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牛李黨爭的開始，是源於兩次科舉考試，第一次是在公元808年，唐憲宗時期，牛僧孺和李宗閔這兩位仁兄在科舉考試中言辭激烈，不僅怒批朝政，還點名指責當朝宰相李吉甫，結果被取消了錄取資格，長期不得在朝中任職。第二次是在十幾年後的唐穆宗長慶元年，有人舉報，剛剛結束的科舉存在舞弊，同時，李德裕、李紳和元稹三位翰林學士也向皇帝證實，在錄取的過程中主考官確實收到了賄賂，唐穆宗大怒，宣佈取消本次考試結果，所有考生重試。結果，原先錄取的十七名進士只有三名再次入圍，舞弊實錘。因此，參與舞弊的一干官員全都被貶，其中為首的就是李宗閔，想到之前自己在考試中罵過李德裕的老爹李吉甫，李宗閔認為一定是李德裕存心排擠他，於是便與李德裕結下了樑子。由此，被貶的舞弊官員和檢舉揭發的翰林學士，兩方人馬勢同水火，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朝堂爭鬥，史稱牛李黨爭。

牛僧孺和李宗閔帶領牛黨，李德裕、李紳和元稹帶領李黨，從這兩次科舉糾紛之後，雙方就算撕破了臉，開始了各種明爭暗鬥。文宗朝牛黨得勢，李黨被貶，武宗朝李黨得勢，牛黨被貶，到了宣宗朝，局面又再一次的反轉過來，雙方你方唱罷我登場，讓皇帝不堪其擾。在皇帝看來，這場黨爭對國家的影響甚至比藩鎮割據還要嚴重。那麼，來來回回幾十年，拋開當年的私人恩怨，牛李兩黨究競為什麼而爭呢？

主流的觀點認為是由於雙方出身不同，牛李黨爭是新舊勢力之間對於利益的爭奪，牛黨多為進士出身，代表新興的庶族地主，而李黨多為傳統計程車族，代表舊日的門閥世家。其實稍微深入瞭解一下就會發現這個說法根本站不住腳，表面上牛僧儒是進士出身，李德裕出自豪門趙郡李氏，但實際上牛黨的李宗閔出自唐朝皇族，楊虞卿出自豪門弘農楊氏，而李黨的重要成員李紳同樣是進士出身，所以二者的區別並不在於出身。

而且牛李之間並沒有綱領性的矛盾點，甚至可以說牛李兩黨在核心價值觀上是沒有衝突的，區別或許只是在執政的側重點上，李德裕偏向武功，他在任上鞏固了蜀中邊防，還制定了抵禦回紇入侵的策略，一定程度上覆興了大唐帝國的榮光，而牛僧孺則重視文治，把鄂州治理得很好，裁撤冗員，整肅吏治，減輕民賦，為國家打造了一個繁華富足的東南貢賦轉運中心。

牛李二人有著不同的執政思路，李偏鐵腕，牛偏懷柔，雖有分歧，但其所作所為，所思所想都是透過不同的方式為國家好。在以前，唐朝許多理念不合的大臣即便不贊同對方的想法，但也能攜手為國，怎麼偏偏他們兩人各領一派勢力非要爭鬥個你死我活呢？問題或許恰恰就出在大環境上，以前，大臣們能夠求同存異，而如今，牛李兩黨卻在一直內耗，造成如此差別的原因只有一個，中晚唐的朝堂上發生了內卷化。

那什麼是內卷化呢？“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後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階模式的現象。比如你要坐當天的第一班地鐵去公司上班，從家裡走到地鐵站只需要十分鐘，可是後來你發現周圍住著很多很多跟你一樣要坐這班地鐵去上班的人，你不能像原來計劃的那樣只花十分鐘去地鐵站了，於是，你就得起得更早去擠地鐵，同樣的，其他人也這麼想。這樣一來，為了能擠上這班地鐵，大家出行的時間都變長了，這就是內卷化，你坐上的還是同一班地鐵，但因為地鐵能運載的人數有限，為了能按時上班，你就得更早出門，花更多的時間去排隊，花更大的力氣去和其他擠地鐵的人鬥智鬥勇。

權力處處受限的中晚唐中央朝廷權力就是這班地鐵，而爭鬥內耗長達數十年的牛李兩黨文人士大夫們就是為了能擠上這班地鐵而提早出門，花時間排隊，最後為了能在地鐵上佔得一絲空間而和別人推推搡搡的乘客。安史之亂後，唐朝元氣大傷，山河日下之餘，還分別在外部和內部面臨著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和文官黨爭三大頑疾，而正是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這一外一內兩大因素一步一步地限制了中央朝廷的權力，間接引發了牛李黨爭。

公元763年，安史之亂平定，唐代宗為了儘快平亂，與歸降的叛軍將領做出妥協，任命他們為原駐地的節度使，其中以魏博、盧龍、成德三鎮勢力最大，並稱為“河朔三鎮”。公元819年，唐憲宗派兵平定了各個割據藩鎮，全國暫時重歸統一。公元821年，盧龍發生兵變，河朔三鎮降而復叛，重新割據，直至唐朝滅亡。原本繳納全國幾近半數稅賦的河北突然就只需自給自足，不用再往其他地方運糧，而充足的糧食就意味著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就意味更多的軍隊，因此，河朔三鎮越來越強大，同時也越來越不願意迴歸中央的管轄。

公元783年，爆發涇原兵變，唐德宗被譁變計程車兵逼出長安城。在平定叛亂後，皇帝不再信任帶兵的將領，將國家的精銳特種部隊“神策軍”交給身邊信任的宦官統領，使得宦官終於掌握了兵權。此後，唐順宗被宦官逼得退位，唐憲宗被宦官毒死，唐文宗奪取宦官兵權失敗，鬱鬱而終。

這就是中晚唐文人士大夫面臨的時局，外有諸藩鎮佔領國家主要農業區，內有宦官手握兵權和政府分庭抗禮，他們只得一面戴著鐐銬跳舞，一面還得不斷地把其他舞者推出擁擠的舞池，撥開紛繁複雜的宦海沉浮、派系鬥爭，我們會看到，引發牛李黨爭的不是地域文化的差異，也不是出身階層間的爭鬥，而是因為唐朝中央朝廷的權力日漸縮小所導致的僧多粥少的內卷化局面。

隨著國力的衰微，可以施展政治抱負的舞臺越來越小，唐朝的文人士大夫們再也不能領略盛世的風采，他們用盡全身的力氣，狼狽地把政見不和的同僚擠開之後，得以觸碰到的不過是如同夕陽一般漸漸落下的晚唐景像。所謂黨爭，爭的不過是中央那盤越來越小的肉，而黨爭越又使得中央的凝聚力越來越小，中央的權力越來越小，最終導致了王朝的崩潰。

①爭什麼？

自唐憲宗始、終於宣宗時的唐王朝朝廷之中所謂的“牛李黨爭”，相互傾軋了40多年，是中晚唐時期影響最大、持續最長的一次政治鬥爭，和唐朝後期的治亂興衰關係密切。一般來說，牛黨的代表人物是牛僧孺劉李宗閔，而李黨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李德裕了。其後，又因為在“牛黨”之中李宗閔的作用比牛僧孺更大些，所以又有“二李黨爭”的說法。但不用哪種說法，指的都是大臣們之間為了爭權奪勢，組成黨派，二者之間產生的矛盾和糾葛。

牛李兩黨的政治主張截然不同，主要表現在：李黨力主摧抑藩鎮割據勢力，恢復中央集權；牛黨反對用兵藩鎮，主張姑息妥協。其實，這樣的爭論一開始是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的，可是自長慶以後，黨爭已經絲毫看不到有意義的內容，而完全是一些將對手打倒在地的雞毛蒜皮的小事，已完全演變成了一場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致國家前途於不顧，這正是唐代黨爭的實質所在。

②導火索。

“牛李黨爭”開始於唐憲宗元和三年的“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直到宣宗朝“李黨”首領李德裕罷相，其黨派成員也大多數被貶值而宣告結束。元和三年，朝庭照例舉行“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考試，李宗閔和牛僧孺是這一年參考計程車子，在策文中他二人不約而同都探討了對藩鎮的策略，都認為不該對藩鎮大加征討。李、牛二人才華橫溢，洋洋灑灑，征服了考官楊於陵和韋貫之，最後被“擢為上第”。

但當時的宰相李吉甫，是主戰依的重要成員，對李、牛二人的言論十分不滿，而支援對藩鎮作戰的唐憲宗也自然站在李吉甫一邊。因為這件事，楊、韋二人被貶斥，而牛、李二人當然也沒有得到重用。穆宗長慶元年，李宗閔、牛僧孺終於擺脫了李吉甫的陰影，進入朝廷為官，而此時與他們同朝的還有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父債子償，李宗閔和牛僧孺自然就將當年和李吉甫的恩怨記在了李德裕頭上。

有人說唐宣宗在這場黨爭之爭中支援牛黨，打壓李黨。也有人說，唐宣宗並不是有意參與朝臣們的黨派之爭，而是剛好他討厭的官員幾乎都是李德裕一派，也就是唐武宗所用的那一批人。除了罷黜李德裕，擢升當時所謂“牛黨”的一批人之外，唐宣宗還啟用了令狐綯為相。

牛李黨爭，充分暴露了中晚唐政治中的陰暗的一角。“朋黨”之所以成好朝政的痼疾之一，是因為這些朋黨往往是由宦官做後盾或牽線的。漢、明的朋黨之爭主要是宦官與外戚或朝臣的權力之爭，宋朝的朋黨之爭主要是朝臣的政見之爭。唯有唐朝的朋黨之爭有些特別，與其它三朝不同的是，帶有明顯的“階級”性。道理很簡單：李黨是公卿顯官集團的政治代表，他們與中小地主結盟，反對藩鎮割據，即反軍閥，從而與代表豪強大地主政治利益的牛黨發生衝突。換而言之就是，日趨滅亡計程車族階級與科舉進士之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政治遊戲。

晚唐時宦官專權，反抗者勢微，投靠者又分成兩派，即牛李兩黨。牛黨代表科舉出身的官僚，李黨代表山東士族出身的官僚。兩黨互相排擠，讓唐朝穆、敬、文、武、宣這幾代皇帝都非常頭疼，前後持續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