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之後，華人民智漸開，“要想富，先修路”，華人也漸漸明白鐵路有很多的好處，而清廷則看到了鐵路在國防上的戰略意義。隨後，在政策的引導下，國內便掀起了建設鐵路的高潮。20世紀初，四川人民為了反抗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鐵路主權，由四川省留日學生首倡，經四川總督錫良奏請，1904年(光緒三十年)在成都設立“川漢鐵路公司”。第二年改為官商合辦，1907年改為商辦有限公司。採取“田畝加賦”，抽收“租股”為主的集股方式，自辦川漢鐵路。1911年5月(宣統三年四月)，清政府宣佈“鐵路幹線國有政策”，政策規定：宣統三年（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辦的幹線，必須由國家收回。新上任的郵傳部尚書盛宣懷起用了前不久因照相問題被免職的端方為督辦大臣，並強收川漢、粵漢鐵路為“國有”，旋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總額為六百萬英鎊，公開出賣川漢、粵漢鐵路修築權。激起湘、鄂、粵、川人民的反對，保路風潮隨之興起，尤以四川最為激烈。清廷劫奪商辦鐵路的“上諭”傳到成都時，身居四川省諮議局和川漢鐵路公司要職的立憲派紳商立即寫文章，發通電，開會演說，指責鐵路國有政策未經諮政院議決，違背法律程式，痛陳取消商辦鐵路是“務國有之虛名，坐引狼入室之實禍”，強烈要求清政府“俯順民情”，收回成命，維持商辦原案。還懇請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代奏，乞求清政府暫緩接收川漢鐵路，並用現金如數退還川路股款。清政府對四川紳商的要求置若罔聞，聲稱對川漢鐵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現存之款一律換髮國家鐵路股票，概不退還現款，如川人定要籌還現款，朝廷必借外債，並以川省財政收入作抵押。6月13日，清政府與四國銀行團簽訂的“借款合同”寄達成都，清政府奪路、奪款、賣路、賣國的原形畢露。

6月17日，由立憲派紳商發起，由成都嶽府街鐵路公司召開保路同志會成立大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號召全川人民拼死“破約保路。”推舉立憲派人士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提出了“破約保路”的宗旨，釋出《保路同志會宣言書》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四處張貼，宣傳保路。並派會員分路講演，舉代表赴京請願。全川各地聞風響應，紛紛成立保路分會和協會，四川女子保路同志會、重慶保路同志協會和各州、縣、鄉、鎮、街、各團體保路同志分會相繼成立，會員眾至數十萬。從而形成以成都為中樞的全川反帝愛國聯合陣線，把保路鬥爭推向有組織、有領導的新階段。　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鬥爭日趨激烈，逐漸衝破立憲派“文明爭路”的束縛。8月24日，成都開始罷市罷課，聲勢波及全川。

這要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清末“鐵路大躍進說起”。修建鐵路究竟是富國強兵還是破壞風水的荒誕爭論經過20多年才最終確定目標：要修鐵路。然而面對鐵路這個超級“吞金獸”，當時的清政府不要說修建鐵路了，就連北洋艦隊的更新軍費都無法保障。鐵路的修建速度可想而知：到甲午戰爭爆發之時，一共才修建了447公里。而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大大加快了修建鐵路的程序，沒錢就引進外資。在盛宣懷的主持下，共實現了蘆漢、正太等10條鐵路的外資引進工作。在鐵路修建的過程中，清政府為了吸引民營資本的進入，給出了優惠政策，達到一定條件的出資人會被授予一定的官職。在扶持政策的鼓勵下，各地紛紛成立商辦鐵路公司，到1910年時已達到了17家。

當時鐵路修建的程序如何，儼然成為了衡量各地官員政績的“一票否決”，民營鐵路公司也成了各地官員的“香餑餑”。如此一來民營鐵路公司不但得到中央政府的鼓勵與支援，就連地方政府也是大開綠燈。以至於民營鐵路公司竟然可以向老百姓強制徵收各種鐵路捐稅。可以說鐵路公司儼然就是一個可官可商雙重身份的機構：兩邊好處都拿著，兩邊監管都管不著。清末貪腐成風的官場，名義上是修鐵路，實則成為了官僚士紳撈錢貪汙的所在，十分黑暗。偏偏本職工作又做得一塌糊塗：以川漢鐵路公司為例，僅僅修建了20多里，倒是在資本運營上虧掉了300多萬的資金。

有鑑於此，鐵路收歸國有的政策出臺了，商辦的鐵路改為國家修建，由國家收購鐵路公司的商股。這樣一來，各地鐵路局借鐵路之名盤剝百姓的好處也將煙消雲散。於是，各地鐵路局紛紛抵制，甚至借愛國之名（因為鐵路國有後將引進外資來修建鐵路，也就是所謂的賣給四國銀行）煽動不明真相的百姓參與進來。於是鐵路國有這麼一個免除百姓被盤剝的善政也被扭曲成了賣國欺壓百姓的惡政。由於太多的百姓之前被徵收過鐵路租股，所以群眾基礎十分雄厚，各地的“保路運動”也就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

好，咱就先從湖北、湖南、廣東三省為什麼能收回粵漢鐵路說起，然後再講一下為什麼清政府要頒佈鐵路國有政策把築路權“賣”給四國銀行。

甲午戰爭失敗後，清政府於1895年開始了大規模的鐵路建設，並開始允許外國資本進入鐵路建設。

1897年，新成立的中國鐵路總公司決定修築粵漢鐵路。鐵路所經過的湖北、湖南、廣東紳民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紛紛倡議集股築路，拒絕外國資本輸入。清廷順應民意，諭令各省妥議辦法，從速設立鐵路分局。

不過政府也很清楚，單憑三省紳民，3000萬兩的工程預算款根本籌不到，唯一的辦法還是利用外資，只是從國家戰略考慮，外資需要有所選擇，想以民間集股築路之名拒絕英、法、德、俄等國，然後將築路權交給在中國沒有勢力範圍、也沒有鐵路權益的美國。

1898年4月，清政府與美國華美合興公司在華盛頓簽訂了《粵漢鐵路貸款合同》。這讓在中國華南地區擁有巨大經濟利益的英國很鬱悶。透過協商，英國的中英公司與美國華美合興公司達成協議，約定今後任何一方在中國經辦的企業均邀請對方參投一半，英方藉此介入了粵漢鐵路，中方的設想化為了泡影。

其後，中美雙方因在是否可在鐵路附近開礦等問題上產生了很大分歧，於1900年7月又簽訂了《粵漢鐵路借款續約》。此後，美方不僅拖延合同的執行，甚至私自將三分之二的股權賣給了比利時萬國東方公司。

面對華美合興公司的違約，本來就對政府將築路權交給美方的鄂、湘、粵三省紳商強烈要求清政府收回路權，由民間籌資自築。

迫於民意，湖廣總督張之洞代表政府以675萬美元的高價贖回了粵漢鐵路的修築權。

這就是收回粵漢鐵路的緣由，下面說題主的第二個問題。

面對高漲的民族情緒，清政府於1903年釋出了《鐵路簡明章程》，允許各省自行籌資興辦鐵路，引發了民間築路“大躍進”。

修鐵路不是蓋茅房，除了資金之外，還需要有相應的技術與管理來保障施工的質量，可大多數省份都是“三無”狀態，把利國利民的好事辦成了向民間搜刮財富供管理層揮霍的壞事不說，還各自為政，標準不一，即使修成了也實現不了互聯互通，何況或許根本就修不成。拿引發保路運動的四川來說，到辛亥革命爆發前，所修鐵路不過區區30多里。

面對如此的混亂局勢，清政府於1908年對全國鐵路建設狀況進行了排查，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成效不大。1911年5月5日，郵傳部給事中石長信建議政府痛下決心，將關係國計民生、民間資本根本修不成的粵漢、川漢兩大幹線鐵路收歸國有，由國家來修築。清政府同意了石長信的方案，於5月9日下詔宣佈全國鐵路幹線收歸國有。

收歸國有後如何修呢？政府入不敷出，只有借洋款唄。

1911年5月20日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在北京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了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

從純商業的角度來說，該借款合同大體上是公平的，並沒有將築路權賣給四國銀行團，但因為盛宣懷給出的鐵路國有補償方案中，沒有為川路公司多年的揮霍特別是在上海倒帳的虧空予以埋單，引發了川路公司高層的強烈不滿，他們成立了保路同志會，想要利用民意迫使政府讓步，沒成想清廷也是一根筋的扭上了，堅決不鬆口，雙方的交織為革命黨提供了渾水摸魚的機會，四川亂套、武昌起義、清廷玩完、川民的血汗錢永遠打了水漂……

四川保路運動是清朝末年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要說起因的話先要從修路這件事情說起。清朝末年興起了修建鐵路的風潮，在此影響下，張之洞等人主持修建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分別涉及到了廣州、四川與湖南和湖北四省。當時修建鐵路主要是官督商辦，集資方式除了普通的商股以外，還輔助以民間的“租股”形式。尤其是四川地區，由於社會資金並沒有特別多，所以主要是以“租股”的形式來集資的，所謂“租股”，就是當時規定全省農戶凡年收租十石（每石120斤）糧食以上者，按其當年實際收入的百分之三抽取“股金”。這就從實際上讓農民成為了股東，因此鐵路修建的一切問題與這些農民都息息相關。

保路運動的興起就在於，當時四川省段的鐵路由於地理因素十分難修，此外人員也不足，而川漢鐵路公司還拿著資金到上海炒股，最終在橡膠股票風暴中虧得什麼都沒有了。而這個時候西方列強都在強迫清政府交出路權。因此在盛宣懷的主持下，決定鐵路收歸國有，並且不直接償還股東過去的投資以及股票風波中涉及的虧損，而是以國家股票的形式，等到鐵路修建好了再還錢。這實際上就跟搶劫差不多了。因此四川股東以及民間紛紛聲討政府，一再要求不舉外債等等，時態一步步惡化，最終釀成了保路運動。至於說為什麼要收回國有，一方面是列強的壓力，另外一方面當時的鐵路的確是存在著資金、人力以及投資等等多重問題，所以將築路權賣給四國銀行，實際上就是跟外國借債修路。

湖北湖南和廣東三省收回，實際上與當時派調的大臣有關。端方作為當時的督辦鐵路大臣，憑藉著曾經擔任湖廣總督的人情，在兩湖的行動比較順利，而廣州也派去了岑春煊。但是四川的局勢也是由端方負責，在尚未了解具體情況的狀況下，命令當時的四川總督趙爾豐一味鎮壓，最終釀成“成都血案”，矛盾激化，保路運動進而轉變為反清，而端方也被新軍砍殺與資州。

｜循跡曉講·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週年，介紹辛亥革命必然介紹武昌起義，而介紹武昌起義又必然介紹保路運動。在教科書中是這樣介紹這場著名的運動。

｜人教版高中歷史教科書

｜統編版中外歷史綱要

雖然兩個版本的表述意思相近，但均對這場引發“武昌起義”的運動過程沒有詳細展開。本文就保路運動的前因後果，在這裡給大家講講。

01

入股鐵路：大清新政下的致富之路

保路運動所說的路，指的是廣州到武昌的粵漢鐵路，成都到漢口的川漢鐵路。

在大清，修鐵路是一本萬利的生意。因此大清和歷代王朝一樣，把能產生暴利的生意通通劃到自己名下。但由朝廷一手打造的產品往往有很大缺陷，例如漢武帝時期搞得鹽鐵專賣，直接導致官營鑄造的鐵器，質量低劣、成本高昂。

到了大清，朝廷一如既往的發揮優良傳統，朝廷牢牢控制的那些穩賺不賠的行業居然虧損了。

例如，曾任《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的莫理循就曾報道：英國每年從他的內陸電報中取淨利潤2500萬兩，可是大清的人口比英國多十倍，電報收費也比英國貴（例如從北京發16個字的電報到天津，收費3.2美元），大清國卻從電報業中得不到一點利潤；利潤都被管理電報業的當權者榨取一空。

雖然大清搞了幾十年洋務運動，卻沒有掙到什麼錢。無奈之下，朝廷要麼向列強借款，但這需要抵押鐵路路權（朝廷知道這會激起愛華人士不滿）；要麼是吸引民間資本入股，這就是所謂的“官督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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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乎，粵漢鐵路和川漢鐵路工程就向四省百姓拉了不少投資。但恰恰就是這些民間投資，給大清帝國掘好了墓穴。

02

投資虧空：鐵路收益遙遙無期

上文說到，大清朝能夠把壟斷的生意做虧本。原因為何？

因為管理這些企業的都是皇親貴胄，這些人根本不在乎手上的企業是否虧本，只在乎他們自己的腰包是否充足。就算是這些企業勉強掙到了錢，也會被挪用到其他行業掙快錢。

那麼問題來了，在1910年，大清國最掙錢的行業是什麼呢？答案是股市。

那什麼股票最掙錢呢？答案是橡膠。

｜1910年，一個美國家庭一家四口坐在一輛福特T型汽車上 圖源於網路

1900年後，由於美國汽車的產量大增，從而帶動了橡膠市場的迅猛發展。與此同時，恰好國際資本投資的東南亞橡膠公司，約有1/3在上海發行股票。僅1910年6月一個月間就有30家橡膠公司在上海掛牌募資，募集的資金量更是高達1350萬兩白銀。

此時的上海儼然成為全球橡膠資本市場的一大中心。

這種風險，想必A股的股民們十分清楚。牛市泡沫破滅的時候下跌有多慘重。

｜蘭格志公司發行的橡膠股票 圖源於網路

當時，有個名叫麥邊的英華人開設了一家名為蘭格志的橡膠公司，在各大報紙上大登廣告，一時成為資本市場的寵兒。在當時的熱潮下，真實經營狀況並不光鮮的蘭格志公司，股票面值從最初的100兩漲至1000兩，隨後又突破1300兩，最高時甚至衝到1675兩。

在蘭格志的帶動下，其他橡膠公司的股價也紛紛飆升，上海很多錢莊、票號也在無比誘人的財富效應下相繼捲入這場瘋狂的炒作，直到泡沫最終被刺破。資本市場向來雲譎波詭，翻雲覆雨只在等閒之間。

｜中國銀行被擠兌的情景 圖源於網路

正當多數人還在做著股價繼續高漲的美夢時，作為橡膠最大消費國的美國在1910年6月突然宣佈緊縮政策。訊息傳出後，國際橡膠價格隨之大幅跳水，倫敦股市上原本最熱門的橡膠股一瀉千里，其中蘭格志公司的股價在一個月內由最高點1675兩跌至105兩，慘烈如斯。

資本市場上的投機就像是擊鼓傳花，誰接到最後一棒誰倒黴。倫敦股市崩盤後，橡膠股票的重倉戶，那些高位接盤的中國商家無疑成了最大的輸家。如果只是一般老百姓用閒錢炒股倒也罷了，但上海很多錢莊因為介入太深而被深度套牢，根本無法脫身。

｜濟南府義善源分莊衡豐號壹兩樣票，該票號由李鴻章之子李經楚經營 圖源於網路

1910年7月，上海“八大錢莊”中的正元、謙餘、兆康三家先後倒閉，另五家（森元、元豐、會大、協豐、晉大）也被拖下水。風潮鬧到最後，號稱“錢莊的錢莊”的源豐潤、義善源兩大票號崩盤，上海資本市場哀鴻遍野，一片狼藉。

在這次股災中，一個名叫施典章的人開始浮出水面，此人是川漢鐵路公司駐上海的“總收支”，職責是對公司將來用於修路的350萬兩集資款進行投資管理，目的是在鐵路開工前獲得適當的收益。

但事與願違，倒閉的三家錢莊，其主要資金正是來自川漢鐵路公司的這筆鉅款。覆巢之下無完卵，川漢鐵路公司虧空近300萬兩。

03

地方反抗：煽動下的民意

既然鐵路公司虧損，那麼鐵路怎麼辦？投資鐵路的股東怎麼辦？

顯然鐵路修成遙遙無期，比如在粵漢鐵路沿線，參與投資的華僑們氣憤地發現，工地上到處露天堆放著成堆的鐵軌、枕木，任其日曬雨淋，生鏽腐爛，沒人去管；而在川漢鐵路，開工一年半，花了400多萬兩銀子（400萬兩花在哪裡另說），總共只修通了30多里。

漢川鐵路本來還請來了著名的詹天佑，可是詹天佑也沒有辦法，他只能解決技術問題而非官場問題。當他批評一個專案負責人不認真時，這位不知是哪位大官安插進來的小老爺竟然連理都不理詹天佑，徑自離開去辦理私事去了，詹天佑被氣得目瞪口呆。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1919年4月24日） 圖源於網路

詹天佑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這裡沒有可依靠之人，卻還要把他們當作是善良的同僚，只要我一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謀他職。四川的路，那是修不通的！

對於百姓投資者來說，當初花銀子是為了投資修鐵路的；鐵路不修，從投資的角度來說，四省鐵路公司股票的價值每天都在貶值，在市面上已經全部跌到票面價以下了。

鐵路不修通，不僅朝廷著急，四省的投資人也著急。這一著急，朝廷想出對策——鐵路國有。但鐵路國有解決的只是鐵路如何修通的問題，前期投資人的錢怎麼辦？

這裡先要說說四個省的集資模式，為什麼只有四川爆發保路運動？

湖南、湖北、廣東省採用的都是有錢人投資的方式。至於四川就比較特別了，採用的是“田租入股”。官府將地主每年田租的3%強制入股，但不給股票。等到田租入股的股金累計達到50兩的時候，才給地主股票。這期間，股票的收益自然是官府所有，但投資者成了廣大民眾。這也就是為什麼四川保路運動最激烈的主要原因。

截止到1910年底，四川鐵路公司收入的股金約1200萬兩，其中地方官府直接出資的只有23萬兩，商人投資245萬兩，而租股就有900多萬兩！這900多萬產生的利息，就被白白偷吃掉了。

｜川漢鐵路宜秭路段橋樑工地。圖源於網路

前面說到，川漢鐵路在股災中虧損300萬兩。在朝廷釋出鐵路國有政策後，朝廷拒絕彌補300萬兩虧空。兩湖和廣東的集資，那是面向市場的集資，沒人去強制那些投資者，他們和朝廷也存在一種協議關係，朝廷理應講點基本的誠信，給退還回去；但四川收的租股，實際上是四川官府代表朝廷向千千萬萬農戶強制性收上來的一種稅，老百姓們其實早就把它看作“鐵路捐”，看作是皇糧的一部分，很多人連收據都丟了，誰也不會在意70年後還能不能向官府換回那一股，他們的租股是上繳給“國家”的，不是上繳你四川地方官府的，所以朝廷對這個鐵路公司想回收就回收。

至於蛀蟲們自己的造成的虧空，朝廷沒有義務去填補虧空，朝廷沒派人來查就已經不錯了。之所以不查，那也是希望與你們達成默契：朝廷不追究你們的貪腐和挪用責任，你們也不要抵制朝廷的政策，自己去擺平吧。

更重要的是，以盛宣懷的精明，他也知道，即使朝廷真的把這300多萬撥付下去，這些地方蛀蟲們也根本不會拿它去填補虧空，而是又落入了他們自己的腰包！想想看，他們付給百姓們的只是收據，不是股票，股票都在他們自己手裡。

即使現在要推行“國有化”，政策有變，地方蛀蟲們仍然能夠讓百姓們相信“等到70年後去換那一股”。退一萬步說，即使百姓們中有像與官府打過交道的商人、華僑那樣的幡然醒悟者，他們也鬧不起什麼事來。

｜拍攝於1941年的袍哥 圖源於網路

這是因為有收取租股基層組織的存在——租股局。而在四川各縣的租股局裡，負責向農民收取租股的是官府僱傭的哥老會等幫會分子，以及各村的“痞子能人”，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租股才能順利地收上來。

這些人幹著官府正式官吏一般不會直接出面乾的催逼索要、強搶拷打等之類的事，同時他們也控制著一些能掙錢的黑道行業。如果做得太過火了，官府會打擊一下，但大部分情況下這些人都能夠在城鄉間太平地生存，這是因為他們與官府有合作。

所以，清廷深信那些出錢的農戶是無論如何都翻不了天的。

｜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宣統三年（1911）六月 圖源於網路

而四川各級官僚沒有盼來朝廷彌補虧空的政策後，他們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會。

一時間成都等城市的街頭巷尾，到處有同志會的人演講：什麼朝廷不讓我們四川人自己修鐵路，引入外資修鐵路，“賣路賣國”；什麼“鐵路沒了，四川也就亡了”；什麼“保路就是愛國，保路就是護川”，等等。演講感人肺腑，催人淚下，不斷有人揮刀斷指，寫血書表明立場。

這時市民們突然驚訝地發現，有了一個地方官府暗中支援的可以抨擊朝廷的機會！

壓抑太久的各界人士亢奮了，他們上街請願、演講、罷工、罷市，衝擊和打砸不願意加入“保路”的店鋪和衙門，很多連為什麼要“保路”都不清楚的市民也只好加入其中，甚至還包括妓女、乞丐和兒童。

“保路”隊伍中除了“不明真相”的群眾，還有一批人是幫會分子，因為一旦停止收租股，手裡的飯碗就算砸了，自然要來“保路”。當然，有些人既是幫會分子，又是革命陣營裡的同盟會會員，這對於他們來說是鬧革命的大好時機，他們在伺機煽風點火，擴大事端。

除了暗流湧動的各方勢力以外，在此事上火上澆油的還有成都將軍玉昆。

｜愛新覺羅·奕劻（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晚清宗室重臣，清朝首任內閣總理大臣 圖源於網路

這個人是奕劻的心腹，他兩次與四川總督領銜會奏，抨擊盛宣懷欺君罔上、賣國賣路，然後還告訴四川市民：慶親王是不同意借外債來修路的，說老百姓中必有反對者！

四川版的“保路運動”終於在四川蛀蟲們需要爆發的時候爆發了，局勢很快朝失控的狀態發展，“愛國、愛川”的口號在震天響。

從事實上說，這又一場“義和團運動”，只是十年前的義和團運動主體是農民，現在卻變成了市民和幫會分子；十年前的義和團運動是憎恨鐵路，要扒掉鐵路，現在卻是“愛路、護路”。

時間變了，人物變了，要保護或者毀滅的物件變了，不變的是幕後強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用極端化的語言，利用和放大民間情緒。

因此，保路運動根本不是廣大民眾對朝廷“賣國政策”的抵抗，而是地方官僚利用民眾對抗朝廷的手段。

很快，攝政王載灃下旨了，他撤換了四川總督，他也知道成都將軍玉昆是奕劻的人。為了防止地方蛀蟲與更多的當地駐軍勾結，載灃想到了一招：派人調鄰近省份的新軍去鎮壓“官變”。

｜湖北新軍 圖源於網路

那麼，調哪裡的新軍呢？自然是調鄰近省份湖北的新軍。

湖廣總督瑞澂是載澤的妹夫，他對載灃的政策自然會支援。然而，一切都來不及了。新軍還沒有入川，四川的局勢在朝著不可收拾的地步發展，向著連地方官僚都控制不了的方向發展。

不斷有哥老會與同盟會雙重身份的革命者衝擊官府衙門，在他們的策動下，9月25日，四川榮縣竟然宣佈了獨立。

在這之前，孫文、黃興進行了九次起義，都沒有撼動大清一個縣衙，現在，第一個脫離清廷統治的縣級政權誕生了，比之後的“武昌起義”還早半個月。

孫文後來評價榮縣獨立才是“首義”（首義實先天下）。而對於清廷來說，這就不再是單純地“官變”，而是真正地造反了。

04

事件教訓

由此我們可知，保路運動爆發的起因，僅僅是清廷不願彌補四川省300萬兩虧空。而四川官僚裹挾“民意”要挾朝廷，最後反被革命黨利用。

但最終會形成這樣的結果則有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清廷的官督商辦，說到底還是皇親貴胄掙錢的工具，他們並不會在意企業的利潤。而一旦企業虧本，受傷的是廣大投資人，甚至是大清平民。

另一方面，東南互保之後，朝廷對於地方而言，已經沒了那種一言九鼎的威嚴。這才是四川敢於煽動民意的底氣。

革命黨之所以可以在1911年成功，還是因為大清這個老大帝國早已爛的無可救藥了。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作為大清普通人一定要遠離各種官辦專案。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