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長出身的劉邦能夠建立大漢，與三個人是分不開的，他們分別是張良，蕭何，韓信，其中張良功利最大，張良被認為是秦末漢初時期第一位謀士，劉邦所採取的六成計策都是張良奉上的，但這三人中，韓信死的最慘，蕭何也被入獄，只有張良歸隱江湖得善終。那麼，張良為何在輔佐劉邦建立大漢王朝後就退隱江湖了呢？

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個是張良看透了劉邦，張良是什麼樣人，可以說情商智商都足夠高，堪稱當時最聰明的人，他早已將劉邦看透了，知道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道理，知道功高震主，伴君如伴虎的危險。劉邦建立大漢後，首先要做的就是除掉異姓王，先後以謀反的罪名除掉臧荼、英布、彭越等開國功臣，又藉助呂后之手誅殺韓信，這種弒殺功臣的行為引起的張良的警覺。

劉邦還不顧舊情冷落呂后，不顧祖制，要廢掉劉盈太子之位，立劉如意為太子；張良給呂后出計策，請來商山四皓在平息廢立太子風波；張良參與了儲君之爭事件，這是劉邦所忌諱的，如果張良不隱退，劉邦勢必會對張良下手，縱使呂后也保全不了，畢竟那時候的呂后是不受寵的；這也是張良害怕引火上身，隱退的原因之一。

其次，張良與其他開國功臣不同，他是南韓貴族，本身就衣食無憂，他刺殺秦王完全是為了自己的祖國，張良父輩以上五代都是官居韓相，如果南韓沒有滅亡，相國位置不出意外就是張良的，這與那些平民出身，翻身成開國功臣的人不一樣，張良對權力的依戀很淡薄。

再次，張良從小受到的是南韓貴族教育，對於自己的祖國有一種本能的效忠和執念，這是那個年代，士人所共有的懷舊現象；張良輔佐劉邦一方面是劉邦禮賢下士，看中張良，另一方面張良是為了自己的祖國南韓復仇，秦國滅亡，大漢建立後，張良的使命就算完成了。

當然，戰國時期，士子的國別意識非常淡薄，為秦國變法的商鞅是衛華人，為秦國連橫的張儀是衛華人，甚至蘇秦都身掛六國相印，但張良不是那樣的人，張良一直忠於自己的祖國，否則張良也不會行刺秦始皇了。

張良選擇歸隱，或許是對朝廷波詭雲譎的不屑，或許是對自己祖國的祭奠，就像屈原那樣，或許張良嚮往著後世者陶淵明所說的田園生活，總之張良歸隱了，張良善終了。

如果張良不隱退，他的下場會不會跟韓信，彭越，英布那樣呢，雖然張良是忠臣不相反，但也架不住一而再，再而三的陷害栽贓；以張良的性格不能像蕭何那樣透過自己栽贓自己的方式來保全自己，也不能像彭越，英布那樣孤注一擲，拼死一搏，況且在立劉盈為太子的問題上，張良已經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是站在呂后這一邊的，即使他活過呂后的執政時期，在呂后死後，張良也難保全其身，所以說，張良的歸隱是最好的選擇。

高祖時期，整個朝堂只有張良一人選擇“功成身退”，而那些選擇堅守朝堂的臣子，如曹參、王陵、周勃之輩也多得以保全，所以換個角度來看，如果張良的退出僅僅是為了避蕭何、韓信之禍的話，那就顯得毫無必要了，因為以他當時的權勢和地位來看，是無法與曹參等人相比的，同時，他又比這些人更受劉邦信任，那麼他選擇“功成身退”，就應當是另有原因，而且與漢初誅殺功臣現象無關。據筆者考察，當有以下三個方面原因：

1、國仇已報

張良其先本韓人，且五世相韓。秦滅韓後，“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作為六國貴族之後，張良對於強秦十分痛恨，這份恨促使他即使散盡家財也要報亡國之仇。他曾與力士於博浪沙中擊殺秦始皇，可惜未中，不得不亡命天涯。陳勝、吳廣於大澤鄉揭竿而起後，張良也拉起一支百餘人的隊伍，加入到反秦鬥爭中。很顯然，張良的主要政治目的在於反秦報仇，復立南韓。所以見到項梁後就開始勸說其復立南韓，“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韓王成得立之後，張良立即“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足見其收復故國心情之迫切。

由於韓王成勢單力薄，僅有千餘人，無法收復故土，於是張良便選擇依附於劉邦，冀望藉助劉邦的勢力來恢復南韓。之後張良隨劉邦西入武關，平定咸陽。雖然這一時期他主要跟隨在劉邦身邊，但他仍然是韓王成的下屬，只是以客卿的身份佐助劉邦。鴻門宴前夕，項伯曾勸其逃走，張良對之曰：“吾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明確指出自己為“韓王送沛公”，不當在危急關頭棄劉邦而去。作為韓司徒，他只是暫時性地留在劉邦身邊。漢元年（前206）正月，劉邦於巴蜀稱漢王，賞賜張良金百溢、珠二斗。與此同時，蕭何、曹參、周勃等人分別被漢王封為丞相、建成侯、威武侯。與蕭何、曹參、周勃等人封侯拜將相比，張良僅得金銀珠玉，這也佐證了他的客卿身份。作為韓王成的司徒，劉邦無法對其封以爵位，只能以金銀珠玉加以賞賜。待劉邦等人入漢中後，張良回到韓王成身邊，恢復了韓司徒的身份。

項羽在分封諸侯王之後不久，便將韓王成殺死，此後張良的政治目標從滅秦復仇轉變為滅楚復仇。張良與劉邦是舊識，而且這個時候劉邦與項羽之間的重重矛盾亦開始顯現，於是張良便“間行歸漢王”，繼續選擇劉邦作為依附物件。宋儒朱熹認為張良輔佐劉邦是出於為韓報仇之心理，“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可以說，這二人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合作，即劉邦依靠張良輔助滅楚定天下，張良依靠劉邦勢力滅楚報國仇。當這個目標基本得以實現時，也就到了張良功成身退的時候，所以他“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行辟穀、導引之事。於此，前人早有論述，如明代李贄認為：“夫秦、項滅而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辟穀謝世矣。”正是“國仇亦已償，不退當何待”？

張良為南韓復仇的志願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因為它直接關係到張良和劉邦的相處模式及關係遠近。張良於劉邦而言，實際上是“亦師亦友”。對於這二人的關係，宋人張栻指出：“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仇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秦政，非輕舉也。其復仇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大義根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為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己，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夫以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隋何、酈食其、陸賈輩皆侮而忽之，至於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為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正是因為劉邦對張良的需要超過了張良對自己的需要，所以他才終生事張良以禮。同時，張良輔佐劉邦時也才能時刻保持頭腦清醒，不惑於名利，不居功自傲，最終捨得放棄名利，毅然退出政壇。就此而言，為國復仇的志願實際上是張良與劉邦得以保持良好君臣關係的關鍵因素，也是其最終選擇功成身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2、身體羸弱

張良在輔佐劉邦安定天下時，身體狀況已經非常糟糕，時常行辟穀、導引之事，甚至有過歲餘杜門不出的情況。到了高祖晚年，其身體更是每況愈下，所以身體虛弱也是其選擇“功成身退”的一個重要原因。

司馬光認為“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其實不然，他這是以宋人之觀念來解釋漢初之歷史現象，所得必然不準確。秦漢之際，社會對長生的追求非常普遍和熱烈，辟穀、導引也是一種養生術。所謂的“辟穀”，就是停食五穀。古代《道書》中說：“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谷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馬王堆出土帛書中也有許多關於辟穀食氣的內容，如《卻穀食氣篇》，經唐蘭先生考證，“當是漢初寫本，可能在高祖惠帝時期（公元前206——前188年）”。透過對出土文獻資料的考察和研究，可以想見當時辟穀風氣之流行。根據李零先生的研究，導引是一種“類似健身操的運動。它是以形體的屈伸俯仰（即‘引體’）為特點，但也伴隨有呼吸吐納（即‘導氣’）。所以常常與行氣相提並論”。他根據《素問·移精變氣論》中的記載，指出在醫術尚不發達的古代，治病主要靠兩種辦法：一種是主要起心理治療作用的“祝由”之術；另一種就是導引、行氣之術。《莊子·刻意》中記載：“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一言以蔽之，行辟穀、導引之術可以治病長壽。作為一個長期處於病痛之中的人，希望行辟穀、導引之事來減輕病痛甚至實現長生，在當時來說是合情合理的。另外，早在漢王二年（前205）張良就已經是一個多病之人了，在漢六年（前201）就已經開始辟穀，其時距韓信被殺（前197）、蕭何下獄（前195）尚有數年。所以那些認為張良的導引、辟穀只是一種託辭的說法無法成立。總之，張良選擇從政壇退出，是有現實考慮的，即虛弱的身體難以承受龐雜的政務。辟穀、導引不是一種託辭，而是身體狀況的真實反映。

3、捲入廢儲風波

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接受“避禍”說，但是對前人論述的原因卻不敢苟同。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張良的“功成身退”吸取了漢初劉邦殘殺功臣的教訓，是一種明哲保身之舉。而筆者認為，張良之所以急於在高祖十二年（高祖於這一年崩逝）退出政壇，直接原因是其陷入了一場政治漩渦——廢儲風波。

高祖晚年，愛幸戚夫人，欲廢掉太子劉盈，改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為太子。朝中大臣雖多有諫爭，然高祖心意已決，無法改變。呂后也是日夜恐慌，不知所措。後有人向呂后推薦張良，認為張良善於計謀，且深受高祖信任，向其求救，必能保住劉盈的太子之位。於是呂后便派建成侯呂釋之向張良問計。作為謀臣，張良對時局的把握是異常清晰的，他從不參與任何政治鬥爭，所以漢初誅殺功臣的事件中幾乎沒有張良的身影。這一次，張良依然想置身事外，以“疏不間親”加以拒絕。然終究抵不過呂釋之的再三請求（這其中可能也有脅迫的成分），只好為其謀劃一計：“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呂后接受了張良的建議，派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成功將此四人招致太子身邊。十二年，高祖於一次宴飲中見此四人侍奉太子，乃大驚，問其故。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看到劉盈身邊有了這四人的輔佐，高祖只好無奈地打消了廢立太子的念頭。他對戚夫人說：“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從高祖的這些話中，明顯地感受到他的無奈與不甘心。總之，高祖放棄廢立太子的想法並非心甘情願，而是不得已而為之。

高祖前期，張良之所以深受劉邦信任，很重要的一點便是他從未捲入政治鬥爭中，所以能夠獨善其身。而這一次他卻捲入廢儲風波，站在了呂后一方，為呂后出謀劃策，忤逆高祖的意思，這無疑是對高祖的一種背叛。高祖雖然打消了廢黜太子的念頭，但其內心是不甘心的，也無法遽然釋懷。他應該也知道呂后安定太子之計乃是張良為之，既然無法處置呂后和太子，那麼只有向“叛臣”張良開刀，畢竟是張良“從中作梗”妨礙了自己的廢儲計劃。憑藉著敏銳的政治嗅覺，張良想必也感覺到了危險正在向自己靠近，於是果斷地在這個時候選擇退出政壇，居家行辟穀、導引之事。

張良選擇退出政壇是在高祖十二年，這個時間點非常重要，劉邦此時已經“疾益甚”，最終也是崩於這一年。面對高祖將不久於人世的狀況，張良急於退出，應該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危險。考慮到為韓復仇的志願已然實現，加之身體孱弱，且危險正在襲來，多種原因的交織，最終促使張良做出“功成身退”的決定。

這麼說吧，張良相當於軍師，基本是謀士的身份，他看的是大局，如安定民心，討好項羽，明修棧道，收買人心縱橫諸侯齊力反項羽，可以說沒有張良，韓信很有可能會反劉邦的，韓信就不用說了，軍功碩碩，可以說是功高蓋主，但如果沒有劉邦牽制項羽，韓信也不一定能搞的定。最後也是本身的性格和才能造成了個人的結局，張良的推崇老子的無為而治之術，只為家族復仇，無心官職，最後天下大定之後，基本是在家修道，後來號稱是付自己練的丹藥毒死了。韓信性格居功自傲，逼迫劉邦封王，，因為鍾離昧貶成淮陰侯，後來因為陳豨謀反，韓信不出兵勤王，再後來韓信門客誣陷韓信謀反，被呂后騙到宮中，殺害，滅三族這麼說吧，張良相當於軍師，基本是謀士的身份，他看的是大局，如安定民心，討好項羽，明修棧道，收買人心縱橫諸侯齊力反項羽，可以說沒有張良，韓信很有可能會反劉邦的，韓信就不用說了，軍功碩碩，可以說是功高蓋主，但如果沒有劉邦牽制項羽，韓信也不一定能搞的定。最後也是本身的性格和才能造成了個人的結局，張良的推崇老子的無為而治之術，只為家族復仇，無心官職，最後天下大定之後，基本是在家修道，後來號稱是付自己練的丹藥毒死了。韓信性格居功自傲，逼迫劉邦封王，，因為鍾離昧貶成淮陰侯，後來因為陳豨謀反，韓信不出兵勤王，再後來韓信門客誣陷韓信謀反，被呂后騙到宮中，殺害，滅三族

看的透，深明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在最恰當的時機遠離漩渦的中心，既可流芳千古，又可保全性命。這是聰明人的做法。

我是歷史悠悠，來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

一、張良從軍的初衷

張良祖上為南韓的相國，南韓於公元前230年滅亡。從那時起，張良就無時不刻在想著報仇。他散盡家中錢財，物色勇士人選，打造120斤的鐵錘，謀劃在秦始皇巡遊途中給其致命一擊。但是，秦始皇卻僥倖逃過這一劫。但張良並沒有氣餒，而是選擇了潛伏。

胡亥即位，暴政殄民，民不聊生。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天下豪傑奮起響應。

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

張良與項梁素有交情，張良得知項梁起事後，便勸說項梁分封韓公子成為韓王。然後，張良便輔佐韓王成，與秦軍展開游擊戰，但收效甚微。此時，劉邦西略，恰好碰上張良他們，並幫助他們攻下10多座城邑，終於奪回南韓舊地。

韓王成為了報答劉邦，讓張良助劉邦一臂之力入關，後來張良又助劉邦躲過鴻門宴一劫。

公元前206年，項羽卻以韓王成無軍功、張良追隨漢王為理由將韓王成帶去彭城，後又殺之。張良知道後，從此就開始追隨劉邦。

因此，張良追隨劉邦的初衷實際上就是想殺死項羽替韓王成報仇雪恨。

二、受封三萬戶，張良謙讓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原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

垓下一役，項羽自刎，張良心事已了。當劉邦登基後，分賞功臣，劉邦想封賞三萬戶給張良，張良只選了留地。

漢室初定，加上體弱多病，張良便不再過問政事，施行道引之術，不食五穀，閉門不出有一年多。

其實，張良以前就喜愛研究黃老之術，所以漢室大業已成，無意再捲入漢室內部的爭鬥之中，所以他就選擇歸隱，恪守了道家的理念：功成身退，天之道。

三、目睹劉邦對韓信起了殺心

其實還有一個細節，也是張良想要隱退的理由。當劉邦聽聞韓信想自立為齊王之時，劉邦暴跳如雷，恨不得將其碎屍萬段，當時張良和陳平都在場目睹了這一切，雖然經過他倆的提醒，劉邦終於同意韓信稱王，但是，很明顯，無論你功勳多麼卓著，只要動了分天下的念頭，將來都是劉邦的打擊目標。

項羽死後，劉邦立刻收掉了韓信的兵權。這一切張良都參與其中，他能不瞭解劉邦的為人嗎？慷慨只是成大事時的用人之道，得天下後又是另外一種做法。

所以，張良選擇退隱完全基於對劉邦的瞭解，陳平也是如此，好像功勳卓著的幾個人中只有他倆沒有引起劉邦的懷疑。

結語：

張良選擇在漢室初定後歸隱，一是為南韓復仇的心願已了，二是不願介入漢室的內部紛爭，三是瞭解劉邦的為人。張良潛心研究黃老之術，深知“功成身退天之道”的意義；出生名門，也知曉陶朱公范蠡急流勇退的事蹟，所謂前車之鑑，後世之師。

參考資料：《史記》

張良，“漢初三傑”之一。他是劉邦謀臣中的核心人物。劉邦對他很是器重，並評價張良是“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的大功臣。

這樣一個功勞如此大的人，在劉邦平定天下後，卻做出了一個令所有人費解的舉動――功成隱退。這是為什麼？

其實，這並不是張良一時的衝動之舉，而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

一、出身高貴的他，懂得榮華富貴如煙雲的道理

張良，出身於戰國時的南韓。祖父做過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的相國；父親做過釐王、悼惠王的相國。

這樣的家族背景，讓張良一生下來就過著錦衣玉食般的生活。

雖然，父親在他年少時就去世了，但是，祖上幾世相國的身份，還是讓他們一家過著比較優渥的生活。在韓被秦滅後，張良家中還有僮僕三百人。可見，張良的年少時代生活是富裕的。

可惜，這樣的富家公子生活，隨著南韓破亡，劃上了句號。後來，張良因為行刺秦始皇而被追捕，只好改名換姓，逃亡到一個叫下邳的地方隱匿起來。

自此，張良的生活與從前相比，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這段隱匿的生活，也讓張良明白了富貴不過是過眼雲煙，不值留戀。

這段特殊經歷也為他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打下了基礎。

後來張良在功成時，選擇歸隱江湖與這段生活經歷有著必然的聯絡。

二、天生多病的他，懂得遠離世俗是最好的養身之道

張良天生多病，讓他對事務常常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感。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也是每況愈下，為了能夠尋求一種養生之道，張良便採取道家的導引吐納之術，不吃穀物，足不出戶一年多。

不吃穀物並不一定會讓他的身體有多大健康，但是靜養、靜心已成為了張良追求的生活方式。

他覺得餘生過一種“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上雲捲雲舒”的生活，才是最幸福快樂的生活。

而世俗、官場生活的嘈雜，不但於身體無益，而且精神很壓抑。

所以，在認清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後，張良選擇了功成隱退，去過一種不問世事，只為自在的生活。

三、常隨劉邦左右的他，深知劉邦的性格

由於天生的體弱多病，張良從未獨自領兵打仗，常常作為謀臣，時時跟隨在劉邦左右。經常與劉邦在一起，對於劉邦是個什麼樣的人，聰明的張良是瞭解得很清楚的。

劉邦的優點很多，缺點也不少。平民出身的他，能夠坐上大漢皇帝的位置，確實不容易。

對於這樣一個經歷特殊的皇帝，張良深知劉邦坐穩江山後，最大的擔心是什麼，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是什麼。

張良清楚劉邦的為人，也認得清當前的形勢。皇帝，可以與他共患難，卻難以共處歡樂。

所以，張良只做好為皇上、為國家分憂解難的事。至於榮華富貴，他則採取“只做大事，不做大官”的態度。

四、經歷了跌宕起伏人生的他，懂得為人處世需低調的道理

隱匿在下邳的時候，張良在橋上巧遇一位老人，面對老人的故意刁難，張良能夠隱忍而不發作。

這不僅為他成就大事埋下了伏筆，而且也養成了他做事低調的性格。

張良智慧過人，但他從不炫耀，還常常在劉邦面前舉薦賢人，把功勞說成是別人的。自己退居幕後，只做好謀臣的職責。

他明白：越是在風光的時候，越要低調行事。只有處事低調，才可保全自身。

低調的他，會冷靜地去看待一切事，也會看淡一切事，他懂得知足才能常樂。

所以，只選擇過一種歸隱江湖的生活――“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