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在1242年將中原佛教領袖海雲請到漠北問佛法大意。海雲南還時，將徒弟劉秉忠留在忽必烈身邊。劉秉忠是儒、釋、道皆通的人物，他不但自己不倦地向忽必烈講述治理天下的道理，還將張文謙、李德輝等中原儒者推薦至忽必烈帳下。真定封地的所謂"藩府舊臣"燕真、賈居貞、孟速思、董文炳、董文用等人，也先後受召投身於忽必烈帳下。金朝的狀元王鶚、名士元好問、張德輝等，也陸續北上會見忽必烈。在上述種種人物的影響下，忽必烈對漢文化有了較深刻的認識，對安邦治國之道有了較充分的準備。

金蓮川草原與800年前的忽必烈和元上都，相得益彰，互為依託，在國內外齊名。

金蓮川既展現了草原金蓮花美景，又蘊涵著元代歷史文化。

1251年，忽必烈看準了這個風光令人如痴如醉，景色令人流連忘返的寶地，他將把金帳扎到了金廉希憲蓮川，此人就是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從此金蓮川註定要成為世界的心臟。金蓮川草原以忽必烈和元上都而世界心臟跳動了99年。

1251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繼大汗位，命令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忽必烈承命後由漠北南下，駐帳於桓州(今黑城子)、撫州之間的金蓮川，廣攬天下人才，建立了蒙元史上有名的“金蓮川幕府”（別誤會，跟日本沒有半毛錢關係）。

被召入金蓮川幕府，考見的六十餘名各界人士。這些透過各種途徑聚集在忽必烈周圍的人既有滿腹經綸的學者；也有精通治道的謀士；有的人獨具一技之長，有的人是戰功卓著的勇將，已然成為一個文武兼備的政治集團。正因為如此，原金蓮川幕府人士以後被忽必烈稱為 “潛邸舊臣”，享受著特殊的待遇。

忽必烈由漠北南下總理漢地軍務，不出徵時夏季都駐帳於金蓮川；冬天則臨時尋找避寒的地方居住，金蓮川幕府的大多數人習慣於城居，難以適應草原生活方式。

為解決這一矛盾，1256年，忽必烈命人在金蓮川北面建新城，他令富有政治才幹的劉秉忠選址於金蓮川營造宮城，工程由賈居貞負責，建立三年1259年竣工，命名為開平府，一座新的草原城市終於出現在金蓮川草原灤河邊上。後來在1264年，詔令改為上都，也就元上都。

首先選擇了《易經》中的大元作為國號，讓漢臣更有親切感，建太廟，供奉祖先排位，學習中原的儒學，讓儒學計程車子歸附。總之就是透過學習，瞭解漢族文化，學習漢人的治國之道從而吸收廣大的漢臣為自己效命。

金連川養士是怎麼回事？

1252年，忽必烈南下之前在金連川設立幕府，吸收中原人才，這包括近代文學之士，以儒學見長的學者，宗教人才，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從而全面的學習瞭解中原文化方便以後的治理。

忽必烈的金蓮川幕府

1251年蒙哥繼位，為了擴充拖雷家族的勢力，蒙哥將漠南軍國庶事交給了忽必烈，並在舊金朝的夏季行宮金蓮川長期駐紮，自此忽必烈開府金蓮川。“徵天下名士而用之”，“得開府，專封拜”，建立了蒙元曆史上有名的“金蓮川幕府”。

忽必烈早在1242年就將中原佛教領袖雲海請到漠北，“問佛法大意”。海雲南還時，將徒弟劉秉忠留在忽必烈身邊。劉秉忠是儒、釋、道皆通的人物，他不但自己不倦地向忽必烈講述治理天下的道理，還將張文謙、李德輝等中原儒者推薦至忽必烈帳下。真定封地的所謂"藩府舊臣"燕真、賈居貞、孟速思、董文炳、董文用等人，也先後受召投身於忽必烈帳下。金代的狀元王鶚、名士元好問、張德輝等，也陸續北上會見忽必烈。在上述種種人物的影響下，忽必烈對漢文化有了較深刻的認識，對安邦治國之道有了較充分的準備。

金蓮川幕府收納了一大批具有相當能力的人物，當中不僅有滿腹經綸、名聞天下的學者，而且有精通兵法戰策、治國之道的謀士；不僅有身懷絕技的能工巧匠，而且有能徵善戰的軍事統帥。

它大致分成了六大政治集團，即以邢臺人劉秉忠為核心的邢臺集團，以竇默、許衡和姚樞為代表的正統儒學（理學）集團，以漢軍萬戶及其門客為中心的漢族官僚集團，以及蒙古新貴族集團、西域人集團、宗教僧侶集團。

邢臺集團是投靠忽必烈最早、最受重用的一批人。他們多數不屬於正統儒家，有人擅長術數，有人長於吏事，學問博雜（一如孟嘗君的門客）。如劉秉忠曾做過道士和僧侶，還精通陰陽天文和建築藝術（開平、大都皆是出自他的手筆）；郭守敬則是一位科學家。他們率先指出“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用漢法治漢地”，勸忽必烈以周公為榜樣（周成王和周公的關系類似於蒙哥和忽必烈的關系）、以孔子為老師，（後期則是以成吉思汗、周公、唐太宗、金世宗為楷模），整頓政治，恢複中國傳統典章禮樂與三綱五常；尊孔子，修文廟，奠太平王道之本。

以竇默、許衡、姚樞為代表的程朱理學學者，多處於師儒的地位。1235年姚樞聘請南方大儒北上講學，並在燕京創立太極書院。他們力圖把性理之學傳播汗廷，讓蒙古貴族瞭解中國的治術根本。

探討儒家學說和“以儒治國”早在乃馬真後三年(1244)，當時北方著名的知識分子趙璧、王鄂等相繼來到忽必烈身邊，開始向他宣傳孔孟之道。在子聰和趙璧等人的影響下，忽必烈瞭解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儒家的平生志向。要想平治天下，就離不開有真才實學的大儒;要想治理好中原，必須實行孔孟的聖人之道。從此，不僅忽必烈本人對儒學深信不疑，還選擇了10名蒙古子弟跟隨趙璧學習儒家經典，並親自檢查他們的功課。忽必烈繼續網羅人才，北方的著名學者張文謙、張德輝、竇默等相繼來到忽必烈身邊，深受忽必烈賞識，而張德輝又進一步澄清了當時流行的“金以儒亡”的觀念，更使忽必烈樹立了改用儒者治國的決心。在劉秉忠、姚樞等人的輔佐下，忽必烈在金蓮川制定了“廣招天下英俊，講論治道”的用人方略及施政方針。在幾十年的戰火中處境惡劣的儒生們如久旱逢甘雨一樣奔走相告，忽必烈的“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迅速傳遍天下，人們爭先恐後地推薦自己瞭解的人才，一批有識之士迅速雲集到忽必烈的王府。

　　關於“儒教大宗師”和治國必用“漢法”元憲宗二年(1252)，張德輝與金末大學者元好問一起覲見忽必烈，懇請他接受“儒教大宗師”的稱號。並建議遵照耶律楚材的方針，考選儒士，減免儒戶兵賦等負擔。忽必烈欣然接受了“儒教大宗師”尊號，這等於公開宣佈他將以儒學安天下、治天下。

“漢地世侯”主要是金朝遺士，他們投靠蒙古最早，掌握一定地區軍政大權乃至世襲大權，如萬戶史天澤（河南經略使）、董俊等，他們與忽必烈關系密切，擁兵數萬，同時自己還有一批足智多謀的文士。

忽必烈的親信組成了蒙古貴族集團，如乃燕、霸都魯（木華黎後人），以及莫多親王等，他們是從舊蒙古貴族中脫離出來的新貴族，因軍功分得了燕趙及中原的一些土地，因而從遊牧文明的奴隸主迅速轉變成農耕文明的新興地主階級，他們在本質上支援漢化。

蒙古軍西征之後，有較高文化水平或善於理財的一些西域人隨之東來，如牙剌瓦赤（回回人，被任命為燕京行尚書省）、廉希憲（畏兀兒人，關中安撫使）、也黑迭兒(大食人)、阿合馬（回回人，西域法派代表，後官居丞相）。

僧侶集團人數較少，有藏傳佛教薩迦派大師八思巴，禪宗大師海雲，太一道教大師蕭公弼等，他們對忽必烈的個人信仰、元初的宗教政策，以及元代相對寬松的政治空氣起著不可磨滅的作用。

忽必烈與他的金蓮川幕府，他治理漠南的任內對漢地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包括1251年開始的邢州試治（劉秉忠主持），1253年開始的關隴大治（姚樞主持），1254年開始的河南大治（史天澤主持）。他們在這些地區採取漢人治漢、頒俸養廉、澄清吏政、勸課農桑、開學複塾等措施，不到數年均百業俱興，忽必烈大喜過望，大大堅定了他漢化的決心。

邢臺集團中的郝經，曾經在蒙哥發動對宋戰爭時向忽必烈寫下了《東師議》一文，在文中他指出了蒙哥犯下的幾項嚴重錯誤：

一，蒙軍棄臨安而攻四川，此謂舍奇而用正，兵家大忌；

二，蒙軍出師草率，戰前準備嚴重不足，在偵查和糧草供應上尤為嚴重；

三，東路軍統帥多為世襲大族，兵疲將驕，必然漏洞百出；

四，蒙軍師出無名，沒有給將士們一個合理的交待，而且勞師傷民。

這幾點都切中了蒙哥南侵的弊端，幾乎完全正確，蒙哥正是因此而命喪釣魚城的。

在獲悉蒙哥死訊之後，郝經又寫下了《班師議》給忽必烈，指出了忽必烈必須回軍的幾點理由：

一，軍事上蒙哥陣亡，主力已經北撤，中路受阻，已然不利於忽必烈進軍；

二，宋援軍正從各地趕來，忽必烈的中陸軍可能會遭到圍困；

三，阿裡不哥企圖奪權的跡象顯露，如果忽必烈執意不肯回去，恐怕會成為第二個海陵王（海陵王親率四十萬金軍攻宋，完顏雍在後方以兩萬人發動政變，海陵王堅決不回軍，結果在亂軍中被完顏雍的支持者耶律宜殺死）。

顯然，這篇文章也是切中利弊，使忽必烈放下了鄂州這塊雞肋，回師燕京，與阿裡不哥爭奪汗位去了。

很多人都知道，忽必烈在漢地的改革遭到了憲宗蒙哥的猜忌和反感，這也正常，蒙哥是蒙古舊貴族的總代表，自然對漢化之事深有抵觸。1257年，蒙哥派親信、守舊派代表阿蘭答兒對漠南各地進行名為“鉤考”的經濟清查（很明顯的政治手段，這也算是舊貴族保守派的一次反攻倒算吧 ），尤其是對忽必烈新設立的安撫司、經略司、宣撫司、都漕司進行嚴格審查，忽必烈的人大多受到牽連，除了史天澤等萬戶被上報蒙哥處理外，其他的人都被定了罪。忽必烈心急如焚，甚至想要起兵造反。幸虧姚樞想出了個辦法，要忽必烈把家人遷去漠北以表忠心（算是人質麼），蒙哥才停止了“鉤考”，但是也下令廢除了四司，直到忽必烈繼位。

總而言之，金蓮川幕府作為忽必烈手下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團體，初步結成了蒙古貴族革新派與漢人儒士及漢人軍閥之間的政治聯盟。實際上金蓮川幕府已經成為忽必烈研究帝王之道的講習所，成為他奪取大權、戰勝保守勢力乃至統一中國的一個參謀本部。作為忽必烈統治漢地的政治中心，為以後建立元朝一統華夏準備了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