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原館長蕭元將143幅館藏書畫作品掉包盜出的案件引起軒然大波。據蕭元供述，他在擔任館長之前圖書館就存在類似的調包事件，人們不禁對博物館、美術館等文博機構的藏品安全和真偽充滿擔憂。該案件不僅僅體現了個別人的道德淪喪，還暴露出了國內館藏機構管理不規範、專業人才缺乏、藝術品取證缺失等問題。 值得警惕的是，蕭元案並非孤例，2010年荊州市某區檔案館科長張國良就被舉報曾多次以掉包的手段將館藏的名家作品盜竊牟利。2011年，故宮博物院相關負責人承認，確有100多冊圖書“掛賬存疑”有待詳查，包括部分古籍和線裝書。手工造假雖然可怕，但高水平的手工造假作品不多，遠遠比不上科技造假的能量與產量，科技造假主要使用噴墨列印、珂羅版等複製技術複製原作，由於短時間內能複製大量的作品，一旦管理不善對社會的危害特別大。噴墨列印技術具有極高的模擬度和肉眼難以識別的特點，曾讓一些藝術家和鑑定家為之恐慌，因為很多鑑定專家無法依據以往的經驗進行鑑定了，而且顛覆了過去的觀念，以往專家鑑定作品主要根據個人風格、時代風格、藝術功力，噴墨列印複製技術動搖了這些依據，如果犯罪分子使用該項技術產品掉包盜竊藝術品，其犯罪事實往往難以發現。噴墨列印技術還在不斷提高，而今的噴墨列印優質產品與原作相比，肉眼幾乎無法分辨。如果欠缺識別技術、欠缺有效管理，將嚴重擾亂市場。 廣美蕭元的案件之前在全國就有發生，例如造假者得知某酒店客房有名家書畫，在住宿時使用高畫質攝影裝置將作品拍下來，複製好作品後再次到酒店住宿，將複製品與真跡調換。一些博物館、美術館存在管理不規範的問題，當庫房管理人員離任的時候，把鑰匙移交後，甚至作品數目都不清點，更沒有對作品的真偽進行核實和鑑定，這個漏洞就導致很多博物館的藏品清單不清，藏品可能被盜而無法察覺。 蕭元盜竊書畫之所以東窗事發，不是因為圖書館內部的自查自糾，而是因為在香港的一次拍賣會上，有廣州美術學院的校友發現有畫作上鈐有廣美的印章，於是舉報到學校。蕭元被公安機關抓獲後，偵查人員拿給他的贗品，卻已不是他多年前用於調包的那份。他的贗品仿製逼真，被後來的人當作真跡 “二次調包”。荊州市某區檔案館科長張國良盜竊書畫被發現，也是因為2010年被竊的吳冠中《蒼山洱海圖》在北京拍賣，正好被該區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員看到後舉報。這類因管理制度失效導致的巨大漏洞應該引起國家的重視和社會的重視，否則將來會有更嚴重的事情發生。
2015年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原館長蕭元將143幅館藏書畫作品掉包盜出的案件引起軒然大波。據蕭元供述，他在擔任館長之前圖書館就存在類似的調包事件，人們不禁對博物館、美術館等文博機構的藏品安全和真偽充滿擔憂。該案件不僅僅體現了個別人的道德淪喪，還暴露出了國內館藏機構管理不規範、專業人才缺乏、藝術品取證缺失等問題。 值得警惕的是，蕭元案並非孤例，2010年荊州市某區檔案館科長張國良就被舉報曾多次以掉包的手段將館藏的名家作品盜竊牟利。2011年，故宮博物院相關負責人承認，確有100多冊圖書“掛賬存疑”有待詳查，包括部分古籍和線裝書。手工造假雖然可怕，但高水平的手工造假作品不多，遠遠比不上科技造假的能量與產量，科技造假主要使用噴墨列印、珂羅版等複製技術複製原作，由於短時間內能複製大量的作品，一旦管理不善對社會的危害特別大。噴墨列印技術具有極高的模擬度和肉眼難以識別的特點，曾讓一些藝術家和鑑定家為之恐慌，因為很多鑑定專家無法依據以往的經驗進行鑑定了，而且顛覆了過去的觀念，以往專家鑑定作品主要根據個人風格、時代風格、藝術功力，噴墨列印複製技術動搖了這些依據，如果犯罪分子使用該項技術產品掉包盜竊藝術品，其犯罪事實往往難以發現。噴墨列印技術還在不斷提高，而今的噴墨列印優質產品與原作相比，肉眼幾乎無法分辨。如果欠缺識別技術、欠缺有效管理，將嚴重擾亂市場。 廣美蕭元的案件之前在全國就有發生，例如造假者得知某酒店客房有名家書畫，在住宿時使用高畫質攝影裝置將作品拍下來，複製好作品後再次到酒店住宿，將複製品與真跡調換。一些博物館、美術館存在管理不規範的問題，當庫房管理人員離任的時候，把鑰匙移交後，甚至作品數目都不清點，更沒有對作品的真偽進行核實和鑑定，這個漏洞就導致很多博物館的藏品清單不清，藏品可能被盜而無法察覺。 蕭元盜竊書畫之所以東窗事發，不是因為圖書館內部的自查自糾，而是因為在香港的一次拍賣會上，有廣州美術學院的校友發現有畫作上鈐有廣美的印章，於是舉報到學校。蕭元被公安機關抓獲後，偵查人員拿給他的贗品，卻已不是他多年前用於調包的那份。他的贗品仿製逼真，被後來的人當作真跡 “二次調包”。荊州市某區檔案館科長張國良盜竊書畫被發現，也是因為2010年被竊的吳冠中《蒼山洱海圖》在北京拍賣，正好被該區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員看到後舉報。這類因管理制度失效導致的巨大漏洞應該引起國家的重視和社會的重視，否則將來會有更嚴重的事情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