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緒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正當洋務派"求強""求富"活動緊鑼密鼓地進行之際，一場罕見的特大災荒洗劫了中國大地，這場旱災波及山西、直隸、陝西、河南、山東等北方九省。

持續四年大旱，其中兩個毀滅性旱年，一個特大旱年”。其為害之烈，為患之深，世所罕見。旱災持續時間長，危害大。受災地區百姓2億人，其中1300餘萬人餓死，另有2000餘萬災民逃荒到外地，因1877年為丁丑年，1878年為戊寅年，因此史稱"丁戊奇荒"。

時任山西巡撫的曾國荃稱之為"二百餘年未有之災" 。曾國荃在給朝廷的奏議裡說：“古人形容饑民，輕則曰菜色，重則曰鵠面鳩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觀之，直無異地獄之變相，晉省災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豈非人倫之大變哉?”

弔詭的是，如此慘烈的饑荒，前後四年，雖有不計其數的小規模民眾暴動，但最終竟然沒有一起暴動發展成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起義"。

丁戊奇荒，清朝光緒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發生在華北地區的一場罕見的特大旱災饑荒。因以1877年（丁丑年）、1878年（戊寅年）災情為烈，故稱“丁戊奇荒”。時任山西巡撫曾國荃稱之為“二百餘年未有之災”。這場災害波及山西、直隸、陝西、河南、山東等省，受災人口超過1億，造成900至1300餘萬人餓死，另有2000餘萬災民逃荒到外地，對中國晚清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

（曾國荃）

對於這場災害的原因，學界至今眾說紛紜，但自然原因、人為原因以及救援就過程中措施不當導致了這場災害的罕見規模，則是得到普遍認同的。

（1）以山西為例，山西境內原有大片森林，清之前雖遭一定破壞，但仍保持著較高的植被覆蓋率。但自清朝推行“攤丁入畝”後，人口激增，耕地面積需求甚大。植被遭受極度破壞，水土流失嚴重。自然環境破壞，生態系統失調，地瘠民貧，有隨時爆發危機的潛因。

（2）晚清以來政局動盪，對外割地賠款；對內鎮壓各地民變起義，沉重的徭役賦稅全部積壓在普通百姓身上。種植糧食作物入不敷出，民眾遂鋌而走險大量種植鴉片。這種經濟模式雖然收益高，但風險大，導致民無儲糧，缺乏面對災害的準備和應對措施。《申報》當時也曾分析道：“山西自廣種罌粟以來，五穀所產漸少，民間毫無蓋藏，一遇旱荒立見奇拙”。災情的發展極其不幸印證了這種說法。

（丁戊奇荒下的災民）

（3）我們知道，災害的發生是一個逐漸展開的過程，所以災荒在1875年就已經開始，但災情最嚴重時在77、78年，如果反應迅速，置措得力，是完全有可能減小災情的嚴重程度的。但是由於官僚系統運轉的低效，使這種希望減小到最低。災情開始時，中樞大員及統治者對災害並未過度關注，地方官員又從救災款項中貪墨漁利，所以官方救援並不得力。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人舉行的賑務活動頗為奏效，並以此為契機給教會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民間的義賑自救也成為災荒救濟的主力，地方士紳紛紛傾囊相助，極大緩解了災情。

（李提摩太）

由此可見，丁戊奇荒是一場天災人禍變相交織所導致的災難，清政府焦頭爛額，分身乏術難以對救災實行有效有力的指導，反而是一些傳教士和民間士紳撐起大旗，為渡過難關貢獻了極大的力量。

參考文獻：

劉鳳翔：《淺析“丁戊奇荒”的原因》，《濟寧師專學報》2000年第4期。

郝平：《丁戊奇荒：光緒初年山西災荒與救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