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底子好。北周與陳朝的經濟都比較富庶，而且隋代周並非武力奪取，滅陳也沒廢太多事，整個南北社會都沒受到太多的破壞。

北周留給隋朝690萬戶以及大量隱瞞的人口戶口，隋朝透過接手北周、陳的大量人口以及清查他們留下的隱瞞戶口，在開皇年間就達到了860萬戶。

隋文帝以身作則，崇尚節儉，並且與民休息，輕徭薄賦，整個社會的生產力也恢復的非常迅速。隋文帝又廢除了州郡縣三級行政，更改為州縣兩級，裁撤了大量沒有必要的官員。

據統計隋初中央政府開支減省三分之二，地方政府之開支減省四分之三，全國於行政之經費，僅及南北朝時代開支三分一而已。

隋文帝在位長達23年，對於國祚僅僅38年的隋朝來說，已經很長，此外，隋文帝開創隋朝以前，在北周已經是大權獨攬，開始隨著自己的心意來領略天下，所以開皇之治的強盛，有著深厚的基底。

主要還是底子好，北周武王宇文邕也是明君，掃平北齊，統一北方。只可惜英年早逝，如若不然，就是宇文邕一統天下了。

楊堅篡了外孫的皇位，基本沒有流血，就沒有戰爭傷亡。所以自隋朝建立時，根基就很好。

第二，統一後，楊堅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恢復生產。古代時候，你只要不要太多的苛捐雜稅，百姓自己都是能自給自足越過越好的。你看明末期，雖然朝局越來越複雜，黨爭嚴重，奸佞上臺，但是百姓還是很富足的，都有資本主義萌芽了。而楊堅眼前的天下是一個剛剛結束了自東漢末年以來紛紛擾擾終於大一統的天下，剛剛結束了數百年戰爭，這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休養生息。

第三，楊堅還是一代很有作為的皇帝，畢竟開皇之治。任用賢人，崇尚簡譜。。。。巴拉巴拉，反正這人很賢明。而且楊堅在位幾十年不短了，你看咱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多大變化？

隋朝的崛起也是大勢所趨，歷史是延續的。你不能分割來看，那是有悖歷史唯物主義的。就好像為啥三峽水流湍急，那是因為上游積攢大量的水源。同樣的，隋朝的崛起，也不能只看成是楊堅的功勞，那是幾輩的政治家，為了心中的天下，經歷了多少朝局的詭異叵測，不忘初心追求大一統，恢復中華文明。人家秦國短短數年一統中華，那也是秦國諸位國君積累數百年的國力，知道嬴政一朝，一統趨勢勢不可擋了。楊堅是隋的締造者，但也是時代的產物，沒有楊堅也會有個李堅來一統天下，只不過晚個幾年而已。

二個字：制度。隋文帝為中國封建社會在社會制度的貢獻達到頂峰。因為西方人特別看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所以隋文帝在西方史學家眼裡很了不起。第一：中史實行三省六部制。地方上因為當時的周齊分治為了招攬人才使官員沉亢。隋文帝廢郡制。大大減少了官員的數量。減輕了國家財政負擔。而且使用佐官中史任命制和考核制。大大消弱了地方士族對百姓的利益控制和侵佔。第二：制定開皇律，減少法律過苛過嚴的條文，完善法律規定，減賦少稅讓利於民，在戶籍管理上實行輸籍定人。雖然減少了對百姓的賦稅，但是完善了制度。一些依附於貴族交稅給地方貴族的農民紛紛脫離貴族的控制。而上稅於中央。第三：隋朝完善了北周的府兵制。讓兵源定籍於地方。真正實現了在內為民實行農業生產和定時訓練。出者為兵。第四：重用人才，克己節儉。隋文帝和獨孤後都很節儉。楊堅不僅工作用心而且是個守財如命。開皇年間民間發生自然災害，當時楊豎看到受災的百姓只是一味的難過傷心。也沒有開倉放糧。而此時的國庫裡糧食都溢位來了。

除了有些網友的說的北周底子好之外，還有隋文帝的政策引導：對人民是輕稅負，對官吏的考核是以所管轄地區的戶數增長為標準，這讓官吏大力鼓勵生育，分戶，善待百姓以免他們搬遷。

還有就是南北朝後期戰爭較少相對和平，有空談戀愛搞人命

能被稱為“隋文帝”就足以說明了，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原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能在諡號裡有一個文字就能說明這個人的政治才能非常出色，用遊戲的話說隋文帝就是政治和智力都直接加滿的變態。

在中國古代皇帝中，隋文帝楊堅不是庸君，更非昏君暴君，而是稱得上”明君“的人物。

他精明強幹，能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以北周外戚的身份，從周靜帝宇文衍手中奪取北周的政權，登基稱帝，建元開皇，開創了中國歷史上一個新的朝代——隋王朝。

他天縱英武，順應“大一統”的歷史潮流，發動平陳之役，一舉翦滅盤踞在江南一隅的南陳王朝，實現了國家的統一，揭開中國歷史上嶄新的一頁。

他知人善任，信任與重用高熲、蘇威、李德林、薛道衡等文武大臣，開誠佈公，集思廣益，為開皇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他銳意進取，即位伊始，就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廢除酷刑，推行新律，精減機構，整頓吏治，制禮作樂，徵求圖書，尊崇三教，並用儒法，使隋朝的政治秩序很快得以建立，隋朝的政治生活迅速走向正常，“革命數年，天下稱平”（《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五）。

他關心民生，重本倡農，大修水利，同時整頓戶籍，抑制豪強，節制賦役，以減輕民眾的負擔，適度鼓勵工商業，啟用經濟。在短短的十幾年後，使隋朝的經濟面貌煥然一新，“庫藏皆滿”，國力稱盛。

他勤政自律，不尚奢華。史載其“每日臨朝，日昃不倦”，“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可看出他在國家治理上的殫精竭慮，全力以赴。

　　做皇帝能做到這般地步，當然是非常不簡單，但是距離“聖明”，恐怕還有一段路。這個差距，就是缺乏睿智和超越的境界，政治的格局不夠恢宏，政治器度尚有軟肋。袁剛教授在《隋煬帝傳》一書中稱隋文帝“天性沉猜，行察察之政，尚夠不上儒家理想中的聖王”，可謂是一針見血，切中肯綮。



皇帝作為最高統治者，總攬政治全域性，理應該高層建築，抓綱舉目，而不宜事無鉅細，親力親為，否則就是有三頭六臂，也必然會陷入捉襟見肘，顧此失彼的窘境。當年秦始皇每日以處理公文三十石為程而導致秦政苛酷細察的結果，諸葛亮日理萬機落得積勞成疾、中道崩殂的下場，就是這方面的歷史教訓——所謂面面俱到，等於面面不到。

　　從這個意義上說，隋文帝勤政勵治，夙夜匪懈，是優點的同時，也是一種明顯的不足，過於勤奮，大包大攬，模糊重點，忽略關鍵，結果就是錙銖必較，買櫝還珠。只汲汲於事務性的細節，而輕忽了戰略大體。

　　這一點，後來的唐太宗曾予以尖銳但又準確的評說。據《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曾向大臣蕭瑀詢問：“隋文帝如何主也？”蕭瑀回答道：“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

　　唐太宗對此卻不以為然：“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而照不通，至察而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恆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唯即承順而已！”唐太宗對隋文帝躬親庶務之弊端的針砭，可謂是擊中要害，道出了境界低仄、格局狹窄是隋文帝作為皇帝的明顯弱點。

　　正因為隋文帝政治格局過於狹隘，其個性上“至察則多疑於物”，故他在骨子裡往往很難真正信任臣僚，時刻加以提防，生怕人家對自己有所隱瞞和欺騙。於是他就忍不住經常暗中派遣親信到地方上探究情況、偵察動態，瞭解吏治得失。

更可怕的是，他還熱衷暗設圈套，挖下深坑，引誘官吏見利忘義，主動上鉤，如經常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賄，發現有受賄者，必加嚴懲，處以極刑，“無所寬貸”。

　　這樣的政治器局和施政風格，當然無法調動臣下的積極性，為躲避無妄之災，大家都覺得幹事容易出問題，不幹活反而安然無恙，所以就合情合理地選擇置身事外，束手旁觀了。故有隋文帝“好為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的記載。

　　隋文帝狹隘的政治格局，不但讓各級官吏如履薄冰，如坐針氈；也讓普通民眾有如驚弓之鳥，生活在不安之中。

　　因為不信任官吏，隋文帝對民眾也不會放心，內心深處對民眾“嘯聚山林”十分警惕。為防止出事和動亂，他下詔“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連大一點的船隻都要加以沒收，理由很可笑也很荒唐，就是大船裝載人員多，可能被用來“藏匿奸黨”：“天下船長三丈，謂其既大，必能藏匿奸黨，並令沒入官。”

　　隋文帝也因此放手任用酷吏。青州刺史燕榮是個有名的酷吏，在任時曾招募一些身強力壯的大漢擔任“伍伯”，凡是有人路過青州地界必加查問，稍不如意就鞭撻路人，且下手極重“創多見骨”。其結果是，儘管青州“奸盜屏跡，境內肅然”，也另其他州縣人行經青州時，均“畏若寇仇，不敢休息”，生怕惹禍上身，丟命致殘。

　　對這樣一個酷吏，隋文帝“甚善之”。燕榮入京朝覲時對他“特加勞勉”，專門賜宴於內殿，並下令王公貴族寫詩作賦歌頌之。

　　隋文帝以節儉聞名，但他在本人節儉的同時，也捨不得讓老百姓過上富足的日子，甚至在民眾遭遇災荒、生活難以為繼時，也不願賑災撫卹。《貞觀政要》載：“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論曰：“隋文帝之儉，非儉也，吝也，不共其德而徒厚其財也。富有四海，求盈不厭，侈其多藏，重毒天下，為惡之大而已矣”(《讀通鑑論》卷十九)，這更是進一步剝去了隋文帝頭上的節儉光環，之所以隋文帝會將“節儉”異化為吝嗇，歸根結底與他的政治格局過於狹隘有關。

　　作為皇帝，隋文帝的政治格局直接關係著隋朝的政局發展，決定著隋朝的國祚延綿。楊堅的政治格局影響了他的視野、他的識見，從而也影響到他的判斷和決策。所以，在歌舞昇平、國泰民安的表象背後，隋朝潛伏著嚴重的危機，甚至是致命的問題。

　　當隋文帝東狩祭祀泰山之後，一般人都以為天下從此將達致太平，但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卻是憂心忡忡，認為變亂不可避免：“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九)——這些分析與判斷是充滿著睿智和真知灼見。

　　所以，有人將隋王朝短短三十餘年即走向崩潰的根源，追溯到隋文帝身上，認為是他政治格局的侷促與狹仄，導致了這一趨勢的不可逆轉，《隋書·高祖紀下》稱：“跡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為不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