡史》也不過6冊。所以美國史學教授湯普森說，這是“兩倍于吉本的研究”。後來，湯因比對《歷史研究》進行了校刪，推出了一個精簡本，我們在國內看到的中譯本，差不多就是依照這個精簡本來翻譯的。

那麼，《歷史研究》核心內容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湯因比研究了26個文明體的興衰歷程，其中21個是正常文明，5個是停滯文明。這個“文明”指的就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綜合體。他對這麼多文明進行研究之後發現，各個文明均須服從一個基本的歷史規律，即起源、成長、衰落和解體四個階段。四階段銜接的因果關係是挑戰和應戰的對立統一的關係。挑戰和應戰實際上是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這個對子在修辭上的一種表述。他認為，文明的起源正是這種內外因素互動作用的結果。

他總結到，存在五種挑戰或者刺激的形式，1，困難地方的挑戰；2，新地方的挑戰；3，打擊的刺激；4，壓力的刺激；5，遭遇不幸的刺激。一種文明起源可能出自對一種或者數種挑戰或者刺激的成功反應，迎戰成功則文明誕生，否則就不幸夭折，或流產或停滯不前。一種挑戰要激起成功的應戰，還有個限度，就是必需“適度”，強度太大或者太小都不合適。總之，文明的起源不簡單。

文明起源之後的成長也十分艱難。成長本身就是一種挑戰。上述五類停滯的文明就是對起源挑戰成功的迴應，卻因為耗盡了所有的精神力量，被迫透過發展專業化的技能和等級制永恆地對付同一種挑戰，結果造成了文明的停滯。因此，文明的成長是不斷迴應新挑戰並取得成功的過程。如果在過程中的某個環節發生迎戰失敗的斷裂，文明隨時都有可能轉入衰落的軌道。

那麼，一種文明在成長的路途上為何有可能中道而廢？湯因比認為，這關鍵在於看看這個文明能夠遇到具有非凡天賦的超人或者天才。他認為，挑戰儘管是對一個文明社會的全體成員而言的，但應戰者卻不是每個社會成員，因為不是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能意識到這種挑戰。只有社會中的傑出人物才有這樣的自覺和自決。他們透過一種退隱和復出的過程，獲得靈感和啟示，實現思想的昇華，然後透過社會性的軍事訓練，把廣大缺乏創造力的普通群眾變成自己的追隨者，率領他們不斷地迎接挑戰，實現文明的成長。他認為佛陀就是這樣的超人。但是超人的基因和染色體並不能遺傳給後人。少數具有創造力的精英在成為領袖和統治者之後，陶醉於自己以往的功業，陶醉於自己創造的組織、技能，崇拜自己的軍事行為，“依著槳葉休息”，於是超人便喪失了創造活力，失去了民眾的信任。

事情還有另一面，缺乏創造力的民眾只限於機械的模仿，他們做不到主動和自決，始終達不到超人的境界。他們受統治者用習俗和慣例的束縛，他們的模仿行為不能推動文明的發展，反而成為發展的絆腳石。當統治精英因失去創造能力、不再被廣大民眾當作模仿物件，反而因為強制和壓迫站在民眾的對面時，民眾就和統治者離心離德，原有的社會因此就開始解體，再也不能對不斷襲來的挑戰進行有效的迴應，文明便進入了衰落的階段。

但是已經陷入衰落的文明並不定立刻解體。他可能陷入衰落之後停滯，即“僵化”。倘若僵化狀態的統治者仍然不能對接踵而來的挑戰進行成功的應對，那麼這個文明就將面臨必然的命運，即已經積聚起巨大能量的挑戰索性把這個無能的文明毀滅，這就是文明的解體。解體的基本表現是社會分裂為三種成員，1，少數統治者，從原先具有創造力的少數人轉化而來，現在已經喪失了對群眾的感召力，但又不願放棄既得利益；2，內部無產者，廣大與少數統治者離心離德的群眾，他們身處這一文明，心卻不屬於他，這些人創造了統一的教會與統治者的國家進行抗衡；3，外部無產者，生活在該文明社會的周邊並曾經接受其影響的各民族，同樣不滿少數統治者的政權，他們形成一個外部軍事集團。這三大社會分裂意味著社會軀體的分裂，但更加嚴總的是軀體內部的靈魂分裂，這是所有分裂的根據。面對末世，人們採取不同的應對態度，或自暴自棄，自我剋制，或逃避責任，自願殉道，或迷戀過去、幻想未來。這種社會分裂的危機對大多數人而言是無法克服的挑戰，但也會激起另一些具有遠見卓識和精神勇氣的傑出人物來積極應戰。他們儘自己所能參與到更偉大的創造活動中去，其創造的成果就是就文明的解體，新文明的誕生。

以上就是《歷史研究》的主要內容。那麼如何評價湯因比及其《歷史研究》呢？我們不妨引述北師大史學教授郭小凌的一段話，作為借鑑：

……從史學思想史的角度看，可以把湯因比堪稱是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的最後一位卓越的代表。湯因比在世時，西方史學理論的中心已經轉移，已經從對史學客體的普遍概括（規律、形態、階段、進步、演化等）轉向了與史學主體認識有關的命題（史學的本質、歷史的客觀性、可認識性、史學與科學的關係、歷史解釋的性質與方式等）。思辨的歷史哲學同湯因比對文明歷程的描述一樣，在經歷了250多年的起源成長甚至繁榮之後，在20世紀後半期走向了衰落。……目前階段，西方史家與西方自然科學對客觀規律的理解保持一致，汲取了一個世紀以來規律崇拜所帶來的負面經驗和教訓，不再力求把史實巢狀在一個定理式的模型中。不再對自己的研究物件進行包羅永珍的終極性解釋。而是把注意力轉移到所謂批判或者分析的歷史哲學的研究物件上來。……

……那麼閱讀湯因比的著作有何意義呢？唯一的答案就是鑑往知今。因為在我們經歷和即將經歷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三個維度之間，現在稍縱即逝，將來難以預知，唯一不變的穩定的就是過去。……過去的創造者和我們同屬於一種智人，它們是我們的父老鄉親，具有同樣的人性和智力。因此他們的歷史實踐與我們的歷史實踐從根本上來說是一致的。他們對於社會人生、世界歷史的思考不管有多大的差異，有多少漏洞，都是我們認識現在和未來的思想源泉和基本依據。……我們今天的世介面臨的挑戰並不比過去更少，湯因比對文明解體提出的警告並不過時。他的挑戰和應戰的術語已經融入西方的語言王國之中，成為人們的常用詞彙。他的理論仍舊為人類反思自身的歷史提供著一種具有參考價值的解釋，我們不難在他的理論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恐怕就是湯因比最重大的史學貢獻，也是我們今日仍需要他的著作的原因所在。

當世人討論歷史時，應當明確所討論的是文學作品，還是真實世界的事件分析。西方社會，包括伊斯蘭社會，猶太社會，先驗地認為人格化的上帝是歷史的主宰者，歷史就是造物者挑選選民得救的過程，本質上，這樣的所謂歷史，包括吉本和湯恩比的作品，都屬於文學範疇。還有一種歷史就是中國的歷史，西方人畏懼地稱之為“真正的歷史”“只有華人才會記載那樣的歷史”，就是海量真實事件的流水賬，以司馬遷為代表的歷史學家被政府世代供養，衣食無憂，記載和研究只為“通古今之變”，編寫歷史都使用的是最高的國家信用，按照嚴格的程式規範記錄真實事件，可以說，在近代(十五世紀起)之前，世界上只有中國擁有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