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學是在人類探索和認識自身疾病的過程中應運而生的。它的發展自必受到人類認識自然能力的制約。從古希臘的Hippocrates開始，經過2千多年的發展，直到18世紀中葉，由於自然科學的興起，促進了醫學的進步，義大利醫學家Morgagni（1682－1771）根據積累的屍檢材料創立了器官病理學（organ pathology），標誌著病理形態的開端。約一個世紀以後的19世紀中葉，德國病理學家Virchow（1821～1902）在顯微鏡的幫助下，首創了細胞病理學（celluar pathology），不僅對病理學而且對整個醫學的發展作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劃時代的貢獻。直到今天，他的學說還繼續影響著現代醫學的理論和實踐。
中國秦漢時期的《黃帝內經》、隋唐時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南宋時期宋慈的《洗冤集錄》等世界名著，對病理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現代病理學先驅徐育明、胡正詳、梁伯強、谷鏡汧、侯寶璋和林振綱、秦光煜、江晴芬、李佩琳、吳在東、楊述祖、楊簡、劉永等為中國病理學教學、師資培養以及病理學的發展，嘔心瀝血，艱辛創業，功績卓著。在他們的主持和參與下，中國從無到有地編著了自己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病理學教科書和參考書。同時，大力推進中國的病理屍檢和活檢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對長期以來嚴重危害華人民健康的地方病和寄生蟲病（如克山病、大骨節病、黑熱病、血吸蟲病等）、腫瘤（如肝癌、食管癌、鼻咽癌等）以及心血管疾病（如動脈粥樣硬化症、冠心病等）等常見病、多發病、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到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成就不僅對中國當前病理學教學、科研和檢驗工作，而且對今後中國病理的發展，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病理的發展與自然科學，特別是基礎科學的發展和技術進步有著密切的聯絡。當人們還只能依賴肉眼和簡單的放大鏡觀察事件時，便只能產生器官病理學；只有到了顯微鏡和細胞學問世之後，才有可能誕生了細胞病理學；而半個多世紀以來，由於電子顯微鏡技術、特別是20多年來一系列有關新方法新技術的相繼建立和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環境醫學以及現代免疫學、現代遺傳學等新興學科及其分支的迅速興起和發展，對醫學科學、也對病理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帶來了新的動力。進入21世紀以來，超微病理學（ultra－structural pathology）包括分子病理學（molecular pathology），以及分子免疫學（molecular immunology）、分子遺傳學（molecular genetics）等等新的邊緣學科和學科分支的建立，促使病理學已不僅從細胞和亞細胞水平，而且深入到從分子水平、從人類遺傳基因突變和染色體畸變等去認識有關疾病，研究疾病的起因和發病機制。現代遺傳病理學認為，在人類疾病中雖然只有一小部分具有明顯的遺傳特徵，但原則上幾乎所有疾病都受遺傳因素的影響。現代免疫病理學的研究則逐步闡明瞭許多長期以來未被認識的疾病的病因、發病機制及其本質，發現許多疾病的發生發展均與機體的免疫狀態密切相關。這些進展和發現，為許多疾病的防治開闢了新的前景。
中國病理在前輩病理學者奠定的堅實基礎上，經過新一代病理學者的努力，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在隊伍和條件的建設上得到了顯著的發展。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疾病譜和疾病都具有自己的特點，開展好這方面的研究，不僅對中國醫學發展和疾病防治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是對世界醫學的貢獻。面對這一任務，中國病理學的發展具有充分的現實條件和廣闊的前景。當前，我們既要面對現實，大力提倡和開展病理屍檢工作，充分利用中國充豐富的疾病材料“資源”，積極發展中國的人體病理學，也要充分利用各種途徑吸收世界上的新方法新技術，同時這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開發和建立自己的新方法新技術，加強中國的實驗病理學研究，使中國病理學的發展跟上世界病理學發展的步伐，並在某些方面處於領先地位。這當是中國當代病理學者的責任和任務。
病理學是在人類探索和認識自身疾病的過程中應運而生的。它的發展自必受到人類認識自然能力的制約。從古希臘的Hippocrates開始，經過2千多年的發展，直到18世紀中葉，由於自然科學的興起，促進了醫學的進步，義大利醫學家Morgagni（1682－1771）根據積累的屍檢材料創立了器官病理學（organ pathology），標誌著病理形態的開端。約一個世紀以後的19世紀中葉，德國病理學家Virchow（1821～1902）在顯微鏡的幫助下，首創了細胞病理學（celluar pathology），不僅對病理學而且對整個醫學的發展作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劃時代的貢獻。直到今天，他的學說還繼續影響著現代醫學的理論和實踐。
中國秦漢時期的《黃帝內經》、隋唐時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南宋時期宋慈的《洗冤集錄》等世界名著，對病理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現代病理學先驅徐育明、胡正詳、梁伯強、谷鏡汧、侯寶璋和林振綱、秦光煜、江晴芬、李佩琳、吳在東、楊述祖、楊簡、劉永等為中國病理學教學、師資培養以及病理學的發展，嘔心瀝血，艱辛創業，功績卓著。在他們的主持和參與下，中國從無到有地編著了自己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病理學教科書和參考書。同時，大力推進中國的病理屍檢和活檢工作以及科研工作，對長期以來嚴重危害華人民健康的地方病和寄生蟲病（如克山病、大骨節病、黑熱病、血吸蟲病等）、腫瘤（如肝癌、食管癌、鼻咽癌等）以及心血管疾病（如動脈粥樣硬化症、冠心病等）等常見病、多發病、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到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成就不僅對中國當前病理學教學、科研和檢驗工作，而且對今後中國病理的發展，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病理的發展與自然科學，特別是基礎科學的發展和技術進步有著密切的聯絡。當人們還只能依賴肉眼和簡單的放大鏡觀察事件時，便只能產生器官病理學；只有到了顯微鏡和細胞學問世之後，才有可能誕生了細胞病理學；而半個多世紀以來，由於電子顯微鏡技術、特別是20多年來一系列有關新方法新技術的相繼建立和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環境醫學以及現代免疫學、現代遺傳學等新興學科及其分支的迅速興起和發展，對醫學科學、也對病理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帶來了新的動力。進入21世紀以來，超微病理學（ultra－structural pathology）包括分子病理學（molecular pathology），以及分子免疫學（molecular immunology）、分子遺傳學（molecular genetics）等等新的邊緣學科和學科分支的建立，促使病理學已不僅從細胞和亞細胞水平，而且深入到從分子水平、從人類遺傳基因突變和染色體畸變等去認識有關疾病，研究疾病的起因和發病機制。現代遺傳病理學認為，在人類疾病中雖然只有一小部分具有明顯的遺傳特徵，但原則上幾乎所有疾病都受遺傳因素的影響。現代免疫病理學的研究則逐步闡明瞭許多長期以來未被認識的疾病的病因、發病機制及其本質，發現許多疾病的發生發展均與機體的免疫狀態密切相關。這些進展和發現，為許多疾病的防治開闢了新的前景。
中國病理在前輩病理學者奠定的堅實基礎上，經過新一代病理學者的努力，已有了長足的進步，在隊伍和條件的建設上得到了顯著的發展。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疾病譜和疾病都具有自己的特點，開展好這方面的研究，不僅對中國醫學發展和疾病防治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是對世界醫學的貢獻。面對這一任務，中國病理學的發展具有充分的現實條件和廣闊的前景。當前，我們既要面對現實，大力提倡和開展病理屍檢工作，充分利用中國充豐富的疾病材料“資源”，積極發展中國的人體病理學，也要充分利用各種途徑吸收世界上的新方法新技術，同時這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開發和建立自己的新方法新技術，加強中國的實驗病理學研究，使中國病理學的發展跟上世界病理學發展的步伐，並在某些方面處於領先地位。這當是中國當代病理學者的責任和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