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進中舉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賈行家老師在《賈行家說儒林外史》裡有精彩分析。
對於古代文人來說，首當其衝的外部環境就是科舉考試。《儒林外史》這部書就算你沒看過，《范進中舉》這個片段也不會不知道，它入選過語文課本嘛。一個誰都瞧不起的老書生，突然發跡中舉，以至於精神失常，被他當屠夫的老丈人一個嘴巴給治好了。
很多人把這一幕當成喜劇來看，我看到的卻是滿目悲涼。
我在得到還有一門課程《說聊齋》，一提科舉，《聊齋》的作者蒲松齡就情緒失控，認定其中私弊叢生，他有篇《素秋》講到：鄉試黑暗到連成精的書蟲子都考不中。於是，他對書生的拯救，就是給他們安排一個無所不能的美麗狐精。
對比起來，比蒲松齡稍微晚一點的吳敬梓，給無權無勢的老書生范進安排一箇中舉的情節，卻更加讓我看到了文人處境的無望。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科舉作為唯一的價值標準，侵蝕了文人全部的生活和夢想。即便是范進這樣的幸運兒，也早就是行屍走肉了。
咱們先打頭說起：范進為什麼能中舉？
因為他遇到了一個叫周進的人。周進在第二回出場，是小說的實際開篇人物。他這個“進”和范進是一個“進”。為什麼我要提示你這個‘進’字呢？吳敬梓既是暗示結構上一個引出一個地進入故事，也和“進學中舉”的全書主題有關。
故事的開始時間是明代成化末年，15世紀下半葉，為什麼選這時候？因為在成化二十三年，八股正式成了明代科舉的固定文體，這是一次重要的制度改造。吳敬梓選這個時代，是要從源頭上審視科舉。
我先按下故事不表，和你簡單說說科舉。
今天，我們可以從很多維度來分析它。算曆史的“大賬”，科舉是高明的制度設計，建立了各階層之間流通的渠道，保證了儒家文化精英持續輸送到中央；它還是皇權和士人階層的合作基礎，很好地平衡了社會的穩固性和活力——古代社會的結構是穩固的，但不能是僵化的，僵化就會腐爛。
歷朝歷代的經濟制度、軍事制度常常發生變革，但從公元589年隋文帝創立科舉，到1905年清代的最後一次科舉考試，1300多年裡，中國用科舉選拔官吏的制度基本不變，恐怕也設計不出更好的了。
有一種說法：科舉是全世界書面考試的源頭。歐洲大學的早期考試是口頭答辯形式。在16世紀，開始有西方國家關注中國的科舉，仿照建立了自己的文官制度。
英國史學家湯因比就說過：英國的官吏制度是從古代中國學來的。今天，全世界的考試還是以書面為主，恐怕也是不容易找出更適合的方式。
書面考試的好處是什麼？就是低成本、好控制的公平。人的機會公平，考試的內容公平，更重要的是程式公平。
許紀霖老師在《中國文化30講》裡說：科舉是一種“形式合理，實質不合理的機制”。我理解，這個“不合理”是進入到機制層面，也就是實際操作和效果上看的現實狀態。對這個判斷來說，明代成化年間是關鍵點。從八股取士開始，實質上的不合理更突出了。
范進中舉的故事，給了我們一個更近距離的觀察角度。我們發現，科舉的實質性不合理，恰恰又是因為過度追求形式上的公平。此話怎講？我們來說故事：
周進是個貧苦木訥的老書生，六十多歲了還沒考上秀才，其實他的八股文寫得還不錯。在應酬時，秀才可以戴標誌著功名的方巾，而他只能戴舊氈帽，還要被捉弄和挖苦。
因為他呆頭呆腦，最後連教書的飯碗也丟了，只好給經商的姐夫記賬，去省城跑買賣。省城有考舉人的貢院，那就是周進心裡的聖殿，他央求姐夫帶他去參觀。
進貢院門的這一路，從龍門到一排排的號房，周進腳下走的就是秀才進場考試的路，看見兩塊號板擺得齊齊整整，他只覺得眼睛裡一酸，長嘆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昏死了過去。眾人把他救醒過來，他又接著放聲大哭，一間屋子、一間屋子地一路哭過去，直到口吐鮮血。
這裡我插一句。小說有個基本的作用，就是喚起讀者的同理心。如果你看到這一段描寫的淒涼處境，應該也會放下批判態度，只覺得悽慘和同情。和周進同去的客商們也是，大夥仗義地湊了二百兩銀子，給他買了一個考試資格。高興得周進趴在地上給他們磕了幾個頭。
到考試這天，周進來到當初痛哭的地方，不覺喜出望外。說起來，這人也真是夠簡單的，正常人該覺感慨和悲涼，而他在不斷受挫之後，情感已經變得單一麻木，因為他心裡只有科舉，不再有其他東西。
原文說：“人逢喜事精神爽，周進的七篇文字，做得花團錦簇一般。”這七篇都是八股，從“四書”裡出三道，從“五經”裡出四道。結果周進真中了舉，隨後又在京城中了進士。三年後，他被任命為廣東學道，主管一省的院試，也就是錄取秀才的考試。
其實當時學道很少會親自看試卷，大多僱師爺來看，因為也看不過來。
錢穆分析過：用八股文考試，不是蓄意地推行愚民政策，正當用人之際，這麼幹不合邏輯。選用八股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當時考試的人數太多，需要一種更直觀、更好把握的標準，否則評卷偏差太大。你看，這也算是為了保障公平而作出的一項改革，這屬於程式公平。
而且，周進還有維護公平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小說裡說：“他心裡想到，我在這裡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當權，須要把卷子都細細看過，不可聽著幕友，屈了真才。”
這時候，范進出場了。只見他“花白鬍須，面黃肌瘦”，是個五十多歲的老童生，活脫脫又一個周進。
小說裡有個道具很妙：周進當年戴的是舊氈帽，范進更慘，“戴頂破氈帽”，大冬天裡，還穿著破了窟窿的單衣，凍得瑟瑟發抖。這裡寫周進和范進相遇，卻沒寫周進的心理活動，只用一個細節：周進看了看范進，又低頭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紅袍金帶是何等輝煌。
於是周進記住了和他同病相憐的范進，拿他的卷子反覆細看，初看覺得文理不通，心想“都說得是甚麼話，怪不得不進學”，氣得丟在一邊不看了。因為半天沒人交卷，才又拿起來，想著“倘有一線之明，也可憐他苦志”，遇到這樣的主考，范進也真是走運。
讀到第三遍，周進嘆息說：“這樣的文字，連我都是看到第三遍，才曉得是天地間的至文。”把范進點為頭名秀才，又勉勵他一定要參加鄉試考舉人。這才讓范進有了中舉的可能，後面范進能繼續高中，也和周進在士大夫間不斷宣傳推薦有關。
有的學者說，小說裡這段描寫是表現周進遲鈍，連卷子都不會看，好文章應該一眼就看出來。
我不這麼想：有些文章的好，真要靜下心來反覆讀；有些初看精彩的，反而越看越油膩。周進愚鈍呆板，但作八股是內行。在這場考試裡，有個童生請周進考詩詞歌賦，就被他狠狠申斥了一番。在他看來，天下只有八股是學問，其他都是無用的雜學。
吳敬梓寫小說時，比起展現性格，更重視情節觸發的問題。這個場景，就是揭示了科舉的運作。
一般認為，科舉不能選拔人才，原因在於考場徇私舞弊，考官態度不端，不學無術。其實，在明清時代，科舉已經做到了當時行政能力之下的儘可能規範。只要稍微正經一點兒的君主，都不敢在這件關乎社稷的大事上馬虎。
蒲松齡是對具體操作不信任，但對科舉很執著。在《聊齋》裡，中舉本身是解決矛盾的喜劇情節。而吳敬梓想得更深入一層，他對制度本身都懷疑。他告訴我們，就算用八股標準來加強制度公平，有周進這樣願意負責的人執行，范進的卷子，也要在偶然情況下才會被認真看上幾遍。
這還沒有完，他接著展示的是：在操作公平、考官公正的背景下，產生的優勝者怎麼樣呢？這一回的回目叫《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真才自然是指范進。
然而范進是真才嗎？范進不但中了舉人，而且又在京城考中了進士，幾年後，還當上了山東學道。
出發前，周進委託他在山東提拔一個學生。范進出了一個洋相，他查卷子時，有人講了個蘇東坡的笑話，范進介面說：“唉，蘇東坡既然文章不好，查不到也罷了，這是周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著，不好意思的。”
我們往往以為古代文人精通經史子集，其實，除了少數大儒，普通儒生的無知程度是讓人驚訝的。范進沒什麼情趣和修養，一心八股，真可能不知道蘇東坡是誰。
范進和周進一樣，人品不壞，老實巴交，但要命的是迂腐昏聵，根本沒有負責的能力，然而這倆人當上了學道，成了科舉的化身，從此掌握著千萬讀書人的命運。
在小說裡，這“二進”率先出場，是告訴我們：站在那個時代源頭、把住科舉入口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為什麼如此？這會有什麼後果？
儒林有個規矩，被哪個主考取中了功名，從此就是他的門生。這是士人拉幫結黨的方法，邏輯上也是在模擬宗族關係。這兩位只會寫八股的老師、太老師，以公正自居，實際上卻稀裡糊塗地加速了儒林的敗壞。後面，他們的學生就會陸續登場，表演這種惡果。
在這樣的科舉制度下，對於文人來說，屢試不中只能說是大機率事件，讓范進這樣的老書生，遇到公正的考官，憑著所謂的錦繡文章，透過這道窄門，進入儒林，但這個群體的人生，卻充滿荒誕與絕望，才是文人真正的悲劇所在。
下一講，我們來說范進中舉之後的故事。
范進中舉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賈行家老師在《賈行家說儒林外史》裡有精彩分析。
對於古代文人來說，首當其衝的外部環境就是科舉考試。《儒林外史》這部書就算你沒看過，《范進中舉》這個片段也不會不知道，它入選過語文課本嘛。一個誰都瞧不起的老書生，突然發跡中舉，以至於精神失常，被他當屠夫的老丈人一個嘴巴給治好了。
很多人把這一幕當成喜劇來看，我看到的卻是滿目悲涼。
我在得到還有一門課程《說聊齋》，一提科舉，《聊齋》的作者蒲松齡就情緒失控，認定其中私弊叢生，他有篇《素秋》講到：鄉試黑暗到連成精的書蟲子都考不中。於是，他對書生的拯救，就是給他們安排一個無所不能的美麗狐精。
對比起來，比蒲松齡稍微晚一點的吳敬梓，給無權無勢的老書生范進安排一箇中舉的情節，卻更加讓我看到了文人處境的無望。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科舉作為唯一的價值標準，侵蝕了文人全部的生活和夢想。即便是范進這樣的幸運兒，也早就是行屍走肉了。
咱們先打頭說起：范進為什麼能中舉？
因為他遇到了一個叫周進的人。周進在第二回出場，是小說的實際開篇人物。他這個“進”和范進是一個“進”。為什麼我要提示你這個‘進’字呢？吳敬梓既是暗示結構上一個引出一個地進入故事，也和“進學中舉”的全書主題有關。
故事的開始時間是明代成化末年，15世紀下半葉，為什麼選這時候？因為在成化二十三年，八股正式成了明代科舉的固定文體，這是一次重要的制度改造。吳敬梓選這個時代，是要從源頭上審視科舉。
我先按下故事不表，和你簡單說說科舉。
今天，我們可以從很多維度來分析它。算曆史的“大賬”，科舉是高明的制度設計，建立了各階層之間流通的渠道，保證了儒家文化精英持續輸送到中央；它還是皇權和士人階層的合作基礎，很好地平衡了社會的穩固性和活力——古代社會的結構是穩固的，但不能是僵化的，僵化就會腐爛。
歷朝歷代的經濟制度、軍事制度常常發生變革，但從公元589年隋文帝創立科舉，到1905年清代的最後一次科舉考試，1300多年裡，中國用科舉選拔官吏的制度基本不變，恐怕也設計不出更好的了。
有一種說法：科舉是全世界書面考試的源頭。歐洲大學的早期考試是口頭答辯形式。在16世紀，開始有西方國家關注中國的科舉，仿照建立了自己的文官制度。
英國史學家湯因比就說過：英國的官吏制度是從古代中國學來的。今天，全世界的考試還是以書面為主，恐怕也是不容易找出更適合的方式。
書面考試的好處是什麼？就是低成本、好控制的公平。人的機會公平，考試的內容公平，更重要的是程式公平。
許紀霖老師在《中國文化30講》裡說：科舉是一種“形式合理，實質不合理的機制”。我理解，這個“不合理”是進入到機制層面，也就是實際操作和效果上看的現實狀態。對這個判斷來說，明代成化年間是關鍵點。從八股取士開始，實質上的不合理更突出了。
范進中舉的故事，給了我們一個更近距離的觀察角度。我們發現，科舉的實質性不合理，恰恰又是因為過度追求形式上的公平。此話怎講？我們來說故事：
周進是個貧苦木訥的老書生，六十多歲了還沒考上秀才，其實他的八股文寫得還不錯。在應酬時，秀才可以戴標誌著功名的方巾，而他只能戴舊氈帽，還要被捉弄和挖苦。
因為他呆頭呆腦，最後連教書的飯碗也丟了，只好給經商的姐夫記賬，去省城跑買賣。省城有考舉人的貢院，那就是周進心裡的聖殿，他央求姐夫帶他去參觀。
進貢院門的這一路，從龍門到一排排的號房，周進腳下走的就是秀才進場考試的路，看見兩塊號板擺得齊齊整整，他只覺得眼睛裡一酸，長嘆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昏死了過去。眾人把他救醒過來，他又接著放聲大哭，一間屋子、一間屋子地一路哭過去，直到口吐鮮血。
這裡我插一句。小說有個基本的作用，就是喚起讀者的同理心。如果你看到這一段描寫的淒涼處境，應該也會放下批判態度，只覺得悽慘和同情。和周進同去的客商們也是，大夥仗義地湊了二百兩銀子，給他買了一個考試資格。高興得周進趴在地上給他們磕了幾個頭。
到考試這天，周進來到當初痛哭的地方，不覺喜出望外。說起來，這人也真是夠簡單的，正常人該覺感慨和悲涼，而他在不斷受挫之後，情感已經變得單一麻木，因為他心裡只有科舉，不再有其他東西。
原文說：“人逢喜事精神爽，周進的七篇文字，做得花團錦簇一般。”這七篇都是八股，從“四書”裡出三道，從“五經”裡出四道。結果周進真中了舉，隨後又在京城中了進士。三年後，他被任命為廣東學道，主管一省的院試，也就是錄取秀才的考試。
其實當時學道很少會親自看試卷，大多僱師爺來看，因為也看不過來。
錢穆分析過：用八股文考試，不是蓄意地推行愚民政策，正當用人之際，這麼幹不合邏輯。選用八股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當時考試的人數太多，需要一種更直觀、更好把握的標準，否則評卷偏差太大。你看，這也算是為了保障公平而作出的一項改革，這屬於程式公平。
而且，周進還有維護公平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小說裡說：“他心裡想到，我在這裡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當權，須要把卷子都細細看過，不可聽著幕友，屈了真才。”
這時候，范進出場了。只見他“花白鬍須，面黃肌瘦”，是個五十多歲的老童生，活脫脫又一個周進。
小說裡有個道具很妙：周進當年戴的是舊氈帽，范進更慘，“戴頂破氈帽”，大冬天裡，還穿著破了窟窿的單衣，凍得瑟瑟發抖。這裡寫周進和范進相遇，卻沒寫周進的心理活動，只用一個細節：周進看了看范進，又低頭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紅袍金帶是何等輝煌。
於是周進記住了和他同病相憐的范進，拿他的卷子反覆細看，初看覺得文理不通，心想“都說得是甚麼話，怪不得不進學”，氣得丟在一邊不看了。因為半天沒人交卷，才又拿起來，想著“倘有一線之明，也可憐他苦志”，遇到這樣的主考，范進也真是走運。
讀到第三遍，周進嘆息說：“這樣的文字，連我都是看到第三遍，才曉得是天地間的至文。”把范進點為頭名秀才，又勉勵他一定要參加鄉試考舉人。這才讓范進有了中舉的可能，後面范進能繼續高中，也和周進在士大夫間不斷宣傳推薦有關。
有的學者說，小說裡這段描寫是表現周進遲鈍，連卷子都不會看，好文章應該一眼就看出來。
我不這麼想：有些文章的好，真要靜下心來反覆讀；有些初看精彩的，反而越看越油膩。周進愚鈍呆板，但作八股是內行。在這場考試裡，有個童生請周進考詩詞歌賦，就被他狠狠申斥了一番。在他看來，天下只有八股是學問，其他都是無用的雜學。
吳敬梓寫小說時，比起展現性格，更重視情節觸發的問題。這個場景，就是揭示了科舉的運作。
一般認為，科舉不能選拔人才，原因在於考場徇私舞弊，考官態度不端，不學無術。其實，在明清時代，科舉已經做到了當時行政能力之下的儘可能規範。只要稍微正經一點兒的君主，都不敢在這件關乎社稷的大事上馬虎。
蒲松齡是對具體操作不信任，但對科舉很執著。在《聊齋》裡，中舉本身是解決矛盾的喜劇情節。而吳敬梓想得更深入一層，他對制度本身都懷疑。他告訴我們，就算用八股標準來加強制度公平，有周進這樣願意負責的人執行，范進的卷子，也要在偶然情況下才會被認真看上幾遍。
這還沒有完，他接著展示的是：在操作公平、考官公正的背景下，產生的優勝者怎麼樣呢？這一回的回目叫《周學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戶行兇鬧捷報》，真才自然是指范進。
然而范進是真才嗎？范進不但中了舉人，而且又在京城考中了進士，幾年後，還當上了山東學道。
出發前，周進委託他在山東提拔一個學生。范進出了一個洋相，他查卷子時，有人講了個蘇東坡的笑話，范進介面說：“唉，蘇東坡既然文章不好，查不到也罷了，這是周老師要提拔的人，查不著，不好意思的。”
我們往往以為古代文人精通經史子集，其實，除了少數大儒，普通儒生的無知程度是讓人驚訝的。范進沒什麼情趣和修養，一心八股，真可能不知道蘇東坡是誰。
范進和周進一樣，人品不壞，老實巴交，但要命的是迂腐昏聵，根本沒有負責的能力，然而這倆人當上了學道，成了科舉的化身，從此掌握著千萬讀書人的命運。
在小說裡，這“二進”率先出場，是告訴我們：站在那個時代源頭、把住科舉入口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為什麼如此？這會有什麼後果？
儒林有個規矩，被哪個主考取中了功名，從此就是他的門生。這是士人拉幫結黨的方法，邏輯上也是在模擬宗族關係。這兩位只會寫八股的老師、太老師，以公正自居，實際上卻稀裡糊塗地加速了儒林的敗壞。後面，他們的學生就會陸續登場，表演這種惡果。
小結在這樣的科舉制度下，對於文人來說，屢試不中只能說是大機率事件，讓范進這樣的老書生，遇到公正的考官，憑著所謂的錦繡文章，透過這道窄門，進入儒林，但這個群體的人生，卻充滿荒誕與絕望，才是文人真正的悲劇所在。
下一講，我們來說范進中舉之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