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趙光義就厭戰，所以打太原都打不下來，他兒又不如他，怎敢與契丹比拼，只是寇準逼迫，勉強親征，然亦使士氣大振，敵氣大降，夫戰勇氣也，雙方能和談成功，親征是個關健，只要敵人認為你尚有決心可戰，多采用和平了結，如象金滅北宋那樣不容談判，是知你不能戰，一打即崩潰，腐敗所致也，故國之強弱，不在器而在人，不在民而在兵，不在兵而在將，不在將而在帥，一國之主，決定國運，縱觀歷史，凡中國強，必有聖主，凡末世，必首昏主，此之謂也。

宋遼的澶淵之盟，不能簡單地概括為“用歲幣換取和平”。我們首先需要來看盟約的主要協議：一、宋遼雙方約為“兄弟之國”，地位平等；二、宋朝每年給予遼朝歲幣十萬兩銀、二十萬匹絹，“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三、雙方大致按佔領現狀劃清領土邊界（宋政府堅決不割地），在國境線立下“石峰”（相當於今天的界碑），“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四、約定兩國互不單方面增加邊防武裝，“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五、約定雙邊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類似於罪犯引渡協定；六、兩國在邊境開設榷場，開展雙邊貿易。

瞭解了盟約的主要內容，我們才可以客觀地評價這些協議，包括其中的歲幣。歲幣的性質是什麼？有人說是貢，也有人說是戰爭賠款。其實都不對。盟約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是宋朝“以風土之宜，助（遼國）軍旅之費”，相當於發達國家對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看援助。

現在，我們可以評價這筆經濟援助是否划算，對宋朝的發展究竟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這一問題其實宋朝人自己也思考過。雖然有一些爭議，但主流的意見還是認為，每年支出的三十萬歲幣是相當划算的。

宋朝人算過賬：“雖每歲贈送，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歲遺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也就是說，歲幣支出只相當於戰爭損耗的百分之一。

而且，以宋朝龐大的財稅收入，區區二三十萬兩銀的開銷並不構成什麼負擔；何況，由於宋朝對遼朝的貿易長期處於“出超”地位，每年的歲幣基本上又流回宋人手裡，據日本漢學家斯波義信的估算，“平均來看，宋透過對遼貿易每年可獲得八十萬貫順差。這其中，政府的官方貿易往來佔到了四十萬到五十萬貫。此順差使宋朝實際上重新賺回了對遼國的歲貢”。

歲幣換和平就是宋軍事弱於遼國採取的委曲求全自保行為，和平對老百姓總是最好的，客觀保證了宋穩定的發展環境，依照漢族尊嚴看，不如敵人可以暫時當孫子，但最終是為將來有一天當爺爺。劉邦和親，到了漢武帝徹底反擊。李世民可以一個人與外族求和，最後也是成為了天可汗。宋朝如果出現對北方民族的反擊，那麼花錢買和平就是大戰略。偏偏宋朝心安理得每年送歲幣給遼金，很顯然丟了漢人的尊嚴。歲幣就是弱宋的表現，不過宋朝沒有選擇，因為宋皇帝沒有水平完成漢武帝和大唐的反擊，只能委曲求全。

歲幣換平安的解決方案，很憋屈，從面子上來說，真的掛不住。從儒家的“華夷”之說立論，我泱泱中國，從來都是周邊夷狄來進貢的，這會兒卻倒過來了，宋人費盡心思，不說交貢，而是“助軍旅之費”，只能尬笑兩聲了。

不過，都說“小孩子才分對錯，大人只看利弊。”首先，不管其他條款，單就歲幣來說，從經濟利益的角度看，時人也覺得簽了這個條約挺划得來的。如蘇轍也認為，“澶淵之盟”“稍以金帛啖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

落到歲幣這個條款，宋人覺得穩賺不賠，時人宋昭上書說：“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也就是說，透過榷場上的買賣，大宋對遼是處於出超的地位，賺回來的錢遠比這點歲幣多。

《三朝北盟會編》也說，祖宗雖予契丹歲輸五十萬之數，然復置榷場，與之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歲相乘除，所失無幾。”

其次，從國防的角度來說，卻完全是壞事。宋太宗見收不回燕雲十六州，改進攻遼國為全面防守，到了宋真宗簽訂澶淵之盟後，發現原來可以花錢買平安，更是將國防政策全面轉向了消極防禦，武備皆廢。

大宋的基因本就是重文輕武，不用戰爭就可以換取和平，導致宋廷君臣更是羞言武備，武將地位越來越低，北部防線越來越渙散，甚至宋真宗自己都說：“自契丹約和以來，武臣屢言敵本疲睏，懼於兵戰，今國家歲贈遺之，是資敵也……武臣及其赴敵，罕能成功。好勇無諜，蓋其常耳。”

歲幣成了大宋尋求和平的“路徑依賴”，當宋軍連小小的西夏都打不過，就透過“慶曆和議”約定，每年給西夏歲幣絹15萬匹、7萬兩銀和3萬斤茶葉。

遼國此時跟隨趁機撿便宜，導演了“慶曆增幣”，再增加增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而且此時大宋是“納”幣，不是“贈”幣了。

和平了，搞貿易吧。宋遼貿易是遼主要以原材料換手工業品，結果就不用說了吧，宋朝不僅賺回了“歲幣”遼還得自己貼老本兒，而且遼沒有能力鑄造發行自己的貨幣，只能用宋朝的錢，擱現代，國家沒有主權貨幣是個什麼後果？兩宋以貿易壟斷了遼和金的經濟命脈。對西夏也一樣，宋與西夏貿易時明令不得進口西夏產的鹽（是不是在今天的甘肅鹽池），所以西夏也被宋遏制了經濟。貿易戰北宋宋贏了，從此不打仗喪失國家安全的危機感軍事日漸衰弱，最終亡於“靖康之恥”

（澶淵之盟）

為什麼不能接受呢？因為中國自古就有“華夷”之說，中原地區稱為“華”，周邊的地區就是“夷”。如果在統一的盛世，中原地區對周邊地區總體上處於壓倒性的優勢。這種優勢有可能是透過戰爭體現出來，也有可能是透過政治經濟文化體現出來。當這種優勢體現出來以後，周邊地區的國家常常會奉中原地區的國家為宗主國，他們會向中原地區國家獻上一些貢品，叫做“歲貢”。中原地區的國家會冊封周邊地區國家的君王，並且給他們一些糧食和布匹，叫“歲賜”。雖然從價值上來說是均等的，甚至中原地區的國家會給得多一點。但是在心理上，中原地區的國家是佔有絕對優勢的。

宋朝簽訂的澶淵之盟，情況和這個不一樣。首先名字變了，不叫“歲賜”，而叫“歲幣”。關係上不是主僕的關係，而是兄弟的關係（當然了，宋朝還是兄，遼國還是弟）。其次，價值上不均等。遼國也會給宋朝送來禮物，但是相對於宋朝給遼國的“歲幣”，要少得多。

宋朝和遼國的這種關係，各佔一半的優勢。宋朝稱兄，遼國稱弟，宋朝稍微佔一點便宜。物質上宋朝給得多一點，遼國給得少一點，遼國佔一點便宜。這樣看起來，似乎兩個國家是比較平等的，但其實宋朝在心理上接受不了。一是之前的主僕關係變成了兄弟關係。二是宋朝給的物質要多一些。三是這個條約是遼國打到宋朝的城下籤訂的，屬於“城下之盟”，是一種恥辱。

（契丹百姓生活）

宋朝接受不了，也沒有辦法，畢竟打不贏，也沒有信心再打，所以接受不了也得接受。後來宋真宗搞了一場封禪運動，把自己打扮得就像漢武帝、秦始皇那樣偉大的君王，就是他心裡接受不了的極端表現。

如果從遼國方面來考慮。遼國南下進攻宋朝，雖然有北方民族慣有的愛“打草谷”的特點，卻也是逼不得已。因為這場戰爭，是宋朝首先挑起的，宋朝是要奪回被石敬塘割給契丹的燕雲十六州。遼國當然不願意宋朝奪回去。一方面，這土地並非漢人割給他們的（石敬塘是沙陀人），另一方面，燕雲十六州是他們的糧倉，有這個地方，契丹就可以是農耕民族，沒有，他們將倒退回遊牧民族。所以，他們打這場仗，是必須的。不過，他們也沒有絕對勝宋朝的把握，見好就收，既保住燕雲十六州，又從宋朝獲得了一些支援，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富庶繁華的宋朝）

如果從宋朝的角度來考慮。宋朝雖然失了一些面子，失了一些歲幣，但是，因為減少了龐大軍費的開支，讓老百姓安居樂業，其實也是不錯的選擇。而正是因為在簽訂了澶淵之盟後，宋遼兩國百年來不再打仗，而宋朝也獲得紅利，成為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的國家。

如果從中華民族總體來考慮，作為有地緣政治關係的國家，互相忍讓一步，最終實現和平，減少內亂，既是當時百姓之福，也是中華歷史之福。

“澶淵之盟”是指1004-05年間北宋與遼契丹之間締結的《澶淵誓書》。誓書分為《宋真宗誓書》以及《契丹聖宗誓書》兩份，兩國君主共同盟誓。以《宋真宗誓書》為例：

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成信，虔奉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謹白。

兩份誓書的主要內容是相同的，惟不同點是開頭宣誓的物件，《契丹聖宗誓書》以“大契丹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宋皇帝闕下”為起始，與《宋真宗誓書》相互對應，兩者的稱號實為平等，並無等級高下之分。實際上，除了“歲幣”問題以外，《澶淵誓書》提到各守邊疆、互不容留逃犯、互不增加邊防設施等條款，對宋遼雙方的約束力是一樣。

至於所謂的“歲幣”問題，誓書是這樣說的：“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由此看出，關於“歲幣”性質的明確界定是“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

固然，宋朝付出了金錢代價，我們可以說歲幣有賠款的性質；但是在另一方面，誓書對此的界定就是軍費，不附加任何描述遼、宋兩國地位高低的詞語。除此以外，誓書還規定宋朝只派遣低階官員押送“歲幣”至兩國邊境雄州進行交收，而非派遣使者至對方國度，最大程度避免其帶有“貢物”或“歲貢”的色彩，這是我們在談及“歲幣”時應該意識到的問題。

歷史也證明，遼、宋兩國透過《澶淵誓書》維持了相當長時間的邊境和平，兩國的關係基本是對等的。

景德元年（1004），宋遼之間達成和議，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宋朝每年要向遼國繳納三十萬歲幣。

“共遵成信，虔奉歡盟。共遵成信，虔奉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

關於這件事情的利弊，前面已經有很多人回答了，如果從事件發生過程看，說這是“城下之盟”也不為過，對宋朝而言，當然是種屈辱，否則宋真宗趙恆此後也不會東封西祀，尋找心理安慰了。當然，認為澶淵之盟對宋朝有利的觀點也很多，畢竟宋朝如願取得了邊境的和平，那點歲幣錢，比起軍費開支還是省了不少。而且，實現邊境和平後，宋朝還能透過邊境貿易賺回一點錢來。

在這裡，我僅從經濟角度來看看宋朝這筆錢花得值不值。有人認為，這筆錢對於土豪宋朝來說，屬於毛毛雨。這種觀點不太科學。

宋代的徵賦不像現在，它不能僅僅用多少貫銅錢來衡量，還有很多其他物品來補充。宋代的徵收物可以分為四類，一類是貴金屬，比如金銀，通常以兩為計量單位；一類是穀物，比如稻、粟、麥等，通常以石為計量單位，相當於100斤；一類是帛，比如絹、羅、綾等，通常以匹為計量單位；一類是物產，如茶葉、薪炭等各種品類的東西，總計可以達到二十多項。

因為各類東西的計量單位不同，我們在說明宋朝政府收入時，往往只能說個數量，後面的計量單位則是貫、匹、石、兩，統一混用。根據一份記載，宋朝景德某年的財賦收入47211000貫、匹、石、兩。雖然我們不知道具體是景德幾年，但真宗景德的年號一共才用了4年，應該能大體反應當時的財政狀況。

從資料上看，宋朝總收入達4700餘萬，相比之下，那30萬歲幣不到千分之一，看似小菜一碟。但是，根據和約規定，遼國要的是十萬兩白銀和二十萬匹絹。宋朝這兩樣東西的產量並不高，根據天禧五年的一份記載，當時朝廷收銀88萬餘兩，絹155萬匹。

當然，古代的概念不像現在那麼精確，這裡二十萬匹絹，可能是絹帛的統稱。因此有研究者認為那點絹，也就相當於宋朝一個州的產量。就算此種觀點正確，那麼遼國索要的白銀則絕對是稀缺物品了，遼國一下子拿走了宋朝年產量的十分之一還多。所以說，這份白銀支出，對宋朝來說，還是有較大經濟壓力的。而且，宋朝儘管能從邊境貿易中賺回不少錢，但還是很難填補十萬白銀的差距。

宋朝的大多數文臣都對澶淵之盟讚譽有加，真宗時的宰相王旦曾說：“國家納契丹和好以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贈送，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仁宗時的富弼也說“……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遺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這些話，說得不是沒有道理，但也有溢美的地方。

除了經濟考慮外，兩國息兵固然是雙贏，卻也讓雙方的軍事力量都懈怠下來，一旦外敵出現，都沒有了還手之力，比如此後的金國入侵。所以，這不啻是個弊端，也是雙方都不未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