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繼而蘇軾《答劉沔都曹書》指出：“及陵與蘇武書，辭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 ”⑵其後不少人如梅鼎祚、浦起龍等都附會這一說法，不同的只是在偽作的時間上各有意見而已，其中以浦起龍推測的時間跨度最長，認為其出於漢末至晉初的某一個時刻。

綜觀各家看法，視《答蘇武書》為偽作大致有三點理由：⒈文體不類。以劉知己、蘇軾的詞采音句觀為代表，其後儲欣作了“神氣骨力”的補充；⒉明顯抄襲《漢書》和《報任安書》。 因為《答蘇武書》用語與《報任安書》近似，而相當多的人認為《報任安書》後出，所以李文為偽作。

⒊《漢書》沒有收錄。持這一觀點的人並無特別的理由，只是認為如果出自李陵之手則班固必定錄入本傳。

在武帝時，文風還是以追逐語詞文采為主流，而形式上的趨於工整排偶則早在戰國時期已經流行。 加上後世以文章名的如賈誼、枚乘、東方朔、司馬相如之流同時又以辭賦名，其疏、書、策、對中注重文句已不足為奇。

李陵天漢二年出征，其時文事甚為壯觀，爾後行文沾染奢華的西京氣也是很自然的。西漢文雖有質幹蒼厚如董、晁者，亦有明麗響亮如鄒、枚、賈、馬者，後來的古文家為了“道”的目的，厚董、晁而薄賈、馬，輾轉演繹，以至於留下了西漢文穩重沉實的評價，實在是一大誤會。

所以因注意文采，講求句式整齊來否認《答蘇武書》為西漢文，並沒有什麼道理。同時，聊可為佐證是匈奴冒頓的《遺高後書》：“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

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⑺排對也較為整齊。現在留存的匈奴文極少，難以瞭解其時北地文風，這一例子大略能夠窺見南風北漸之訊息，所以李陵文工整鋪張，不足為奇。

《答蘇武書》不僅絲毫沒有魏晉的淡泊脫俗，文中充滿怨望之語與家國之思，所言本事和《漢書》、《報任安書》無不契合，同時又照顧到語言禁忌，，作偽如此細密，不是魏晉作風。

就避諱而言，諱稱始於周，至於秦漢，制度漸臻完備，東漢尤甚，如“恆山”為“常山”，“蒯徹”為“蒯通”，“莊助”為“嚴助”等。 《答蘇武書》中有“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句，語犯恆帝劉志諱，漢末人斷不至於此，所以不會是東漢末年所出。

而李文並非沒有照顧到這個問題，中原對蠻夷羌狄少數民族，尤於北方匈奴，每稱“邦”少稱“國”，李文中有“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又有“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雲，它如“胡地”、“塞外”、“絕域”、“異域”、“朔北之野”、“蠻夷中”等等，可以看出是由長期小心養成的一種習慣。

由此判斷，我認為李陵文出於昭帝時較出於漢末，其可能性要大得多，因為它也不太可能出現在東漢明帝時，也就是班固的《漢書》時代。

《答蘇武書》和《漢書》的相近，大致有兩處：一處為任立政招李陵時，陵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李文中則是“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

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另一處為李陵至北海勸降蘇武時所云漢主刻薄寡恩一段話。漢世法令苛刻，李陵降後，罰及老母，妻孥收族。一方面李陵對歸漢確有恐懼之心，另一方面，漢統治者的作為又讓李陵心寒，並常以此為自己久降不歸自解，從而減輕因為負漢而自責的心情，並求得他人的理解。

《答蘇武書》中的這種表露，完全符合李陵降後終於客死匈奴的本事，和後來所謂“南人羈北”的情況大不相同，拘於這一點認為李文為偽作，顯然沒有什麼道理。

《漢書》何以不選《答蘇武書》，這一問題稍有些複雜，因為涉及劉向父子和班固，所以它具有兩個不同的理解方向。

首先是《漢書·藝文志》為何不予存目？將《漢書》的“紀”“傳”與《藝文志》相比較，可以明顯看出班固與劉向父子選取文章有著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渠道。 班氏較為注重疏、策、議、對和書，而劉氏則比較注重觀念性內容，由於體例的差異，這種區別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相當多的人往往忽略了這一點，用“互見”的方式將兩者混同起來，認為凡《漢書》中即不存目又不選錄的文章一定可疑。而實際上今天誰也不知道《藝文志》之言“賈山八篇” 、“鄒陽七篇”所指者何，其中是否有《至言》和《獄中上樑王》。

同樣，很多文章並沒有在《藝文志》裡存目，其中不僅包括枚乘、賈捐之、司馬相如，甚至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也如此。班固編輯《藝文志》時更象一個“文抄公”，僅僅“刪其要”而已，明顯的例子是，《藝文志》中只載劉向而無劉歆。

其次，就班固而言，他不可能將所見到的全部西漢文章都收入到《漢書》的“紀”、“傳”裡（這一點又可以和《藝文志》相對照），站在個人的立場上，找不到任何理由讓他為這篇文章負責。 不過既然從古到今許多人非常願意在這一問題上糾纏，我覺得也可以提出幾點相關的意見。

第一：蘇武的處境。

蘇武歸國之後，一開始處境很尷尬。始元六年蘇武回京師，次年，左將軍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夥同桑弘羊、燕王謀反，蘇武的兒子坐罪死。蘇武本人也因和上官桀、桑弘羊有舊而失去了典屬國之位，並險些身陷囹圄。

蘇武一生為人謹慎，李陵書輕薄高皇帝，且從文、景直罵到武帝，無論從自身境況或素來品性看，蘇武都不太可能將李文輕易示人。梁章巨《文選旁證》引翁方綱的話說，《答蘇武書》“若作於西漢時，吾知子卿得書，且投之水火，泯其蹤跡，必不傳至今日矣。

”⑼這番話儘管有些誇張，但也算是略微猜對了蘇武當時的心態。 由此看來，李陵文可能以一種非正式的渠道流傳於世，班固治史非常嚴謹，這可能成為其不收錄李文的一個原因。

第二：班固的態度。

班固治史多有取捨，他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而范曄則批評班固“序事不激詭，不抗亂”、“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 ”⑽李陵文亢奮激動，語多不遜，並隱隱以胡人自詡。

儘管班固非常同情李廣一門，但由於思想觀念的原因，即使有李文在手，也可能捨棄而不採錄。

第三：班固的處境。

撰寫《漢書》時，班固的處境也是不妙。他因私修史書而下獄，幸賴班超上書才得以免。

後漢光武帝而下，對前漢帝王視為宗祖，極其尊重，從避禍的角度考慮，班固也可能不收錄李文。

李陵《答蘇武書》只不過是其中一例而已。以《漢書》不載來認證其偽，並不是完善的推理方式。 。

李陵，西漢名將，李廣之孫，隴西成紀人。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夏，漢武帝派寵妃李夫人的哥哥、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兵討伐匈奴，別將李陵押運輜重隨李廣利西行。李陵率步兵五千人過居延，在浚稽山與匈奴主力遭遇。匈奴八萬重騎團團圍住李陵。殊死搏戰八晝夜，斬殺匈奴一萬餘人，後無援軍，彈盡糧絕，被俘投降。

李陵兵敗被俘的訊息傳至長安後，武帝極為憤怒。開始武帝只是關押了李陵三族，後又有傳聞說李陵為匈奴練兵。武帝希望李陵被圍後戰死，李陵卻投了降，併為匈奴效力，武帝在憤怒當頭拒絕了所有說情，滅了李陵三族，絕了李陵歸漢之心。

李陵降匈奴後，曾與拘留匈奴的蘇武見面數次。始元六年，蘇武歸漢，修書勸李陵歸漢，李陵作《答蘇武書》回蘇武，從此長留匈奴。

李陵在《答蘇武書》裡訴說自己降匈奴後思念故國，孤苦難耐。"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嗚，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李陵身在異國，思念家國，這種思情非常真實。但李陵不願死，在信中他過多強調敵人過於強大，自己雖然全軍將士視死如歸，卻沒後援，失敗不可避免。只想苟且偷生，全沒捨身取義，這是李陵悲劇的原因。在信中，李陵抱怨武帝對他不信任，沒有善待有功之臣，而那些妨礙立功、陷害賢能的小人，卻成了朝廷的大官。因而陳述自己不能歸漢的原因和悲傷。

蘇軾認為《答蘇武書》非李陵作，乃後人託作。蘇軾觀其詞彩壯麗、音句流靡，像齊粱人所作。認為此文體極像《漢書》《報任安書》，是後人擬《報任安書》而作。是否李陵作，現歷史界暫有疑問。我個人認為非李陵作，此書因成書於漢昭帝或漢宣帝時期，此兩朝離李陵事件不遠，因當有人託李陵而作《答蘇武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