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戊戌變法人士由愛生恨，起因是因為公車上書有603名儒生鼎力幫助康有為和梁啟超，冒著逆龍鱗殺頭的風險，才獲得成功。但是梁啟超和譚嗣同一轉身就反儒，惡劣攻擊儒家文化，於是先前那603名儒生便斂衽旁觀，變法因此失去了群眾基礎。而譚嗣同在其主辦的《湘報》中不僅攻擊儒生，還天天罵整體四億華人是愚民，於是老百姓也斂衽旁觀了。戊戌變法這一套根本達不到變革社會制度的目的，而是形成了新文化極權，學的是日本明治維新。日本明治維新最後走向法西斯主義，所有學日式民主的國家最後在二戰的兩顆原子彈落地後都放棄了或者走向混亂和軍政。為什麼所有學日式民主的國家都走向軍政呢？因為日式民主有三大行為顛覆了社會存在的基礎。第一就是汙衊老百姓是愚民，給以打壓；第二是反傳統文化。傳統文化不是幾本書。這個世界並沒有一個實體是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是一個人種或人群的精神特徵，反傳統文化，難免涉及反人種。第三就是煽動仇恨和恐慌，使得社會人人對立，生產和軍事合作能力降低。這三點將社會存在的根基破壞了，社會壞了，短期內要重建，必須軍事專制，因為沒有社會這個皮，制度這根毛便無所依附。這就是為什麼袁世凱等人屢屢走向封建專制的原因，絕不是袁世凱一個人的突發奇想。而且全世界實驗日式民主的國家，無不走向“日式民主革命——反社會——軍事專制——日式民主革命”的死迴圈。譚嗣同精神可嘉，但是革命方式值得商榷。

“復生不復生矣，有為安有為哉”

這是康有為在得知譚嗣同死訊後，悲慟之下揮筆寫下的一幅輓聯，雖然我很是不喜歡這康老夫子，但不得不對他這幅輓聯拍案叫絕。

古人稱呼別人時，為表示尊敬，往往諱其名而稱其字，稱自己為表示自謙則直呼己名。此聯將譚嗣同的字復生和自己的名鑲了進來，是將是二人的名字作了巧妙地組合，由此也可以看出譚嗣同在老康心中的分量，亦很佩服康有為的文學功底。

作為“戊戌六君子”之一，這譚嗣同的名氣最大，因他的絕命詩和臨刑前向天一聲喊，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國士大夫所發出的最強音，即使現在，每當我讀到他“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兩句詩時，還是會熱淚盈眶，他在我心目中就是永遠的英雄，一個氣吞山河的偉丈夫。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維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學》，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他早年曾在家鄉湖南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等，主辦《湘報》，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後在參加領導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殺，年僅33歲。

說他是維新派其實我不是太認可，就我看來，譚嗣同是一名愛國者，卻不幸跟康有為這種欺世盜名之徒一起出現在變法一幕中，這對他來說，簡直就是一種侮辱。

他的思想應該說近於革命黨，他對清廷不像康梁那樣含情脈脈，而是始終帶有一種仇視的情感，所以我認為，他就是一個反滿的革命黨人。在菜市口被殺的六人中，也只有他才知道是為何死，他也為自己慷慨赴死而自豪。

他是湖南人，妥妥地官二代，父親是清廷的封疆大吏，時任湖北巡撫；他出生在北京，五歲時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蹟般復活，故名取字“復生”。

他師從大名士歐陽中鵠，這歐陽先生可是個有大學問之人，其後人也多為大文人，如歐陽予倩和歐陽山尊等；他教授譚嗣同和唐才常，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影響之人物。

譚嗣同在歐陽老師的教授下，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堅決不去參加科舉，以至於一直是以白衣之身活躍於當時鼎新改革之陣營中。

甲午戰敗，天朝大國被歷代沒拿正眼看過的蕞爾小國日本給胖揍倒地，這對華人是極大之刺激，於是發生了“公車上書”事件，當時在北京參與科舉考試的儒生們上書要求維新變法。

但譚嗣同乃是白身，所以這其中沒他什麼事，然而他卻在第二年入京，花錢捐了個官，補江蘇知府候補，這知府可是大官，比現在的市長還高出很多，應該是賣官鬻爵中檔次最高的了，看來他花錢還真不少，正是在北京買官的這一段時間中，他結識了梁啟超，又認識了帝黨領袖翁同龢。

花錢捐官，這在清代官場上是常見現象，即使是那被歷代看不起的商人都有了紅頂子，但畢竟對由科舉而仕的眾舉子來說，怎麼也是看不起這買官之人的，這也是後人對譚嗣同的詬病之一，我至今也沒弄清楚，一直高傲的他，以他的大才，為何要行這等被人看不起之事。

在捐官之前，譚嗣同曾四處遊歷，足跡遍佈十餘個省，十餘年間，他行路八萬餘里，“引而長之，堪繞地球一週”，這些閱歷難免使他的靈魂脫穎於當世；他觀察風土人情，結交八方名士，開拓了眼界，也看清了當時的政局給黎民百姓帶來的痛苦，也認清了列強幹涉國體下的清政府種種之不堪，於是他奮而自勵，決意為政體的改革獻身。

陳寶箴、康有為等人在湖南講學，譚嗣同受到影響，他自京城一行後回到南京閉門讀書，寫下了《仁學》一書，隨後參與陳寶箴在湖南的新政，開創了《湘報》，宣揚他激進的變法情緒，光緒準備變法時，徵召譚嗣同等人入京襄助，被授軍機處章京。

變法的過程很是複雜，可謂驚心動魄，號稱“百日維新”，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曲折之事件，說法之多，認證之繁，資料龐蕪，讓人有無所適從之感；這其中與譚嗣同最為相關的便是所謂“圍園殺後”一說。

簡而言之，慈禧歸政後，光緒雷厲風行地進行著革新，一天數道聖旨地下發到各地，但收效甚微，於是帝黨便認為是慈禧的肘掣，而且認為光緒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脅，於是譚嗣同便去天津找袁世凱，讓他先殺其頂頭上司榮祿，再率後包圍頤和園，然後另派殺手進園刺殺慈禧，一舉扭轉當前不利之局勢。

不料事洩，慈禧囚禁光緒，並大肆抓捕帝黨，康梁逃亡日本，而譚嗣同及其它五位在軍機處行走的帝黨成員，一起被押解菜市口處斬，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

據說譚嗣同本來是可以逃走的，但他卻想著以死來喚醒民智，“列國變法無不流血，中國變法之流血，請自譚嗣同開始。”但是令他沒想到的是，當他被押赴刑場之時，一路是群情激憤的民眾在向他扔臭雞蛋和菜葉，受到了民眾和官僚們一致的鄙視。

當時民智未開，這種現象也太正常了，只能說變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太過急躁，平民百姓還不能理解；正是因為有譚嗣同這樣的英雄人物，以“慷慨赴義”來喚醒沉睡的華人，為後來的革命奠定前奏，這才是真正的民族的脊樑。

當譚嗣同看著這些人將他視為亂黨，是“徒欲保中國不保大清”的無知匪類，他的心也許有些悲涼；於是，他喊出了那驚天一句的感嘆，“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譚嗣同臨刑時的這段畫面，真可謂是千古卓絕，蕩氣迴腸，幾如當初文天祥向南一拜，引頸就戮；內中傳遞出中國士大夫為拯救國家的熱血肝膽，光耀千秋，名垂青史。

對“戊戌變法”的評價和失敗原因，後人論述多多，這百日維新過程中的波瀾起伏也撲朔迷離，真假難辨，我是不敢對此進行評價的。但我只是覺得至少其中“廢除科舉”不妥，它直接阻塞了平民百姓上升通道。

這就如同文革中廢除高考，以推薦的方式整了一大批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一般，如我這樣沒背景之人，是一輩子也不可能被推薦的，而在農村，很多女知青為了上大學，也付出了慘痛地代價。

不過，譚嗣同對當時現狀及慈禧為何要殺他，心中是十分的清楚。我們現在熟悉的那絕命詩其實是被梁啟超整過容的，原詩為：“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何為“公罪”？譚嗣同在他的《仁學》一書中有說明，“謀反，公罪也”。

以此來看，圍園殺後確有其事，無此不成其為謀反，也可以看出，譚嗣同不是康梁一類地維新黨，而是鐵板釘釘地革命黨，也許他沒有孫中山等人要推翻滿清那麼徹底罷了。

從這點來看，譚嗣同與康梁是有著本質地不同，他是承認自己有謀反之大罪，且並不認為這有何不對。但康梁出於自己集團的利益，努力地將譚嗣同包裝為同其思想基礎一致的保皇黨。這使素來認為應該沖決君權之網羅，救光緒只是為公心而死義的譚嗣同不得不戴著一張保皇派的臉譜立於後世，不得不說是很可惜。

這個也是可以理解的，否則，僅憑康有為這種野狐禪氏的改革派，以及梁啟超這樣握有如椽大筆的辯論先鋒，戊戌變法是很難和譚嗣同以熱血喚醒民眾來救亡圖存的作法聯絡到一起的。

作為高幹子弟，譚嗣同犯事後，其父親又緣何不施以援手呢？其實這個很好理解，譚嗣同犯的是“潑天大罪”，想營救是根本不可能的；何況他自己也受連累被撤職，自身難保，他只是在譚嗣同就義後，寫了一幅輓聯，內中也道出了自己滿滿地無奈之情：

謠風遍萬國九洲，無非是罵；

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十三年後，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滿清王朝，譚嗣同立即被昭雪，他就如同一顆劃過暗夜的流星，留下一道異常耀眼的軌跡，引導並激勵著眾多為民族再生拋頭顱，灑熱血的人們，至今仍然在中華民族耀眼星空中發出亮麗地光芒。

壯矣，維新欲殺賊而未迴天，終成國恨；

快哉，喋血屹崑崙以昭肝膽，長醒吾民。

最後說一個譚嗣同被後世詬病的奇葩言論，他的這一言論掩映在他光環的身後，絕少為人所之；但隨著現在資訊的發達，很多黑譚嗣同之人都是將他這一言論作為最重要的把柄而大加撻伐，甚至直接斥之為賣國賊，這就是他意圖出賣國土。

簡單地說，就是他在給老師歐陽中鵠寫信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他考慮過一種方式，就是將新疆和西藏等地賣給英俄，先將以前的戰爭賠款付清，剩下的錢可作變法的費用，並讓英俄保護中國十年。

現在來看，這簡直荒唐之極，他的意思是，這些地方太大，“毫無利於中國”何況以清政府的力量是想守也守不住，還不如早些賣掉換些銀子來“供變法之用”，這不是賣國是什麼。

其實這個要放在當時的情景中去看，在當時漢人觀念中是沒有現在中國觀念的，他們只有自古以來的華夏觀，也就是漢人聚集地，至於什麼西藏、青海、蒙古、新疆和寧夏這些地方，原本就同漢人沒甚關係。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提出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也就是將滿人趕回老家去，而並不是要將其滅之後取代；武昌起義打出的旗幟是“鐵血十八星旗”，那十八顆星代表著漢人聚集的關內十八省，至於其它的不毛之地，那便屬中華之外了。

譚嗣同的思想雖然是荒誕不經，但他的目的是籌措變法經費，並藉此要求列強保護中國，而中國藉機富國強兵。其前提是依當時清政府的實力，根本無法保住這些地方，還不如早點處理，藉機借勢借錢來變法強國。

所以，站在現代人的立場，要理解譚嗣同作為一介文士，可以說他是書生誤國，也可以理解為是受到當時盛行的邊疆無用論思潮影響；更為直接的是，他提出這一奇葩想法，是狹隘民族觀及排滿思潮的體現，在他眼中，新疆，內蒙，乃至東北都非“中國”領土，可有可無了。

譚嗣同頂天立地，為國為民捨生取義，怎麼成了禍國殃民之人了？如果說他“禍國殃民”，禍害的也是邪惡的滿清帝國，遭殃的也是作威作福又賣國的滿清貴族！

甲午戰敗後，堂堂中國竟敗於倭人之手，這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凡有血性的愛國者無不思奮發圖強。譚嗣同立志救民於水火，慨然投身於變法之中。

他是知道變法有風險的，也是知道自己可能會付出生命的代價，這一點，我們從他和同鄉唐才常的約定就可以看出來。兩人都立志變法維新，相約“生同志，死同烈”，而最後，這兩位烈士，都踐行了自己的諾言。

變法失敗，譚嗣同能走而不走，用自己的一腔熱血留下了蕩氣迴腸的英雄傳奇！

唐才常決心為譚嗣同報仇雪恨，在江南組織十萬自立軍，要取慈禧性命，最後被張之洞抓獲。面對審訊，唐才常侃侃而談：慈禧不但是滿清的罪人，更是中國的罪人，這樣的人只能殺之而後快！

在留下“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灑荒丘”的豪言壯語後，唐才常也英勇就義，隨譚嗣同而去！譚嗣同就是他口中的故友！

慷慨赴死者，壯哉譚與唐！

拜託不要為了譁眾取寵而玷汙英雄豪傑！

算的上頂天立地了，是條漢子！至於禍國殃民，平心而論，是有那麼一點的。

先別噴我，解釋一下。

頂天立地這個自不必多說。禍國殃民，因為變法，當時的確是牽涉到了很對無辜之人。但是這卻是對清政府的無能而言，其禍根在滿清，而不在譚。

救國救民不是談談而已，肯定得見血的。所謂“病的越久，治起來就越痛”，這種陣痛雖只是暫時的，但治的過程肯定會殃及之人，也算是稍微的“禍國殃民”了！

總而言之，譚嗣同算得上是名令人敬佩的漢子！

譚嗣同是我的偶像，雖然覺得他應該留得青山在，先保住有用之身，以圖東山再起。但我尊重他的選擇，如果一定要有人犧牲，我做第一個吧。這是何等胸懷，他顯然是以天下為己任，這種情懷，已經不是普通文人可以比擬。正如地藏菩薩所說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是大乘菩薩的精神。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捨生取義，是古聖先賢所倡導的，也是千百年來無數志士仁人所踐行的中華傳統美德。

歷史有殘酷的一面，有傳聞說，斬首之時，慈禧故意用鈍刀，斬了很多刀才把頭斬下來。革命是免不了流血的，秋瑾，劉胡蘭，她們也是為革命而死的。每念及此，我潸然淚下。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世上本沒有那麼多歲月靜好，只是有人在替我們負重前行。

每每想及我們現在的和平生活，都離不開軍人在邊境以生命來保駕護航，警察叔叔時時守護著社會的安寧。我們有什麼理由不感謝他們呢？

在此向先烈們致以無限的緬懷和崇高的敬意。

譚嗣同不但沒有賣國求榮，而且還為了變法捨生取義。雖然變法沒有取得成功，本身成功與失敗，都是有多方面因素所組成

，不是單一因素所左右。這其中與譚嗣同的老師康有為觀點和立場改變有直接的關係。特別是對維護大清王朝勢力的人員利用也有失誤之處，更本不具備徹底變革的條件和因素。所以說最終失敗就有其必然性。

這裡是不請自來的守仁君

維新變法過於冒進，他對於中國的發展無疑是有好處的，但是在當時他卻損害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維新派孤立無援，萬般無奈才找上的袁世凱。

維新派首先要做的是加強光緒的權力，因為他們希望透過加強皇權來為改革奠定基礎，但是權力這塊蛋糕總共就那麼大，光緒想要權，慈禧的權力就必然要受到損害。

維新派直接廢了科舉，無數的十年寒窗之人瞬間沒了出路，老百姓也不搭理他了，當時中國的讀書人不多，但是能說上話的也就是那些人。

把慈禧得罪了，把洋務派得罪了，又把讀書人得罪了，維新派成了眾矢之的。情況緊急之下才有了殺祿圍園這一昏招，最終導致變法失敗，譚嗣同等人被殺。

題主問他是不是禍國殃民，如果你是清末穿越過來的，或許是吧。

譚嗣同頂天立地，為民眾捨生取義，是條漢子，但為何又成了禍國殃民的不義之徒，這中間究竟有什麼難言之隱，今天我們就來詳細的瞭解一下。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維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學》，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他早年曾在家鄉湖南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等，主辦《湘報》，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後在參加領導戊戌變法，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變法失敗後被殺，死時年僅33歲。

歷史上認為譚嗣同是維新派人士，對於這一點，我並不是很認可，畢竟譚嗣同在提倡變法方面和康梁的思想還是有出入的。他是一名愛華人士，更是一個革命黨人，只是不幸的捲入了康梁變法之中。對此只能說譚嗣同的變法沒有像孫中山的辛亥革命那麼徹底罷了。

譚嗣同師從歐陽大師，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此外深受愛國主義的啟蒙，希望自己有一天能為國家出力，但當時的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極其反感，堅決不去參加科舉考試，以至於一直是以白衣之身活躍於當時鼎新改革之陣營中。但譚嗣同的才華卻不容小覷。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戰敗，這一事件對當時的中國打擊還是很大的。堂堂中國竟敗於倭人之手，這對中華民族來說是奇恥大辱。凡有血性的愛國者無不思奮發圖強。

另外譚嗣同曾四處遊歷，用十餘年時間，行路八萬裡，走遍全國十多個省。這些閱歷難免使他的靈魂脫穎於當世；他觀察風土人情，結交八方名士，開拓了眼界，也看清了當時的政局給黎民百姓帶來的痛苦，也認清了列強幹涉國體下的清政府種種之不堪，於是他奮而自勵，決意為政體的改革獻身，他立志救民於水火，慨然投身於變法之中。他深知變法是有風險的，甚至會付出生命，即使這樣，他依舊主持變法，他身上的這一腔愛國熱情和頂天立地的形象讓我們不得不佩服。

即使最終變法失敗，他也沒有臨時逃脫，依舊用自己的一腔熱血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蕩氣迴腸的英雄傳奇！真可謂頂天立地好男兒。

為什麼要這麼說？我們都知道譚嗣同集才華於一身，卻誓死不參加科舉，其實，當時的科舉就如同當今的高考，是關乎自己命運的一塊敲門磚，憑譚嗣同的才華，科舉對他就是小菜一碟，但他偏偏不這樣做，所以後來他就花錢在北京買了一個官職。

在當時的清庭， 掏錢捐官現象十分常見，但對那些科舉人才來說是不公平的，是被他們所看不起的，所以後來也成為他禍國殃民的詬病話題。也就是他捐官期間，結實和了康梁二人，三人相處過程中產生了變法的念頭，變法的過程可謂驚心動魄，百般曲折，“圍園殺後”說的就是這件事。簡言之，就是派殺手進園刺殺當時掌握政權的慈禧，扭轉當時的不利局面，但這一計劃中途洩露，康梁逃亡日本，而譚嗣同及其它五位在軍機處行走的帝黨成員，一起被押解菜市口處斬，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

後來調查發現，譚嗣同在給歐陽大師的信中強調，將新疆、內蒙等地賣給英俄國，先將以前的戰爭賠款付清，剩下的錢可作變法的費用，並讓英俄保護中國十年。這個想法放在現在，可謂荒唐至極，實屬一個賣國賊，但從當時的情景去看，中國前期因賠款割地，國庫自己不足，根本無力變法。其實這都是狹隘民族觀在作祟。但當時人們愚昧無知，根本意識不到危機，所以何談變法，籌集變法費用在人民看來他是賣國賊，不可原諒。所以禍國殃民。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戊戌六君子人頭落地，標誌著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徹底失敗。

六人當中，其中就有號稱變法急先鋒的譚嗣同。其實之前他是有機會逃走的，民間革命志士曾經組織了劫獄隊，試圖救走譚嗣同，但是被他拒絕了。

撥開歷史的迷霧，走進人物的內心，時至今日，居然有人開始質疑起譚嗣同的人品。他到底是頂天立地的好男兒，還是禍國殃民的賣國賊？他又為何讓人由愛而生恨呢？

有這種質疑的人顯然是對中國清朝末年的歷史知之甚少，那是一個列強橫行的年代，更是一個思想混亂的年代，各種雜亂無章的思想觀念充斥社會，讓人們無所適從。

這個時候，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為代表的一批熱血青年看到了民族的危亡，看到了國家的敗落，他們心如火焚，希望自己的國家一夜之間能夠變得強大起來，這才有了戊戌變法這一運動。

然而從運動本身來說，這是一次不成功的變法，主要原因是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學，更沒有先進的理論來進行指導。

這與之後的中國革命完全不同，那個時候，我們有了馬列主義作為根本指導理論，革命有了方向。而在戊戌變法時期，變法者完全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算一步。

譚嗣同曾在給老師歐陽中鵠的信中說，當今中國欠款實在太多，如果想不受制於人，就必須先還清欠款，如果錢不夠的話，新疆、西藏、內蒙等邊緣地區盡數可賣。這樣的話，我們現在來看，就是典型的賣國賊。

可是放在當時的環境下，譚嗣同覺得，變法需要錢來支援，如果透過賣地得到錢，變法成功，將來我們還會把這些地拿回來。

又比如，譚嗣同還曾經和康有為、梁啟超一起謀劃過請日本總理來當清朝顧問的想法，將內政外交全部交給日本人來打理。在我們看來，簡直不可理喻，這是賣國嘛。

可是對譚嗣同來說，他希望一夜之間讓國家變得富強起來，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上的幼稚病。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維新派看似幼稚的表現就否認他們的英雄行為，在那個老百姓思想普遍麻木不仁，甘心受壓迫的年代，需要的就是像譚嗣同這樣的熱血青年。

最終，他以他的血喚起了人們革命的意識，“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大義，讓人心生敬佩。正所謂，沒有第一槍，哪有勝利日，革命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它需要千千萬萬的人付出巨大犧牲。有些犧牲看起來毫無意義，但是卻在無形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種。那些譏笑譚嗣同是禍國殃民賣國賊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他是頂天立地的英雄好男兒，他的光輝形象永遠映照在華人的心中。

我們必須給譚嗣同一個公正的評價，他是黑暗中的摸索者，他所走出的每一步都是後來人寶貴的財富，他讓後來者少走了很多彎路。

想必對於譚嗣同這一人物，知者甚多，不知者卻是甚少的，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是晚清政府戊戌變法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

對於譚嗣同，或許最讓人難以忘記的，當屬“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樣的俠肝義膽。

確實如此，戊戌變法運動，維新派觸動了頑固派的利益，維新派的滅亡已經是註定，譚嗣同的結局亦是跟著戊戌變法被埋入了歷史。

說譚嗣同是個頂天立地的人物，也確實如此。譚嗣同是個確確實實的改革人物，說他是維新派，但譚嗣同又像是革命派，只不過，因為被梁啟超，康有為等人架著拉上了戰車，這才成了真切的維新派人士。

當初慈禧對維新變法運動其實也並無太多反對，若是一場維新運動，拯救了清庭，必然是最好，但最終變法卻是太過剛猛，影響了慈禧等貴族功勳的利益，這才導致了變法的徹底失敗。

慈禧抓捕維新人士時，維新人士聽到訊息，紛紛遁走，康有為更是跑的比誰都快，一早就身處天津遙控變法運動。

譚嗣同這時候在幹嘛？革命總是要流血的，儘管譚嗣同一早就收到了訊息，完全有機會遁走，但譚嗣同卻是慷慨赴義，坐在家中等候慈禧爪牙的到來。

戊戌六君子，譚嗣同當屬其中的代表，慷慨赴義，除了譚嗣同，有幾人做得到這一點？

譚嗣同被捕以後，被搜出了一封書信，這封信是寫給歐陽中鵠的，信裡的內容，確實是讓人頗為不解。

信中寫到，當今的中國已經羸弱不堪，欠款太多，受制於世界諸強國，若是清庭想要迅速崛起，必須要學會取捨，還清欠款。 如何還清欠款？那便是賣地。

譚嗣同提出，將中國新疆蒙古等邊緣省份賣與俄國，以期獲取足夠的經濟，還清債務。

其實不僅僅是還清債務，趁此機會，清庭還可以用餘錢向俄國等國家請求庇護十年，十年時間，足以讓清庭的維新變法運動開展的轟轟烈烈。

當然了，譚嗣同毫無疑問是一個愛國，並且願意為國家付出的英雄人物，但譚嗣同畢竟生活在一個清庭羸弱不堪的時代，這讓他有很大的時代侷限性，僅憑此，就說他令人恨卻是有點過了的。

1898年9月28日，以慈禧為首的清朝統治者為了自己的專制統治，在菜市口砍殺了戊戌六君子，以徹底結束戊戌變法。

到昨天，正好是121年，然而關於戊戌變法，關於譚嗣同，還是存在很大的爭議。

短短只有103天的戊戌變法，拉開了政治變革的序幕，成為了中國第一次解放思想運動。但即使它再偉大，一但衝擊到掌權者和國家的權益，那它的結局只有失敗。因此，短短百天的戊戌變法被慈禧毫不留情地斬斷。而戊戌變法的領導人，特別是譚嗣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鐵血硬漢。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種大義凜然的氣魄，時至今日仍讓人佩服至極。

但當你更加深入地瞭解譚嗣同這個人時，你會發現，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

譚嗣同生於1865年的北京胡同，祖籍是湖南瀏陽人，當時他父親任戶部主事，雖然出身優越，但小時候過得並不算輕鬆自在。

父親譚繼洵軟弱沒有主見，而他的的母親則性情剛強，嚴肅苛刻，對他管教很嚴，有些刻板 。母親這個角色不僅沒有帶給他溫暖，甚至在一定意義上讓他心理變得孤僻扭曲。當年他一個人留在北京，母親告誡他勿念，他答應了。

僅僅只有七歲的小孩，還是一個在母親懷裡撒嬌的年齡，卻強忍的想念母親的淚水，期間還因此生了大病，卻始終將思念壓在心裡，這都只因為母親臨走前的一句誡訓。也正是這樣，譚嗣同身上總有一種傲骨凌然的倔強，而且這種性格牢牢地印在了骨子裡。

在很多歷史教科書中，大多數歷史人物都被正義化，多少人沉浸在“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始嗣同”的為國獻身的高尚氣節裡，他把生還的機會拒之門外，只想用自己的死換來國民的覺醒，因此，大家對他紛紛豎起大拇指，覺得他很了不起。

但隨著大家的深入瞭解就會發現，那些原本高大的形象漸漸暴露出缺點，甚至崩塌。而譚嗣同，雖然表面正義凌然，為國獻身，但卻因為一些不為人知的細節令後人由愛生恨。

歷史教科書給予了只有百天的戊戌變法很高的評價，但大家都知道，這場變法註定會失敗，其中某些做法甚至還有些荒唐可笑，還有一些無腦的策略方針，更是荒唐至極。僅僅百天的變法兩百多道聖旨，總之就是名正言順的胡鬧。很多人說慈禧是很反對當時的變法，其實不然，雖然當時慈禧在熙和園安度晚年，但光緒帝把變法的策略都一一轉述給慈禧，而且很多聖旨都是經手慈禧的。那後來慈禧為何如此堅決地停止了戊戌變法呢？

變法領導人越來越放肆，變法開始之後，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派，向光緒皇帝建議，聘請日本前總理伊藤博文、以及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來參與大清的政治決定。這不就是在賣國嗎？

不僅如此，譚嗣同在給他的老師歐陽中鵠得信中指出：西北部地區太荒涼也不好管理，又沒有收益，不如全部賣掉換成經費。

與此同時，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都對維新派提出建議，提議中、英、美、日四個國家，合併成一個，也就是說從中、日、英、美四個國家中，選出能掌控大局的人，共同掌管四個國家的稅收、軍事、外交等國家大事。

大清當時是本就是弱國，如果答應，那大清的命脈將完全失去掌控。這不是赤裸裸的賣國嗎？將自己的國家親自交到別人的手裡！ 拱手讓人？!

慈禧得知此事後，明白一旦有他國勢力參與到中國朝政，那麼大清的政局，必然失控，而且自己的權力地位定會受到影響。於是，慈禧太后沒有絲毫猶豫，立馬從頤和園趕回了紫禁城，控制了光緒皇帝，及時終止了變法，並下令逮捕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

放棄西北地區，賣掉換經費；讓外華人大力參與中國政權，這些鼠目寸光無腦的提議直到今天依舊可以讓中華兒女唾棄鄙夷。譚嗣同，作為清朝變法的帶頭人，一個試圖用生命換醒華人的所謂英雄，做出這樣的提議，可想而知，戊戌變法的結果會是什麼，譚嗣同的英勇就義無論多麼的慷慨無私都是咎由自取的。歷史是公正的，譚嗣同讓人由愛生恨也是有理由的。

但是我還是想說，不管戊戌變法派的政治思想如何，從古至今，從容赴死的譚嗣同一直以光輝的形象存在於我們的心中，他用生命喚醒國民，推動政治改革，這種精神是值得每個人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