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來回答過關於日本大佐的問題，千萬別當真，沒有什麼"二戰時日本軍官寧願當大佐也不願當少將"之說。

日本人有武士好戰之風，後方指揮作戰和親臨一線戰場，少將與大佐有分別的，這可能就是催命的武士精神所造就的。

日本軍界有死後追授一級的慣例，大佐一級只要戰死就能追授少將，早晚都能晉升將軍，而且還是體面的死。

二戰時期的日本大佐同等於各國軍隊的上校，就是一個整編加強團構架，只是所指揮的聯隊比同等的團級建制單位的人員多一些。

日本大佐指揮的所屬聯隊牛逼不完全在人數上，而是其每一個成建制的聯隊，是日本天皇唯一認可的並親授軍旗的基本組成部隊，這種榮譽性質的聯隊是除了近衛師團一級沒有的，這也是大佐聯隊長在行使職權上甚至比將軍還牛逼。

帶幾千兵上戰場能彰顯武士精神又有成就感，按日本軍界下克上任意妄為的習慣，只要親力親為按照總體戰略佈置，可充分發揮自己的戰術思維想怎麼幹就怎麼幹。而將軍只是在總體戰略佈局上統籌規劃，一般情況下不會出現在一線作戰現場，少將職權多少會受到上下各方面的牽制和指責。

所以說，在一線作戰情況下大佐的職權是不受拘束，對上可以叫板威脅，對下只是命令就行，這個許可權或職權應該說是很大的。

縱觀世界軍事史，各國軍人都有這樣的行為，但很少只是個例，而二戰時期的日本軍隊，從戰前到戰敗一直就是這個德行。

各國一般以將丶校丶尉三個等級。日本以佐代校，大佐就等於大校（介於師/團之間，等於旅級吧）。有的國家如美國不設大校，就一定有準將，位於少將與上校之間，等同大校。但也進入了將軍行列。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對於戰爭是否擴大化，日本軍部分裂成為激進和保守兩派，以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菀爾少將為代表的“穩健派”認為，華北日軍佔領平津後，絕不可以繼續南進保定，以免情況失控。在石原心目中蘇聯才是大敵，然而他的意見，卻被手下一個大佐課長巧妙而輕易地就給推翻了。

（武藤章少將時期）

這廝叫武藤章（後來的甲級戰犯），時任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作戰部作戰課長，看起來軍銜和職務都不高，但是在作戰指揮上卻有極大的裁量權。他以佔領保定才能迫使南京政府求和為理由，跟頂頭上司石原少將吵成一團。石原菀爾被下級逼得沒有辦法，擺出來個理由：庫存彈藥不足，且對蘇備戰的彈藥絕不能動，你咋整？

就在大佐武藤章理屈詞窮氣急敗壞之際，陸軍省軍事課長田中新一（也是戰犯）站出來表示，他可以協調沒有作戰任務的師團把彈藥“先捐出來”，登時助長了武藤章的氣焰。最終在參謀次長今井清的支援下，華北日軍獲得了南犯保定的授權，而正醞釀反攻平津的第2集團軍總司令劉峙，因此猝不及防被打得大敗。

（石原大佐時期）

回顧一下，1931年“九一八事變”調動第2師團主力聯隊進攻瀋陽的，是關東軍高階參謀板垣徵四郎大佐，而石原、土肥原等其它幾個傢伙根本沒有兵權。1937年“七七事變”，宛平槍響後決定擴大沖突的，也是駐屯旅團在北平的實際指揮官：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再加上前述的武藤章和田中新一等人，某種意義上，戰爭就是這幫大佐們挑起來的。

當時的陸軍大佐們屬於昭和軍閥的“少壯派”，儘管他們暫時沒有最終的決定權，但是他們渴望戰爭，並希望透過侵略戰爭加官進爵，不僅能早日邁進將軍行列掌握軍權，還能夠“光宗耀祖”。而且他們的級別雖還不高，但職務都在要害部門，完全可以推波助瀾把事情鬧大，這就是大佐們的權力和能量。

（牟田口廉也）

我還漏了兩個，1928年實施爆破炸死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主謀，也是關東軍高階參謀河本大作大佐，同年5月製造“濟南慘案”的日軍主力，就是熊本第六師團的第45聯隊，聯隊長正是臭名昭著的岡村寧次大佐，他率兵在濟南屠殺中國軍民15000餘人。由此可見，在日本軍部在政策和戰略在國內已經“暴走”的情況下，這幫子大佐幾乎就是日本侵華的集先鋒，關於大佐軍銜的“階級”、適配職務和工資待遇什麼的，之前多有專答，本文不做重複。

為什麼這幫大佐如此積極和狂熱呢？這與當時的日本陸軍軍制有關，按照明治年間的規定，日本陸軍軍官分為四大階級：敕任官、奏任官、判任官和“卒”，所謂的敕任官就是必須由天皇親自“下旨”任命的軍官，有機會面見，它包括一等敕任官的大將、二等敕任官的中將和三等敕任官的少將。而佐官屬於奏任官，即陸軍省的陸軍大臣決定任用後，成批的上奏天皇走個形式即可，而大佐軍銜，恰恰就是一等奏任官。

（田中新一）

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儘快爬到敕任官的將軍臺階上，這幫大佐們永無出頭之日，而在和平時期軍隊規模有限，將軍能夠擔任的崗位就那麼多，不少大佐還沒有等到晉升少將就得轉為預備役了。因此，作為距離敕任官僅一步之遙的大佐們，尤為上竄下跳，只有發動戰爭他們才有機會飛黃騰達。事實也果然如此：前面提到的武藤章、田中新一、牟田口廉也戰爭後期都成為了中將，而岡村寧次和板垣徵四郎乾脆爬到了大將的軍銜。

在侵華日軍中，還有兩個重要位置由大佐軍官把持著，即步、炮兵聯隊長和師團參謀長，前者作為單一兵種的最大編制單位，在中國戰場上其戰鬥力相當或超過我們一個師，因此雖然看起來聯隊是戰術單位，但實際已成為戰役兵團，那麼其軍事主官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同時由於日軍獨特的參謀體系，師團參謀長雖然不是將軍，但是對師團作戰行動擁有籌謀權和較大的指揮權，因此能量也不可小覷。

（板垣徵四郎）

所以，這些掛著大佐領章的前線師團參謀長和聯隊長，與後方的軍級、方面軍級的大佐高階參謀、作戰主任參謀，以及東京日本陸軍中央（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課長們上下勾結（他們大多數是陸士和陸大的同學），沆瀣一氣，深刻影響著日軍的戰略制定和戰役指導，在侵略戰爭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記得那個在諾門坎、在東南亞戰場上飛揚跋扈的大佐辻政信吧？他甚至可以用軍部代表的身份，駁回師團長甚至軍司令官的意見，有意製造了“巴丹死亡行軍”，讓許多美國大兵見了上帝。

（辻政信）

二戰時，日本的軍銜大致分為“將、佐、尉。又把“將、佐、尉”各分大、中、少，這樣以來一共有九等。即：大將、中將、少將、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共九等。

當時日本大佐的職務相當於團長，少將相當於旅團長。

從上面可以看出大佐比少將低一級，但是實際權利大佐卻比少將大。

日軍大佐可擔任的職務有: 聯隊長、旅團參謀長、師團參謀長。由於大佐在師團長 (中將) 身邊工作，實際權力比少將旅團長還要大。這也是為什麼在二戰中，一些日本將領寧可當大做佐也不願意做少將的原因。畢竟在中將身邊工作，上升的通道和機會要比少將多得多。

綜上所述，日本大佐的職務並不高也就是相當於團長一級，但是他在中將（師長）身邊當參謀，狐假虎威借師長的名義可以指揮旅團長（少將），因此大佐的權利比實際職務要大得多。

以倭國二戰陸軍為例：

倭國軍銜大體分為尉佐將三級，元帥與大元帥僅僅只是大將的贈銜。

所以，對於高階軍銜來說，倭國就是佐三校三，與同期的美國軍銜體系相比少了一個准將級別，比如，美國是校三將四（五星上將是1944年才有的），而國軍也是校三將四的等級（特級上將僅一人）。

自然，少了一個級別，每個軍銜就得對應更多職務，而倭國軍隊編制又有所特色，自小至大分別為：分隊（班，13人）—小隊（加強排，50人）—中隊（營，180人）—大隊（1100人，團）—聯隊（旅，3800人）—旅團（師，7800人）—師團（軍，1.5~2.4萬）—軍（集團軍，無定編）—方面軍（集團軍群，無定編）—總軍（方向總司令，無定編）

倭國陸軍的顯著特點是，師團為戰略基本單位，無論甲種乙種，還是常備師團。而陸軍聯隊就是單一兵種的最大編制，在陸軍體系中具備顯著地位。

因此倭國大佐正常對應的職務是—聯隊長，師團參謀長。

此外，資深大隊長，資淺旅團長、軍副參謀長、軍及以上內部機構負責人都是大佐。顯然，倭國也遵守控制將軍數量的原則，不能讓太多旅級軍官成為將軍。

說明，倭國師團不等於國軍師，旅團不等於旅，聯隊不等於團，大隊不等於營，中隊不等於連。

比如，倭國一個步兵大隊滿編1100人比大多數國軍團多。聯隊3800人不僅比大多數國軍旅多，連國軍最強的甲種團也不過20連2700。

同樣，倭國旅團7800人也比大多數國軍師多，畢竟中央軍的師才一萬出頭，大多數地方軍的師也就六千人甚至更少。如果剔除空額則還會更少一些。

二戰編制中，倭國最簡陋的丁種師團也是1.4萬人，與一般的國軍軍相同，而最初的常備師團更是高達2.8萬，與1947年國軍精銳三旅制整編74師一致，比未整編的國軍軍還多很多。

但倭國聯隊長通常軍銜只是大佐，對應的國軍旅長標準軍銜已是上校~少將了。

我最初回答了有關日本小寒的問題。不要當真毫無疑問，“二戰期間，日本官員寧願成為小寒，也不願擔任少將。”日本人具有好戰的戰士風格，後方的指揮行動和前往前線戰場的方式，少將和小津是不同的，這可能是由武士的催促精神造成的。日本軍方有the職授first的慣例。只要Ozuo在戰鬥中第一次死亡，他就可以死後授予大將軍，遲早他將被提升為將軍，並且他將體面地死去。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大足等於其他國家的武裝上校。這是一個經過重組和加強的團組織結構，但與該團同等的團級組織單位相比，聯隊的指揮人員更多。日本大s指揮的機翼並不完全在數量上，但是其組成的機翼是日本天皇批准並由他親自授予國旗的唯一基本部隊。此榮譽翼是除此以外的部分，在警衛隊第一層不可用。這也是事實，大左翼聯隊的隊長在行使職權方面甚至比將軍更好。將數千名士兵帶到戰場上可以展示出武士的精神和成就感。根據日本軍方隨意行動的習慣，只要您按照總體戰略親自安排，就可以充分發揮戰術思想，隨心所欲。但是，將軍只是在總體戰略佈局中進行總體規劃。通常情況下，他不會出現在戰場上。大將的權力將受到上下各方的束縛和批評。因此，在一線作戰的情況下，執行長的權力不受限制，在面對他時他可以挑戰威脅，而他只能指揮下一個。應該說這種力量或力量很大。縱觀世界軍事史，各國士兵都曾做出過這樣的舉動，但這很少是一個案例。日本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從戰前這一美德走向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