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15日，夏商周斷代工程以釋出《夏商周年表》結題，認定夏朝開始的時間約為公元前2070年。這個結論從釋出之初就伴隨著爭議。時至今日，仍然沒有確證的夏朝都城遺址，一些如二里頭遺址等被認為是夏文化的考古遺址也沒有發現真正意義上的文字，“夏朝”在實證上也就同樣不夠有力。

然而，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的15年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舉行了“山西·陶寺遺址考古成果新聞釋出會”，稱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並且認定陶寺遺址與五帝中堯帝的都城存在高度聯絡。陶寺遺址的發掘與研究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探源工程正是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承續。

在釋出會上，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王巍說，目前，沒有哪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如此契合。後世歷史文獻記載、當地民族誌資料、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指向堯都在臨汾一帶。所以，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而像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謙、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何駑、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震中更是直接認定“陶寺都邑遺址就是堯都”。

2016年5月18日，在山西臨汾襄汾陶寺遺址考古成果展的現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見到了何駑。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對陶寺遺址的時期學界沒有爭議，對陶寺遺址是一座都城學界沒有爭議，對陶寺都邑是目前所有可能性中最接近也是唯一接近堯都的沒有爭議。爭議所在是要不要這麼快就‘一錘定音’，一些學者希望等再多發掘些再下結論。”

但是在何駑看來，目前無論是地上、地下所有的證據都指向陶寺遺址就是堯都。“在中國，幾乎沒有一項學術發明是不存在爭議的。‘陶寺是堯都’的證據單拿出來，每一個證據都是可以質疑的，但是這些所有的證據形成了完整而符合邏輯的證據鏈，那麼就是有力的，就可以下定論。”

陶寺遺址鳥瞰圖

共識1：陶寺遺址是史前東亞最早的都城

陶寺城址位於山西南部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上世紀50年代，考古調查發現了陶寺遺址，認為是一處龍山時代的大型遺址。1978-1985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隊與山西臨汾行政公署文化局合作，為了尋找當時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遺存，發掘了與文獻中所謂的“夏墟”有聯絡的陶寺遺址。

當時在居住區和墓葬區發掘出墓葬一千餘座，其中大貴族墓葬六座，出土了陶龍盤、陶鼓、鼉鼓、大石磬、玉器、彩繪木器等精美文物，表明了當時已經出現明顯的社會分化和王權，震驚海內外。透過碳14等技術手段和考古方法的測定，確定了陶寺文化分為早中晚三期，最早距今4300年，晚期則為公元前2000-1900年，已經進入夏初紀年的範圍。

在此後的發掘中，相繼發現了巨型城址，城內發現了王宮區、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高等級貴族墓葬區和祭祀區、庶民居住區等，已經具備了作為都城的全部內涵。因此，學界對於早中期的陶寺遺存是一座距今4300—4100年的都城幾無異議。

共識2：陶寺遺址與堯都是最為緊密的

既然對於這是一座距今4300-4100年的都城遺址這個判斷達成了共識，那麼它的主人是誰？

自1978年陶寺遺址發掘以來，學術界有關它的族屬問題多有主張，基本有“唐堯說”、“堯舜說”、“有虞氏說”以及“夏族說”。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和發掘的新進展，“主張陶寺遺址是夏文化的論者已經基本放棄了原先的判斷，而漸漸形成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期的族屬是陶唐氏更為合理的共識，只是對於陶寺晚期遺存同夏文化的關係持有進一步思考的意見。”王震中總結道。

因為晚期的陶寺遺址不但已經由都城淪為普通村邑，其社會也發生了明顯的變異：其城垣被廢棄，宮殿和具有王權禮儀的空間建築觀象臺被破壞等，所以作為都城的陶寺遺址主要指的是其早期和中期。

即便是對陶寺遺址存在諸多質疑的學者，如中山大學人類學系考古專業教授許永傑也承認，“如果一定要我說是陶寺遺址誰的都城，我也傾向於是堯都，但也只能是早期可能是堯都。”

陶寺遺址文字，與其他字型“文堯”對比。

核心質疑：能不能這麼快下定論

何駑認為，但凡一項學術研究或成果出來，都會伴隨質疑，除非像殷墟一樣發現了長篇甲骨文，但文字對於史前文明考古是可遇不可求的。圍繞著陶寺遺址堯都說，其核心的質疑不在於到底是不是堯都，而是在於能不能、應不應該這麼快下定論。

40年的考古發掘在一般人看來，是相當長的時間了，但對於陶寺遺址這樣一座大型考古遺存來說，與其可能的未來發掘週期對比看，並不太長，畢竟到目前為止陶寺遺址只發掘了兩百分之一。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下定論是有些“急”。這裡面是不是受到其他因素，比如地方政府的壓力、各種利益的糾葛呢？

“地方政府當然希望我們早點說，十幾年前就希望我們下定論了。但是在幾年前，我們都覺得還需要更多的證據。但是現在證據鏈已經形成了，尤其近年宮殿區的發掘，和整體深入研究後，發現其呈現出來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發明，都是堯的。”何駑頗為坦率地告訴澎湃新聞記者。

朱書扁壺，其上文字存在多種釋讀，何駑將其釋讀為堯字。

陶寺遺址證據鏈包含哪些內容

除了在時間和空間上，陶寺遺址與堯都最為契合外，王震中、何駑、王巍等學者透過地下發掘與文獻學、民俗學等多重證據法，認為陶寺遺址為堯都已經形成了證據鏈。

出土文字自證

陶寺遺址到目前一共發現了4個文字，其中2個字於1984年發現於一片扁壺殘片上。這兩個字中一個釋讀為“文”沒有異議，另一個存在“堯”、“易”、“命”等多種解釋。以何駑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包括古文字學家葛英會都支援其釋讀為“堯”。

2006年，陶寺宮殿區晚期基址發掘時，又新發掘出兩個文字，其中一個殘字何駑認為仍然是堯字。另一個還在釋讀當中。

“陶寺文字是甲骨文的源頭，甲骨文的‘堯’字是上面是兩個‘土’，陶寺這個是一個‘土’，就是一個字，只不過看你願不願意承認了。甲骨文的‘文’和陶寺的‘文’也是一樣的。”在何駑看來，既然“文”字已經從甲骨文上認定了，現在古文字學界卻不願意從甲骨文系統認定“堯”字，只是比較謹慎罷了。

拋開具體文字的釋讀爭議，比較能夠形成共識的是，比甲骨文早了1000多年的陶寺文字，和甲骨文一樣屬於漢字系統，而且比較成熟，並不是符號。

“豶豕之牙”象徵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文德政治理念。

“豶豕之牙”的政治理念

陶寺中期元首墓ⅡM22頭端墓壁上，發現了以公豬下頜骨為對稱軸，左右各擺3柄帶彩漆木把的玉石鉞（玉兵器）。公豬下頜骨上的獠牙出土時已經殘斷。

這在何駑看來符合《周易·大畜》中的“豶豕之牙”，象徵著修兵不戰、兵不血刃、不戰屈人之兵的文德治國的“上政”理念，與陶寺朱書扁壺上的“文堯”二字同是對帝堯文德的頌揚，不謀而合。

“這種不戰屈人之兵的文德政治理念，在當時崇尚軍國理念的攻伐時代，是獨一無二的，文獻中是隻有帝堯才有的。”何駑解釋說。

龍盤，或可作為帝堯王族神化的象徵圖示。

赤龍與堯誕傳說

《竹書紀年》中記有帝堯誕生的傳說：“帝堯陶唐氏，母曰慶都，生於鬥維之野，常有黃雲覆其上。及長，觀於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佑……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其狀如圖。”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中的元首墓，出土了一件龍盤，圖案中的龍用硃砂繪製，何駑據此認定是“赤龍”，盤龍身上的鱗狀斑紋可看成“龍負圖”。何駑認為，陶寺龍盤中的形象與《竹書紀年》中帝堯傳說耦合，或可作為帝堯王族神化的象徵圖示。

除此之外，民俗學上的這一地區獨特的清明節氣日期，語言學上這一地區方言稱太陽為“堯王”（發音近似“窯窩”，舊縣誌記載為“堯窩”），乃至“陶寺”這個地名和陶唐氏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絡等等，何駑等學者認為已經可以說形成了完整而有力的證據鏈。

何駑在陶寺遺址復原觀象臺介紹其日影天文觀測方法。

最後，拋開陶寺遺址和堯都的關係，讓我們看看山西考古研究所總結的陶寺遺址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中的地位和貢獻：

1、最早的測日影天文觀測系統

2、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最早的文字

3、發現了中國最古老的樂器

4、發現了中原地區最早的龍圖騰

5、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築材料——板瓦

6、發現了黃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所以，在王巍看來，有理由認為，陶寺文明是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主脈

不能說陶寺遺址展示了夏朝以前的歷史。

這是因為，現有考古學證據無法排除陶寺文化（至少是一部分）相當於夏時期、屬於夏王朝遺存的可能性。

目前對陶寺文化年代的認識是，該文化可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為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為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則為公元前2000-前1900年（何駑：《陶寺文化譜系研究綜論》，《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把這大約400多年的文化遺存大呼隆地當成一碼事來說，顯然是有問題的。

而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夏紀年”，是公元前2070-前1600年。那陶寺文化的中晚期不是已進入夏紀年了嗎？

陶寺遺址的大城始建於中期（公元前2100-前2000年）；陶寺的紅銅和砷銅器僅見於陶寺中晚期，約當公元前2100-前1900年。陶寺的銅齒輪形器出土於陶寺晚期小墓，陶寺的朱書陶文也屬於都邑破敗期的陶寺晚期，而就目前的年代學認識，陶寺晚期約公元前2000-前1900年。可見陶寺的文字與堯是沒啥關係的，馮時教授更釋扁壺朱書文字為“文邑”二字，並考定“文邑”實即夏邑，陶寺應為夏都，而陶寺文化應屬夏文化（《“文邑”考》，《考古學報》2008年第3期）。

中山大學許永傑教授也指出，陶寺，“只能是早期可能是堯都。就像‘曹操墓’一樣，如果有人問我，安陽西高穴大墓的墓主是誰，我只能說是曹操的可能性最大。‘信不信’和‘信實了’是兩回事。我不反對說它‘是’，但我反對把它說成‘一定是’。因為立論的基礎是有疑問的。用有疑問的基礎材料來得出肯定的認識，這不行。現在一定要把它說死了，恐怕不妥，學術這東西是不能著急的。”

許永傑教授繼續分析到，“如果說陶寺是堯都，是不是早、中、晚三期從頭到尾都是堯都？都是堯部族文化？……（夏）禹和啟所屬的時代應該是龍山時代晚期，那屬於龍山時代晚期的陶寺遺址晚期階段也應相當於禹、啟的時代，而超出了堯的時代。”（《陶寺遺址是堯都？專家：立論的基礎有疑問》《廣州日報》2015年7月22日）

問題非常複雜，探索遠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