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地區的政治劇變使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數量銳減，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柏林牆的倒塌改變了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給國際政治思想領域造成了巨大沖擊和影響。蘇東劇變是一面很好的鏡子。

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事業之基。黨的正確領導是社會主義改革成敗的關鍵。在戈爾巴喬夫擔任總書記的6年多的時間裡，推行了一條“由削弱到放棄蘇共領導地位”的路線。戈爾巴喬夫透過修改蘇聯憲法，取消了蘇共作為領導核心的規定，盲目推行多黨制和三權分立，搞亂了國家，搞亂了社會，結果導致地區分離主義和民族分裂勢力甚器塵上。

蘇共在境內外反對勢力的合力進攻下被搞亂、被瓦解、被搞垮、被推毀。蘇共作為國家政權的核心，作為凝聚蘇聯各民族的政治力量被削弱、被打垮，統一的蘇聯的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一句話，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蘇聯，也就沒有社會主義事業。

堅持黨的領導必須高度重視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的問題，使黨的最高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忠於馬克思主義、忠於黨、忠於國家和民族的人的手裡。必須制定正確的組織路線，高度重視培養黨的事業接班人，必須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加強對各級權力機關的監督。

蘇共不是在戰爭中，而是在和平的條件下被擊垮的;不是被下層群眾起義推翻的，而是由黨的領導人自己解散的。蘇東國家黨自己培養了“掘墓人”，並將黨推進了“火葬場”。正是蘇共後期高層領導人在思想上的背棄、在路線上的背離、在政治上的背叛オ導致了蘇共的敗亡。

在社會主義建設歷史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曾經發揮無比巨大的優越性，取得了煌的成就。但與人類歷史上任何新生制度一樣，社會主義同家在發展壯大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弊端。比如，對於歷史上曾經起過巨大作用的集中計劃管理體制，應當適時進行調整和改革。

但改革應當是進行創造性的“興利除弊”，而不是“毀掉崇高、泛起糟粕”。在改革過程中，要堅持社會主義不動搖，積極推進改革開放，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關係。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蘇共在思想路線上卻出現嚴重偏移，由原來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思想嚴重的一個極端，跳向了“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的另一個極端。從思想信仰上的動搖到歷史上自我否定，龐大的蘇共最後變成了失去思想靈魂的“泥足巨人”，在內外病毒的侵襲下土崩瓦解。

在國際共產主義歷史上，列寧多次戳穿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人權”等的虛偽性。列寧指出，民主、自由和平等從來都是具體的、歷史的。列寧反對籠統而抽象地奢談一般性或普遍性的民主”與“自由”。列寧告誡人們，不要落入資產階級“普遍民主”、“超階級民主”或者“絕對的民主”等政治圈套和話語陷阱。

冷戰開始以來，西方國家積極利用“民主、人權”等藉口，將其視為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效砝碼和利器。西方稱蘇聯是“共專制”國家，時常祭起“人權”、“民主”、“自由”等旗號，對蘇聯發動猛烈的政治和外交攻勢。

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利用蘇美高層會晤的機會，將人權”、“民主”和“自由”等問題列入會談的議程，對蘇聯領導人施加強大壓力。西方政要毫不掩飾地講，美國和西方國家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推行“人權”和“民主化”，就是要改變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而蘇共在政治上的失敗正是緣於戈爾巴喬夫等人落入了資產階級“民主、人權”的圈套。

黨執政後必須大力發展經濟，發展文化社會事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時期，蘇共在建設工業強國和軍事大國的同時，也建立起了獨一無二的社會保障體系。蘇聯人民享受的社會福利一度給西方資產階級以強烈的刺激。

蘇共執政後期，一方面由於美蘇爭霸，經濟結構失調，商品短缺現象嚴重，人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得不到滿足;另一方面官僚階層脫離群眾的現象日益明顯，官僚作風和特權腐敗等現象引發了人民群眾的不滿。戈爾巴喬夫上臺後，非但沒能滿足人民群眾和普通黨員的需求，反而專注於自己的政治得失和個人虛榮，盲目推行的改革惡化了經濟局勢，給敵對勢力提供了口實和可乘之機，最後葬送了社會主義事業，他自己也遭到人民的唾棄。

因此，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按照經濟發展規律，發展生產力，完善生產關係。要堅持科學發展，以人民利益為重，積極發展社會事業，努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最深刻的教訓是: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黨的領導地位，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結果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經濟、政治、社會、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戈爾巴喬夫手裡垮臺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領導集團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放棄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取消了黨的領導，因此其對於教訓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