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47年，西藏地方宗教領袖薩迦班智達（以下稱為“薩班”）代表西藏地方，蒙古皇子額沁闊端代表蒙古汗庭，在今甘肅武威舉行“涼州會談”，釋出《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使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版圖，成為元朝中央政府統治下的一個行政區域。

1247年8月，蒙古汗廷代表闊端和西藏代表薩班在涼州幻化寺就西藏歸屬問題舉行會談，雙方經過一系列的磋商，最終達成共識。涼州會談圓滿成功，使蒙藏人民避免戰爭，從此和平相處、友好往來。圖為涼州會談成功

會談之後，薩班向西藏各地僧俗首領、親友弟子寫信也即《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講明蒙古王室尊重西藏宗教信仰，授權薩迦派首領管理西藏政教事務。西藏僧俗閱信後歡欣鼓舞，和平終於降臨大地。

涼州會談這一歷史事件是西藏地方與祖國關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蒙藏民族共同為締造祖國和平統一、發展民族團結關係作出了重大貢獻。

這是民族融合的必經之路，信仰統一了，思想和認同感也就趨於一致了，這不算投降，是大勢所趨，走向共和發展之路。

薩迦班智達不僅僅是一位學識卓越、修持有成的佛教大師，而且對西藏有特殊貢獻。十三世紀三十年代，元太宗窩闊臺執政期間，闊端駐守涼州，有意進攻西藏，後來派大將達爾汗臺吉帶兵，曾經進兵至藏北熱振寺附近。西藏地區各教派的領袖人物看到這種形勢，就協商如何應付強大的蒙古軍隊，最後大家共同推舉薩迦班智達同蒙古談判。大約在公元1244年，薩迦班智達已六十三歲，帶著十歲的八思巴和六歲的恰那多吉兩個侄子，從薩迦寺動身前往涼州，千辛萬苦，經過兩年跋涉，終於在1246年8月抵達涼州。1247年，闊端與薩班在涼州舉行首次會談。這次會談，闊端代表蒙古汗廷，薩班作為西藏地方代表，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涼州會談”。

會談結果產生了《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關於西藏歸附問題，大致包括幾點：西藏地方的僧俗官員和百姓屬民，都要承認自己是蒙古大汗的臣民；各地僧俗官員及百姓有關行政方面的事務，須由蒙古指派的官員來管理；有關宗教和寺廟僧眾的事務，由蒙古委託薩迦派首領管理。《致蕃人書》順應歷史潮流，反映當時西藏人民及絕大多數教派勢力、地方勢力的願望。《致蕃人書》傳至西藏，“僧人、弟子和施主等眾生閱讀此信件後，無不歡欣鼓舞，受到西藏人民普遍歡迎，得到各界人士擁護”。

“涼州會談”的最深遠影響，就是西藏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更加鞏固，後來元朝政府將西藏同中原內地各行省一樣進行管轄和治理。它奠定了西藏併入中國版圖的基礎，並深刻影響了此後中國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

這是一種自然的融合。藏族人和蒙古人都是蒙古人種，即黃種人。自古以來藏羌人和華夏族人就要抗擊西北的戎狄人。東征西伐是中國北方至少一萬年以來的活動的基本形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民族融合。民族融合產生了藏族和蒙古人，在特殊的歷史時期當然會產生族際會談。所以說涼州會談是一個自然的融合過程。

再者，雪域高原比較荒涼，藏族人也一直向四方發展，但是向南向西向西北發展都不理想，比如拉達克和若羌就是例子。歷史上藏羌人一直循由河西走廊進入關中盆地到達中原地區。所以兩族在結合地帶會談是歷史的必然。20200314。

從涼州會盟達成的成果來看，蒙古不僅在西藏收稅、建驛站，而且承認是汗國的臣民，接受蒙古人派遣的管民官的統治。這是有史以來，西藏第一次整體納入中原王朝的統治秩序。

1、西藏向蒙古汗國臣服，承認是汗國的臣民。

2、西藏領主有義務向蒙古汗國繳納稅賦，蒙古汗國則保留各位領主的職務、領地和特權，併發放正式官署印證。

3、薩迦派被任命為藏區總轄官，所有藏區領主都必須接受薩迦金符官的管理。

4、蒙古汗國將進行戶口統計（括戶）並建立驛站系統，西藏各領主均有義務協助。

5、西藏的戶籍、官吏和貢賦檔案，一式謄寫三份，一份由各地官吏留存，一份上繳汗國，另一份則有薩迦總轄官保管。

這種會盟成果的取得，既是蒙古人滅宋大戰略的一部分，又是蒙古人開拓天下的雄心壯志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做出了突出貢獻，會盟主角之一的闊端王爺也因此名垂青史。

蒙古人的政治大本營在和林，可是軍事大本營卻放在了甘肅。這是因為甘肅所處的涼州一帶，水草豐美，且地處中原與西域的交界地帶，蒙古騎兵可以四出攻略。蒙古人在滅亡西夏後，就著意將甘肅打造成軍事基地，並派遣了宗王中深孚眾望的闊端王爺鎮守。

涼州一帶的蒙古軍隊面向南方的作戰目標，是從秦隴一帶出發，扣關川西北，進而沿江東下，與蒙古中部戰線的軍隊合力攻破襄陽。蒙古人的作戰視野往往都很開闊，戰略全域性觀很好。

蒙古人憑藉甘肅的軍事基地，在後面的戰爭中，反覆蹂躪南宋川蜀地區，將佔據南宋人口和經濟都三分之一強的四川盆地，禍害到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成都陷落後140萬人口中，120萬人慘遭屠戮。整個四川盆地1200萬人口，戰爭結束時只剩下了90萬人。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到了南宋的嘉熙四年，也就是1240年，蒙宋開戰6年之後，蒙古人也發現了南宋不是那麼好征服，於是他們開始策劃大迂迴的作戰策略，要征服宋朝的西南的大理。可是吐蕃橫亙在進軍路上，而這會吐蕃還亂糟糟的，沒個政權可以談判，到處土匪橫行。蒙古人就派了一支數千人的軍隊，在藏族商人的帶領黨的帶領下，下，循唐蕃古道南下，取道玉樹、昌都、那曲、當雄，來到旁多地方（林周縣附近），千里跋涉，但沿路尚沒有人膽敢觸其虎威。

也挺尷尬的，一路上連個作戰物件都沒有。終於在一個傍晚，蒙古人迎來了第一支抵抗勢力——竟然是一幫僧人。

傑拉康寺的寺主在不久前圓寂，群龍無首的僧人們在彷徨中等待著命運的安排。他們可能將蒙古軍隊誤認為是來搶劫的匪徒，傑拉康寺的年輕僧人，被集合起來分發武器進行自衛。

已經憋壞了的蒙古軍隊的首領多達那波，看到僧人們在亂哄哄的列陣，細長的眼裡閃過一道寒光。

傑拉康寺的僧人是第一個發起挑戰的勢力，多達那波不由得回想起臨行前闊端交代的計劃。闊端沒有選定打擊的目標，授命多達那波可臨機而斷。多達那波問道：“如果遇到抵抗如何處理？”他得到的回答，只是闊端的一聲冷哼。

多達那波下達了簡短的命令，“消滅一切抵抗者，不論老幼”。蒙古騎兵對陣一幫僧人，確實勝之不武，只一擊便碾碎了僧人們參差不齊的佇列，隨即便是一場單方面的屠殺。500多名僧人倒在了雪亮的刀鋒之下，暴怒的蒙古人並沒有收手，噶當派的傑拉康寺和熱振寺都被放火焚燬。

殺人立威後，多達那波的刀鋒，直指前藏教派中的龐然大物——止貢噶舉派。 在向進軍止貢峽谷的途中，多達那波還撿到了一個寶貝，俘虜了止貢派的行政首領貢巴釋迦·仁欽。手裡捏著這張王牌，多達那波準備和止貢派最高領袖京俄扎巴迥乃坐下來談判。

札巴迥乃當然清楚談判的結果，畢竟他跟多達那波才談完沒多久，便以自己年老體衰為由婉拒了，但多達那波不是那麼容易打發的，在他一再堅持下，札巴迥乃不得不禍水西引，推薦了後藏薩迦派的領袖薩迦·班智達。並親筆修書勸說薩班，“為了整個吐蕃的利益，你應該前去”。

薩迦派起源於後藏薩迦地方，因該教派寺院圍牆塗有象徵文殊、觀音和金剛手菩薩“三怙主”的紅、白、藍三色條紋，故又稱“花教”。

雖因為主寺所處地域偏僻，教派勢力沒法和止貢派相提並論，但薩迦派前期高僧輩出，讓其教派影響甚大。這也是闊端青睞薩迦派的原因，名氣大代表有說服力，教派勢力弱一點更是好事，想發展必然有求於蒙古人。

面對蒙古人的邀請，薩班沒有拒絕，他接過書信仔細的看了一遍，非常平靜的向多達那波表示，自己會慎重考慮闊端的邀請。可是多達那波發現薩班比札巴迥乃還老，要是薩班也已年老體衰為由拒絕，闊端的面子往哪兒放？想到這一點，多達那波語氣陰沉的說道：“我王誠心相邀，還望萬勿推脫。”

薩班點點頭，說道：“此去路途遙遠，我年事已高，恐怕沒有機會回來。我在等待我的兩個侄子歸來，不用多久，他們歸來後，我們便可以一起上路了。”

當十歲的八思巴和六歲的恰那多吉回到了寺中，薩班馬上召集全寺的僧眾，當眾宣佈了自己的決定，並以安排後事的方式，指定了寺院管理權的承續。隨後，他便和兩個侄兒一起踏上了，北去涼州的漫漫長路。這一年，薩班已經63歲了。

可是偏居一隅的薩迦派，就是在後藏地區都算不上強勢，對前藏的影響更是聊勝於無。噶舉派的做法，實際上是把藏奸的罪名的給推給了薩迦派。

如果不能在談判前取得各宗教派別的支援，薩班將如何面對千夫所指的局面，難道依靠蒙古人的軍事實力殺光反對者嗎？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薩班必須要在離開藏區前，找到妥協的平衡點。因此，薩班一行離開薩迦寺後，馬頭朝向的方向並不是北方，而是東面的拉薩。

果然薩班所料，路途中他收到了各教派的回信，其中不乏叱之以“賊”的謾罵。面對這種喊打喊殺的言論，薩班只能報之以苦笑。當他到達拉薩後，噶當派的僧人甚至打上門來，當面斥責他：“你和蒙古人會盟，對你究竟有什麼好處？你給大家說清楚！”

面對質問，薩班暗暗嘆了口氣，挺直身軀平靜的說道：“此去涼州會盟路遙途險，恐怕我再也沒有機會返回故鄉。但如果不去，蒙古人必捲土重來，到時生靈塗炭，造下惡孽。為了眾生的平安，我才決定去和蒙古人會盟，除此之外，在無其他利益。我心之明，天日可見。”

面對全身煥發著人性關懷的薩班，噶當派的僧眾們也覺得無言以對。畢竟這位已近風燭殘年的智者，不畏千里親身犯險，這種擔當足以令人心折。隨著旅途的延伸，越來越多的領袖接受了薩班的意見，這也讓他談判代表的身份逐漸確立。

離開西藏之前，還有一個人薩班必須親自拜訪，這便是推薦他的止貢派領袖札巴迥乃。扎巴迥乃當時身兼竹巴噶舉和止貢噶舉兩派領袖於一身，在前藏地區勢力強大。當薩班離開止貢寺踏上了出藏旅程時，扎巴迥乃還獻上禮品，表示了認同和祝福。

公元1244年（南宋理宗，淳祐四年），薩班終於踏上了北上涼州的道路。公元1246年（南宋，淳祐六年）8月，經過長達兩年的辛苦跋涉，薩班一行人抵達了涼州（今甘肅武威）。但此時，闊端並沒有在涼州城恭候，他正在遙遠的蒙古王都哈拉和林參加推選大汗的“忽裡勒臺”大會。

公元1247年（南宋理宗，淳祐七年），風塵僕僕的闊瑞終於趕回了涼州城，兩位神交已久的領袖，終於可以面對面的交談了。

在攀談中，闊端發現薩班對西藏事務理解的深度和廣度，遠超其他蕃僧。之前很多如墜霧中的事情，在薩班三言兩語的解答下，便能破雲見日。雖然蒙古人非常尊重薩班，但談判依舊是唇槍舌劍、你來我往，蒙古談判代表便曾直言不諱的詰問薩班，是否有權代表西藏會盟，以及談判結束後，將如何說服那些心懷二意的領袖。

薩班並沒有被這些尖銳的問題激怒，他溫和的向蒙古代表說道：“我來涼州之前，曾和大量藏區領袖長談過，他們都表示願意讓我前來。另外，如果我們的會盟對藏區有利，又何必擔心會有人不滿呢？

在會盟結束後，薩班親筆撰寫了《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向全體藏族同胞講述各條款的深意及始末由來，規勸他們順應天下大勢，接受蒙古汗國的條件。最終，西藏地區因此被納入中原王朝的統治秩序中。

涼州會盟之後，一條從薩迦起始，途徑拉薩、當雄、那曲、玉樹、昌都，直達大都（北京）的27個驛站建成。這條聯絡漢藏的紐帶，一直沿用到了清朝。五世達賴喇嘛，充滿感情的將其稱為“漢藏金橋”。

而闊端和薩班的會盟，可以看成是蒙藏兩族精神領域的第一次合流。隨著蒙藏兩族交流的日漸深入，蒙古族逐漸摒棄了相對原始的薩滿教，轉而接受了藏傳佛教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