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現代心理學家發現，人與動物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人對不存在的東西會產生恐懼——他們自己也對這種現象感到奇怪，因為他們不知這種恐懼從何而來。探查這個問題是非常有意義的，它比我們探查一部作品更能有效地觸及心靈的秘密通道。照英國神學家詹姆士·裡德的說法，“許多恐懼都是來自我們對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不理解，來自這個世界對我們的控制。”“為了實現完滿的人生，需要我們做的第一事情就是去獲得控制恐懼的力量。”在現代社會，恐懼越來越有力地折磨著我們，到了每一個人都無法規避的地步，這讓我想起十九世紀英國詩人和散文家麥爾茲同他的朋友一道訪問埃及時，有人問他，假如允許他問一個問題，並保證能得到回答，他將向斯芬克斯提出什麼問題，麥爾茲說，他將提這樣一個問題：“宇宙對人類是友好的嗎？”這個懸而未解的問題，困擾著許多自恃聰明的人，讓人倍感世界無常。正是由於人的有限與渺小，比之於宇宙與世界的深不可測，差距太大，才使人對許多無法理解的事物生出恐懼。比如，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都幼稚地認為“四”、“十三”這些數字會給他們帶來不祥，可見，面對世界的無常，人是多麼脆弱而無助。 還有許多具體的事物，也在威脅著人類的生存，使人不得不恐懼。比如，苦難，或者說精神創傷，在我們的生活中是無處不在的，不說人類歷史上那些血腥、黑暗的段落，就是現在，思想貧困，情感頹廢，愛情正走向慾望，高貴的精神正在世俗化的生活中退席，暴力增加，無處不在的核威脅，等等，都已經把人類推向了危險的邊緣。這個問題重重的世界，不是人類所能輕易承擔的了。尼采所預言的“超人”並沒有誕生，而現代人卻承受著“超人”才能承受得起的生存重負，這就是他們為何恐懼和絕望的原因。讓我們回想一下古典神話中那個亞特拉斯吧，他可以把世界扛在肩頭在北非海岸邊的亞特拉斯山上散步。但是，如果他將這個世界放在我們的肩上，我們就會立刻被壓垮，因為我們只是一個普通的人，無法承受這個重擔。精神問題也是如此。人從文藝復興之後被確立為宇宙的中心，存在的終極，人便開始要為自己的生存負責，這就好比要把亞特拉斯肩上的世界扛在人的肩上一樣，最終會被壓垮。人要為自己所作的付出代價。一次又一次存在的挫折，把生存的嚴峻性擺到了每個人的面前。在弗洛伊德時代，人類遭遇的還只是性受挫，到現在，成了生存的受挫，顯得更加嚴重了。悲劇也許正是這樣開始的：人作為有限的存在，根本無力為自己承擔一切。我現在回憶起那些古代聖徒跪在地上禱告的情形，他們可以將心中一切的煩惱、痛苦、不幸向那位至高者傾訴，傷心的眼淚可以向他而流，難以負荷的生存重擔可以交託給他，是多麼的幸福啊！ 可是，二十世紀的人類選擇了自我承擔的道路，這樣，離棄了神聖的信仰，除了人的顧影自憐之外，還有誰來安慰我們呢？當我讀著梵高寫給他的戀人的書信時，我感到這個孤獨的畫家是那樣地需要愛與慰藉；繪畫大師畢加索，一生都用立體法則繪畫，將人抽象成一些線條和方塊，可是，他將他的妻子與情人卻畫得充滿人性，這說明畢加索希望在這些情人的肖像中找到安慰；弗洛伊德在寫給戀人的信中也說：“小公主，當你來到我身邊時，請無理性地愛我吧！”這說明弗洛伊德也渴望在愛中得安慰，只是，他說出這樣的話來，與他自己所堅持的理論差距是多麼的大：弗洛伊德認為性是一切事情的最終目的，他在理論上並不相信有愛的存在。但只要你是一個人，裡面就有一個原初的渴望真愛的本質，這個本質將咒詛弗洛伊德那種以性為中心的思想。當弗洛伊德說出“請無理性地愛我吧”這句話時，你無法想象他的內心經歷著一種怎樣的荒謬和寒冷。 法使自己成為想要成為的那種人。更嚴重的是，每個人所生活的文化境遇彷彿都是一個巨大的繭，把自我囚禁在裡面。這個繭導致人不單不能順暢地，即使那幾個模特兒非理性的表演場面，也沒有任何交流的暗示，最後，在網球場上，一個戴著面具的人孤獨地打著網球，沒有對手，這時，鏡頭不斷地拉遠，畫面中的人不斷縮小，直到剩下一個空曠的球場。這部影片與安東尼奧尼的另一部影片《紅色沙漠》也可鄙到了極點。”蒙田則說：“恐懼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難以忍受。”在這裡，恐懼意味著尊嚴的喪失。當卡夫卡在《地洞》這部小說中寫到那隻小動物豎起耳朵緊張地諦聽著地洞外的動靜時，他已走到了孤獨與恐懼的深淵；英瑪·伯格曼在1962年拍完了著名影片《沉默》，並說他發現了一個重要事實：神已經不在，現在這個世界只有沉默果沒有安全，沒有因慰藉帶來的幸福，沒有人格與人格之間的交流，人就無法為自身的存在找到合適的位置。他一旦跨出存在的本位，任何的事物都可能給他帶來威脅。沒有了更大的保護者，自身又不可靠，慰藉從何而來呢？人把自己抬高到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卻又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在這種嚴重的生存境遇面前，恐懼是在所難免的了。
總的來說，現代心理學家發現，人與動物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人對不存在的東西會產生恐懼——他們自己也對這種現象感到奇怪，因為他們不知這種恐懼從何而來。探查這個問題是非常有意義的，它比我們探查一部作品更能有效地觸及心靈的秘密通道。照英國神學家詹姆士·裡德的說法，“許多恐懼都是來自我們對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不理解，來自這個世界對我們的控制。”“為了實現完滿的人生，需要我們做的第一事情就是去獲得控制恐懼的力量。”在現代社會，恐懼越來越有力地折磨著我們，到了每一個人都無法規避的地步，這讓我想起十九世紀英國詩人和散文家麥爾茲同他的朋友一道訪問埃及時，有人問他，假如允許他問一個問題，並保證能得到回答，他將向斯芬克斯提出什麼問題，麥爾茲說，他將提這樣一個問題：“宇宙對人類是友好的嗎？”這個懸而未解的問題，困擾著許多自恃聰明的人，讓人倍感世界無常。正是由於人的有限與渺小，比之於宇宙與世界的深不可測，差距太大，才使人對許多無法理解的事物生出恐懼。比如，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都幼稚地認為“四”、“十三”這些數字會給他們帶來不祥，可見，面對世界的無常，人是多麼脆弱而無助。 還有許多具體的事物，也在威脅著人類的生存，使人不得不恐懼。比如，苦難，或者說精神創傷，在我們的生活中是無處不在的，不說人類歷史上那些血腥、黑暗的段落，就是現在，思想貧困，情感頹廢，愛情正走向慾望，高貴的精神正在世俗化的生活中退席，暴力增加，無處不在的核威脅，等等，都已經把人類推向了危險的邊緣。這個問題重重的世界，不是人類所能輕易承擔的了。尼采所預言的“超人”並沒有誕生，而現代人卻承受著“超人”才能承受得起的生存重負，這就是他們為何恐懼和絕望的原因。讓我們回想一下古典神話中那個亞特拉斯吧，他可以把世界扛在肩頭在北非海岸邊的亞特拉斯山上散步。但是，如果他將這個世界放在我們的肩上，我們就會立刻被壓垮，因為我們只是一個普通的人，無法承受這個重擔。精神問題也是如此。人從文藝復興之後被確立為宇宙的中心，存在的終極，人便開始要為自己的生存負責，這就好比要把亞特拉斯肩上的世界扛在人的肩上一樣，最終會被壓垮。人要為自己所作的付出代價。一次又一次存在的挫折，把生存的嚴峻性擺到了每個人的面前。在弗洛伊德時代，人類遭遇的還只是性受挫，到現在，成了生存的受挫，顯得更加嚴重了。悲劇也許正是這樣開始的：人作為有限的存在，根本無力為自己承擔一切。我現在回憶起那些古代聖徒跪在地上禱告的情形，他們可以將心中一切的煩惱、痛苦、不幸向那位至高者傾訴，傷心的眼淚可以向他而流，難以負荷的生存重擔可以交託給他，是多麼的幸福啊！ 可是，二十世紀的人類選擇了自我承擔的道路，這樣，離棄了神聖的信仰，除了人的顧影自憐之外，還有誰來安慰我們呢？當我讀著梵高寫給他的戀人的書信時，我感到這個孤獨的畫家是那樣地需要愛與慰藉；繪畫大師畢加索，一生都用立體法則繪畫，將人抽象成一些線條和方塊，可是，他將他的妻子與情人卻畫得充滿人性，這說明畢加索希望在這些情人的肖像中找到安慰；弗洛伊德在寫給戀人的信中也說：“小公主，當你來到我身邊時，請無理性地愛我吧！”這說明弗洛伊德也渴望在愛中得安慰，只是，他說出這樣的話來，與他自己所堅持的理論差距是多麼的大：弗洛伊德認為性是一切事情的最終目的，他在理論上並不相信有愛的存在。但只要你是一個人，裡面就有一個原初的渴望真愛的本質，這個本質將咒詛弗洛伊德那種以性為中心的思想。當弗洛伊德說出“請無理性地愛我吧”這句話時，你無法想象他的內心經歷著一種怎樣的荒謬和寒冷。 法使自己成為想要成為的那種人。更嚴重的是，每個人所生活的文化境遇彷彿都是一個巨大的繭，把自我囚禁在裡面。這個繭導致人不單不能順暢地，即使那幾個模特兒非理性的表演場面，也沒有任何交流的暗示，最後，在網球場上，一個戴著面具的人孤獨地打著網球，沒有對手，這時，鏡頭不斷地拉遠，畫面中的人不斷縮小，直到剩下一個空曠的球場。這部影片與安東尼奧尼的另一部影片《紅色沙漠》也可鄙到了極點。”蒙田則說：“恐懼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難以忍受。”在這裡，恐懼意味著尊嚴的喪失。當卡夫卡在《地洞》這部小說中寫到那隻小動物豎起耳朵緊張地諦聽著地洞外的動靜時，他已走到了孤獨與恐懼的深淵；英瑪·伯格曼在1962年拍完了著名影片《沉默》，並說他發現了一個重要事實：神已經不在，現在這個世界只有沉默果沒有安全，沒有因慰藉帶來的幸福，沒有人格與人格之間的交流，人就無法為自身的存在找到合適的位置。他一旦跨出存在的本位，任何的事物都可能給他帶來威脅。沒有了更大的保護者，自身又不可靠，慰藉從何而來呢？人把自己抬高到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卻又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在這種嚴重的生存境遇面前，恐懼是在所難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