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可以簡單的用好壞來評價的話，不是這個人本身太簡單，就是評價這本身太弱智，任何一個人都是複雜的，多面的，不能以好壞來概括。王安石本身可以說是多少帶有點理想主義的一個政治家，他身處北宋面臨遼國長期積弱的時代，抱著儒家正統的強烈信念，想要為這個朝廷的富強而作一番事業，這種理想主義本身是感人的。 他也有著很強的政治能力和鼓動力，使得當時的皇帝接受了他的改革建議，他也提出了激動人心的改革建議，這些政策可以從各個方面來理解，到底是對當時有好處還是有壞處，目前沒有一個絕對優勢的定論，但是在王安石改革的那幾年，在面對遼國方面，北宋在實力對比上有所挽回，這是確實的。 但是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王安石，對於實際政治事務的處理，顯然缺乏足夠的經驗和手段，在他周圍有很多道德品質有問題的人，而他的政策本身就過於疏闊，可操作性令人懷疑，這些不僅給了他的政敵把柄，而且確實造成了人民的不滿，這些都使得王安石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好的名聲。 而由於王安石本身高尚的道德標準，以及他的改革造成的負面影響，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具有爭議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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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官史的評價：王安石變法導致北宋最終滅亡。

北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的干將蔡京、蔡卞，在徽宗時期繼續推進變法，最後北宋亡國了。

二、梁啟超的評價

梁啟超專門為王安石作傳，於1000年後全面推崇王安石，視其為一代完人。

三、建國後的評價

基本肯定的評價，即：王安石變法實現了其富國強兵，加強宋朝封建專制統治。

四、近年來的評價

高度讚揚其“三不足”精神：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仔細分析以上評價，我們會發現如下現象：

1、古代官史的評價，主要目的在於找出北宋亡國的元兇。

作為徽宗的後人們，亡國的責任肯定不在徽宗，只能在奸臣身上找原因。於是，蔡京這個大奸臣就不得不來頂這個罪。蔡京是王安石選出來的，是王安石的得力干將，亡國之根必然在王安石這裡。

2、梁啟超的評價，在於王安石的變法最終被老太后們終止了。

這與維新變法何其相似？

作為維新變法的核心人物，肯定王安石實際上是在肯定自己。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從古自今都是帶有功利性的。

人們是從自身的利益需要出發來評價歷史人物，而不是從真正歷史人物的特定歷史條件出發來評價歷史人物。

因此，真正的歷史是什麼，我們很可能是被遮住了雙眼。

所以，事實上，王安石變法也許不象正史講的那樣可惡，但也不象近現代人們講得那樣了不起。

王安石變法，不過是當時的統治者針對時弊採取的一些對策，時行時停。

運氣好時，亡不了國，吹他富國強兵也行，說他瞎折騰也對。即使什麼不做，吃祖宗飯，怕也差不到哪裡去。

如果運氣差一些，遇到了阿骨打這種雄才大略，即使不變法，以徽宗那水平，怕也得亡國。

王安石變法，不能簡單的用對錯來衡量。變法是具有兩面性的，一概而論太過草率！

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為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激進改革使王安石失去了幾乎所有的盟友，反對派將星雲集——司馬光、歐陽修、蘇軾……幾乎識字的都反對他。就連王安石自己都承認改革激進，“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他只認定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在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連帶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在短短數年間將十幾項改革全面鋪開，卻陷入了進退維谷的窘境。

王安石變法究竟正不正確？

這個題本身就有好幾種理解情況。

第一、是王安石變法這件事本身正不正確，強調的是變法本身；第二、則是王安石的變法正不正確，強調的是王安石變法，重在它的過程和結果。

首先來看第一種理解，北宋的變法到底應不應該？北宋大的變法有兩次，一次是仁宗時期范仲淹等人主持的慶曆新政，第二次就是神宗年間王安石主持的王安石變法。從結果來看王安石變法涉及的領域範圍和結果都遠遠大於慶曆新政，但從根本上來說，這兩次變法其實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統治階級內部的自我改良，性質上沒有什麼不同，形式上也差不太多，無非就是縫縫補補和大修大補的問題。

說到這就得說說北宋時期仁宗朝的形式，當時北面和遼國經過檀淵之盟，基本保持著和平，但總的來講是被人家欺負到家裡後簽訂的城下之盟，對北宋的統治階級來說是個恥辱之盟，如果說委曲求全與遼國保持和平還算情有可原的話（畢竟契丹人太強了，從唐朝就一直跟中原王朝死磕不斷，五代以後更是壓著中原漢人政權出不了頭），那麼党項人立國后帝國的不斷戰敗就成了晴天霹靂。西北出現的這個強敵地盤不大，人口不多，卻打的大宋王朝一點脾氣都沒有。為什麼？

這是外部環境，內部則是各種天災人禍，雖然北宋沒有什麼大的農民起義，由於商業發達，土地兼併對於農民的迫害也相對較輕，但土地兼併現象依然十分嚴重，天災以後就是各種流民，政府沒辦法只能不斷的把這些人變成自己的軍隊，這就引出了北宋“三冗”之一的兵冗，然後就是眾所周知的體制問題“官冗”和“費冗”，三冗問題就像一把巨大的枷鎖，不斷壓迫著北宋的生存空間，這對於封建社會的地主階級是沒有影響的，因為買單的是北宋政府，範圍更小就是隻能由皇帝本人買單，官員們一方面喊著忠君愛國，一方面又在科舉制度的支援下不斷強大然後挖皇家的牆角。事實上北宋的皇帝除去一兩個實在不像話（徽宗），基本上都是聰明人，都能看到這樣下去等死是不行的，但變法吧，怎麼變，變什麼，總是要冒風險，需要魄力，而這又正是宋朝皇室的通病，或者這是由於北宋得國不正帶來的後遺症，有宋一朝皇帝的魄力真心不大，所以有些人選擇了安身過幾天日子求仙問道（真宗），有些人實在忍不住就變一變，看著壓力大就算了吧（仁宗、神宗），有人說神宗變法堅持的徹底，實際上個人認為他雖然在變法態度上比仁宗堅持的久了一點，但最後也還是選擇了向守舊派妥協，如果他一如既往的信任王安石，堅持變法，沒準北宋後期就是另外一個形式了。不

結合歷史及現象，王安石變大有以下四大缺點.

王安石變法始於宋神宗熙寧二年，是中國歷史上針對北宋當時“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以富國強兵為目的，而發起的轟轟烈烈的改革.

王安石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頒佈了農田水利法，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並推行保田法和將兵法九大改革變法方針.

王安石變法的立意和改革的初衷還是好的，具有明顯進步意義，取得了一些積極進展，然而，結果卻發展成為腐敗的溫床，滋生許多貪官汙吏大肆禍國殃民，弄得是人神皆怒，社稷動盪，大大削弱國家經濟實力.

失敗原因有四，且聽我細細分析

1.沒有兼顧目前和長遠利益，國家與個人利益，導致社會基礎喪失.

變法的初衷是富國強兵還不是富民惠民.實際上是在分配領域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損害了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導致變法的基礎喪失.

2.沒有從實際出發，進行科學決策，造成急功近利，急於求成，顧此失彼的不利局面.

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只看重結果，往往忽略了過程中帶來的種種問題，短短數年，將幾大改革措施全部推出，社會承受不了.

均輸法將民營改為國營，勢必壓抑民間商賈交流貿易，結果，貿易變成一潭死水，變法在於吏治，吏治首要即是精簡機構，裁剪人員，國營代替民營之後，各地加大機構，官員更多，一些借法弄權，假公濟私的官員越來越多.

3.動機與效果出入太大，執行力太差，使一系列變法從安民走向擾民，甚至害民.

青苗法雖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貸的部分利益，緩解了貧農的燃眉之急，但地方官為完成放貸取息，實行硬性攤派，各個階層成了奉旨貸款.富者不需貸而多得，貧者急需貸而少予，利息卻高達10之3成，每次收息，百姓缺衣少糧，家破人亡.

4.用人不當造成嚴重組織路線錯誤，沒有培養人才，沒有注重吏治內部的清廉和團結

任用一批投機改革的機會主義封建官僚，魚肉百姓，除老王之外，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多人人品有問題，例如蔡京大奸臣，呂惠卿投機倒把分子，李定性情狡詐，內心陰暗.

究其變法失敗的原因：變法者推行的路線方針是從上而下脫離基層老百姓的改革，改革不能普惠民眾，得不到人民群眾的真心支援與擁護，最終只能是泡沫.

“王安石變法”毋庸置疑是好的，不管是從出發點來說，還是從效果來說。

王安石發動變法的初衷就是“富國強兵，挽救北宋政治危機”，然後從經濟、政治、軍事、民生等各個方面深入改革，以達到改變北宋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改革運動，這是值得肯定的。並且我們從結果看，確實一定程度上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北宋的軍事力量。並且宋神宗由於全力支援王安石變法，也使得當時的北宋有了一股欣欣向榮的景象，頗有中興的局面。

但是我們說，雖然“王安石變法”值得肯定，但是北宋滅亡的鍋，王安石還是要背很大一部分的。由於王安石發動變法，使得北宋自宋神宗後就出現新舊黨爭，以及帝后黨爭的情況。以當時高太后為首的後宮守舊派以及司馬光為首的朝堂守舊派開始不遺餘力攻擊的變法新黨。這是因為王安石變法並不完善，其中保馬法和青苗法確實給百姓造成極大的損害，使得新黨在輿論壓力上備受困擾。

不僅如此，舊黨大臣是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風評非常好的人物；王安石的新黨卻是曾布、蔡京等被稱為奸臣的大臣，這使得兩黨這貫穿百年的鬥爭，給北宋造成莫大傷害。

可真是，成也王安石變法，亡也是王安石變法。

我用二十個字評價一下王安石變法“初衷好意，考慮欠妥，推行過猛，激發民怨，遺禍無窮”。

一、初衷好意

（宋神宗王安石變法原本是在當時情況下順應歷史發展需要的一次變革。因為在宋神宗繼位之初，北宋面臨著許多不得不改革的問題。主要問題是兩個，一是軍事力量薄弱。因為宋太祖趙匡胤政變起家，所以限制武將，文人治國。採用禁軍制，導致武將地位低下，禁軍難以獲得有效訓練和指揮，戰鬥力薄弱。加上遼與西夏的入侵，軍隊各種弊端顯現。二是更重要的國家財政困難。宋代民間經濟發展迅猛，原本是不差錢的。但是由於朝廷長期的寬鬆政策，民間隱瞞土地不報，再有宋代官員薪俸歷史上最高，而為了防止官員專權進行的官職改革又導致了行政效率低下，不得不大量選派官員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還有對遼和西夏的戰爭歲貢。國家財政入不敷出。這種情況下，不改革確實不行。

二、考慮欠妥

雖然改革勢在必行，但新君宋神宗和宰相王安石顯然操之過急。那些新法還沒有真正考慮清楚便紛紛下發實行。王安石最主要的幾個新法雖然立法初衷大多不錯但顯然都有很大的隱患。

青苗法，王安石變法中問題最嚴重的一個。原本，青苗法是針對老百姓在春天沒有收成可以度日而動用國家用於賑災的廣惠倉、長平倉內的存糧，用低於市場的利息借給農民度過難關的。這既能給農民提供幫助，又能提高國家財政收入，還遏制了民間高利貸，一舉多得。但是，如此大規模的官方借貸勢必導致官員從中牟利，而一旦遇災年農民無法償還貸款也會造成嚴重的隱患。果然，最後青苗法幾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因為地方官員從中盤剝，導致原本低息的貸款比民間高利貸還高。而為了追求政績，各地官員強行攤派，不需要種地的城市居民也被要求借貸，有錢地主也被強行要求借貸，還要為別的農民擔保。農民更慘，遇災年還不出貸款就被強制收走土地，百姓流離失所，舉國哀嚎。

免役法，是連保守派都覺得比較可取的。是讓老百姓透過交免役錢免除原本應該要到衙門服的差役諸如緝捕盜匪、投送信件、保管公物等等。而官府用這些錢僱傭專門人員從事這些工作。這樣既保證了差役隊伍的專業化，又能讓老百姓安心從事農業生產。但這個法的問題是一刀切，讓那些交不起免役錢的窮苦百姓也必須交錢，造成了他們的經濟雪上加霜。如果能讓老百姓自由選擇就會好很多。

以上兩個例子就說明各個新法都有一定的問題需要改進，但是，王安石變法的又一個隱患就是推行過急，導致這些新法沒有時間改善。

三、推行過猛

推行新法，應該是日拱一卒，循序漸進。但神宗和王安石追求的都是速成，他們要的是政府財政收入迅速增長。所以造成的結果有二，一是各種新法高歌猛進一同實施；二是對反對變法的官員一律罷免。

第一種結果造成的問題就是，接連不斷的新法給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吃的太多太快總是不消化的，而且很多新法本身就不能一起實行。比如之前說到的免役法，執行之前是當差不交錢，照理執行之後應該是交錢不當差，但與此同時還執行了保甲法，就是要求百姓按照一定的單位抽調壯丁組成民兵組織，白天訓練晚上巡邏，還要抓個賊什麼的；此外還有農田水利法，也要求各家出人興修水利。這樣一來，在變法前老百姓只要服差役，不用花錢，現在非但花了錢，做的事比以前還多。這又怎麼能讓百姓願意？

第二種結果，就是罷免了一批正直的大臣，僅僅因為意見不合。比如韓琦、富弼、歐陽修、司馬光、蘇軾、蘇轍等人，只要有不同意見王安石就不分青紅皂白一概罷免。但新法還要推行，於是便任命了一批唯王安石之命是從的酷吏小人，他們手段狠辣，中飽私囊，推行新法不顧百姓死活。最終造成民怨沸騰。

四、激發民怨

想想看王安石變法時的百姓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青苗貸款還不起，土地被強行徵收；免役錢交不起，還要強制當兵修水利；無數貪官汙吏盤剝斂財；甚至在災年沒有活路的窮苦百姓賣兒賣女居然還會被官員徵稅！（市易法對所有交易徵稅）

這種情況下，百姓真的叫民不聊生。故而當時哪怕是王安石親自提拔的官員鄭俠也看不下去，冒死獻上反映民間飢寒交迫、賣兒賣女慘狀的圖畫《流民圖》。神宗終於明白改革已是天怒人怨，罷免了王安石。

五、遺禍無窮

這有兩方面，首先就是新法造成的各種弊端，對百姓沉重打擊，農民起義四起。更嚴重的一點則是延續至北宋滅亡的新舊兩黨黨爭。

王安石罷相之後，變法派呂惠卿任宰相繼續推行新法。不久王安石恢復相位，二人互相攻擊。神宗去世後，司馬光復出，矯枉過正，盡廢新法，罷黜新黨。等到新黨章惇掌權後又盡罷舊黨，還大興冤獄。此後新舊兩黨更替掌權，互相攻擊。到了徽宗年間，曾多次在新舊兩黨中變換陣營的蔡京更是慫恿徽宗立“元祐黨人碑”。將舊黨定性為奸佞。而滑稽的是連鐵桿新黨成員章惇都榜上有名。可見新舊兩黨已經演化成純粹的排除異己的政治鬥爭。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為了推行新法不顧一切罷黜滿朝文武的王安石難辭其咎。

歷朝歷代的主流思想，往往把王安石列為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直到梁啟超時開始為他平反，似乎輿論又一窩蜂吹捧。其實，必須客觀看，沒有絕對的好與壞。

王安石變法是對的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意在富國強兵，以鞏固和加強北宋王朝的封建統治。從新法實施到廢除，歷經十五年。十五年間，每項新法的推行，雖然都有過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有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尤其顯著。

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宋神宗年間國庫的積蓄，可供二十年財政支出。

青苗法減輕了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方田均稅法降低了官僚和大地主的隱田漏稅行為；市易法打擊了商人對市場的壟斷；免役法減輕了農民的賦稅。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工程，加快了農業生產的發展，經濟不斷髮展，人民負擔不斷減輕，北宋呈現出了百年難有的一片繁榮景象。

所以，王安石變法是對的。

王安石有變革之心，卻無變革之力。我很佩服他的文才和政識，如他託蘇東坡帶水一節使人肅然起敬，真是才冠朝野啊！

宋朝的這些人都是大才子，王安石，司馬光，三蘇，文學造詣不是一般的高！至於變法，確實當時爭議很大，爭議的源頭在於當時的社會還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不像明朝張居正變法已經到了不變不行的時候了，從後期來看，王安石變法帶來的好處不言而喻，國家有錢，百姓徭役也減輕了，特別是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重文抑武，幾代以後官員越來越多，開銷很大，歷朝歷代變法都要觸動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特別是少數位高權重的統治階級利益受損，自然竭力反對，想當初看如今，改革何嘗不是如此呢？

主體是對的，然而太過於急性子，不懂得凡事應該慢慢來，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捷徑，以至於變法最終失敗流產，成為貪官汙吏謀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