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華人暴動” ，也稱作“華人起義”，是公元前841年在西周國都鎬京發生的一次大規模民間起義。這裡提到的“華人”，雖然以平民為主體，但帶頭的卻是貴族階層，頗有古希臘時期城邦政治的特點。

對於華人暴動之前的歷史，中國尚未有確切的紀年，基本都是推算估計。在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中，十二諸侯年表就是從公元前841年開始的，此後才有了準確的數字紀年。

經過了兩百多年的分封制，周天子的王城鎬京之外已經遍佈諸侯國，而在鎬京之內也遍佈貴族，周朝的土地基本上都被這些諸侯和貴族佔據了。以至於，周王室直接掌控的土地越來越少，極大地削弱了王權。

周夷王之後，他的兒子姬胡繼承了王位，史稱為周厲王。他為了擴充土地，也為了聚斂錢財，開始將無主的山林和湖澤等地都直接收歸天子所有，禁止平民百姓甚至宗室貴族涉足取利，導致了越來越多的人心生怨恨。

對此，大夫芮良夫勸諫周厲王要適可而止，不要過分激化矛盾。據《史記·周本紀》記載:

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不備大難。”

芮良夫採取了迂迴戰術，透過彈劾榮夷公來勸諫周厲王，山林胡泊等自然資源都是上蒼賦予的，應該由全民共享，而不能天子獨佔，否則必定引起天怒人怨。而且，天子的權力基礎就在於諸侯和貴族的支援，否則必定成為孤家寡人。

可惜，芮良夫的良言並沒有被厲王採納。相反，他還更進一步加劇了本就存在的矛盾，推行起了高壓政策，不斷監聽和打壓貴族勢力。據《召公諫厲王弭謗》記載:

厲王虐，華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華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在鎬京表面的風平浪靜之下，不是矛盾的化解，而是更進一步的聚集。隨著貴族越來越衰弱勢微，隨著平民越來越苦不堪言，“華人”的矛盾終於爆發了。

不過，西周雖然處於奴隸社會的鼎盛時期，但在樸素和原始的社會公序下，華人對於周厲王的憤怒並沒有轉化成為陳勝吳廣式的武裝起義，而是寄希望於上層大貴族的內部更迭，以最小的傷亡和代價取代周厲王。

就這樣，鎬京城內的大貴族鼓動平民（小貴族）紛紛湧上街頭，發起了一起群體性的政治事件，逼迫周厲王逃離國都。事實上，他們並不是反對周王室，甚至不是反對周厲王，只是反對周厲王的霸道政策罷了。

受此影響，周厲王只得逃到了彘（zhì）地（今山西霍縣）避難，再也不敢返回鎬京，甚至也調動不了各地諸侯前來勤王。不過，各諸侯國和大貴族也沒有繼續追討勢單力薄的周厲王，於是出現了非常奇怪的一幕。厲王回不了國都，而參加暴動的“華人”也不再追殺厲王，雙方達成了一種“默契”，而這種默契竟然存續了十三年之久。

期間，召穆公和定公兩人共同執政，繼續管理西周的大小事務，從此改年號為“共和”，史稱“周召共和”。

等到周厲王在彘地過世後，他的兒子姬靜自然而然地繼承為周天子，史稱“周宣王”。

宣王繼位後，他汲取了父親厲王的教訓，對諸侯和貴族都採取了較為寬容的政策，政治上重用召穆公、虢文公等人輔政，逐漸平穩了局勢；軍事上積極征討山戎、鬼方、淮夷等勢力，暫時恢復了西周的國力，史稱“宣王中興”。

但是，面對這些成績，周宣王晚年驕傲了，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對外征伐，終於遭到了慘敗，使得中興局面最終破滅。而他兒子周幽王即位後，不斷倒行逆施，終於導致了西周的滅亡，從此歷史進入到了東周列國時期。

西周時期，基本上一個“國”確實也就是一個城邦的大小。其中周國是天子之國，其他的是諸侯國，諸侯國服從周國的領導。諸侯國有多少，在當時西周的疆域上，有幾千之多。多數國的大小，無非如今一個縣城之大。少數大國，會控制多個城邑。每個城邑都是大夫的領地，服從其上的諸侯管理。

正因如此，中國先秦時期，反而才是真正施行類似歐洲中世紀時期的“封建制”；秦以後“封建制”反而消滅了，改實行“郡縣制”。認為秦以後的制度是封建社會，是以前歷史學家的誤讀。

大體來看，西周總體統治疆域雖然已經不小，比現代世界多數國家的領土更大，但主要是由大大小小的諸侯國聯合起來的。這種“分封建制”的聯合，頗有一點“聯邦”的味道。

正因如此，周天子雖然能號令天下諸侯，但是直接統治的區域卻僅僅只是周國。而周國雖然是大國，有多個城邑，但周天子實際直管的其實也就“王城”而已。

“華人暴動”是公元前841年發生在西周首都鎬京（今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西北）的以平民為主體的暴動。“華人”是指居住在國都之內，也即城牆之內的人；相對於“華人”的稱為“野人”，那是一些在“國”中沒有分得土地，只能在郊外進行耕作的農民。而“華人”主要是指依附大夫“家”計程車階層、農民與手工業平民。

西周厲王時期，釋出詔令，將鎬京內的山林湖澤收歸自己私有，不準華人進入謀生獲利。 周都鎬京的華人因不滿周厲王的政策，怨聲載道。大臣召穆公進諫說：“民不堪命矣！”（人們忍受不了這命令了）周厲王不但不改，還變本加厲，又命令來自衛國的巫士負責監視誹謗者，禁止華人談論國事，違者殺戮。

在周厲王高壓下，人們相遇，也只能“道路以目”。周厲王為此得意對召穆公說他能止謗了。

召穆公勸諫周厲王道：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

周厲王對此卻置若罔聞。於是在公元前841年，終於發生了“華人暴動”，把周厲王給殺死了。

周厲王死後，西周有一段時間是沒有天子的。周國是由周公、召公等六卿共治的，也治理得不錯。於是就將這段時期稱為“共和”，公元前841年就是所謂的“共和元年”。

從理論上說，中國西周時期的封建制度，透過對土地的佔有和轉讓實現了土地，分配了權力。但是呢，這也只是在理念上部分的實現了，將權力從人格轉向土地，不能夠真正建立起實質性的土地為支撐的國家，所以說並沒有進入帝國時代。然而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基於現實的狀況構建起來的這一層關係的封建制度，是後世家國一體的中華帝國制度的淵源。與此相比，同屬城邦時代的古希臘，和中國的情況就很不同，古希臘城邦根本不存在具有統一外觀形式的國家，他們之間彼此獨立政治制度趨於多元化，更不存在濃厚的血緣色彩和宗法關係。相比之下，中世紀西歐的封建制度在形式上與西周封建制比較相似，因為他有了統一的文明，基督教文明，就像中國西周時期有了統一的中華文明一樣。在西歐封建制度下，政治權力的來源與分配依賴於土地，而不是宗教色彩，國王是封建形成的眾領主中的一個人，可以說是一個大號的諸侯，並不擁有絕對的權力。國王分封的大領主，再分封小領主，小領主對大領主效忠，大領主對國王效忠，小領主並不對國王效忠，所以有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這和西周時期的情況相似。所以說歐洲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建立起來的封建制度，才和中國西周時期的封建制度相似，歐洲的封邦建國的制度比中國晚了15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