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啊，基本上康熙以後的皇帝就不會滿語了，而且康熙還是一口東北腔，因為那時候剛從東北入關不久，後面的就是京腔了吧

入關之後滿族人很長一段時間還是以滿語為主，清朝前期漢臣到中央做官必須會滿語才行，同樣滿人到中央也必須會漢語才行。皇帝就更加嚴格，皇子們在年少時有嚴格的教育體系，要熟練掌握漢語、滿族、蒙語並通曉維語和藏語才有資格繼承皇位。

我們可以看到清朝得宮殿和聖旨大部分都是漢滿蒙三語的版本。康熙皇帝是比較崇尚漢家文化的，在滿人漢化方面做出的很大的貢獻，根據史料記載康熙時期上朝基本上是以漢語為主了，只有王公大臣們內部交流才會用到滿語，到了乾隆時期，乾隆已經發現很多滿人已經不那麼通曉滿語了，因此乾隆又加大要求，不會滿語不能入朝為官的規定。到了道光咸豐年間，英國記載，中國皇帝依舊能用熟練的滿語頒佈各種決策，但是滿人因為長期的不學無術，基本不會滿文了。到了同治光緒，這兩位皇帝都是半路出家，沒有系統的學習過語言，因此他兩的滿語基本已經不流利了，更別說王公和普通滿人了。宣統皇帝就不用說了，一口留意的北京話，其他的啥都不會。

滿人入關不久，朝廷就開始自上而下地推廣漢語，任用漢人做官。清朝統治者確實有眼光，以語言文化的融合來維持天下的穩定。

我居住在瀋陽，滿人曾定都在這裡，瀋陽的一宮兩陵幾乎是北京故宮和十三陵的縮小版，風格極相似。

應該說滿族人得到了天下，卻失去了自己的語言和文字。

在滿族的東北老家，現在還有一所滿族中學，那裡的學生偶爾會學習些滿族的風俗，但很少有人會說滿語。

至於滿族的文字，幾近失傳，現在只有幾個人在使用，用來進行歷史研究。

入關之後的滿人，隨著時間的推移，說滿語的人越來越少了。

滿族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問鼎華夏。雖然他們的人口相對於漢人來說，少的可憐，但是他們依然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當他們一統華夏以後，為了使自己的統治更加的穩固，他們必須要學習漢文化，並且在滿人內部也要大力的推行漢語，力爭做到人人都要會說漢語。在滿清的前期和中期，各地的封疆大吏和朝廷的中樞重臣，都是由滿人來擔任的，那麼這些人是必須要精通漢語的，否則的話，你如何進行日常的行政工作。

隨著時間的推移，漢語在滿人中越來越深入人心了，反倒是滿語和滿文，慢慢的被淡忘了，以至於後來，很多滿人只會說漢語了，滿語和滿文會的人反倒少了。在大清朝廷中樞系統的日常工作中，基本上都是說漢語的，因為漢語是華夏通用的語言，有著幾千年的歷史了，如果在朝會時，有人說滿語、有人說漢語、還有人說蒙語或其他語言，那不是亂七八糟了，這哪是大清的朝會，豈不成了聯合國大會了。

一

滿清自從造反後，就建立了自己的文字，史稱滿文。

入關之後，滿人還講滿語。最開始在朝堂之上，由於漢人沒有地位，主要官方語言也是滿語。

但隨著的漢文化的傳播， 慢慢漢語也開始在滿人中流行。皇帝的聖旨和政府文書都是滿漢二種文字。

二

到了乾隆年間，滿人的後代在文化上已被漢化的差不多了，很多人已不會滿語，甚至包括部分皇族。

但公文和聖旨還保持了兩種文字，還在提醒人們還是滿人在統治中國。

到了光緒年間，這些滿清人已變成了北京片子話的純正接班人。除了穿戴不一樣之外，很難看出漢人和滿人的區別。都是聽一樣的戲和相聲，聊一樣的話題。

滿族入關統一全國以後在語言方面採取了因各地舊俗的方式。即以往各地不同的民族的語言依然不變，滿族人之間仍然用滿語，漢族仍使用漢語，其他民族語言照舊。 皇帝為了統治全國卻必須掌握多種語言，清代皇子教育非常嚴格，6歲起皇子們就要接受至少 滿、漢、蒙 三種語言教育，多者還要增加藏語與維語。皇子的民族語言課如果不過關是沒資格繼承皇位的。 普通滿族人入關後由於長期與漢族雜居，逐漸也學會了漢語，但滿語仍然保留，一直到50年代北京和瀋陽的滿族老人還有很多會說滿語。到 6.0 年代以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滿語被禁止了10幾年，會滿語的老人大多被紅V兵弄死，只有邊遠鄉村的老人才僥倖倖存下來。直到80年代才解禁，但是這時滿語已經瀕臨失傳

在清朝初年，滿洲人為了保持自己的特性，是必須要說滿語的。

根據史料記載，像順治皇帝，就幾乎不怎麼會說漢語，還有孝莊也是如此，所以那個時候的紫禁城裡面幾乎都是以滿語為主，現在電視劇裡這些人說一口流利的漢語顯然不符合事實，而且早期的漢族官員也是必須學滿語，用滿語寫奏摺的。

但是，後來滿洲人奪去了天下，漸漸的意識到要統治漢族人必須要會漢語，所以從康熙時候開始，皇子們就既要學滿語又要學漢語。我們知道，清朝皇帝的學習是非常艱苦的，他們一般是白天學習漢語，下午練習滿文騎射。

所以，一直到了清朝末期，清朝皇帝還是能說自己民族語言的，據說溥儀也會一些。

可下層滿族很多人就差了很多，他們雖然在各地建有滿城，就是滿族人自己的地方，但他們也要和漢族人交流啊，所以很多人漸漸就不學習滿文了，開始只說漢語，後來，這個傳統就逐漸被丟掉了。

滿文件案早期的清朝檔案，比如奏摺或者皇帝的批示很多，很多都是有滿文備份的，一般是用兩種語言來寫。因此，現在很多研究清代歷史的人，都要求必須會滿文，因為滿語檔案有的時候和漢語檔案未必一致。

而且，滿語後來還深刻影響了後來我們的漢語系統。除了我們現在熟知的什麼阿哥、貝勒、嬤嬤這些之外，還有很多食物，比如薩其馬這些，還有一些我們日常用的語言，根據有些人的研究，我們現在所說的“了”，什麼好了，壞了，這個助詞就是來自於滿語。

到了辛亥革命時期，各地紛紛獨立，很多極端的地方就開始殺滿人，他們對滿人的判斷就看他們漢語說的好不好，有些滿人漢語說的不好就會被殺，有的說得好就成功逃掉了。這也算是一段悲劇的歷史。

入關後普及漢語學習：

清朝入關之後大力提倡滿洲人學習漢語，以便於同漢族交流。到清中期以後，滿族人基本都能說漢語，滿洲上層知識份子的漢文水平甚至超過漢族文人。所以清代旗人科考是沒多大問題的，而且清朝還在科考中增設了滿文科，這對於滿族知識份子來說也是個很好的機會，因為考的就是他們的母語。

天子精通多種語言：

清在入關之前，是有接觸學習過漢語，多為滿清的上層成員。但是畢竟滿語是其母語，接觸一門新語種需要時間的過度，入關後，早期的時候還是使用滿語，努爾哈赤與皇太極基本都是使用滿語的，因為也有提用漢族官員，不懂漢語或是漢語不精通的滿族官員將領多會有專門的漢語翻譯官。後至康乾年間，大力推廣漢文化，而且滿漢一家的思想，使得滿人已經被漢化的非常嚴重了，個人認為此時漢語才算得到了真正的普及成為官話。

而且清朝皇帝基本都是通滿蒙漢三族語言的，對皇子在民族語言方面的考核是十分嚴格的，不合格者是沒有資格繼承皇位的。所以，入關前漢語會是會的，只是會的程度和普及度較低。

清朝入關之初，頒佈法令都是滿漢文合璧，也有的專用滿文，後來逐步地改變。據清代文獻記載，“國初，刑部讞獄，錄供不用漢文”，而專用滿文，這顯然不便漢族官員參與刑獄審理。康熙年間，尚書王掞指出：“供詞非漢語，漢官無由知曲直，隨聲畫諾，便成虛設。於是始命錄供兼清、漢稿。至乾隆間，載滿字稿。”

理藩院是清政府專門設定處理蒙古等少數民族事務的機構，規定不用漢人，專由滿、蒙人擔任高階官吏，“案冊向用滿、蒙文，無漢字”。但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時，“從馬齊請，兼用漢字”。

此外，清朝皇帝將其批示的重要機密檔案，由軍機處透過“廷寄”的方式發往外地滿人督撫大臣，“乾隆以前，廷寄清文多，故滿章京事繁”。後來多改用漢文，滿章京遂成虛設。

滿語的情況

語言比文字應用更多。因而清政府在康熙十年（1671）就取消了專事翻譯的通事一職。康熙諭令兵部：“今各滿洲官員既諳漢語，嗣後內而部院，外而各省將軍衙門通事，悉罷之。”通事的取消，正是滿族人平時努力學習漢語的結果。雍正皇帝曾說：“滿洲舊制最重學習清語，近見挑之侍衛護軍等，棄其應習之清語，反以漢語互相戲謔。在清宮中他們尚且如此練習講漢語，其在平時就可以想見了。到了乾隆朝，滿族人講漢語已成大勢所趨，不僅一般人民講滿語少，連皇室成員也是如此。以致出現“上（乾隆帝）嘗召見宗室，公寧盛額不能以國語應對”的情形。

在滿族特有的一些習俗中，漢語也代替了滿語。如在滿族人的婚姻習俗中，納采時“所有道答，舊制俱有清語，概不用漢話，近因滿洲婦女多不諳清語者，俱用漢話亦可”。再如滿族人信奉薩滿教，重視祭神，由專門充當薩滿的人讀祝詞，祝詞最初是用滿語讀的，乾隆後也改成漢語了。到了鴉片戰爭以前，已經很少有人講求滿語了。

例如，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皇帝親自出題考試滿、蒙侍郎以下、五品以上官員的滿文水平，結果是“其宿學之人，尚能翻譯者不過十之三四。竟有不識清書己名，持以問人者。實不能落筆，以白卷書漢字銜名而進，上亦無如何也”。道光皇帝曾接見一個名叫薩齡阿的滿族官員，按照規定接見完畢必須用滿語謝恩，這個薩齡阿“迨問及眼前清語亦茫然不知，且奏稱自幼並未學習”。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入關之初，滿族人民還在普遍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康熙年間，是滿、漢語言文字並用的時期。乾隆年間，則是漢族語言文字佔絕對優勢、對滿族語言文字取而代之的年代。到了鴉片戰爭前夕，關內的滿族人已經基本上放棄了本民族的語言文字。

滿人說的漢語與與明官話不同。滿人說的漢語叫北京內城話。漢語語音裡的一些聲母、韻母滿人不會發，說的是蹩腳的漢語。京劇裡的丑角就說這種話，有嘲笑的意味。就像早期抗日劇裡日本人說蹩腳漢語一樣。滿人說的蹩腳漢語形成了現在的普通話，普通話聲母韻母比古漢語少了，不分尖團音、沒有入聲，現在一些漢語方言語音裡的聲母韻母普通話裡沒有。

滿語誕生較早，滿文是滿族人後來借鑑蒙文發明的，是滿族人共同使用的語言文字。滿族剛入關的時候，他們是說滿語寫滿文的，上朝的時候，滿族人之間交流可以用滿語也可以用漢語。和辮子不同，清朝統治者並沒有在全國強制推行滿語教育，因為他們不希望漢人說滿語。可是後來隨著清朝統治的穩固，滿族內部開始興起說漢語的風氣。特別是那些在中央和地方為官的滿人，基本都能說漢語。乾隆皇帝對此情況的態度是矛盾的，一來他樂於見到滿漢大臣交流無障礙，另外他也對滿語在滿人內地位的動搖表示憂慮。為此他特意要求滿人強化民族文字教育、弓馬騎射能力，藉以凸顯和維持滿族的民族獨立性。乾隆皇帝的政策有一定效果，但無法阻擋在滿族內部滿語被漢語取代的趨勢。漢文化的積澱太過深厚，是滿族人無法抗拒和抵擋的。所以到了清朝末期，滿語基本上已經沒有交際功能了，基本成為一門死去的語言。

但滿語和滿文並不是一點價值用處沒有。有清一代，留下許多用滿文書寫的各種檔案資料，只是由於現在缺少滿文人才，致使許多資料沒有被解讀利用，如果這些檔案資料被解讀，對我們更加全面的瞭解清朝歷史有重要意義。所以現在國家和民間也在努力擴大滿文教育，但我認為滿語想恢復成一門活的語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入關之後的滿人還說滿語，但是也說漢語，長期以來都具有雙語能力，不過水平一直在下降也毋庸置疑。朝廷上什麼語言都用，見什麼人說什麼話。

首先需要了解的有兩點，其一，滿語並不是東北方言，而是一種屬於阿爾泰語系的獨立語言，所以別老把東北話和滿語扯到一起。其二，滿語和滿文的歷史是不同的。我們熟悉漢文和漢字，漢文和漢字經常是繫結的，至少從先秦就已經這樣了，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語言和文字天生就是繫結的，其實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滿族就是先有的滿語，之後很長時間都處於有語言沒有文字的狀態。金朝曾經創造了女真文，但是後來基本不使用了。到了後金時期，才創造了滿文。所以滿文的歷史並不長，而滿語的歷史則不是。

至於上朝，清代要求是見什麼人說什麼話。皇帝見旗人大臣，就要說滿語。漢軍出身的旗人大臣一樣要說滿語。光緒帝還吐槽過，說“漢軍人員引見應口奏清語履歷……漢軍世歷旗籍，國語理宜熟諳。”而漢族民人出身的大臣跟皇帝見面，自然就說漢語了。

至於民間，雙語能力最好的表現就是所謂“螃蟹段”。比如說下面這段。

那一日，yobo age baita akū de 出門去。（那一日，戲謔的阿哥無事出門去）udu ginggen 螃蟹 be udafi 拿到家。（買了幾斤螃蟹拿到家。）boode dosime 放在盆子裡。（進了家來，放在盆子裡。）belci 一見說 哎呀 ere 可是 ai jaka。（癲婆子一見說，“哎呀這可是什麼東西”。）age injeme 說 erebe 休問我。（阿哥笑著說，“這個可休問我”。）bi inu ferguweme 不認得它。（“我也好奇，不認得它”。）

這段的時間大概在嘉慶、道光兩朝，可以看到雙語混雜的情況。

至於晚清也常見這種情況，如光緒朝的《兒女英雄傳》，裡面有一段：

安老爺此時見了他，不是前番那等閉著眼睛的神氣了，便先問了問他這番調動的詳細，公子一一回明。提到見面的話，因是旨意交代得嚴密，便用滿洲話說。安老爺“色勃如也”的聽完了，便合他說道：“額扐基孫（霍窩）扐博（布烏）杭哦，烏摩什鄂雍窩孤倫寡依扎喀（得惡）齋齋（得惡）圖於木（布烏）棲鄂（珠窩）喇庫。”公子也滿臉敬慎的答應了一聲“依孥”。

這段中，安老爺說的話為：“ere gisun holbobuhangge umesi oyonggo，gurun guwai jaka de jai jai de tuyembuci ojorakū。”然後安公子回答：“inu。”漢譯為，“這事關聯甚重，再也不可表露給其他人。”“是的。”

當然說滿語啊。

有清一代，皇帝本人降下的命令都被稱作是上諭。除了漢文上諭以外，還有滿文上諭。

滿文的“上諭”一詞作hese；某位大臣於某年某月某日“奉上諭”，也就是滿文的hese wasimbuhangge。這是頻繁見於各種檔案的公文術語。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官方會將皇帝釋出的滿文上諭編為檔冊，包括軍機處滿文《上諭檔》與從《上諭檔》分離出來的《寄信檔》。下面的這張圖就是一份滿文上諭。

上諭的開頭寫道：

hūwaliyasun tob i jakūci aniya ilan biyai orin ninggun de hese wasimbuhangge.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奉上諭）。

滿文的上諭都是由皇帝口授給臣工，再由負責文書公務的臣子潤色，然後發往相關機構，這足以證明皇帝與滿洲八旗的臣子們之間是要透過滿文來對話的。

清代除國家大典朝會外，皇帝還主要是透過引見、召見制度來接見內外大臣；對於不同的官員，皇帝說的語言自然是不同的。

例如，清朝宗室昭璉的《嘯亭雜錄》就提到：

乾隆中，上嘗召見宗室公，寧盛額不能以國語應對。上以清語為國家根本，而宗室貴胄至有不能語者，風俗攸關甚重，因增應封宗室及近支宗室十歲以上者之小考。

雖然這是一個滿語能力退化的案例，但是也說明了對於滿人，皇帝是透過滿語與他們交流的。

其實清朝皇帝很少上朝，與群臣交流大多是“召見”。

我們所理解的“上朝”是指清朝的“大朝”或者“常朝”。

“大朝”和“常朝”極具有禮儀性質，事實上，清朝每年都不會舉行一次“大朝”，“常朝”按規定是每月五、十五、二十五日，但皇帝很少會舉行“常朝”，因為很不方便。根據“穿戴檔”，乾隆十七年穿禮服十六次，其中包括“常朝”、“祭祀”、“大朝”等，可見，“常朝”在乾隆時期不常舉行。

那麼君臣之間是如何交流的呢？答案是“召見”。

皇帝召見群臣時，面對滿臣則說滿語，面對漢臣則說漢語。當然有些漢臣的滿語素養很高，比如年羹堯，據悉，他滿文奏摺，文字嫻熟。

在清一朝，滿語越往後，使用範圍變得越小。但清朝皇室講究“國語騎射”，以此皇帝的滿語素養很高，比如道光末期，道光皇帝曾訓斥滿語不正宗的侍衛；光緒在會見外國使臣時，曾用滿語主持；清朝皇帝中，滿語最糟糕的自然是宣統溥儀。

滿語誕生較早，滿文是滿族人後來借鑑蒙文發明的，是滿族人共同使用的語言文字。滿族剛入關的時候，他們是說滿語寫滿文的，上朝的時候，滿族人之間交流可以用滿語也可以用漢語。和辮子不同，清朝統治者並沒有在全國強制推行滿語教育，因為他們不希望漢人說滿語。可是後來隨著清朝統治的穩固，滿族內部開始興起說漢語的風氣。特別是那些在中央和地方為官的滿人，基本都能說漢語。乾隆皇帝對此情況的態度是矛盾的，一來他樂於見到滿漢大臣交流無障礙，另外他也對滿語在滿人內地位的動搖表示憂慮。為此他特意要求滿人強化民族文字教育、弓馬騎射能力，藉以凸顯和維持滿族的民族獨立性。乾隆皇帝的政策有一定效果，但無法阻擋在滿族內部滿語被漢語取代的趨勢。漢文化的積澱太過深厚，是滿族人無法抗拒和抵擋的。所以到了清朝末期，滿語基本上已經沒有交際功能了，基本成為一門死去的語言。

但滿語和滿文並不是一點價值用處沒有。有清一代，留下許多用滿文書寫的各種檔案資料，只是由於現在缺少滿文人才，致使許多資料沒有被解讀利用，如果這些檔案資料被解讀，對我們更加全面的瞭解清朝歷史有重要意義。所以現在國家和民間也在努力擴大滿文教育，但我認為滿語想恢復成一門活的語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入關之後的滿人還說滿語，但是也說漢語，長期以來都具有雙語能力，不過水平一直在下降也毋庸置疑。朝廷上什麼語言都用，見什麼人說什麼話。

首先需要了解的有兩點，其一，滿語並不是東北方言，而是一種屬於阿爾泰語系的獨立語言，所以別老把東北話和滿語扯到一起。其二，滿語和滿文的歷史是不同的。我們熟悉漢文和漢字，漢文和漢字經常是繫結的，至少從先秦就已經這樣了，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語言和文字天生就是繫結的，其實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滿族就是先有的滿語，之後很長時間都處於有語言沒有文字的狀態。金朝曾經創造了女真文，但是後來基本不使用了。到了後金時期，才創造了滿文。所以滿文的歷史並不長，而滿語的歷史則不是。

至於上朝，清代要求是見什麼人說什麼話。皇帝見旗人大臣，就要說滿語。漢軍出身的旗人大臣一樣要說滿語。光緒帝還吐槽過，說“漢軍人員引見應口奏清語履歷……漢軍世歷旗籍，國語理宜熟諳。”而漢族民人出身的大臣跟皇帝見面，自然就說漢語了。

至於民間，雙語能力最好的表現就是所謂“螃蟹段”。比如說下面這段。

那一日，yobo age baita akū de 出門去。（那一日，戲謔的阿哥無事出門去）udu ginggen 螃蟹 be udafi 拿到家。（買了幾斤螃蟹拿到家。）boode dosime 放在盆子裡。（進了家來，放在盆子裡。）belci 一見說 哎呀 ere 可是 ai jaka。（癲婆子一見說，“哎呀這可是什麼東西”。）age injeme 說 erebe 休問我。（阿哥笑著說，“這個可休問我”。）bi inu ferguweme 不認得它。（“我也好奇，不認得它”。）

這段的時間大概在嘉慶、道光兩朝，可以看到雙語混雜的情況。

至於晚清也常見這種情況，如光緒朝的《兒女英雄傳》，裡面有一段：

安老爺此時見了他，不是前番那等閉著眼睛的神氣了，便先問了問他這番調動的詳細，公子一一回明。提到見面的話，因是旨意交代得嚴密，便用滿洲話說。安老爺“色勃如也”的聽完了，便合他說道：“額扐基孫（霍窩）扐博（布烏）杭哦，烏摩什鄂雍窩孤倫寡依扎喀（得惡）齋齋（得惡）圖於木（布烏）棲鄂（珠窩）喇庫。”公子也滿臉敬慎的答應了一聲“依孥”。

這段中，安老爺說的話為：“ere gisun holbobuhangge umesi oyonggo，gurun guwai jaka de jai jai de tuyembuci ojorakū。”然後安公子回答：“inu。”漢譯為，“這事關聯甚重，再也不可表露給其他人。”“是的。”

當然說滿語啊。

有清一代，皇帝本人降下的命令都被稱作是上諭。除了漢文上諭以外，還有滿文上諭。

滿文的“上諭”一詞作hese；某位大臣於某年某月某日“奉上諭”，也就是滿文的hese wasimbuhangge。這是頻繁見於各種檔案的公文術語。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官方會將皇帝釋出的滿文上諭編為檔冊，包括軍機處滿文《上諭檔》與從《上諭檔》分離出來的《寄信檔》。下面的這張圖就是一份滿文上諭。

上諭的開頭寫道：

hūwaliyasun tob i jakūci aniya ilan biyai orin ninggun de hese wasimbuhangge.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奉上諭）。

滿文的上諭都是由皇帝口授給臣工，再由負責文書公務的臣子潤色，然後發往相關機構，這足以證明皇帝與滿洲八旗的臣子們之間是要透過滿文來對話的。

清代除國家大典朝會外，皇帝還主要是透過引見、召見制度來接見內外大臣；對於不同的官員，皇帝說的語言自然是不同的。

例如，清朝宗室昭璉的《嘯亭雜錄》就提到：

乾隆中，上嘗召見宗室公，寧盛額不能以國語應對。上以清語為國家根本，而宗室貴胄至有不能語者，風俗攸關甚重，因增應封宗室及近支宗室十歲以上者之小考。

雖然這是一個滿語能力退化的案例，但是也說明了對於滿人，皇帝是透過滿語與他們交流的。

其實清朝皇帝很少上朝，與群臣交流大多是“召見”。

我們所理解的“上朝”是指清朝的“大朝”或者“常朝”。

“大朝”和“常朝”極具有禮儀性質，事實上，清朝每年都不會舉行一次“大朝”，“常朝”按規定是每月五、十五、二十五日，但皇帝很少會舉行“常朝”，因為很不方便。根據“穿戴檔”，乾隆十七年穿禮服十六次，其中包括“常朝”、“祭祀”、“大朝”等，可見，“常朝”在乾隆時期不常舉行。

那麼君臣之間是如何交流的呢？答案是“召見”。

皇帝召見群臣時，面對滿臣則說滿語，面對漢臣則說漢語。當然有些漢臣的滿語素養很高，比如年羹堯，據悉，他滿文奏摺，文字嫻熟。

在清一朝，滿語越往後，使用範圍變得越小。但清朝皇室講究“國語騎射”，以此皇帝的滿語素養很高，比如道光末期，道光皇帝曾訓斥滿語不正宗的侍衛；光緒在會見外國使臣時，曾用滿語主持；清朝皇帝中，滿語最糟糕的自然是宣統溥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