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瞭解“魏晉風度”是怎樣形成之前，我們先來看看何為“魏晉風度”：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一個特殊的時代，就是魏晉時代，這一時期處於國家權力的變革時期，統治者在此時由曹魏變為司馬氏。國家權力的變化加上政治的動盪對人民的生活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司馬氏贏得權力的爭鬥，正式掌握國家權力，建立西晉王朝之後，對人民採取了的是“高壓”政策，很多才子文人在這場政治中被迫犧牲，其他的文人為了保住生命，紛紛採取“入世”態度來反抗黑暗的現實生活。這種態度在後世被稱為“魏晉風度”。

這些文人墨客特立獨行，放蕩不羈，他們暢飲烈酒，對天長嘯，赤身裸體，用自己的態度把那個殘酷慘烈的魏晉時代渲染成專屬於文人墨客的華麗時代。

那麼這種“魏晉風度”是如何形成的，又包含哪些內容呢？

“魏晉風度”形成：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綜合因素所致：

（1）傳統價值觀念的崩塌：

“魏晉風度”是曹魏與司馬氏統治時期的特定產物，此時漢朝末期的傳統價值體系完全崩潰，在社會動亂戰爭不斷的情況下，民生凋零，加上整個政治環境的壓迫，導致當時的文人墨客急需一個出口來抒發自己內心的不滿，因此我們如今所瞭解到的魏晉時期的名士們往往狂放不羈，個性張揚。可以說“魏晉風度”的流行是政治壓迫下所導致的思想解放的結果。

同時，當時的社會環境也催生了這場思想運動，群雄之間紛爭不斷，地方勢力漸漸崛起，傳統的禮樂制度早已禮崩樂壞，君臣關係也不像過去那樣牢固。

在群雄割據災害頻發的情況下，人們不再相信所謂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對於社會上層來說，這是他們被統治的根本。同樣是社會貴族，憑什麼君主就可以擁有是至高無上的權利呢？這一問題只要被懷疑，那麼造反自然就是符合情理的。

從董卓到曹操那些英雄豪傑哪個不是禮樂制度的破壞者呢？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諸侯紛紛養兵自衛，爭奪天下。朝堂之上，天子的顏面早已蕩然無存。過去，文臣武將皆將“忠、孝”二字作為自己的人生信仰，可如今，凡事可以擁兵自重者，皆背信棄義，凡事善於籌謀劃算者，皆投靠強者。

這個時期人們的思想與漢朝時期傳統的儒學經典相對，脫離於政治之外，超脫於社會現實。在他們的思想中淡化了過去的“忠”，模糊了“義”。在這種生存環境中，這些人不再只忠於一人，表面追求國家大義，實則追求個人利益。社會動亂的同時，人們的思想也在此時陷入了一片混亂。

在這種現實思想雙重混亂的時期，對於當時的讀書人來說，他們既不甘心歸附於當時的豪強霸主，又無法恢復過去的傳統制度，於是都在追求一種超越世事的精神境界，這種境界在後世，便被稱為“魏晉風度”。

（2）特殊的階級環境：

除此之外，“魏晉風度”的形成還與當時獨特的階級環境有關。

細數當時的名士，阮籍、嵇康、王導、謝安，這些人大多出身於貴族，祖輩聲名顯赫。他們所流芳百世的言談舉止，其實是當時貴族化生活狀態的一個反應。貴族的出身讓他們不必擔憂物質生活，可以著重於精神生活的追求，對於這些人來說，普通人為之奮鬥一生的高官厚祿唾手可得。

在文獻記載中這些人大多，英俊瀟灑，玉樹臨風，才貌雙全，可以說如果想成為魏晉時代的君子，那麼在外表上必然要符合“風度”這一時代審美特點。所謂“風度”主要指的是一種氣質，瀟灑飄逸，是一種既可上陣殺敵安定一方，又可撫琴弄簫陶冶情操的人格魅力。

這也導致“魏晉風度”只專屬於這一時代，在後世難以尋找漢朝末年，魏晉時期，“察舉制、九品中正制”，這兩種傳統的官員制度已經逐漸演變成門閥體制。

在《抱朴子》中曾有記載，當時“黃老學說”日漸復辟，在各種原因的影響之下，世家大族培養出一批紈絝子弟，同時也誕生出一批性格天然，瀟灑不羈的貴族青年。

這得益於他們自幼就受傳統貴族的薰陶。他們的知識涉獵廣泛，但大多與自己的興趣相關，所學隨心。相比來說這種學習方法和目標是後世飽受科舉制影響的讀書人所無法想象的。

（3）“玄學”的精神寄託：

另外，“玄學”也在這一時期發展興盛，“玄學”是當時文人追求精神寄託的一個載體，這一學說以“老莊學說”為基礎進行發展，秉除了過去集體主義思想而轉向個人理想主義，文人墨客大多追求個人精神上的獨立自由。這種思想，超脫世俗功利，但又蘊含著悲天憫人的博大情懷。

（4）“酒”與“藥”的盛行成為物質載體：

最後，酒和藥的產生髮展也推進了“魏晉風度”的流行，當時上流社會流行服用“五石散”，這種藥會讓人意識麻痺，產生幻覺。

為了更好的散去服用“五石散”所產生的毒性，服用者常常會寬衣解帶，袒露身體。魏晉時期，飲酒一直是社會上盛行的一項活動，這個時代賦予了酒灑脫不羈的含義，對於當時的社會名士來說，酒也是這個世界僅存的安慰。

“魏晉風度”的主要內涵：

其實總的來說魏晉風度是一種瀟灑的人生態度，是對自由的嚮往，從當時流傳至今的很多故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態度，比如說王羲之的“東床快婿”，比如說劉伶的“天地為衣”，簡單來說就是“真性情”在生活中的體現。

對於很多人來說，一提起“魏晉風度”就想起三個詞“飲藥、縱酒、長嘯”其實這三種行為是“魏晉風度”精神上反道德、反倫理的具體體現，是一種“麻醉式的狂歡”。

他們透過服用“五石散”來達到身體和精神上的放縱歡快。在損害身體的同時，達到精神上的高度愉悅。

另外就是行為上的放蕩不羈，在當時的社會上，飲酒不是一種少數人的行為，而是一種社會現象，比如“竹林七賢”中的劉伶喝完酒之後常常會赤身裸體，按他自己來說，“以天地為棟宇”。還有不可思議的，“長嘯”其實就是學驢叫。相傳曹丕曾有一故友死去，這個好朋友生前最喜歡學驢叫，於是曹丕便找了一群人在朋友的靈堂前驢叫。

當然“魏晉風度”，不只拘泥在行動中，核心在於思想的自然、自在，不像儒家經典那般恢宏磅礴，每個人對於“風度”的定義各不相同，但其實只要樂於做自己，不千篇一律的生活，那便是“風度”。沒有統一的標準也是“魏晉風度”沒有流傳下來的原因之一。

“魏晉風度”總的來說是一種被死亡所逼出來的氣度， 這個時代是一個人人都有可能隨時死去的時代，從永初元年到漢獻帝時期，各種災害紛擁而至，年年的瘟疫、洪澇讓人民隨時都處於親人離世的痛苦之中。戰爭的聚集，統治者的無情，更是讓大批愛國讀書人成為了刀下亡魂。所以這種看似瀟灑的魏晉風度的背後蘊含的是對於死亡的恐懼和麻木。

總結：

”魏晉風度”是當時動盪的社會形態以及政治環境融合下的產物，魏晉之後儒學復興，法制逐漸完善，從此再也沒有哪個時代如魏晉時期一般瀟灑不羈，自由解放。但是魏晉名士放蕩不羈，曠達超然的人生態度一直流傳至今。

首先說下啥叫魏晉風度。

魏晉風度是魏晉時期的上流社會通行的一種生活方式，主要表現形式為清談，磕藥，不問俗務。

為啥這幫人清談磕藥不問俗務，好多人都說當時政治環境惡劣，過問俗務很危險，會被殺頭甚至滅門，因此三緘其口，聚在一起就說點沒用的東西消磨時間。其實這個說法並不完全準確。

清談之風從後漢就開始了，當時是一幫人聚在一起評論朝政。黨錮之禍以後，士人們消停了一段時間，三國亂世，這幫人又牛逼了一段時間，到了各個割據政權穩定之後，就不讓這幫傢伙信口雌黃了。曹操殺了孔融，劉備殺了啥來著，孫權也殺過幾個，這幫人就消停了。

如果說最初清談是為了避禍的話，到了晉朝建立，手握大權的宰相王衍都手握拂塵誇誇其談，不理朝政，以至於被外族入侵，國破家亡，這就不是單純避禍可以解釋的了。

只能說，清談已經成為上流社會的一種生活方式了，而且積重難返。王導去了江東，照樣每天清談，不理俗務，王羲之說，清談誤國，王衍就是清談把國家亡掉的，你為啥沒有驚醒呢？王導說，秦用商鞅，二世而亡，難道也是清談惹的禍？

當時的上流社會以不幹俗務為光榮。有個人打仗勝了，皇帝給了個官，沒想到勃然大怒，我是為了家族榮光才打仗的，沒想到因為打了一仗卻要給我封官，這是對我赤裸裸的侮辱。打仗是賤人才乾的事。

所以到了東晉後期，上層清談計程車人就被下層幹俗務的庶人架空了，再後來，這幫人就造反了。

我曾經寫過一篇有關魏晉風骨的散文詩，我覺得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全文如下：

楝花吹著紫色花絮的午後，苦而微甜的空氣令人迷沉。春將歸去，待水田白鷺飛起，竹林森森蔥鬱，何不邀朋載酒輕歌，訪七賢蹤跡。

尋著七賢遠去的煙塵，我嗅到一絲濃濃的酒香。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可魏晉風骨中的酒，就不光是解憂了。飲酒，清談，縱情山水，魏晉名士們借酒佯狂，捫蝨而談，在濁世中另闢一方保持人格獨立的生存空間。

那時候，阮籍為了不和司馬氏談婚論嫁昏昏大醉了兩個月；嵇康披散長髮在洛陽東市刑場上奏響千古絕唱《廣陵散》；劉伶成天扛著一壺老酒，且飲且行，率性得就像是一個瘋子……有人說那是亂世，我看那就是一段酒香迷幻名士癲狂的奇特時光呵！

啥叫魏晉風骨？那為一杯酒放棄身後名的率真，聞美人歿而往吊之的坦蕩，裸形體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瀾既倒寵辱不驚的淡定，處世維艱幽默對之的曠達，面對群山憤懣難抑的長嘯……不必再讓定義過於繁複，我僅看到的，是魏晉時期的那一壺酒，那一壺造就一種獨特風骨的濃郁醇香了幾千年的好酒呵！

東漢時期，由於政府提倡孝道，並且將此作為選拔官吏（舉孝廉）的一項重要標準，所以社會上逐漸形成崇尚個人德行的風氣，也即重視“名節”。這固然可以推動人心向善，使得民風醇美，但難免也有走極端的情況。到後來，便出現了一些競相標榜，甚至為彰顯個人名節而不惜弄虛作假的現象，道德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個人贏取功名的工具。

東漢滅亡後，中國開始進入長期分裂時期，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一定衝擊，一些新的風氣開始形成；這種風氣孕育了最能反映人內心的文學自覺，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便是以曹操父子為代表的“建安文學”。曹操出身於宦官養子家庭，與當時具世家大族背景的所謂的正統名士自然有所區別，他講求實際，注重實效，不為“名節”所困；表現在文學創作上，便是不受傳統和陳腐的內容與形式的制約，這為當時文壇帶來了慷慨渾樸、清新剛健的新風。他的兒子曹丕、曹植（前者是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後者是才華橫溢的詩人）的文學也各有風骨，與其父並稱為“三曹”。與三曹同時的還有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等七人，他們同為建安時期（196—219）有名的文學家，世稱“建安七子”。

在“建安文學”新風氣的開導和影響下，到了曹魏正始年間（240—248），出現以何晏、王弼、夏侯玄等為代表的一批名士。正始名士的一個特點是服用一種叫做“五石散”的藥物，這種藥物由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磁石等礦物煉製而成（也有不同的配方說法），服用後會令人全身發熱，因而需要“行散”，就是透過走路使熱力散發出去。因為人服藥後會發熱，而且面板會變得細嫩到“吹彈可破”，所以便不能穿新的和緊身的衣服，也不能穿鞋而要穿“屐”；另外還要吃冷的食物，用冷水澆身，所以五石散又叫“寒食散”。又因為不常換洗衣服，所以身上會長蝨子，一邊抓蝨子一邊清談（成語“捫蝨而談”即由此而來）便成為一種時尚。何晏、王弼、夏侯玄三人同為服藥的祖師，其中王弼20餘歲便去世，而何與夏侯二人因與曹操關係較近密，受到司馬氏的仇視，與嵇康一樣都為司馬氏所殺害。

在“正始名士”之後而起的是“竹林名士”，他們的特點不是服藥，而是飲酒，其代表便是嵇康和阮籍。阮籍則是前一時期“建安七子”中的阮瑀之子，他年輕時放縱不羈，史書記載他看人時會用“青白眼”，也就是當他看得上某人時就兩眼正視（眼球是黑的，故謂“青眼”），而看不上時就給人家白眼。我們今天漢語中所用的一些成語和字詞，如“青睞有加”、“青眼相加”、“白眼相向”等，就是從阮籍而來。阮籍為了躲避現實的人生與政治，經常喝得酩酊大醉，借酒佯狂，而且口中絕不評論他人的好壞。有一次司馬懿想和阮籍結為親家，但阮籍卻一醉兩個月，此事只得作罷，其為人由此可見一斑。阮籍的詩文水平極高，他創作的《詠懷》八十二首組詩，是文學史上的豐碑之作。劉勰曾在《文心雕龍》中評論說“阮旨遙深”。竹林名士中的其他幾位，如山濤、阮咸（阮籍之子）、向秀、劉伶、王戎等，也都是一時才俊，他們相與為友，打破禮教，崇尚自然，天真放達，嘯傲竹林，世稱“竹林七賢”。

晉室南渡以後，以正始名士與竹林名士為代表的“魏晉風度”便走入了最後的階段。這時，沒有那股名士真精神而刻意做表面功夫的人多了起來，如沒有吃藥而假裝吃藥、行散、穿寬大的衣服者，不能寫文章而只能空談者……雖然社會上也還有如王羲之“袒腹東床”的曠達與陶淵明“悠然見南山”的情懷之餘風，但畢竟相較此前“是真名士自風流”的氣息已經消退了許多。當然，此時佛教思想已經滲入較深廣，對於魏晉時期的中國本土思想有著潛消暗解的作用，也是一重原因。總而言之，東晉以後，魏晉風度便逐漸淡出了歷史舞臺，但作為特定歷史時期而產生的一種精神解放的潮流，魏晉風度那種至情至性的人性光輝卻被傳頌千古。

【知人論世】魏晉風度、玄學的興起二者之間有很強的關聯性。

東漢末年，注重師法傳承的漢儒衰落，曹魏正始年間，在何晏、王弼等人的倡導之下，崇尚無為的玄學開始興起。

但是，此時的學術界還是認同儒家名教的，曹魏末年，司馬家族奪得政權，令人詫異的是，司馬家族卻在宣揚儒家文化。

此種情境之下，以阮籍、嵇康為首的人以薄孔非儒為手段來表達對司馬家族的不滿，在他們的話語裡，儒家成為虛偽的代名詞，他們反對儒家倡導的文化傳統形式。

結果就是儒家文化中的綱常禮教被摒棄，狂誕放達受到追捧，積極有為被詆為蠅營狗苟，無為消沉被認為是自然天性。社會失去了積極的價值導向，人們陷入了精神混亂。

最初，這種風氣只在民間風行，很快，所謂的魏晉風度就為統治階層所接受，後來的西晉執政大臣王衍便是代表，一大批食君之祿的官員吃飽了沒事幹，便是飲酒玩樂，最後，天下終成河潰魚爛之勢，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中原千里丘墟，都拜“風度”所賜。

我們都知道魏晉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時 代，士大夫一個個寬衣大袖，倜儻風流， 手持麈尾，口吐玄言，只是我能理解的。 至於服藥行散，終日溺酒，以嘯代言，更 甚者則散發垢面，裸袒箕踞，與豬共飲則 頗令人費解。 ? 但這又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一種現象，我 們一直在標榜魏晉是一個，人的自我覺醒 的時代，是人格美盡態極妍的時代，但為 什麼我從中看到了極大地悲哀和掙扎。

在一種舊有的文化制度、精神支柱垮臺時，知識 分子會最先產生出一種幻滅感。在五四新文化運 動之前我們不會感到崩潰與重建的困惑，所以我 們不瞭解魏晉士人的種種行為。新文化運動之後， 知識分子中間的幻滅感普遍存在，正如陳夢家的 詩所寫：“一朵野花在荒原裡開了又落了， 他看 見青天，看不見自己的渺小， 聽慣風的溫柔，聽 慣風的怒號， 就連他自己的夢也容易忘掉。”魏 晉士人同樣面臨怎樣重建的困惑。

一、道本儒末的模式

認為治理社會要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本， 以儒家名教為末，主調和儒道論。他們思 考越深刻，探索越深入，距離傳統的價值 觀念、生活模式就越遠，這樣一來，不僅 感情上痛苦，而且精神上也難以適應。他 們如同隻身佇立在一片空曠無垠的荒原上， 孤立無依，前途未卜，一種渺小、孤獨、 茫然、恐懼的心情油然而生。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論模 式

經過司馬氏集團大規模的誅殺異己，士大夫們經 過沉思之後認為：儒家學說是殘賊天下的鬼招妖 術，君主之制是製造罪惡的罪魁禍首。於是他們 猖狂的非湯武薄周禮，指斥名教的虛偽，以越名 教而任自然來實現精神的超越。這樣就形成了他 們與社會的對抗以及與傳統的對抗。 陷入了一種比正始名士更為痛苦的焦慮不安之中。

三、內聖外王的理論模式

名教即自然，儒家即道家。透過道家的內聖和 儒家的外王結合起來，從而將個體與社會、自 然與名教、內在精神的超越與外在功名的求取 協調起來。 他們在名教與自然之間，在出世與入世之間， 找到了一條即出世又入世、最省事、最實用也 最安全的通道，走向皆大歡喜的人生，實際上 近乎一種不嬰世務的超脫和縱慾，最終西晉走 向了滅亡。

四、東晉三教互補的理論模式

內聖外王的理論模式協調了個體與社會的關 系，消除了士大夫長久以來迷茫困惑的心態。 佛教的加入為清談提供了新的天地 。 此時的東晉士人秉承西晉以來的習慣和生活 方式以及價值標準。皇權衰落，偏安江左， 此時計程車人以一種著魔的姿態將清談演繹到 極致。

“魏晉風度”一詞出自魯迅著名的演講。晉人在大家印象裡輕裘緩帶，布鞋木屐，簡約雲霑，超然脫俗。

魏晉時代長期戰亂，太輕易的生死離別，妻離子散，使得人們意識到生命的短暫和可貴。所以當他們意識到生命的長度不可以增加時，他們只能選擇拓展生命的寬度。這時節，各種張揚的，個性的，甚至誇張的生命個體被重視，渲染，接受。

在這裡，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們在這一分鐘裡超脫，放縱，這一分鐘裡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歎服。這個時候的追求感觀，心靈享受絕非墮落淫靡，而是一種自覺高尚情趣的體現。竊以為中國文化歷史上頗具一格計程車大夫文化便發韌於此。就像山水畫一樣，我們計程車大夫空靈而燻意。

魏晉風度應該是當時時代的產物，部分文人雅士成為名門望族的門客，聚會雅集，吟詩作賦樂此不疲！以建安七子等名士為代表。一部分士族為了躲避政治權謀家的遊戲，推崇竹林七賢等名士的精神追求。不受儒家，佛家，道家等傳統理教的束縛，崇尚玄學。魏晉時期名士風度一直受歷代文人推崇。成為眾多文人的精神伊甸園。

任何一種文化，都是歷史發展中時代的產物

民族文化發展總伴隨與其它民族文化的交融性。民族文化要獲得豐富多彩，及其社會人文的需要，必須從其它民族文化中汲取新鮮養料。

文化跨區域，跨民族的傳播交流，是人類文明進化及文化發展的一種普遍現象。

漢朝以獨尊儒術的政治態度發展文化氛圍的。可在三國鼎立的情況下，儒術一統的思想格局被打破。

原有的文化格局被打破，已經無法繼續維持，那麼新的社會思潮孕生就被推上了這一時期歷史舞臺。

可以看出，任何一種思想文化的出現與發展，離不開當時所處的時代，還受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

代表人物

西晉歷史的社會發展，充滿了動亂，群霸廝殺，不僅一般老百姓深受戰火之苦，連王公貴族也同樣朝不保夕。

便索性醉生夢死。縱情山水間，吟詩唱賦，將自己的思維麻木于山水，酒香之中。

魏晉之際，名流阮籍以飲酒名於世。

“本有濟世志，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醉臥鄰家少婦旁。”――《晉書·阮籍傳》

另一名流嵇康是“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量。”――《晉書·嵇康傳》很是一派淡然於世情的樣子。

魏晉風度

其形成是由道家老莊骨架與儒家的孔子學說結合而成的。儘管道儒兩家其風格上各有不同，可作為華夏文化土壤上的果實，兩家共同點顯而易見。

主要表現在，對理想人格實現的平等機遇的認同，對簡易化社會認知模式的一致踐行。

在魏晉時期得到了廣域的，淋漓盡致的發揮。

“魏晉風度”受到許多人的推崇，魏晉人士行事率性任情、曠達放誕。其中，尤以“竹林七賢”被大眾所熟知。“魏晉風度”的出現和玄學的發展密不可分，主要探討宇宙本源與人生意義。受這股玄學思潮的影響，魏晉士人往往表現出後世所謂的“魏晉風度”。但這種現象的出現，其實背後也有不得以的苦衷。那麼，“魏晉風度”是怎麼形成的？

政治條件

自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一直被封建政權奉為正宗（起碼錶面上如此）。但這種狀況到了東漢末期，受到了嚴重挑戰。隨著統治階級矛盾的加深，割據勢力的興起，士大夫的意識形態也在不斷改變。東漢末期宦官專權嚴重，士大夫階級為了和宦官抗衡，利用“清議”這種形式與之對抗，即品評人物和朝政得失。但相應地，引來了宦官集團不遺餘力地打擊，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也因此爆發。

許多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殘與壓迫，甚至學生子弟都受到牽連。而在這其中，郭泰也是“黨人”中一員，只是他只討論品評理論，而不涉及朝中具體人物，因此得以保全自身。因此，到了後來，原先批評朝政的“清議”，逐漸轉化為抽象玄理的討論。表達了士大夫消極不與朝廷合作的態度。

士大夫開始探討比如“有無”、“動靜”、“名教與自然”、“出世與入世”、“無為與有為”等問題。由東漢的“清議”轉變為魏晉的“清談”，而清談也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魏到西晉，是士大夫表明本人態度以及立場。第二時期是東晉，清談已經變成了“玄言”的討論，失去了政治的實際性質，成為名士的點綴而已。他們奉“三玄”（《老子》、《莊子》、《易經》為三玄）為圭臬，一切學理及人生觀，都在“三玄”中尋找答案。

經濟條件

西晉統一後，認為天下無事的晉武帝開始大肆享受起來，後宮中的姬妾近萬人。在最高統治者的示範下，當時的丞相一天吃飯就要花費萬錢，但仍然說沒有想吃的東西。當時的景象，可以概括為“奢侈之費，甚於天災”。這些“不耕不織，錦衣玉食”的世家和高官們，充實他們精神世界的，便是清談。

口談虛浮，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於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仿效，風教陵遲。

等到東晉建立，這股風氣更是被放大。身處江南富饒之地，對於“妙善玄言”，“莫不景慕仿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隧成風俗焉”。如果能篤信“三玄”，還能作為學術探討或哲理欣賞。但更多的人是一知半解，只是為了附庸風雅、裝點門面，這就導致了整體社會風氣的敗壞。

當西晉玄談名士王衍，被石勒大軍捉住活埋的時候，他本人感嘆：“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東晉恆溫北伐時，也曾感慨地說道：“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子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思想條件

任何一股思潮的發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玄學的發展也是如此。以王弼、何晏為代表的“正始之風”是玄學開創期，此時推崇“貴無”。後面是竹林時期，以阮籍、嵇康為代表。再往後，又由“貴無”轉向“貴有”。等到了永嘉時期，以郭象為代表，是玄學的綜合和完成時期。

在這個過程中，佛教與老莊的哲理一拍即合。在漢末魏晉，佛學依附於黃老之學；到了南朝時期，則以佛學說老莊，佛學此時成為思想主流。而土生土長的道教，為了對抗佛教，亦抬出了皇帝、老子。老莊與佛、道激揚而成哲理，玄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如果只是林泉隱逸清談玄理，即使無益於國，但也不致誤國。此種“魏晉風度”，亦豐富了思想的多樣性。但像王衍這樣的高官，崇尚虛無，口談玄理，不以安世濟民為己任，這樣的“魏晉風度”，卻是亡國之音。所以，對於“魏晉風度”，我們要採取一種辯證的態度來看，而不應過分推崇或貶抑。

迷人的魏晉風度，亂世的璀璨文化.“魏晉風度”一詞來自於魯迅先生那篇有名的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個詞用來說明魏晉時期知識分子的特立獨行、不拘禮法、率性而為、清俊通脫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現代人都喜歡追求個性，以體現與眾不同。其實與那時的人相比，我們弱爆了。魏晉士人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因此形成了一種時代風潮。

但我們現在所說的魏晉風度有擴充套件：指的是魏晉時期那些名士的言行舉止帶給人的一種整體印象。如今它已經成為一箇中國古代文學術語、美學術語、哲學術語。

形成原因

（1）政治上：東漢黨爭，黃巾起義，董卓之亂，三國紛爭，司馬氏恐怖統治，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亂世政治高壓，殘害異己，平民士人生命朝不保夕。

（2）社會上：由漢朝的察舉制轉變為九品中正制，門閥士族形成，成為魏晉風度的階級基礎。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

（3）思想上：兩漢經學崩潰，老莊哲學興起。

（4）風氣上：由東漢末年的太學清議轉為清談，由漢末的「月旦」人物（《後漢書·許劭傳》）轉為人物品藻。由品評人物的外貌到品評其內在精神風度。

（5）文化上：得力於名士們深厚的文化素養。

魏晉風度是一種十分高雅的人格模式，這種人格模式的形成得力於名士們深厚的文化素養。對音樂的熱愛；在詩歌創作的實踐和理解上。

並且名士們在日常生活中能貫徹詩學精神（即現在流行的詩意地棲居）

表現方式

服藥、縱酒、清談玄理、品評人物、雅量、嗜好、反抗禮法名教、鄙棄富貴、追求隱逸生活、寄情山水、任性放誕、姿容、神韻、華麗好看的文詞、深情、率真曠達、崇尚自然、鎮定冷靜、不檢細行、精神內蘊、名士氣。

和“竹林七賢”一樣，魏晉士人普遍以“真”為美，珍視真本色、真性情。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表面行為與內在精神的矛盾外化。但大部分作者僅僅指出它們的矛盾之處。如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認為：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因此那些表面破壞禮教的人，他們內心深處其實是最寶貝禮教的。

李澤厚認為魏晉風度頹廢與熱愛並存，消極悲觀的背後蘊藏著的是一種向上的、激勵人心的意緒情感。

評價

魏晉時期，是一個人人自危的時代，個人不能掌控自己的生命，只能寄情于山水、文章、美酒。只能透過放誕的行為，宣洩自己的不滿、恐懼、苦惱。正因為熱愛生命，正因為想把生命活得有意義、有價值，所以才與那不可捉摸無力反抗的命運（時代、政治）對抗（而做出種種後人看起來怪異的行為）。

魏晉名士固然已經作古，但魏晉之風卻流傳下來。陶淵明、王績、陸羽、林和靖……名士們留下的文化就像是匯入大河的一股最具活力的水源，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這種魅力在時代變革時期尤其明顯，無論是明清交替時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清末的譚嗣同、秋瑾，還是民國初期的章炳麟、黃侃，都閃爍著名士風采。

在這不經意間，他們活出了自我，千百年後仍然活在後世性情中人的心間，無為而無不為，不追求永恆，卻終至不朽。

拓展反思

可以說，自由灑脫的玄學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創造力，使魏晉南北朝成為中國文化史上不可複製的傳奇。這一時期是中國政治史上一個衰落時代，卻是中國文明史上獨一無二的“井噴時期”。在這漫長而動盪的近四百年中，中國藝術的各個方面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呈現出繽紛絢麗、異彩紛呈的壯觀景象。它是中國歷史上“人的覺醒”的時代，“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

魏晉之士之風骨、氣節是以死守志，放縱自我，追求自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採菊東籬，悠然南山。魏晉之士之風骨、氣節影響著後世無數學者，在一個又一個傳奇中書寫著士的歷史。而魏晉名士有一種不同於流俗、甚至不同於任何歷史時期的言談舉止。風度集中體現了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集中塑造了他們的社會形象。它不僅是一種政治和文化現象，而且深深影響著人們的心理與行為，從而構成了這一時代所特有的社會現象，對後世中國傳統文人的文化哲學和思想產生了無可名狀的深遠影響。

（參考文獻：上官清晨，魏晉風度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