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明末黨爭指明末東林黨與宦黨、浙黨之爭黨派由來明末黨爭指明末東林黨與宦黨、浙黨之爭。明萬曆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萬曆三十三年（1605），被明朝政府革職的吏部郎中顧憲成，與同好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鄉無錫東門外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品評人物，抨擊當權派。一時“士大夫抱道杵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明史》卷 231《顧憲成傳》）。一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也遙相應合。東林黨以此得名。與東林黨同時，另一批官吏士紳又組成浙、齊、楚、宣、昆各黨派。這些黨派相互之間也有矛盾，但他們都與大地主集團相互勾結，“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明史》卷 236《夏嘉遇傳》）。宣黨首領湯賓尹是宣城人，昆黨首領顧天峻是崑山人，其他各黨皆以鄉里命名。在這些黨派中，以浙黨勢力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都先後出任內閣首輔，在朝當政。黨爭內容明末黨爭從萬曆二十二年“京察”（考核官吏）開始，一直到弘光元年（1645），始終沒有停止過。無論是在政治問題上，還是在軍事問題上，都爭論不休。開始是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之爭，後來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爭。明神宗皇后無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鄭貴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為長。但神宗寵愛鄭妃，欲立常洵，乃遷延不立太子。內閣大學士王錫爵、沈一貫、方從哲等先後依違其間。東林黨人上書反對，各黨派又群起反對東林。於是有“國本”之爭、三王並封之爭、福王就國之爭、“三案”之爭、“李三才入閣”之爭，東林黨與它的反對派在立太子問題上展開了長達 20餘年的爭論。最後，神宗終於立常洛為太子，勳戚鄭氏的權勢受到一定的壓抑。但東林黨推李三才為相的願望也沒能實現。閹黨崛起 熹宗天啟時，統治階級內部的黨爭愈演愈烈。最初，東林黨人葉向高、鄒元標、楊漣、趙南星等人得到執政的機會，浙、昆、宣各黨派一度受到排斥。為時不久，以魏忠賢為首的閹宦與浙、齊、楚、宣、昆各黨中的一部分人結成聯盟，被東林黨稱為“閹黨”，異軍突起，魏忠賢是司禮秉筆太監，又提督東廠，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名目，朝廷內外，“遍置死黨”，從而把持朝綱，為所欲為。東林黨人激烈反對“閹黨”掌權。楊漣上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奸惡，被錦衣緹騎逮捕。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黃尊素等人也被捕處死。東林黨受挫。崇禎帝繼位，捕殺閹黨。南明福王政權下，東林黨人與閹孽的鬥爭仍在繼續。如“復社”與馬士英、阮大鋮的鬥爭。黨派門戶之爭，乃明末政治顯著特色。明之亡，有諸多不可避免的必然，而黨爭所起作用，為其犖犖大者。孟森先生說：“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業，其乘機於明廷門戶之爭者固不小也。”（《明清史講義》）隱然有“明非亡於強敵，而亡於黨爭”之意。而當時之人，則依自己的體會評論道：“嘗觀國家之敗亡，未有不起於小人之傾君子一事；而小人之傾君子一事，未有不託於朋黨之一言。”（吳應箕：《東林本末》）也認為明朝亡乎此，但偏重於從正人遭擯斥也即內禍的角度來看。應該說，以上兩個層面合起來講，才是對明末黨爭危害的較為全面的認識。 黨爭發展成黨禍，是天啟朝的事情，而其起源則遠在五六十年前，過程又極為複雜，足夠專門寫一本大部頭的史著。劉承幹說：“溯明季門戶之爭，始於神宗之倦勤，清流之禍，極[與“亟”通假]於熹宗之庸 。”（《三垣筆記跋》）吳應箕則認為更早：“極於萬曆丁巳，而嘉靖諸政府已開其漸。”這是說，嘉靖年間，當夏言、嚴嵩、徐階各自專權，而黨同伐異之時，黨爭已經形成。 門戶意識既開，遂演變成為一種政治模式，以及官場套路，後面的人，很容易就走到這種思路里頭，既是政治經營的策略，亦是做大官的要訣。張居正作為徐階的傳人，順理成章繼承這筆政治遺產，當政期間，在與高拱等人的較量中，加以新的演繹。到萬曆中期以後，伴隨若干重大問題的爭論——從“國本”之議、礦稅之爭，到“憂危 議”、“續憂危 議”、“福王之國”、“梃擊案”——朝臣之間，派系林立，鹹以彼此攻訐為能事；而政見分歧之外，一些人情世故也漸漸羼入其中，師門、宗姓、鄉黨 等等，終於形成了齊黨、楚黨、浙黨、東林黨這四大政治勢力。及魏忠賢崛起，各色黨人都聚集到他的麾下，來打擊東林黨。這時，混戰的局面開始簡化，變成閹黨與東林黨之間的單一對抗；基於門戶之見的“黨爭”，也開始走向所謂“小人之傾君子”的“黨禍”。 強調一下，對“小人之傾君子”，只能從整體上作此理解，並非只要反對過東林黨，便都歸於“小人”類。熊廷弼就是突出的例子。他在當御史時，專跟東林黨人搗蛋。他在同事中有兩個好友，一個叫姚宗文，一個叫劉國縉。三個人都不喜歡東林黨，經常聯手攻擊。熊廷弼這種行為，緣於性格，“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明史》，列傳第一百四十七），用今天話來講，屬於比較“個色”的人——誰都別惹我，惹我我就罵；只要不高興，逮誰罵誰。很情緒化，有點狂狷的味道，但並無包藏禍心和不可告人之目的。姚、劉這兩位，卻不同了。他們拼命向東林黨開火，意在謀取進身之階。後來熊廷弼被委重任，經略遼東，姚、劉本著同一戰壕之戰友，“苟富貴，毋相忘”的心理，指望熊廷弼拉一把，熊卻不屑搞這一套。於是這兩人掉轉槍口，傾力誣陷熊廷弼。不單自己幹，還鼓動同類群起而攻之，指責熊廷弼欺君、專斷、喪師辱國。熊廷弼果然被拉下馬。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替熊廷弼說話、實事求是肯定其功績和才幹的，倒是東林黨人。熊罷官後，不服氣，要求朝廷派人前往遼東核實情況。原本打算派那些攻擊熊廷弼的人擔當此任，是楊漣上疏阻止，改派中立的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前往；朱返回後遞交報告稱：“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瀋陽被破之後，首輔劉一（在崔呈秀編織的《天鑑錄》中，他排在東林黨第四位）出來說公道話：“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後來也是因為東林黨人支援熊廷弼復出的緣故，魏忠賢一夥把天啟二年關外失守的帳，記在東林黨名下；曾經力攻東林黨的熊廷弼，也被他們視為東林黨的同路人。 這個故事，說明三點：第一，攻擊東林黨，未必是小人；第二，小人和君子之間，最終一定不能相容；第三，正人之間，縱然不和，也不失對事實的尊重。 以上，將明末黨爭來龍去脈略作交待。然後專門說一說東林黨。 “東林黨”，是政敵們所給它的誣衊性稱呼，即“一夥結黨營私的東林人”的意思。對此，東林黨人自然不承認，也沒有人會喜歡這個稱呼。今天，我們因為通常已不以為“黨”這字眼，有何不光彩之處，所以也跟在後面叫他們“東林黨”——實際上沿用了東林黨的敵人的說法——而並不覺得抱歉。 東林，書院名，在無錫，始建於宋代。當地有個大學者，名叫顧憲成，流傳甚廣的楹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即為他的手筆，頗透露了品性。萬曆二十二年（1594）因事忤旨，革職，還歸故里。從此致力講學，實現以教育和學術兼濟天下的抱負。先是在家中闢“同人堂”，教習士子，同時也常約請常熟、蘇州、松江、宜興等處賢達來無錫講學。那時，長三角地帶已為全國文化和學術最發達的所在，憑此依託，顧憲成迅速聚攏起濃厚的思想氛圍，一個學派呼之欲出。不久，倡議重修東林書院，獲士紳響應，地方官也樂助其事。萬曆三十二年，修竣，顧憲成任主持，直至八年後（1612）去世。書院既立，又有顧氏這樣的名儒主持，各方學者紛至沓來，朝中一些聲望素著的官員如趙南星、鄒元標、孫慎行等，或遙為呼應，或親臨授學，東林書院一時儼然士之淵藪。 與齊黨、楚黨、浙黨（更不必說後來的閹黨）不同，東林黨確實有了一點近代政黨的影子。它是一個精英群體，有思想、意識形態上的認同，有基本的倫理和治國理念，而非純粹出於各種功利目的達成的妥協，或建立的同盟；同時，更重要的，它不僅僅是一個思想運動，一種空頭學術，而明視訊記憶體在用理論改造現實的強烈意願，試圖去代表和表達比較廣泛的民眾訴求（這是它在遭受魏忠賢迫害時能夠被民眾所擁護的原因）。 人們因為思想立場，彙集起來；然後又帶著這立場，返於政治實踐。萬曆晚期，東林黨人的政治影響力開始顯現。他們在諸多重大朝政問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由於當時政壇，只有東林黨人形成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別的派別都是在攘權奪勢動機支配下，搞實用主義權術、機會主義政治，相形之下，東林黨人看起來似乎就很原則、很執著、很不順從、很理想主義，總扮演現實的批評者和反對派。這讓萬曆皇帝備感惱火，嚴厲加以打壓；反過來，東林黨人在一般讀書人和民眾中間，卻取得良好聲譽，被目為“正人”。 這聲譽，乃是雄厚的政治資本，藉乎此，隨著神宗死去和光宗即位，東林黨人遂得成為主流派。一朝天子一朝臣，當初東林黨人從維護“國本”的立場出發，堅定支援太子朱常洛，阻撓朱翊鈞偏私鄭貴妃及福王，現在朱常洛熬出頭，當然要對東林黨人表示信賴。他開始重用東林黨人，雖然在位僅一月便遽爾病殞，但指定的顧命大臣中，東林黨人佔有相當的比例。“移宮案”中，也正是有賴這些人，朱由校才脫離李選侍控制，實現權力平穩過渡。出於這種關係，剛剛做皇帝的朱由校，與東林黨人之間，不但沒有齟齬，反而深為倚重，劉一、葉向高、鄒元標、趙南星、左光斗、孫慎行、楊漣、高攀龍、王之、袁化中、顧大章、周起元、魏大中、周朝瑞 ……這些東林骨幹以及同路人，或居高位，或被重新起用，從而出現了所謂“眾正盈朝”的局面。 “蜜月”是短暫的，朱由校遲早要跟東林黨人翻臉。非因別故，就是因為東林黨人以“正人”自居，試圖在政治實踐中堅持他們從思想理論上認明瞭的一些理念；反觀朱由校，作為皇帝，用“私”字當頭去理解、運用和支配權力，同樣必然。此二者之間，一定會有牴觸，一定將爆發矛盾。 回過頭來講一點字面上有趣的內容。 歷史變遷，使今人與古人在一些事情上的理解，暗中發生很大差別，這差別甚至會到天懸地殊、南轅北轍的地步。比如“東林黨”這稱謂，今人看見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感覺，而當時卻是一個負面的帶有汙辱、醜化性質的說法，甚至是一種罪名。原因即在於，“黨”之一字，今義與古義完全不同。 首先應該知道，簡化字以前，“黨”與“黨”本非一字，兩者各為一字，前者只用于姓氏，而簡化後，“黨”與“黨”併為一字。其次，如果專說“黨”字，這個字在古時基本是貶義，從“黑”，寓意“晦暗不明”。《說文》：“黨，不鮮也。”《論語》：“吾聞君子不黨”。孔穎達注:“相助匿曰黨。”指“小人”臭味相投，拉幫結派，不光明正大，專搞陰謀詭計——古人主要是在這意義上使用“黨”字的。第三，古時所謂“黨”，既無組織，亦無章程、綱領，人們彼此也未見得有“結為同志”的意識，而是自外人、尤其相敵對者眼中，某某、某某等沆瀣一氣，狼狽為奸，於是拿“黨”這樣一個明顯帶有“妖魔化”意味的詞相贈。 對比今天，便知變化之巨。 當時，魏忠賢一夥誣楊漣、左光斗等為“東林黨”，楊、左反過來稱魏忠賢集團為“閹黨”，是同一個意思，都是對對方的惡語、蔑稱。這是我們今天瞭解這段歷史時必須搞清楚的一點。倘以是非來論，“閹黨”一詞中，“黨”是比較徹底地迴歸於它“相助匿”的本義的，全部直譯，大約相當於“附集在受閹割過的人周圍的那群醜類”。事實上，這群人亦確是為骯髒個人私利匯聚起來的烏合之眾，他們走到一起，與理念無關，與抱負無關，與社會責任和構想無關。 東林黨則不同，除和閹黨正邪各異外，我們看到他們彼此有政治主張、政治倫理的認同，是循一定理念走到一起來的政治家群體。這明顯超出了“黨”字的舊有含義，而顯出“黨”字現代含義的端倪。雖然“東林黨”尚是別人強加於他們的，他們自己還不曾有意識去建立一個政黨，但對於“黨”在漢語中的語義轉化，我以為是發揮了作用的。倘若做中國政黨史的考究，東林黨應該會佔一個突出位置罷。
明萬曆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明末黨爭指明末東林黨與宦黨、浙黨之爭黨派由來明末黨爭指明末東林黨與宦黨、浙黨之爭。明萬曆時起，朝政日趨腐敗，黨派林立，黨爭迭起。萬曆三十三年（1605），被明朝政府革職的吏部郎中顧憲成，與同好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鄉無錫東門外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品評人物，抨擊當權派。一時“士大夫抱道杵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明史》卷 231《顧憲成傳》）。一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也遙相應合。東林黨以此得名。與東林黨同時，另一批官吏士紳又組成浙、齊、楚、宣、昆各黨派。這些黨派相互之間也有矛盾，但他們都與大地主集團相互勾結，“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明史》卷 236《夏嘉遇傳》）。宣黨首領湯賓尹是宣城人，昆黨首領顧天峻是崑山人，其他各黨皆以鄉里命名。在這些黨派中，以浙黨勢力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都先後出任內閣首輔，在朝當政。黨爭內容明末黨爭從萬曆二十二年“京察”（考核官吏）開始，一直到弘光元年（1645），始終沒有停止過。無論是在政治問題上，還是在軍事問題上，都爭論不休。開始是東林黨和齊、楚、浙三黨之爭，後來演變為東林黨與閹黨之爭。明神宗皇后無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鄭貴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為長。但神宗寵愛鄭妃，欲立常洵，乃遷延不立太子。內閣大學士王錫爵、沈一貫、方從哲等先後依違其間。東林黨人上書反對，各黨派又群起反對東林。於是有“國本”之爭、三王並封之爭、福王就國之爭、“三案”之爭、“李三才入閣”之爭，東林黨與它的反對派在立太子問題上展開了長達 20餘年的爭論。最後，神宗終於立常洛為太子，勳戚鄭氏的權勢受到一定的壓抑。但東林黨推李三才為相的願望也沒能實現。閹黨崛起 熹宗天啟時，統治階級內部的黨爭愈演愈烈。最初，東林黨人葉向高、鄒元標、楊漣、趙南星等人得到執政的機會，浙、昆、宣各黨派一度受到排斥。為時不久，以魏忠賢為首的閹宦與浙、齊、楚、宣、昆各黨中的一部分人結成聯盟，被東林黨稱為“閹黨”，異軍突起，魏忠賢是司禮秉筆太監，又提督東廠，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名目，朝廷內外，“遍置死黨”，從而把持朝綱，為所欲為。東林黨人激烈反對“閹黨”掌權。楊漣上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奸惡，被錦衣緹騎逮捕。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黃尊素等人也被捕處死。東林黨受挫。崇禎帝繼位，捕殺閹黨。南明福王政權下，東林黨人與閹孽的鬥爭仍在繼續。如“復社”與馬士英、阮大鋮的鬥爭。黨派門戶之爭，乃明末政治顯著特色。明之亡，有諸多不可避免的必然，而黨爭所起作用，為其犖犖大者。孟森先生說：“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業，其乘機於明廷門戶之爭者固不小也。”（《明清史講義》）隱然有“明非亡於強敵，而亡於黨爭”之意。而當時之人，則依自己的體會評論道：“嘗觀國家之敗亡，未有不起於小人之傾君子一事；而小人之傾君子一事，未有不託於朋黨之一言。”（吳應箕：《東林本末》）也認為明朝亡乎此，但偏重於從正人遭擯斥也即內禍的角度來看。應該說，以上兩個層面合起來講，才是對明末黨爭危害的較為全面的認識。 黨爭發展成黨禍，是天啟朝的事情，而其起源則遠在五六十年前，過程又極為複雜，足夠專門寫一本大部頭的史著。劉承幹說：“溯明季門戶之爭，始於神宗之倦勤，清流之禍，極[與“亟”通假]於熹宗之庸 。”（《三垣筆記跋》）吳應箕則認為更早：“極於萬曆丁巳，而嘉靖諸政府已開其漸。”這是說，嘉靖年間，當夏言、嚴嵩、徐階各自專權，而黨同伐異之時，黨爭已經形成。 門戶意識既開，遂演變成為一種政治模式，以及官場套路，後面的人，很容易就走到這種思路里頭，既是政治經營的策略，亦是做大官的要訣。張居正作為徐階的傳人，順理成章繼承這筆政治遺產，當政期間，在與高拱等人的較量中，加以新的演繹。到萬曆中期以後，伴隨若干重大問題的爭論——從“國本”之議、礦稅之爭，到“憂危 議”、“續憂危 議”、“福王之國”、“梃擊案”——朝臣之間，派系林立，鹹以彼此攻訐為能事；而政見分歧之外，一些人情世故也漸漸羼入其中，師門、宗姓、鄉黨 等等，終於形成了齊黨、楚黨、浙黨、東林黨這四大政治勢力。及魏忠賢崛起，各色黨人都聚集到他的麾下，來打擊東林黨。這時，混戰的局面開始簡化，變成閹黨與東林黨之間的單一對抗；基於門戶之見的“黨爭”，也開始走向所謂“小人之傾君子”的“黨禍”。 強調一下，對“小人之傾君子”，只能從整體上作此理解，並非只要反對過東林黨，便都歸於“小人”類。熊廷弼就是突出的例子。他在當御史時，專跟東林黨人搗蛋。他在同事中有兩個好友，一個叫姚宗文，一個叫劉國縉。三個人都不喜歡東林黨，經常聯手攻擊。熊廷弼這種行為，緣於性格，“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明史》，列傳第一百四十七），用今天話來講，屬於比較“個色”的人——誰都別惹我，惹我我就罵；只要不高興，逮誰罵誰。很情緒化，有點狂狷的味道，但並無包藏禍心和不可告人之目的。姚、劉這兩位，卻不同了。他們拼命向東林黨開火，意在謀取進身之階。後來熊廷弼被委重任，經略遼東，姚、劉本著同一戰壕之戰友，“苟富貴，毋相忘”的心理，指望熊廷弼拉一把，熊卻不屑搞這一套。於是這兩人掉轉槍口，傾力誣陷熊廷弼。不單自己幹，還鼓動同類群起而攻之，指責熊廷弼欺君、專斷、喪師辱國。熊廷弼果然被拉下馬。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替熊廷弼說話、實事求是肯定其功績和才幹的，倒是東林黨人。熊罷官後，不服氣，要求朝廷派人前往遼東核實情況。原本打算派那些攻擊熊廷弼的人擔當此任，是楊漣上疏阻止，改派中立的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前往；朱返回後遞交報告稱：“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瀋陽被破之後，首輔劉一（在崔呈秀編織的《天鑑錄》中，他排在東林黨第四位）出來說公道話：“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後來也是因為東林黨人支援熊廷弼復出的緣故，魏忠賢一夥把天啟二年關外失守的帳，記在東林黨名下；曾經力攻東林黨的熊廷弼，也被他們視為東林黨的同路人。 這個故事，說明三點：第一，攻擊東林黨，未必是小人；第二，小人和君子之間，最終一定不能相容；第三，正人之間，縱然不和，也不失對事實的尊重。 以上，將明末黨爭來龍去脈略作交待。然後專門說一說東林黨。 “東林黨”，是政敵們所給它的誣衊性稱呼，即“一夥結黨營私的東林人”的意思。對此，東林黨人自然不承認，也沒有人會喜歡這個稱呼。今天，我們因為通常已不以為“黨”這字眼，有何不光彩之處，所以也跟在後面叫他們“東林黨”——實際上沿用了東林黨的敵人的說法——而並不覺得抱歉。 東林，書院名，在無錫，始建於宋代。當地有個大學者，名叫顧憲成，流傳甚廣的楹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即為他的手筆，頗透露了品性。萬曆二十二年（1594）因事忤旨，革職，還歸故里。從此致力講學，實現以教育和學術兼濟天下的抱負。先是在家中闢“同人堂”，教習士子，同時也常約請常熟、蘇州、松江、宜興等處賢達來無錫講學。那時，長三角地帶已為全國文化和學術最發達的所在，憑此依託，顧憲成迅速聚攏起濃厚的思想氛圍，一個學派呼之欲出。不久，倡議重修東林書院，獲士紳響應，地方官也樂助其事。萬曆三十二年，修竣，顧憲成任主持，直至八年後（1612）去世。書院既立，又有顧氏這樣的名儒主持，各方學者紛至沓來，朝中一些聲望素著的官員如趙南星、鄒元標、孫慎行等，或遙為呼應，或親臨授學，東林書院一時儼然士之淵藪。 與齊黨、楚黨、浙黨（更不必說後來的閹黨）不同，東林黨確實有了一點近代政黨的影子。它是一個精英群體，有思想、意識形態上的認同，有基本的倫理和治國理念，而非純粹出於各種功利目的達成的妥協，或建立的同盟；同時，更重要的，它不僅僅是一個思想運動，一種空頭學術，而明視訊記憶體在用理論改造現實的強烈意願，試圖去代表和表達比較廣泛的民眾訴求（這是它在遭受魏忠賢迫害時能夠被民眾所擁護的原因）。 人們因為思想立場，彙集起來；然後又帶著這立場，返於政治實踐。萬曆晚期，東林黨人的政治影響力開始顯現。他們在諸多重大朝政問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由於當時政壇，只有東林黨人形成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別的派別都是在攘權奪勢動機支配下，搞實用主義權術、機會主義政治，相形之下，東林黨人看起來似乎就很原則、很執著、很不順從、很理想主義，總扮演現實的批評者和反對派。這讓萬曆皇帝備感惱火，嚴厲加以打壓；反過來，東林黨人在一般讀書人和民眾中間，卻取得良好聲譽，被目為“正人”。 這聲譽，乃是雄厚的政治資本，藉乎此，隨著神宗死去和光宗即位，東林黨人遂得成為主流派。一朝天子一朝臣，當初東林黨人從維護“國本”的立場出發，堅定支援太子朱常洛，阻撓朱翊鈞偏私鄭貴妃及福王，現在朱常洛熬出頭，當然要對東林黨人表示信賴。他開始重用東林黨人，雖然在位僅一月便遽爾病殞，但指定的顧命大臣中，東林黨人佔有相當的比例。“移宮案”中，也正是有賴這些人，朱由校才脫離李選侍控制，實現權力平穩過渡。出於這種關係，剛剛做皇帝的朱由校，與東林黨人之間，不但沒有齟齬，反而深為倚重，劉一、葉向高、鄒元標、趙南星、左光斗、孫慎行、楊漣、高攀龍、王之、袁化中、顧大章、周起元、魏大中、周朝瑞 ……這些東林骨幹以及同路人，或居高位，或被重新起用，從而出現了所謂“眾正盈朝”的局面。 “蜜月”是短暫的，朱由校遲早要跟東林黨人翻臉。非因別故，就是因為東林黨人以“正人”自居，試圖在政治實踐中堅持他們從思想理論上認明瞭的一些理念；反觀朱由校，作為皇帝，用“私”字當頭去理解、運用和支配權力，同樣必然。此二者之間，一定會有牴觸，一定將爆發矛盾。 回過頭來講一點字面上有趣的內容。 歷史變遷，使今人與古人在一些事情上的理解，暗中發生很大差別，這差別甚至會到天懸地殊、南轅北轍的地步。比如“東林黨”這稱謂，今人看見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感覺，而當時卻是一個負面的帶有汙辱、醜化性質的說法，甚至是一種罪名。原因即在於，“黨”之一字，今義與古義完全不同。 首先應該知道，簡化字以前，“黨”與“黨”本非一字，兩者各為一字，前者只用于姓氏，而簡化後，“黨”與“黨”併為一字。其次，如果專說“黨”字，這個字在古時基本是貶義，從“黑”，寓意“晦暗不明”。《說文》：“黨，不鮮也。”《論語》：“吾聞君子不黨”。孔穎達注:“相助匿曰黨。”指“小人”臭味相投，拉幫結派，不光明正大，專搞陰謀詭計——古人主要是在這意義上使用“黨”字的。第三，古時所謂“黨”，既無組織，亦無章程、綱領，人們彼此也未見得有“結為同志”的意識，而是自外人、尤其相敵對者眼中，某某、某某等沆瀣一氣，狼狽為奸，於是拿“黨”這樣一個明顯帶有“妖魔化”意味的詞相贈。 對比今天，便知變化之巨。 當時，魏忠賢一夥誣楊漣、左光斗等為“東林黨”，楊、左反過來稱魏忠賢集團為“閹黨”，是同一個意思，都是對對方的惡語、蔑稱。這是我們今天瞭解這段歷史時必須搞清楚的一點。倘以是非來論，“閹黨”一詞中，“黨”是比較徹底地迴歸於它“相助匿”的本義的，全部直譯，大約相當於“附集在受閹割過的人周圍的那群醜類”。事實上，這群人亦確是為骯髒個人私利匯聚起來的烏合之眾，他們走到一起，與理念無關，與抱負無關，與社會責任和構想無關。 東林黨則不同，除和閹黨正邪各異外，我們看到他們彼此有政治主張、政治倫理的認同，是循一定理念走到一起來的政治家群體。這明顯超出了“黨”字的舊有含義，而顯出“黨”字現代含義的端倪。雖然“東林黨”尚是別人強加於他們的，他們自己還不曾有意識去建立一個政黨，但對於“黨”在漢語中的語義轉化，我以為是發揮了作用的。倘若做中國政黨史的考究，東林黨應該會佔一個突出位置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