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位高人，對前一位我聽說，不知詳情，從經商一詞可知是有德之商吧！可謂有道僅取三份利，還要濟貧助殘人。見財無義皆不取，心懷天平不欺人。後一位大德之仁，為國忠誠，為官有道，家教有矩，後繼皆仁。都是值得尊崇可敬之人。但我對商業無趣，皆不在心。身曾從教，重在為生。所以對曾大仁略知一二，又唯自己不官，對官場的點頭哈腰，阿諛奉承極具厭惡。所以為官之道寡聞少見，因此我沒什麼可以暢談的樂趣。僅就家教一隅，實感敬畏。今拾之慧，大有受益終生。謝謝！

胡雪巖，中國商界有名的紅頂商人！因為其敏銳的眼光，卓越的膽識和非凡的魄力。讓其經營的阜康錢莊，在短短的數十年中，一躍而起，成為當時清末數一數二的金融巨頭！因此也為胡雪巖帶來了富可敵國的財富。時至今日，都有著，古有陶朱公，今有胡雪巖的佳話。

曾國藩，晚清四大名臣之首，著名的軍事家，戰略家，統帥湘軍，在清朝末年，平亂太平軍運動中立下了首功！他建立的幕府人才匯聚，當時甚至傳言，天下英才盡在曾幕的說法！

胡雪巖和曾國藩在識人任事上都有著相同的地方，初入商場的胡雪巖善於投資人才，先是重金資助王有齡，補了實缺。依靠著王有齡在官場的權利，為自己在生意上找到靠山。後又在杭州被圍的時機，結識了清末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從此之後的胡雪巖在生意場上的那扇門徹底的打開了。

胡雪巖在軍事上幫助左宗棠收復杭州，平定捻軍叛亂，在收復新疆的問題上，以一己之力向英國匯豐銀行貸款八千萬兩，解決了軍費的難題，為左崇棠能夠收復新疆立下了汗馬功勞。後被清廷封二品紅頂戴，賞賜黃馬褂。

曾國藩在統帥湘軍剿滅太平軍的戰爭中離不開他的用人觀，他用人上有四大絕招，第一，廣收人才，（因才而任職，棄其所短，用其所長）第二，慎用人才，（在任用人才之前，考察人才）第三，勤教人才，何謂勤教？（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勤於實踐的人）第四，稱之山為嚴繩，是（對人才的管理與駕馭）的簡稱！

胡雪巖，曾國藩相同的用人觀為自己的事業不段的注入新鮮的血液！在識人任事上，用他們的話說天下沒有無用的人！

曾國藩在腐朽的晚清官場，能夠通達，全身而退，離不開他的處世智慧，他統領的湘軍在攻佔天京之時，人數就已經發展到了30萬之眾，其中曾國藩的嫡系部隊就有12萬，如此龐大的軍隊，儘管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的其存在，對清廷的統治者構成了一定的威脅。

曾國藩對此有清晰的認識，兵權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猜疑！於是在他攻下天京之後就以，無力統帥過多的軍隊為由，向清朝政府請奏裁撤軍隊。曾國藩的功成身退，不僅讓清政府放心，又儲存了自己！

相比之下胡雪巖就沒有那麼幸運了，由於陷入了李鴻章與左宗棠的政治鬥爭中，被李鴻章以向匯豐銀行貸款，私自抬高利率從中牟取暴利，向朝廷彈劾！因此胡雪巖被抄收家產，他的商業帝國傾刻間倒塌。

胡雪巖在經商方面獲得巨大成功，雖然後來他宣佈破產了，但他崛起的經商之道仍是非常有借鑑意義的。曾國藩以文人的身份活躍於官場，並創立湘軍，由文人變成湘軍統帥，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文人帶兵並獲得巨大成功的智帥，在晚清複雜的官場上，他靠自己的智謀，以湘軍為政治資本，靠他的師友和同僚的支援，成為最有實權的漢人權臣，他的官場智慧是很值得重視的。

先說說胡雪巖。

胡雪巖原名胡光墉（1823～1885），清徽州績溪人，幼名順官，早年，他在銀號當小夥計，後來支援銀號經營，最後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左宗棠部隊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而在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他主持上海採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成為江浙商業的主導性人物，他的資金最高時達二千萬兩以上。他開辦胡慶餘堂是當時最有名的中藥店。

胡雪巖是窮人家孩子成長為傑出鉅商的典範。他幼時家貧，幫人放牛為生，後由人推薦往至杭州于姓錢肆裡當學徒，他因機靈和勤快得到了肆主賞識，提升為跑街，負責對外放款催款。咸豐十年（1860），因肆主無後，臨終前，以錢莊贈之，他將其擴充套件為阜康錢莊。

胡雪巖經商之道的特點之一是依靠官場力量支援經商活動。他與官場中人往來緊密。 比如，咸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軍攻杭州，胡雪巖及時從上海、寧波購運軍火、糧米接濟清軍，得到清朝官員的重視。到了左宗棠任浙江巡撫時，胡雪巖被委任為後勤總管，主持全省錢糧、軍餉，而阜康錢莊成了清政府在浙江一帶官方錢財進出的服務機構，而包括在內的很多權貴高官，皆以阜康錢莊為外庫，寄存大量銀兩，阜康錢莊因而獲利巨大。

胡雪巖還協助協助官方辦企業，比如他幫左宗棠主持上海採運局，兼管福建般政局，並負責購買外商機器、軍火及邀聘外國技術人員，他由此而獲取大量回傭。他還利用與官方的緊密關係和他巨大的財力，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壟斷金融等。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錢莊的支店達20多處，遍佈及大江南北。胡雪巖的資金達2000萬餘兩，田地萬畝。由於輔助左宗棠大理後勤有大功，他曾授江西候補道，賜穿黃馬褂，商人賜穿黃馬褂，他是唯一一人。

胡雪巖經商之道的特點之二是講誠信，重品質，把專業做到極致。比如，同治十三年，他籌設胡慶餘堂雪記國藥號，光緒二年（1876），他於杭州湧金門外購地10餘畝建成膠廠，他花大力氣經營胡慶餘堂雪記藥號，以一個熟藥局為基礎，重金聘請浙江名醫，廣收古方，並著力創新，選配出丸散膏丹及膠露油酒的驗方400餘個，精製成藥，以便於攜帶和服用。這種成藥在戰亂時期特別管用，傷者多時，疫癘流行時，“胡氏闢瘟丹”“諸葛行軍散”“八寶紅靈丹”等胡慶餘堂的藥品備受歡迎。為了保證成藥的品質，胡光墉親書“戒欺”字匾，掛於堂上，以教誡職工“藥業關係性命，尤為萬不可欺”；他還強調“採辦務真，修制務精”。其所用藥材，直接向產地選購，並自設養鹿園等。胡慶餘堂重信譽，重品質，很快發展成為當時國內規模較大的全面配製中成藥的國藥號，並飲譽中外。 可以說，胡雪巖當時的胡慶餘堂是把中成藥做到極致。

胡雪巖經商之道的第三個特點是十分重視市場的大格局。光緒八年（1882），胡雪巖在上海開辦蠶絲廠，耗銀2000萬兩，他一涉及絲業，就想壟斷市場，他高價盡收國內新絲數百萬擔，力求壟斷絲業貿易，此舉卻惹怒從事絲綢貿易的外商，他們聯合拒購華絲。同時，當時清政府軟弱，海關海運受洋人操控，胡雪巖的絲品無法直接外運。他囤積絲品只堅持至次年夏天，不得不賤賣，鉅虧虧耗1000萬兩，這一虧損不但使家資去半，而且因聲譽受損，波及到他經營的其他業務；特別是盛宣懷等暗中作梗，各地官僚競提存款，群起敲詐勒索，至十一月，胡雪巖在各地的商號接連倒閉，他不得不變賣家產，其最後的陣地胡慶餘堂也因此而易主，胡雪巖宣告破產。接著，清政府在李鴻章等的慫恿下，下令將胡雪巖革職查抄，追其罪責。胡雪巖徹底敗落，於光緒十一年十一月鬱鬱而終。這次落敗有胡雪巖經營失望之處，他以一人之力硬懟洋商，投資太大，但也有來自於官場的損招，他大力協助左宗棠，卻得罪了與左矛盾的李鴻章，而李鴻章手下官商盛宣懷在背後對胡雪巖下手，使胡雪巖大敗。胡雪巖的大格局經營觀本來沒有錯，但他介入官場太深，且未能團結華商一起與洋商鬥，所以失敗了。

胡雪巖經商之道的特點之四是很特善於用人，能用人之所長。他認為一個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人的本事。他深諳用人之道。他在錢莊當學徒時，便能結識了胡王有齡，王有齡早先己捐浙江鹽運使，但無錢進京，胡雪巖慧眼識珠，出手資助王五百兩銀子，支援王有齡進京謀官職，后王有齡當上地方高官，胡雪巖便開始了他的官商經營之道，有王的支援，他辦起了阜康錢莊，為他的商業發展築起了更大的平臺。胡雪巖在浙江巡撫左宗棠糧食短缺雪中送炭，為他籌齊了十萬石糧食，因而受到左宗棠的重用，而胡雪巖也充分利用左的權力，拓展官商結合之道，胡雪巖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來於寧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間，經辦糧臺轉運、接濟軍需物資，操辦向外國金融機構貸款，並代表官方辦企業等。可以說，胡雪巖作為商人，他特別善於利用官場上的人，與他們互利合作，以此來擴充套件他的商業王國。

胡雪巖的經商之道很值得重視，在當代仍很有啟發，他善於與官場上的人合作，這是很重要的，商業經營確實在很多時候需要與官方合作，得到官方的支援，商與官無法完全分離，但胡雪巖介入太深，與官員在利益上交集太複雜，且陷入了官場的爭鬥中，他的失敗是深刻的教訓。

再說說曾國藩。

曾國藩的為官之道屢屢並讚揚，很多官場的人都喜歡讀曾國藩的書，學習他為人處世的方法，對他處理官場的經驗進行吸取和借鑑

曾國藩的為官之道除了善於利用大局勢，抓住時機（如當時太平天國軍隊攻勢猛烈，八旗子弟和綠營兵擋不住，清庭允許各地漢人辦團練，曾國藩乘機組建湘軍），善於與最高統治者及有權有智的師友搞好關係（如唐鑑、倭仁、穆彰阿、胡林翼等），善於利用地方血緣關係（如湘軍的組建是以宗親、親戚、師生等關係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善於用人（曾國藩的識人用人是一絕，兩江總督幕府人才濟濟）等之外，最重要的是曾國藩的為官處事修養，比如，他十分重視為官需“勤、廉、明”。

在曾國藩看來，為官之道最重要的修養和守則是“廉”“勤”“明”。“廉”是德行，“勤”是風範，“明”是素養。所謂“明”，指的是為官要做明白人，要實事求是，力戒虛浮。而“廉”就是做官要廉正，要去“濁氣”，不能同流合汙，不貪不邪。“勤”是指勤勉，要去官氣，勤奮做事，實在做人，不擺官架子。

曾國藩任湘軍主帥時，曾在給他的副將洪德發寫的批牘中說道：“作營官之要，不外‘勤’‘廉’‘明’三字。‘勤’則足以率眾，使常有奮興之象；‘廉’則足以服人，不致來怨讟（怨恨）之聲。此皆人力之所能為也。”他還強調：“惟‘明’之一字，須帶有幾分天性，然亦可以由人力做去。如事理有不明者，時時向統領、僚友講求之，退而加以思索；思之不得，仍復再問，必使瞭然於心然後已。如此日積月累，自覺進益無窮，心境漸幾於明白矣。”

這說得很明白，做官要“勤”才能率眾，做官要“廉”才能服人，做官要“明”才能明事理，做成大事。“明”需些天分，但後天也是可以透過學習、思考來變得聰明，變得有素養有智慧的。曾國藩認為他自己原本就不是聰明人，是靠勤奮學習，嚴格律己，堅持修養，多總結經驗，才變得有些智慧的。

曾國藩的這些關於為官之道的說法該是對現在的人有所啟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