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德國確定了入侵英國的“海獅計劃”，海峽對面的英國，也在積極地進行全民動員，加強防禦。儘管丘吉爾有堅決抵抗的決心，但也不得不從最壞的角度考慮問題，一旦德軍登陸成功，英國將無險可守，必須進行必要的疏散。

一是，國家銀行儲備的黃金開始外運。這是維繫戰爭能否堅持到底的根本，一旦有閃失，英國將不戰而降。於是，將黃金運往加拿大成了疏散中的重中之重。計劃在絕密的情況下，用戰艦分批將黃金運抵加拿大，並用專列運往蒙特利爾大金庫。

這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金融運輸，也是最大膽的一次。要知道，德國海軍在大西洋四處遊弋，稍有閃失，後果不堪設想。幸運的是，自始至終沒有一艘運輸黃金的艦船遭到襲擊。這筆財富用於購買美國的武器，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其次，作為四面環海的島國，沒有多少躲避戰火的空間，孩子是希望，必須遠離戰爭。尤其將倫敦和東南沿海地區的孩子，作為撤離的重點，他們大部分被安排在偏僻的鄉下，由政府出錢交給當地的寄養家庭。這項措施深得民意、廣受好評。

對要求去海外避難的孩子，英國專門成立了兒童海外接受委員會，專門負責撤離5歲至15歲的孩子到海外避難。戰役期間共撤運了近8千名孩子，但在一次行動中，德軍潛艇襲擊了運輸船，300多名孩子喪生，只有11人生還，該工作被迫終止。

當然，幫助美國撤離在英國居住的僑民，也是兩國政府友好的表現。英國能否抗戰到底取決於美國的援助，在撤離美華人的事情上，他們格外重視，不僅安排重兵沿途保護，而且最大程度幫助他們轉移自己的財產，最終4000人安全撤離。

也就是說，英國上下已做好了全民抗戰的準備，“疏散”是為了解決“後顧之憂”，更是將損失降到最低，餘下的就是全面迎戰。但軍事準備仍是丘吉爾頭疼的事情，更何況德軍隨時採取行動，他必須想盡一切辦法，爭取到更多的軍事援助。

1940年法國投降後，丘吉爾下定決心帶領英國抗戰到底的同時，就將拯救國家的希望，放在了與美國的結盟，爭取更多的軍援。但其國內的“孤立主義”勢頭正勁，讓傾向於參戰的羅斯福左右為難，該如何解決呢？“租借”是最有效的辦法。

作為美國曆史最偉大的總統之一，羅斯福十分清楚英國的戰略位勢，對美國安全的重要性。一旦英國淪喪，德國將擁有整個歐洲的海軍和造船廠，直接威脅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在他看來，必須全力以赴支援英國，甚至直接參戰抗擊德國。

但美國不是羅斯福一個人說了算，他必須有國會的支援，而 “鼠目寸光”的議員們為了防止戰爭，更是出臺了《中立法案》進行限制。頭腦清醒的羅斯福決定鑽“法律的空子”，將英國急需的武器裝備，以租借或軍購的方式解決。

這樣，對於習慣發“戰爭財”的美華人來說，是一筆很好的買賣，同時也巧妙地避開《中立法案》的限制。儘管對英國來說付出很大，但在國家存亡之際，任何形式的援助，他們都會接受，畢竟“錢財乃身外之物”，保命要緊啊。

首批50萬支步槍、8萬挺機槍和衝鋒槍，以及近1000門野戰炮運抵英國，立刻武裝了陸軍44個師。並且英國以將紐芬蘭等8個英屬的空軍基地，租借給美國99年換取了50艘老舊的驅逐艦，用來加強海上“生命交通線”的反潛工作。

並且，為解決兵力不足，丘吉爾決定深挖自身潛力，從海外殖民地國家抽調部隊，甚至承諾給印度獨立，獲得了130萬人的援軍，開赴英國在世界的各個戰略要地。可見，當時的英國確實到了“命懸一線”的地步，否則不會放棄印度。

與此同時，單獨成立防空指揮部，統一指揮全國56個戰鬥機中隊（近千架戰機），以及7個師（共計4000門高射炮）的高炮部隊；更建立了鮮為人知的雷達防空系統，既有能發現4500米以下飛機的中高空雷達，又有750米以下的低空雷達。

可以說，丘吉爾已經“傾其所有”，將英國打造成一個全副武裝的防禦堡壘。儘管這樣，他對英軍的作戰能力還是抱有悲觀的看法，在其回憶錄中寫到：“1940年，入侵的軍隊大約只要有15萬精兵，就能使我們十室九空，生靈塗炭。”

儘管英國最終獲得了保衛戰的勝利，但代價是很大的。他們不得不放棄“油水”極大的印度，成為靠借錢度日的最大債務國，並在戰後徹底淪為一個二流國家。不得不說，帝國的思維模式，讓英、德雙方必有一戰，而美國成為了最大受益者。

參考文獻：《第二次世界大戰》、《大不連顛空戰》

羅斯福在1933年3月4日就職的時候正是金融危機的高潮，當時大約四分之一的勞動人口失業，人數在1300萬左右。他在第一任期中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國會的立法鬥爭上，這些立法後來構成了致力於重建經濟恢復信心的“新政”措施。4國內的政治鬥爭消耗了他大部分的能量。總統本人的民意支援率很高。他在1936年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贏得第二任期。但是在1938年的中期選舉以後，他對國會的控制削弱了“，同時國際事務也在此時開始佔據他第二任期的主要注意力。

孤立主義在美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形成，在羅斯的第一任期內又有了進一步的加強。1917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經歷對美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5萬美國士兵陣亡，而很多美國公民卻認為這場戰爭根本與美國無關大多數美華人都認為再也不能允許發生這樣的事情。美華人對壕戰的恐怖記憶更是與歐洲人忘恩負義的形象交織在一起，因為美國堅持讓歐洲歸還戰時貸款時歐洲不認賬。”反戰文學和某些描寫美華人所謂“歐洲的戰爭”的歷史書籍，還有參議院專門委員會對軍工行業的調查報告也助長了孤立主義情緒；當時，很多美華人認為，美國是被軍火商和外國金融家誘騙參加的世界大戰，這些人想從盟軍的勝利當中謀取私利。

美國拒絕加入國聯，選擇和歐洲事務保持距離。當然，美國在1924年和1929年的積極參與是解決令人煩惱的德國戰爭賠款問題的關鍵；德華人對戰爭賠款深為厭憎。1932年美國參加了日內瓦裁軍會議，美國想要把威爾遜總統的戰後和平世界的理想付諸實踐。但是戰後和平的希望早就破滅了，這次會議只是美華人一廂情願而且為時已晚的嘗試而已。除此之外，美國對歐洲事務的干預很有限。在關稅壁壘的保護之下，美國市場在戰後進入以汽車產量突飛猛進為標誌的繁榮時期，大多數美華人心滿意足，不願意去理會外部世界的事務，把歐洲拋在九霄雲外。

當希特勒上臺，德國越來越顯露出強硬的立場，地球另一端的日本帝國主義也在發出尖利的戰爭叫囂的時候，不管是出於空想和平主義的美好願望，還是出於本國獨善其身的態度，美華人民廣泛傾向於更加嚴重的孤立主義。自由派民主黨人、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喬治·厄爾立在1935年說道:“讓我們把目光朝向國內，如果全世界正變得一片荒蕪，充滿仇恨，那就讓我們更加珍惜、加倍保護我們自己的自由綠洲。”

“1934年，國會通過了約翰遜法案，它以進步主義的共和黨議員約翰遜名字命名，禁止美國再向不償還美國戰爭貸款的國家提供進一步的信用貸款。這個法案反映了當時美國主流派對於歐洲的態度。1935年，當德國開始公開大規模重整軍備，而義大利威脅衣索比亞的時候，羅斯福總統推動立法確保美國在未來的戰爭當中保持中立。這項立法的中心就是，如果在兩個或多個外國之間發生戰爭，無論美國同情哪一邊，它都必須對所有參戰國實施武器禁運其實，羅斯福和國務院更願意保留主動權，將來可以對雙方實施有選擇的武器禁運，以懲罰侵略者。但總統仍公開聲稱支援在1935年8月31日簽署的中立法案。

如果算上法律更新和修正案，在1935年到1937年之間總共有5項中立法案。”它們的用意是防止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事重演，在後來羅斯福政府試圖支援英國但又不直接捲入歐洲戰爭的整個過程中，中立法案和約翰遜法一起給政府製造了不少麻煩。當然，它也無法阻止歐洲強權的侵略行徑。石油不在法案所列出的“戰爭物資”之列，所以當1935年義大利獨裁者轟炸衣索比亞原始部落的時候，美國仍然在向義大利出口石油（出口量甚至還增加了）不過當時美國可以指責歐洲列強的不作為；他們意見不一，無法對衣索比亞危機做出任何有力的反應，沒有對義大利實行石油禁運。

1936年3月，希特勒趁西方民主國家無暇東顧的時候出兵萊茵非軍事區。國務卿科德爾·赫爾拒絕和法國一起在道德上譴責德國的行為。是對中立原則的難以理喻的應用，它毫無必要地用默許來鼓勵希特勒破壞戰後和平的兩大基礎，即《凡爾賽和約》和《洛迦諾公約》。但是那時候，英法兩國本身也只是作壁上觀，毫無行動的表示。在德國和義大利向西班牙的法西斯叛軍積極提供軍事援助，意在推翻艱難維持的民選政府的時候，美國的中立法案被適用於衝突雙方；儘管這場戰爭是內戰，並非國際戰爭。

由於歐洲民主國家堅持奉行不干預政策，美國的中立法案意味著實際上只有西班牙共和派的民主捍衛者受限於武器禁運，聽任叛軍得到德國和義大利的法西斯軍火。但是西班牙內戰太過遙遠，在美國本土沒有引起多大反響。當然，美國的一小部分人被西班牙的危機所觸動，他們主要是左派還有天主教徒，分別加入衝突的對立兩方面。但是在1937年1月，三分之二的美華人對這場敲響了兄弟國家民主制度喪鐘的西班牙內戰漠不關心。

直到30年代後期，羅斯福總統一直沒有顯露出要偏離當時盛行的孤立主義跟和平主義傾向的意思。他在1918年目睹了西線戰事的恐怖，這讓他難以忘懷。他在1936年慶祝當選的演說上曾經說道:“我痛恨那場戰爭。…”這段話引起廣泛的共鳴。他說:“我們並非孤立主義者，我們並非要把自己完全孤立於戰爭之外。”他告訴美華人民，總統和國務卿每天的職責就在於維護和平:“只要那些渴望和平的人們對日常的國際事務有足夠的瞭解，他們可以確保我們今天所做出的決策不至於把我們引向明天的戰爭；只要這些決策者有足夠的勇氣對那些出於自私或者愚蠢想要把我們引向戰爭的人說不，那麼，我們就能夠避免戰爭。”競選顧問們告訴總統，他反對戰爭的立場是他能夠順利當選連任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