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子張》篇記載子夏之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通常之理解即如李澤厚先生於《論語今讀》翻譯所言：“官做好了去求學，學問好了去做官。”但這樣望文生義之理解，頗有宣揚“讀書做官論”之嫌，無論於古對此章之解釋，還是於今對此章之落實都大有問題。
圖片源於網路
“學而優則仕”之本意
對此章之理解，“優”字實為關鍵。朱熹在《論語集註》中對此解釋道：“優，有餘力也。”他認為不管仕也好，學也罷，都須“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同樣，在何晏《論語集解》中馬融用《學而》篇的“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來解釋“優”。可以說，這樣解釋此章，對於孔門原意應是符合的，言人須首先從於所當務之事而後才可及其餘，非“仕”到極致而後學習，“學”到極致而後為官。由此，其意便非通常所理解的“官做好了去求學，學問好了去做官”。因此，把“優”理解為優秀、極致之意便有不妥之處。但如此理解，在古人中亦並非沒有同道，如清人劉寶楠在其《論語正義》里正如此理解，“學至大成乃仕，是學而優則仕也”。即把“優”解釋為大成，大成便有極致、優秀之意。
仕與學“理同而事異”
即便退一步而言，把“優”解釋為極致、優秀，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問題亦不算太大。其因在於，在古代仕和學二者間並非互不相關，沒有聯絡。相反，二者恰具有內在一致性。正如朱熹所言：“仕與學，理同而事異。”在本質上二者可以相互促進，“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在四書之一的《大學》中有著名的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八條目便能很好溝通學與仕二者之關係。“學”並非僅僅學習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等一般知識，而主要是學習修己、治人之道。如《論語·學而》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雍也》篇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二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對待傳統社會的一切關係，能自始至終貫徹修己治人之道，在孔門看來，這即學習最重要之內容。
因此，把此修己治人之事學到極致即是“學而優”，而後進入國家政治為仕為官便不會有太大問題。在古代，從政為官最重要之事便是“為政以德”，即要“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而非“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由此民眾才能“有恥且格”。可見，在古代儒家看來，學習之內容即為政之要求，學與仕，實是理同，只是外在之事異而已。
其實，在清末廢除科舉制度前的中國傳統社會，“學而優則仕”一直是學子士人的人生信念，他們確信只要把儒家聖賢所傳之道領悟透徹，便可進入仕途，從政為官。因此，在從古至今一直便有“士大夫”之稱呼，士與大夫總是相連。如果說秦漢前的封建貴族時代，大夫之職位主要還由在上之貴族來世襲擔任。那伴隨秦漢之大一統，封建貴族社會逐漸崩解，而科舉選士又逐漸確立，隨之大夫基本由士而出，可以說社會政治管理之職責，亦只能由掌握儒家經義之士人才能擔當。在古代傳統社會，正基於這樣一套“學而優則仕”的社會政治信念，一方面為中國最早在世界上建立了一套較為系統的文官政治架構，使教育與政治得以無縫對接，由此受教化計程車人才能被充分納於政治，使政治之構造得以最佳化提升；另一方面，使得士人學習的主要內容轉向於儒家所倡導的“兼濟天下”“為生民立命”等終極價值，重建了社會的道德人心。
當代社會如何理解“學而優則仕”
行文至此，姑且不論其本義，就其通俗理解而言，我們便須追問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中國的轉型過程中，這樣一套“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社會政治信念，是否仍能適用於當代中國。
首先，便須仔細分析“學”與“仕”在當代中國社會是否仍能一致。正如前述朱熹所言，仕與學，只是事異而已，理卻是相同的。但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過程中，最為顯著的特徵便是專業急遽分化，社會政治管理進一步技術化。如果說傳統中國社會的管理者即士大夫可以透過研習儒家經義，進而透過科舉從政為官，那麼在社會管理日益專業化、技術化的現代，通習儒家之“學”恐怕就不能勝任今日“仕”之要求了。現代社會從政為官並非僅具備德性便可，而是必須具備各方面相當專業的管理能力。
其次，“學而優則仕”的社會政治信念可能會導致唯學歷論。現在許多地方出臺了引進高學歷黨政人才的政策規定，且一般都不用透過正規的人事考試，博士便能直接擔任各級部門副處級領導職務。這樣的用人導向與考核方式，便會在社會上造成政府用人唯學歷論高低的風向標，同時也混淆了黨政人才與高學歷人才之區別。高學歷人才一般都專研於具體領域的某一方面，而黨政人才可能需要專家，但更多則需要綜合的組織協調能力。以行政級別來吸引人才，用職務高低去衡量專業技術職稱的方式，可能一時具有轟動效應，但終究非長久之計。故引進高學歷人才直接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實際是將黨政方面的行政能力與具體領域的專業知識混為一談。
再次，“學而優則仕”的社會政治信念，在當代可能會有更為嚴重的後果，即可能會導致知識分子喪失獨立性，失去對學術、對專業嚴肅而執著的追求。現在很多專業技術知識分子，因在專業領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就被提拔為各級領導幹部，走上了重要管理崗位。當然，其中不乏既有專業技術能力突出，又有綜合領導能力的專家型綜合人才。但一般而言，多數人精力總是有限的，如因在專業技術領域而獲得突出成就，就被提拔到重要領導崗位上，可能會產生嚴重問題。具體而言，一方面對於被提拔者而言，因需要大量時間來處理行政事務，由此繼續投入到專業技術領域的精力便十分有限，不利於其在專業領域持續深入發展；另一方面學者擔任此重要管理崗位，如未經過漸進系統的培養過程，可能也會導致某些行政能力相對匱乏。筆者就曾與自然科學專業方面出身的相關領導幹部交流過，他們一面很感謝組織對其培養，另一面卻表現出對自己繼續在專業領域研究前景的擔憂。其原因在於既不能辜負組織在政治方面的培養，又不能放鬆自己在專業領域的發展，這極有可能導致在管理崗位與專業領域都不能獲得較好發展。同時，知識的嚴肅性、獨立性、求真性亦非行政級別可衡量。於此相反，功利化之誘惑與世俗化之標準可能會褻瀆和玷汙科學精神，使知識分子蒙羞。
總之，傳統儒家倡導的“學而優則仕”，從根本上看來，無非主要想突出德性之學與從政為官二者間的密切關係。即便如通常理解的“學問好了去做官”，強調為政須有德性，就此而言，都對當代中國社會仍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這點可從當代反腐案例中發現，大量官員之所以落馬出事，都與失去官德密切相關）。但同時，生活在當代社會的我們亦須坦承，修己治人雖是日常學習的內容，並且是非常重要的內容，但無論其多麼重要，畢竟在專業化、技術化日益發達的當代社會不是學習內容的全部。而當代社會如繼續像傳統社會那樣在“學而優則仕”中，把學與仕二者完全混淆，其侷限性亦甚為明顯。因此，我們一方面必須謹記“為政以德”的文化傳統；一方面也要從實際出發，在當代社會中辯證地看待為學與從政二者間的相互關係，不能以學包仕，更不能以仕害學。
《論語·子張》篇記載子夏之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通常之理解即如李澤厚先生於《論語今讀》翻譯所言：“官做好了去求學，學問好了去做官。”但這樣望文生義之理解，頗有宣揚“讀書做官論”之嫌，無論於古對此章之解釋，還是於今對此章之落實都大有問題。
圖片源於網路
“學而優則仕”之本意
對此章之理解，“優”字實為關鍵。朱熹在《論語集註》中對此解釋道：“優，有餘力也。”他認為不管仕也好，學也罷，都須“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同樣，在何晏《論語集解》中馬融用《學而》篇的“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來解釋“優”。可以說，這樣解釋此章，對於孔門原意應是符合的，言人須首先從於所當務之事而後才可及其餘，非“仕”到極致而後學習，“學”到極致而後為官。由此，其意便非通常所理解的“官做好了去求學，學問好了去做官”。因此，把“優”理解為優秀、極致之意便有不妥之處。但如此理解，在古人中亦並非沒有同道，如清人劉寶楠在其《論語正義》里正如此理解，“學至大成乃仕，是學而優則仕也”。即把“優”解釋為大成，大成便有極致、優秀之意。
仕與學“理同而事異”
即便退一步而言，把“優”解釋為極致、優秀，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問題亦不算太大。其因在於，在古代仕和學二者間並非互不相關，沒有聯絡。相反，二者恰具有內在一致性。正如朱熹所言：“仕與學，理同而事異。”在本質上二者可以相互促進，“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在四書之一的《大學》中有著名的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八條目便能很好溝通學與仕二者之關係。“學”並非僅僅學習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等一般知識，而主要是學習修己、治人之道。如《論語·學而》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雍也》篇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二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對待傳統社會的一切關係，能自始至終貫徹修己治人之道，在孔門看來，這即學習最重要之內容。
因此，把此修己治人之事學到極致即是“學而優”，而後進入國家政治為仕為官便不會有太大問題。在古代，從政為官最重要之事便是“為政以德”，即要“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而非“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由此民眾才能“有恥且格”。可見，在古代儒家看來，學習之內容即為政之要求，學與仕，實是理同，只是外在之事異而已。
其實，在清末廢除科舉制度前的中國傳統社會，“學而優則仕”一直是學子士人的人生信念，他們確信只要把儒家聖賢所傳之道領悟透徹，便可進入仕途，從政為官。因此，在從古至今一直便有“士大夫”之稱呼，士與大夫總是相連。如果說秦漢前的封建貴族時代，大夫之職位主要還由在上之貴族來世襲擔任。那伴隨秦漢之大一統，封建貴族社會逐漸崩解，而科舉選士又逐漸確立，隨之大夫基本由士而出，可以說社會政治管理之職責，亦只能由掌握儒家經義之士人才能擔當。在古代傳統社會，正基於這樣一套“學而優則仕”的社會政治信念，一方面為中國最早在世界上建立了一套較為系統的文官政治架構，使教育與政治得以無縫對接，由此受教化計程車人才能被充分納於政治，使政治之構造得以最佳化提升；另一方面，使得士人學習的主要內容轉向於儒家所倡導的“兼濟天下”“為生民立命”等終極價值，重建了社會的道德人心。
當代社會如何理解“學而優則仕”
行文至此，姑且不論其本義，就其通俗理解而言，我們便須追問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中國的轉型過程中，這樣一套“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社會政治信念，是否仍能適用於當代中國。
首先，便須仔細分析“學”與“仕”在當代中國社會是否仍能一致。正如前述朱熹所言，仕與學，只是事異而已，理卻是相同的。但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過程中，最為顯著的特徵便是專業急遽分化，社會政治管理進一步技術化。如果說傳統中國社會的管理者即士大夫可以透過研習儒家經義，進而透過科舉從政為官，那麼在社會管理日益專業化、技術化的現代，通習儒家之“學”恐怕就不能勝任今日“仕”之要求了。現代社會從政為官並非僅具備德性便可，而是必須具備各方面相當專業的管理能力。
其次，“學而優則仕”的社會政治信念可能會導致唯學歷論。現在許多地方出臺了引進高學歷黨政人才的政策規定，且一般都不用透過正規的人事考試，博士便能直接擔任各級部門副處級領導職務。這樣的用人導向與考核方式，便會在社會上造成政府用人唯學歷論高低的風向標，同時也混淆了黨政人才與高學歷人才之區別。高學歷人才一般都專研於具體領域的某一方面，而黨政人才可能需要專家，但更多則需要綜合的組織協調能力。以行政級別來吸引人才，用職務高低去衡量專業技術職稱的方式，可能一時具有轟動效應，但終究非長久之計。故引進高學歷人才直接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實際是將黨政方面的行政能力與具體領域的專業知識混為一談。
再次，“學而優則仕”的社會政治信念，在當代可能會有更為嚴重的後果，即可能會導致知識分子喪失獨立性，失去對學術、對專業嚴肅而執著的追求。現在很多專業技術知識分子，因在專業領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就被提拔為各級領導幹部，走上了重要管理崗位。當然，其中不乏既有專業技術能力突出，又有綜合領導能力的專家型綜合人才。但一般而言，多數人精力總是有限的，如因在專業技術領域而獲得突出成就，就被提拔到重要領導崗位上，可能會產生嚴重問題。具體而言，一方面對於被提拔者而言，因需要大量時間來處理行政事務，由此繼續投入到專業技術領域的精力便十分有限，不利於其在專業領域持續深入發展；另一方面學者擔任此重要管理崗位，如未經過漸進系統的培養過程，可能也會導致某些行政能力相對匱乏。筆者就曾與自然科學專業方面出身的相關領導幹部交流過，他們一面很感謝組織對其培養，另一面卻表現出對自己繼續在專業領域研究前景的擔憂。其原因在於既不能辜負組織在政治方面的培養，又不能放鬆自己在專業領域的發展，這極有可能導致在管理崗位與專業領域都不能獲得較好發展。同時，知識的嚴肅性、獨立性、求真性亦非行政級別可衡量。於此相反，功利化之誘惑與世俗化之標準可能會褻瀆和玷汙科學精神，使知識分子蒙羞。
總之，傳統儒家倡導的“學而優則仕”，從根本上看來，無非主要想突出德性之學與從政為官二者間的密切關係。即便如通常理解的“學問好了去做官”，強調為政須有德性，就此而言，都對當代中國社會仍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這點可從當代反腐案例中發現，大量官員之所以落馬出事，都與失去官德密切相關）。但同時，生活在當代社會的我們亦須坦承，修己治人雖是日常學習的內容，並且是非常重要的內容，但無論其多麼重要，畢竟在專業化、技術化日益發達的當代社會不是學習內容的全部。而當代社會如繼續像傳統社會那樣在“學而優則仕”中，把學與仕二者完全混淆，其侷限性亦甚為明顯。因此，我們一方面必須謹記“為政以德”的文化傳統；一方面也要從實際出發，在當代社會中辯證地看待為學與從政二者間的相互關係，不能以學包仕，更不能以仕害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