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外戚被嚴禁掌權，但到了南宋時期，因為外部金、蒙的威脅和壓力，以及宋太祖一脈被壓制了近兩百年之後權力基因上的懦弱，南宋是頻繁出現權臣，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等都曾權傾一時，其中比較特別的一個是韓侂冑。

韓侂冑身上有好幾個標籤，他是北宋仁宗、英宗、神宗時期的宰相韓琦的曾孫，是頂級官宦之後，他的祖母是宋神宗的女兒，母親是宋高宗皇后的妹妹，老婆是宋高宗皇后的侄女，也就是說，韓侂冑還是個頂級外戚，他是以恩蔭的方式進入仕途，也不是傳統計程車大夫，這樣一個集勳貴、外戚、非科舉入仕於一身的人，在北宋是絕對只能混吃等死的，他卻經過三步走，逐步成為權臣。

第一步："紹熙內禪"，韓侂冑透過宮廷政變獲得擁立之功，成為新皇帝信任的臣子，韓侂冑是透過宮廷政變走上前臺的，這也是一個北宋時期不可能出現的例外，他推翻的是宋光宗，宋光宗是宋孝宗的兒子，大概有些精神上疾病，而且和父親宋孝宗的關係很緊張，登基後多年不去後宮探望禪位的宋孝宗，被文官集團視為不肖。另外最主要的是宋光宗懼內，他的老婆李氏又權力慾望很強，經常干涉政事，宋光宗的這些事讓文官集團對宋光宗極度失望。為了不讓宋光宗的老婆有參與朝政的機會，韓侂冑聯合以趙汝愚為首的群臣和後宮的吳太皇太后（宋高宗皇后，韓侂冑的姨母）廢掉了宋光宗，擁立他的兒子宋寧宗繼位。在這次被史書上稱為"紹熙內禪"的宮廷政變中，宗室大臣趙汝愚是群臣的首腦，政變後因功成為宰相，韓侂冑起到的作用就是聯絡吳太皇太后，他不是士大夫，所以被文官們有意無意的排斥，雖然有擁立之功，但並沒有獲得他想得到的執掌朝堂的機會。

第二步：和文官集團不和睦，搞掉留正和趙汝愚兩大宰相。"紹熙內禪"後，沒能獲得所想的權柄讓韓侂冑無法忍受，因此在寧宗登基後，韓侂冑的目標開始轉向趙汝愚和留正這兩位文臣之首。宋寧宗登基後因擁立之功將韓侂冑升為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院都承旨，但他對這個官位不滿意，於是找趙汝愚要求能成為節度使，還希望給他加"節鉞"，寄望於趙汝愚看在同為擁立大臣的份上讓他成為真正的封疆大吏。趙汝愚當然不會幹，文官集團也不會幹，趙汝愚雖然是宗室，但好歹也是中過科舉狀元，所以他這個宗室能得到文官集團的認可，韓侂冑這樣的外戚卻是他們共同警惕的威脅，怎麼會給予韓侂冑這麼大的權力？他們可不希望製造出不受節制的軍閥出來，於是趙汝愚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韓侂冑的請求，這讓韓侂冑極度失望，更加堅定了要除掉趙汝愚的打算。除趙汝愚外，另一位宰相留正也和韓侂冑不對路，韓侂冑有參與朝政的意圖，因此經常跑到宰相們辦公的地方發表自己的見解，結果被留正一句話給懟了回去："此非知青日往來之地"，意思就是說你韓侂冑沒資格來宰相辦公的地方。先是求官不得，再加上這明顯的抵制，徹底激發了韓侂冑的怒氣，於是韓侂冑勾結御史彈劾留正和趙汝愚，留正以當初擁立之功存疑的名義被罷免，趙汝愚就直接以身為宗室有可能篡位的名義流放，並在流放途中將他害死。

第三步：貶低和批判朱熹的學說，製造“慶元黨禁”，清除掉所有的不支持者留正罷官，趙汝愚身死，文官集團的兩大掌舵人都被趕出朝堂，但韓侂冑還是有意無意地被文官們抵制，沒辦法，外戚的身份天生就和文官集團對立，有投靠韓侂冑的文官，但抵制的還是佔據大多數，沒有文官集團的配合，韓侂冑就無法掌控朝堂，怎麼辦？韓侂冑很乾脆地發動了一場清除所有政敵的運動，即"慶元黨禁"。在清除留正和趙汝愚之前，韓侂冑已經先把他們的支持者，理學大家朱熹趕出了朝堂，現在韓侂冑繼續借打壓朱熹的名義清洗政敵，韓侂冑和他的支持者從理論上批判朱熹的學說，將之打成異端學說，然後將阻礙他掌控朝堂的危險分子全部拉進朱熹一黨，把他們罷官的罷官，流放的流放，經過"慶元黨禁"的打擊，敢公開站出來反對韓侂冑的人就暫時沒有了。

在完成上述動作後，韓侂冑成為獨一無二的權臣，但他因為不是科舉出身計程車大夫，所以在官位上是不能擔任宰相之職的，他只能以太傅加平章軍國事的名義行使宰相職權，巔峰時獨攬軍政大權，把參知政事（文官之首）和樞密院事（軍方之首）的職權全給包攬了，權力遠遠超過前輩秦檜，他也終於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建功立業。

韓侂冑一直被誣為奸臣而入正史。

歷史上外戚參政者比比皆是，甚至不少成為朝廷勳臣。客觀地講，韓侂冑參與廢掉有間歇性精神病且極為不孝的光宗，進而禪位給理宗，對朝廷來說並不是壞事情。同時，在廢立之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趙汝愚，而非韓侂冑，以此來指責其為奸臣自然不公平。

新法舊法的派閥鬥爭自北宋時代以來，就成了這個國家的傳統景觀。高宗時秦檜在宰相位上呆了十九年，和平派得勢，但繼位的高宗養子孝宗卻有主戰傾向。孝宗時代，已被處死的岳飛被恢復了名譽，而已死的秦檜則被人唾棄。高宗讓位後仍活了二十五年，淳熙十四年死去，享年八十一歲高齡。養子孝宗此時也已年過六十，比高宗讓位時候的年齡還大，兒子都已經四十歲了。接著，他效仿養父，兩年後讓位於光宗。光宗即位後，和平派再度抬頭。於是主戰派或者說對金強硬派失勢。

屬於主戰派的詩人陸游以"嘲詠風月"這一不倫不類的口實被彈劾，丟了職位。光宗不一定就有和平派的考量。他愚昧無知，沒有像樣的意見，只會任和平派擺佈。說起任人擺佈，指的是光宗對皇后李氏唯命是從。李氏不讓仍然健在的孝宗見到自己丈夫，孃家的宗祠比皇室的太廟還要氣派，衛兵的數量也很多。李氏一族在朝廷中被錄用，政治開始亂了套。當時的宰相是宗室的一員趙汝愚，讓他絞盡腦汁的是怎樣才能壓制住李皇后的專橫。高宗皇后吳氏此刻仍然活著。

當邢氏在北地死去的事情得到確認以後，吳氏被立為皇后，現在是太皇太后，也就相當於是皇帝的祖母。壓制李皇后正是這個老太太的意思。然而，她已經八十歲了，自己都動彈不了。宰相趙汝愚讓太皇太后吳氏的外甥韓侘胄擔任聯絡工作，這個人是光宗皇太子妃的叔父。退位後做了太上皇的孝宗之死那天，機會來了。光宗不僅愚昧，史書還記載說他有"心疾"，所以可能是弱智或者是其他異常。雖說是養子，採用的卻還是嫡子的葬禮，因此太皇太后就有絕對的發言權。

上皇孝宗大葬，因光宗有心疾，於是吳氏命令由皇太子來主持。吳氏趁熱打鐵，讓皇太子即位。有心疾的光宗在位六年時退位，六年後死去。光宗是個昏君，但在他的時代裡實行了鹽稅的減稅。這其中既有宰相趙汝愚政治措施得當，也有和平給南宋經濟帶來啟用作用等原因，人們看到的現象是國力充實了起來。替代光宗的是他的兒子寧宗，在他即位後，南宋就成了功臣韓侘胄的時代，畢竟皇后還是他的侄女。儘管說是韓侘胄時代，但也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

宰相趙汝愚對他沒怎麼評價。因此，即使寧宗即位，也只給了他一個防禦使的地位。這個官位位於團練使或節度使之下，韓侘胄對此極為不滿。《宋史》把他寫進了《奸臣傳》，認定他是小人，因此他會不擇手段地整垮自己憎恨的對手。他瞄準宰相趙汝愚，千方百計要把他搞下臺。後世被稱為朱子的朱子學體系創始人朱熹，當時由趙汝愚推舉做了侍讀。深具學者風範的朱熹不知畏懼，對韓侘胄背地裡針對趙汝愚的構陷舉動時時有所見聞，就上書寧宗。

這自然引起小人韓侘胄的憎恨，因此而被免職。不僅如此，他的著作也成了禁書，朱子學被指責為"偽學"，學習朱子學的官吏被解職。因發生在慶元二年，故被稱為"慶元偽學之禁"。最後，韓侘胄利用皇后叔父身份實施的反宰相運動成功了，趙汝愚失勢，從福建被貶到湖南，在那裡貧困至死。可以說趙汝愚太小瞧對手了。朱熹曾進言，不要給韓侘胄有實權的高位，也不要讓他干預政治，但趙汝愚沒有采納，而是說這只是個容易控制的小人物，所以用不著那樣。

他理解不了小人物的可怕之處。就這樣，韓侘胄掌握了朝政大權，儘管完全沒有人望。為了爭取人氣，他放鬆了偽學之禁，推舉了已經失勢的詩人陸游。特別是當侄女韓皇后於慶元六年死後，他為了穩固自己的位置而四處奔走。為了鞏固地位，立下大功是最有效的，他又在此時得到了金國力衰退、軍隊變弱的情報。宋自太祖建國以來，就有收復失地的難題。對北宋來說是燕雲十六州，到了南宋就是淮河以北的土地。即使只收復少許失地，也會是前所未有的大功。

韓侘胄計劃北伐，集結了大批軍隊。金軍不如以前強大，這是事實；但南宋軍隊經歷四十年的和平時期，軍力只有比以前更弱。金因北部邊境緊張，所以戰鬥力遠高於南宋。再加上還有南宋將軍的倒戈，結果南宋慘敗，金甚至把軍隊推進到了江北。金知道南宋的弱點：激化南宋的派閥抗爭就可以了。金要求割讓兩淮之地，增加歲幣，叔侄關係變成原來的臣服關係，以及處分韓侘冑。金闖入長江北岸，必然會在南宋內部引發責任問題。寧宗在韓皇后死後立楊氏為皇后，皇后有個哥哥楊次山，這就成了一個新外戚。

楊次山聯合史彌遠，以密旨暗殺了韓侘胄，將其首級送金。金除了歲幣增至銀三十萬兩，絲綢增至三十萬匹，犒軍錢三百萬兩外，只把臣服關係改成了伯侄關係，至於國界線則保持不變，收回了割讓要求。伯侄關係比臣服關係要強多了。金方擔心和平談判久拖不決，這是因為成吉思汗的腳步聲越來越近，黃河也在泛濫，國家經濟陷於破產狀態。金最想要的是增加歲幣和戰爭賠償，其餘的都好說。嘉定元年，也就是暗殺韓侘胄的次年，和議成立。南宋由史彌遠、楊次山頂替韓侘胄掌握政權。

關於韓侂冑專權一事，如果他真的乾綱獨斷，也不至於出現尾大不掉，以致吳曦叛變、丘崈謀和，最終四面楚歌的局面。相反，在進行“開禧北伐”時，他有意開放“慶元黨禁”以爭取最大限度的支援。

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講，韓侂冑不夠專權，或者說專權無術才導致悲劇的發生。至於小人溜鬚拍馬，善於迎逢，而韓侂冑安於接受，似乎也是歷來官場的通病，自然不能將其視為奸臣所為。

開禧元年（1205年），韓侂冑任平章軍國事，軍政大權獨攬，開始籌劃北伐事宜。他首先從思想上進行動員，要求朝廷追封含冤而死的抗金名將岳飛為鄂王，並削去投降派秦檜的王爵，改其諡號為“謬醜”（即荒謬、醜惡）。

崇嶽貶秦的做法大大鼓舞了主戰派計程車氣，沉重打擊了投降、妥協勢力，一時大快人心，上下抗金情緒極度高漲。同時，主戰派也得到提拔重用，如閒居在家的辛棄疾被任命為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

寧宗也不堪在金人面前的屈辱地位而贊同北伐，任命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郭倪兼山東、京、洛招撫使，趙淳、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撫使、副使，進行戰前的軍事部署。在開禧二年（1206年）五月，朝廷正式下詔北伐，史稱“開禧北伐”。

韓侂冑能掌握大權，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韓侂冑（1152-1207），位元組夫，北宋名相韓琦的曾孫。姨母為宋高宗吳憲聖太后，侄孫女為後來宋寧宗的第一任皇后恭淑皇后。可以說從韓侂冑出生那一刻起就是皇親國戚了，韓侂冑以父親韓誠的門蔭而得官，歷任閣門祗候、宣贊舍人、帶御器械。宋孝宗淳熙末年官至汝州防禦使知閣門事。知閣門事是宋代掌管禮儀的官職，比如朝會、遊幸、宴享贊相等

宋光宗登基之後，因為患有間歇性精神疾病，再加上生性懦弱，又疏於朝政，正中李皇后下懷，於是皇權漸被其控制。有一次，李皇后唆使宋光宗封賞李氏外戚、建李氏家廟。李鳳娘封孃家三代為王，侄兒孝友、孝純官拜節度使，一次歸謁家廟就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一百七十二人授為使臣，下至李家門客，都奏補得官。不僅如此李皇后還挑破光宗和宋孝宗之間的關係，使得父子失和。

孝宗臨病死前，欲見光宗及兒媳最後一面，懦弱的光宗得不到李皇后的同意，不去探望臨死的父親，許多大臣上書要求光宗去看望孝宗，但光宗也不予理睬，至孝宗大殮之日兩人也同樣不理不聞，中書舍人陳傅良出班拉住光宗衣襟，李鳳娘杏眼圓睜，大聲呵斥道：“這裡是什麼去處！你們這些秀才要被砍頭嗎？”光宗與李鳳娘不仁不孝的行為激起朝野公憤。於是宰執們趙汝愚和趙彥逾開始商量對策，決定逼迫宋光宗退位，將宋光宗的兒子嘉王趙擴立為皇帝。可是要逼皇帝退位要請出一位人，就是原來宋高宗的皇后吳憲聖太后，可是要找個中間人。於是趙汝愚找到當時的知閣門事韓侂冑，向他提出要求勸諫憲聖太后，立嘉王為帝。

韓侂冑也同意這個提議，於是韓侂冑立刻進入慈福宮活動，透過自己所熟悉的兩宮內侍，讓他們哭著向憲聖太后吳氏陳請，終於說服她同意讓光宗“內禪”。於是在一幫大臣們的操作下，宋光宗被迫禪位，成為太上皇，嘉王繼位，是為宋寧宗。

宋寧宗登基之後，趙汝愚以自己有定鼎之功，就開始有些自以為是了。不久，趙汝愚由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正二品)，再進位樞密使(從一品)。八月二十八日，趙汝愚又自樞密使拜右丞相(正一品)。同日，留正被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十月，留正在張叔椿的再次彈劾下落職。至此，朝廷中出現了由趙汝愚獨相的局面。趙汝愚是道學的忠實信徒，他掌權以後，為了現固自己的權力，重用以朱熹為代表的道學官員及其信徒，結成宗派，排斥異己，故這些人在爾後韓侂冑與趙汝愚爭奪權力的鬥爭中，都旗幟鮮明地站在趙汝愚一邊，全力以赴地維護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趙汝愚執政後，承襲前朝權臣的做法，首先控制檯諫，將與其友善的左司諫章穎升為侍御史，將吳獵由秘書省正字擢為校書郎，除監察御史，將原嘉王府翊善黃裳升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併除為中書舍人。上述諸人，多數是道學之徒，或積極支援趙汝愚出任宰執之人。接著，趙汝愚召知潭州朱熹赴行在，讓他出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成為寧宗的老師，又増置待講;以黃裳、陳傅良、彭龜年等人為之。一些道學官員，如車祥、楊簡、呂祖儉等人，也被引人朝廷為官。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沒有過縣一級官員的歷練，就被召至行在為京官。這樣，趙汝愚基本上控制了內外言路，結成了以他為首的道學家及其追隨者的集團。 但是，趙汝愚對於同時立有“定策功”的韓侂冑、趙彥逾兩人，卻以“我與趙尚書(彥逾)皆宗室，而韓知閤(侂胄)乃右戚，各不言功”為由，抑制推賞。趙彥逾富有才幹，所至治績卓著，他本想借此升任執政，不料卻將他打發到蜀地，出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韓侂冑則想透過推“定策功”，獲得節度使的賞賜，結果只由知閤門事(正六品)升任汝州防禦使(從玉品)、再升宜州觀察使(正五品)兼樞密都承旨。兩人都大失所望，對趙汝愚深為不滿。

既然作為宗室的趙汝愚，可以升為右相，韓侂冑想得節鉞之賞確實也並非過分。葉適就看到了這一點，及時向趙汝愚提出，應該滿足韓侂冑的這個要求，以免後患。老謀深算的朱熹，也提出“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疏遠之”的建議，並要趙汝愚“防微杜漸”。但是趙汝愚囿於宗派成見和對武人的輕視，不僅不聽，反而故意冷淡韓侂冑，甚至拒不接見他。

紹熙五年（1194年）十二月，彭龜年還上疏寧宗，說韓侂冑“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乞黜之以解天下之疑”。寧宗下罷去了彭龜年的中書舍人，趙汝愚卻“請留龜年”，這更加激怒了韓侂冑。韓侂冑的官職雖然不大，因其與後宮的特殊關係，加之在內廷及當時許多人看來，這次紹熙“內禪”，皆是韓侂冑之功，因而“浸見親倖”。“自是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掌握了很大的權力。他與趙彥逾相互呼應，堅決要把以趙汝愚、朱熹為首的道學家及其信徒逐出朝廷。

趙彥逾在入蜀前陛辭時，將一些廷臣的姓名寫給寧宗，指出他們皆為趙汝愚之黨，並道:“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於是寧宗對趙汝愚也產生了懷疑。韓侂冑透過內批將自己的親信劉德秀、李沐劉三傑、胡紘、楊大法等人除為臺官，以控制言路。“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跡始危”。 朱熹作侍講後，每次給寧宗講的都是有關正心誠意、人慾天理的一套說教，要皇帝的一言一行完全按照聖賢的規矩辦事。在講書時，朱熹聲色俱厲，擺出一副師道尊嚴的架勢。這樣的講書，對於一個智力低下、不善學習的寧宗來說當然不感興趣，也不堪重負。朱熹還借給寧宗講書的機會，攻擊韓侂冑，並多次上疏議論朝政，要寧宗對太上皇(光宗)“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就五日一行;仍不得見，則三日、二日、甚至每日一行，要他“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當年十一月初一日，被朱熹搞得厭煩透了的寧宗，在韓侂冑的鼓動下，以為:“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免去了他的侍講。作為道學宗主朱熹的被罷官，對道學官員是一個沉重打擊，於是趙汝愚、吳獵等人紛紛上疏，請留朱熹，陳傅良以為朱熹之言雖然“頻繁遷闊”，也不當將他逐走，但都無濟於事。 與此同時，韓侂冑又將打擊的矛頭指向趙汝愚，先後罷去了吳獵、陳傅良、劉光祖等人的官職，以削弱趙汝愚在朝廷裡的力量。可是，趙汝愚擁立寧宗的功勞畢竟巨大，他在士大夫中又頗有聲望，要打倒他並非一件易事。為此韓侂冑謀於籤書樞密院事京催，京催告訴他:“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韓侂冑大悟，終於找到了打擊趙汝愚的最好口實。 次年，改元慶元(1195-1204)。慶元元年二月，右正言李沐首先發難上疏言趙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方太上聖體不康之時，欲行周公故事。倚虛聲，植私黨，以定策自居，專功自恣”。於是趙汝愚被罷去相位，出判福州。並非韓侂冑之黨的御史中丞謝深甫，也上疏効趙汝愚，趙汝愚又被罷為祠官。章穎、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人紛紛上疏救汝愚，以為他有大功，不當去位，結果以同黨之罪，全遭貶黜。十一月，胡紘劾奏趙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再將他適永州(湖南零陵)安置，兩個月後，趙汝愚死於赴衡州(湖南衡陽)的路上。

趙汝愚罷相後，寧宗擢韓侂冑為保寧軍節度使，擢有“定策功”的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餘端禮為右丞相，擢京鏜為知樞密院事，擢謝深甫為籤書樞密院事，除知泉州何澹為御史中丞。翌年正月，餘端禮、京鏜兩人分拜左、右丞相。四月，餘端禮因同情趙汝愚，且政見與韓侂冑多有不同而罷相。韓侂冑進而加開府儀同三司，權力在承相之上。在與趙汝愚的奪權鬥爭中，韓侂冑取得了勝利。

韓侂冑與趙汝愚之爭,不是“忠”、“奸”之爭,而是權力之爭，趙、韓二人合謀擁立宋寧宗之後, 立即因分贓不平而勾心鬥角、韓侂冑玩弄權術,擊敗政敵,可謂心狠手毒,而人們又總是同情失敗者。其實,官場上相互廝殺,自來殘酷,司空見慣,不足為奇。至於韓、趙二人,很難說誰對誰錯、孰是孰非。韓、趙之爭,其焦點僅僅在於權力再分配, 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