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宋粉”也不會說出宋朝GDP佔全世界99.99％這種話，實在太愚昧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的確在被外敵欺負相當慘的南宋，達到了巔峰。縱觀當時全球，唯一能夠在經濟領域可以與宋朝一較長短的，只有四分五裂的南亞次大陸，如果以單一國家來看，則沒有。

宋朝經濟佔據世界多少，並沒有確切統計。南宋時代，糧食平均畝產超過300斤，不要小看這個數字，宋朝滅亡後，直到新中國建立後1950年才恢復到這個水平。在農業社會，南宋的農業經濟相當發達。南宋種子回報大約15倍，歐洲僅僅5倍。

而當時南宋人口大約7500萬左右，人均糧食年產量大約1000公斤，是1980年中國的3倍。（當然，那時候華人口驟增）因為北方的威脅，南宋的海洋貿易也空前繁榮，從今天出水的南宋沉船就能看出端倪。

這個問題，目前不會有準確的答案。主要原因，不在宋朝身上。

中國自漢朝開始，就有比較完備的統計資料，當然，中國歷史記錄的時間更早更久(各朝代的財賦統計，主要記錄在該朝代的正史中的“食貨志”篇目下)。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宋朝的歲賦(大致相當於現在我們所說的GDP)，以1021年為例，是150850000貫石匹。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單位，原因在於當時人們交納賦稅時，有用錢的，有用糧的，也有用布匹的。這一奇怪的單位，大致上以貫為基準，即相當於一千文錢。

1021是哪一年呢?大家可以這樣記:

下一年，宋真宗死、宋仁宗即位；再下一年，即1023年大清官冠準(961～1023）去世，宋朝政府開始發行紙幣“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著名華裔美籍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據1021年的歲賦數值，參考可比價格計算得出:當時宋朝的GDP粗略值當在六十到七十億美元之間。所以他說，國富如此之大，在當時世界，無人能出其右(見氏作《中國大歷史》三聯書店版第171頁)。

既然宋朝的GDP可以粗略算出，為何還說不好給出準確答案呢？我們上面說了，原因不在宋朝身上，而在於，當時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包括西方的許多國家(那時還沒有美國)在內，他們根本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數字。(等他們想起來統計這方面的資料，還需再過幾百年。)這樣一來，我們只能知道一方的資料，只有分子，沒有分母，所以無法得到具體的比值。

但是，曾有學者大致上估計出:宋朝的GDP應該佔當時世界總產值的三分之一左右，類似於美國最強盛時期所佔世界的份額。

現在流傳的宋朝gdp佔全球60%或80%的說法是不可信的。（世界最權威的宋朝時期全球統計圖見下圖！）

首先，宋朝時期，全球還沒有準確統計Gdp的統計方法！！！統計學誕生於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時代，現代統計學是在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誕生。所以目前所有的資料都是推算和預估，只能儘可能的接近歷史真相。

其次，目前最權威的說法是著名歷史經濟學家安格斯 麥迪森的《世界經濟千年史》。文章裡明確有寫，公元1000年，宋代GDP佔全世界的22.7%。但他也在文章裡明確說了；這是他預估的，不是很科學的測算，因為那個年代的gdp是根本無法準確統計出來的。

而之所以被傳出宋朝gdp佔全球的80%，是因為80％是指宋朝佔亞洲的經濟總量的比例。後來各種人物以訛傳訛，就成了佔全世界的80％。

按照麥迪森的統計：

宋真宗三年的全球實情是

印度佔世界GDP 28.9%

中國佔世界GDP 22.7%

阿拉伯帝國佔世界GDP 18.5%

當然那個時候的印度只是一個地理名稱，其中包含了好多地區和國家。單比宋朝，古印度還是弱爆了。

舉個例子，神宗十年，宋朝人口是2千萬戶，1億多人，耕地達到7.2億畝，人均GDP為2280美元。國庫收入為7080萬貫。即便大宋朝沒佔到80%，只佔到23%左右，那也是非常牛的朝代。

還是開頭那句話，由於現代統計學在宋朝時期還未出現，所以一切都是預估和推算而已。

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名譽所長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平”。中國史學家陳寅恪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很多資料證明，宋朝乃當時世界第一大國。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在中美新市場經濟北京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時說，“宋朝的時候中國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近年來更有人透過黃金價格折算，計算出北宋的人均GDP達2280美元！宋朝的國民生產總值佔當時世界的50%以上，最高達80%。這是一個在當時世界上最為富有、強盛的超級大國。但一個王朝的興衰，“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是什麼讓北宋王朝一夕之間便轟然崩塌？

首先是這個王朝的軟弱性格。男人們血戰疆場，那是唐朝時候的事情了。唐時社會的普遍心態是“寧為百夫長，不為一書生”，崇尚“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英雄，士人們往往透過戰功獲得功名利祿。而到了宋朝，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當時民間流行一句話，“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還有一種說法，“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矣”。意思是即使是率兵數十萬，收復幽薊十六州，也趕不上一個狀元及第時的榮耀。在“娛樂至死”的心態下，宋朝猶如被抽去了脊椎的巨龍，失去了尚武精神，人民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流連於花前月下青樓楚館，在淺吟低唱中送走流光。後世的梁啟超說得好，“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雖然宋代綜合實力遠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制，致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這一點，頂層設計者太祖趙匡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次是政治改革的時機把握不當。法華人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闡述了政治改革既需要大膽推進，更需要審慎設計的道理。若宋徽宗地下有知，可以拿來看看。趙佶懷著一腔理想，廢棄了持重保守的司馬光主義，採取了積極進取的王安石主義。改革當然是必要的，但改革的時機和制度設計極不合理，使表面正義的改革成為臣下腐敗藉機斂財的手段，導致民怨沸騰，失去了執政的正當性。

第三是全社會瀰漫性腐敗。這也是這個王朝滅亡的終極原因。落後就要捱打，而腐敗同樣捱打。腐敗帶來的嚴重後果不是外敵入侵，而是民眾的反抗。隨著方臘的揭竿而起，“河朔、山東群盜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巖谷，多者萬計，少者屯聚”。對此，宋徽宗在《罪己詔》中進行了深刻的總結，“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薦興，使民不能自存，乃轉而為盜”。軍隊的腐敗更令人驚心動魄，使本來裝備質量、兵員數量遠勝金朝的軍隊，在金人的鐵蹄之下一觸即潰。將領貪財贖貨、經商營利、中飽私囊、私役士兵、剋扣軍餉，這一點和晚清極其相似。而宋徽宗又將軍隊長期交給只會踢球的高俅主管，焉能不敗？而在趙佶治下的北宋朝政，更是一團漿糊。他重用“六賊”，縱情聲色，耽溺道教，大造道觀。而“六賊”則賣官鬻爵，貪贓枉法，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無所不用其極。總而言之，北宋晚期的腐敗是嚴重的體制性腐敗，到此時，北宋王朝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可見，北宋不是亡於金人之手，而是死在體制性腐敗之下。所以，北宋不是被打死的，而是病死的，此言不誣。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對一個國家來說，是個值得永遠銘記的話題。當花開正豔時，為政者要知道“開到荼蘼花事了”的道理。

討論宋朝gdp有意義嗎？宋朝再富，也是一頭任人宰割的肥豬。漢民族的臉都讓宋朝丟盡了，漢民族的血性都讓宋朝斷送了。從宋朝開始漢民族不再具有侵略性。宋朝送銀帛，送女人，送江山。宋朝的狗皇帝們差不多都是軟骨頭。對外投降，對內鎮壓，殺害我漢民族英雄岳飛，奸臣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