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法家學派的韓非說過兩句很有名的話：
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韓非子·五蠹》
在韓非的觀念裡，他不是把遊俠和儒家當作個體而是當作團體來相提並論的。“諸子百家”的所謂“家”，用今天的話說，應該被解釋作“私家學派”，也就是說儒、墨、名、法之流都是區別於周朝王官之學的私人學術團體，而最早成名成家的當然要算孔子和他的儒家學派。
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又尤以七十二賢為翹楚。有意思的是，《史記》的《魏公子列傳》和《呂不韋列傳》也提到二位傳主的門客達三千之數——我認為“三千”並非實數，古人以“三”喻“多”，所謂三千，跟《孟嘗君列傳》和《平原君列傳》中說門客數千人是同樣的意思。
孔子招收弟子，遊俠則招攬門客。無論儒、俠，都是在上位、執國柄者不可侮視的集團勢力。韓非將此二者並稱，他們又有何不同呢？錢穆《釋俠》說：
惟百家興起皆尚文，必各有一番學術思想，而成為一集團。此集團必是一私集團，故稱之曰家。而儒家最先起，故韓非以儒為以文亂法之代表。至於俠，亦成一集團，而初不以學術思想為號召，故俠不得與百家為伍。
——《釋俠》
自孔子倡辦私學，弟子從四方麇集其門下，而儒家由此以興。錢穆先生說，在這個儒士集團當中，老師與弟子之間是以學術思想結成紐帶以作雙方關係的根本維繫。比如孔子對他的弟子子路，史載：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坑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子路原本是個耿直而略顯粗俗的武夫，在入門之前曾經以暴力欺凌過孔子，而孔子卻以柔克剛，循循善誘地用禮樂思想引導子路，最終點化了這匹桀驁不馴的烈馬，讓他漸就繩墨。無獨有偶的是，《史記·遊俠列傳》載，大俠郭解也曾馴服過一個類似子路的刺兒頭：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
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史記·遊俠列傳》
小子對郭解無禮，郭解不但不遷怒於他，反而自省說這是“吾德不修”所致。乍一看這四個字，我真不禁要把郭解當作是孔子那樣的聖人了。但孔子說過，聽其言，還須觀其行。仔細玩味郭解收服這個門客的手段，不難發現它跟孔子設禮以誘子路有著本質的不同。
當眾給郭解難堪的這個人本來應服踐更之役。所謂踐更，也就是收了人家的錢代人去服徭役。郭解私下裡關照衙門尉史，說這個人是我所看重的，請在踐更的時候高抬貴手。此人屢受私惠，莫名其妙。輾轉打聽之下才知道是郭解做的人情，於是感激謝罪，投入了郭解的門下。
如果說孔子向子路灌輸的是學術思想，那郭解向這個小子輸送的就是赤裸裸的利益：這個人收了人家的代工錢，卻因為郭解的關照不必出工，這跟郭解直接送錢給他沒什麼區別。不，甚至他欠郭解的還不僅是錢，更多了一份人情。屠格涅夫說“感激是一種債務”，欠下的人情總有一日是要償還的，就跟欠錢一樣。
儒家常說君子以義合，小人以利合。《論語·先進》記載，魯卿季氏向孔子詢問子路是何許人，言下之意，可能動了考察並任用子路的心思。如果孔子願意為子路揄揚聲譽，那麼這個學生的仕途可能不止世卿家宰而已。
但孔子絕不會為了抬舉自己的學生而違背學術的良知，把“仁人君子”四字送給子路當求職證明，所以他坦承子路夠不上古之大臣的風範，只能說在某些具體事務上還算幹練。孔子從不虛譽弟子，反過來，弟子也絕不屈從老師。
當仁則不讓於師，《論語》中每見子路對孔子的直言批評。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儒家之內、師生之間是以學問道義相期，牟利是為雙方所恥言的。
可是在遊俠的圈子裡，遊俠與門客的交往規則卻與此完全不同。假設季氏詢問的不是子路而是郭解的某個門客，我想，郭解應該會做出與孔子截然相反的回答，竭力推薦自己人上位。
也正因為這個原因，遊俠遂淪為儒家所不齒的以利苟合的集團。郭解最終被漢武帝處以族滅的酷刑，這其中儒生的批評和非難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遊俠缺乏思想的共鳴與學術的追求，因而不能被視同九流諸子那樣的私家學派，所謂“俠出於儒”或者“俠出於墨”其實都是經不起歷史考據的偽命題。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
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併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
——《史記·貨殖列傳》
因財聚首的遊俠集團，在組織力與凝聚力上要遠遜於儒家等諸子學派。孔子困於陳、蔡，弟子雖有怨言，卻不會棄他而去。可孟嘗君一旦罷相失勢，他門下的賓客便作鳥獸之散，各奔東西了——靠利益維繫的關係到底不如思想的認同來得結實。
遊俠既然以逐利為宗旨，這些江湖兒女在行為方式上必然表現出少原則、多權變的特徵，用江湖切口（即黑話）說來就是“刀切豆腐兩面光”，這與儒生的擇善固執正形成鮮明的對比。可歷史有趣的地方也在這裡。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說：
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遊俠明明不以信義見長，可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到遊俠和他們的門客，卻每每對這些人的重信重義、一諾千金擊節稱賞。比如《刺客列傳》中的豫讓和聶政。前者受智伯國士之遇，於是漆身為厲，吞炭為啞，執著地向殺死智伯的趙襄子報仇雪恨。後者則感激濮陽嚴仲子的屈尊結交，豁出一條命為他刺殺韓相俠累，終於殞命新鄭，曝屍朝市。
他們都是江湖道義的殉難者與衛道士。司馬遷說，江湖道義是人世間不可或缺的價值，那麼江湖道義究竟是什麼呢？
2005年，杜琪峰導演拍了一部名為《黑社會》的電影。影片裡的阿樂和大D為了爭奪“和聯勝”幫會龍頭的地位而起了摩擦。得知阿樂被幫會推為龍頭之後，忿忿不平的大D叫囂著要另立門戶，再鑄一塊“新和聯勝”的招牌。擔心雙方會發生火併，許警司問幫會元老鄧伯道：
“新和聯勝……，你怎麼看，肥鄧？”
“火併啦。”
“肥鄧，你耍什麼花樣？！”
“我說不打，兄弟們都不服氣。（有樣學樣）個個兒打著幫會的旗號出來混飯吃。”
“你當這是正當生意啊？”（中略）
“沒規矩，就是沒秩序。（中略）有的事是要講原則的。”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有人的地方就得有秩序。
國家的秩序載在法典，江湖的秩序約定於道義。大D不滿新當選的龍頭，妄圖另立門戶，這就是公然分裂幫會，理所當然要遭到戰友的制裁。許警司斥責這樣的制裁行動是違法亂紀，鄧伯卻理直氣壯地頂了回去——道義的“正當”不是源於法律的授權，而是社會交往的規律所使然。
遊俠們口中的江湖道義，從本質上說就是一套約束遊俠與門客間利益關係的倫理原則和行為規範。它是在長期的社會交往行為中自然形成的，既不同於儒、墨、名、法那樣體系完整、博大精深的學術思想，也不需要這類高深的學問來為它作起源的粉飾。“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這短短的幾句話足以說盡江湖道義的全部內容，援引任何儒家或者墨家的學說來對它進行過度詮釋都是駢拇贅疣。
剝開附會於江湖道義之上的種種岐說，其實道義就是一套適用於江湖的社會行為規範而已。可有趣的是，同樣的依社會規範行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很少受到刻意的表彰，反倒是恪守道義的遊俠一再成為歷史與演義歌頌的物件，這又是為什麼呢？
我想，這得說是因為國家的法制和江湖的道義，其背後存在著完全不同的維繫力量。法制有配套完整的國家機器來保證它的尊嚴與權威。凡是踐踏法制的人，十之有九不能逃脫法律的嚴厲制裁。因此，遵紀守法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趨利避害——這裡頭難免存著部分功利的心思。
但江湖道義與此不同，它缺乏強制的執行力，更多地要靠江湖人物的道德自律來遵守與維護。
例如司馬遷筆下的豫讓。雖然智伯在生前尊他為國士，但智伯死後並沒有人拿刀架在豫讓的脖子上逼他去為智伯報仇，而且就算豫讓不報此仇，他也未必會遭到社會輿論的嚴厲譴責。但豫讓說，智伯以國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他並不是因為屈從於某種外部的力量，而是為了維護內心的道德信條才走上覆仇之路的。
只要我們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後來的文學演義中那些可歌可泣的江湖故事，多數是靠這份道德的自律來俘獲觀眾的人心。比如大導演吳宇森的代表作《喋血雙雄》。在這部影片裡吳宇森向我們講述的是這樣一個故事：
殺手小莊誤傷了歌星珍妮的眼睛，為了籌錢治好珍妮的雙眼，鋌而走險地接下一筆暗殺的生意；小莊的經理人馮四，受到僱主汪海的脅迫一度出賣小莊，後來為了彌補自己的過失，又深入虎穴向汪海為小莊討回殺手的報酬。
在吳宇森的情節設計當中，珍妮只是一個弱小而無助的酒吧歌手，小莊執著地想要治好她的雙眼，甚至甘願為她捐出自己的眼角膜，這一切的動機只源於他誤傷珍妮的內疚。
同樣的，馮四要為小莊討回報酬，小莊勸四哥“不行就算了，我不想因此而失去一個朋友”，這實際上已經解除了馮四討債的外部強制力，但四哥說“答應朋友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到，這就叫做‘道義’”。
在影片當中，吳宇森導演借小莊的口無不深情地感慨：“這個世界變了，我們都不再適合這個江湖。”
但其實吳宇森說的那個重信義、尚然諾的江湖從來沒有真實的存在過，它就像三皇五帝的盛世那樣只是一個美好的傳說而已。在真實的江湖當中，遊俠與門客往往是因利而聚、利盡則散的。
《史記·孟嘗君列傳》載：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嘆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
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中略）君獨不見夫趣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史記·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罷相之後，大多數門客感到無利可圖，因此四散而去。後來他東山再起，那些曾經拋棄孟嘗君的人卻又紛紛回頭，曾無一絲愧色。憤怒的孟嘗君揚言要當眾唾罵這些厚顏無恥之輩，謀士馮諼卻勸他別犯傻。因為逐利而動本來就是江湖人物的共識，門客都願意投靠那些位高權重的遊俠，就好像老百姓只會在熱鬧的早上而不是冷清的下午去逛市場一樣。
如果看不破這個道理，硬要和江湖規矩擰著來，只會遭到門客的群起而攻之。孟嘗君是幸運的，馮諼的諫阻讓他在懸崖邊兒上剎住了車。可莽撞的廉頗就沒那麼幸運了，犯了眾怒的他遭到了門客的群嘲：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複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籲！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門客嘲笑威武的廉將軍抱怨他們的勢利時，就像個受氣小媳婦兒那樣一點兒也不體面，這足以說明，重信重義從來就不是江湖的常態。《喋血雙雄》裡的警探李鷹評價小莊說：“你不像個殺手”——的確，重信重義的抱道君子，多數時候只是關於江湖的一個美好想象而已。
參考文獻：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
王先謙《漢書補註》；
章太炎《訄書》。
— THE END —
戰國法家學派的韓非說過兩句很有名的話：
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韓非子·五蠹》
在韓非的觀念裡，他不是把遊俠和儒家當作個體而是當作團體來相提並論的。“諸子百家”的所謂“家”，用今天的話說，應該被解釋作“私家學派”，也就是說儒、墨、名、法之流都是區別於周朝王官之學的私人學術團體，而最早成名成家的當然要算孔子和他的儒家學派。
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又尤以七十二賢為翹楚。有意思的是，《史記》的《魏公子列傳》和《呂不韋列傳》也提到二位傳主的門客達三千之數——我認為“三千”並非實數，古人以“三”喻“多”，所謂三千，跟《孟嘗君列傳》和《平原君列傳》中說門客數千人是同樣的意思。
孔子招收弟子，遊俠則招攬門客。無論儒、俠，都是在上位、執國柄者不可侮視的集團勢力。韓非將此二者並稱，他們又有何不同呢？錢穆《釋俠》說：
惟百家興起皆尚文，必各有一番學術思想，而成為一集團。此集團必是一私集團，故稱之曰家。而儒家最先起，故韓非以儒為以文亂法之代表。至於俠，亦成一集團，而初不以學術思想為號召，故俠不得與百家為伍。
——《釋俠》
自孔子倡辦私學，弟子從四方麇集其門下，而儒家由此以興。錢穆先生說，在這個儒士集團當中，老師與弟子之間是以學術思想結成紐帶以作雙方關係的根本維繫。比如孔子對他的弟子子路，史載：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坑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子路原本是個耿直而略顯粗俗的武夫，在入門之前曾經以暴力欺凌過孔子，而孔子卻以柔克剛，循循善誘地用禮樂思想引導子路，最終點化了這匹桀驁不馴的烈馬，讓他漸就繩墨。無獨有偶的是，《史記·遊俠列傳》載，大俠郭解也曾馴服過一個類似子路的刺兒頭：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
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史記·遊俠列傳》
小子對郭解無禮，郭解不但不遷怒於他，反而自省說這是“吾德不修”所致。乍一看這四個字，我真不禁要把郭解當作是孔子那樣的聖人了。但孔子說過，聽其言，還須觀其行。仔細玩味郭解收服這個門客的手段，不難發現它跟孔子設禮以誘子路有著本質的不同。
當眾給郭解難堪的這個人本來應服踐更之役。所謂踐更，也就是收了人家的錢代人去服徭役。郭解私下裡關照衙門尉史，說這個人是我所看重的，請在踐更的時候高抬貴手。此人屢受私惠，莫名其妙。輾轉打聽之下才知道是郭解做的人情，於是感激謝罪，投入了郭解的門下。
如果說孔子向子路灌輸的是學術思想，那郭解向這個小子輸送的就是赤裸裸的利益：這個人收了人家的代工錢，卻因為郭解的關照不必出工，這跟郭解直接送錢給他沒什麼區別。不，甚至他欠郭解的還不僅是錢，更多了一份人情。屠格涅夫說“感激是一種債務”，欠下的人情總有一日是要償還的，就跟欠錢一樣。
儒家常說君子以義合，小人以利合。《論語·先進》記載，魯卿季氏向孔子詢問子路是何許人，言下之意，可能動了考察並任用子路的心思。如果孔子願意為子路揄揚聲譽，那麼這個學生的仕途可能不止世卿家宰而已。
但孔子絕不會為了抬舉自己的學生而違背學術的良知，把“仁人君子”四字送給子路當求職證明，所以他坦承子路夠不上古之大臣的風範，只能說在某些具體事務上還算幹練。孔子從不虛譽弟子，反過來，弟子也絕不屈從老師。
當仁則不讓於師，《論語》中每見子路對孔子的直言批評。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儒家之內、師生之間是以學問道義相期，牟利是為雙方所恥言的。
可是在遊俠的圈子裡，遊俠與門客的交往規則卻與此完全不同。假設季氏詢問的不是子路而是郭解的某個門客，我想，郭解應該會做出與孔子截然相反的回答，竭力推薦自己人上位。
也正因為這個原因，遊俠遂淪為儒家所不齒的以利苟合的集團。郭解最終被漢武帝處以族滅的酷刑，這其中儒生的批評和非難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遊俠缺乏思想的共鳴與學術的追求，因而不能被視同九流諸子那樣的私家學派，所謂“俠出於儒”或者“俠出於墨”其實都是經不起歷史考據的偽命題。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
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併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
——《史記·貨殖列傳》
因財聚首的遊俠集團，在組織力與凝聚力上要遠遜於儒家等諸子學派。孔子困於陳、蔡，弟子雖有怨言，卻不會棄他而去。可孟嘗君一旦罷相失勢，他門下的賓客便作鳥獸之散，各奔東西了——靠利益維繫的關係到底不如思想的認同來得結實。
遊俠既然以逐利為宗旨，這些江湖兒女在行為方式上必然表現出少原則、多權變的特徵，用江湖切口（即黑話）說來就是“刀切豆腐兩面光”，這與儒生的擇善固執正形成鮮明的對比。可歷史有趣的地方也在這裡。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說：
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史記·遊俠列傳》
遊俠明明不以信義見長，可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到遊俠和他們的門客，卻每每對這些人的重信重義、一諾千金擊節稱賞。比如《刺客列傳》中的豫讓和聶政。前者受智伯國士之遇，於是漆身為厲，吞炭為啞，執著地向殺死智伯的趙襄子報仇雪恨。後者則感激濮陽嚴仲子的屈尊結交，豁出一條命為他刺殺韓相俠累，終於殞命新鄭，曝屍朝市。
他們都是江湖道義的殉難者與衛道士。司馬遷說，江湖道義是人世間不可或缺的價值，那麼江湖道義究竟是什麼呢？
2005年，杜琪峰導演拍了一部名為《黑社會》的電影。影片裡的阿樂和大D為了爭奪“和聯勝”幫會龍頭的地位而起了摩擦。得知阿樂被幫會推為龍頭之後，忿忿不平的大D叫囂著要另立門戶，再鑄一塊“新和聯勝”的招牌。擔心雙方會發生火併，許警司問幫會元老鄧伯道：
“新和聯勝……，你怎麼看，肥鄧？”
“火併啦。”
“肥鄧，你耍什麼花樣？！”
“我說不打，兄弟們都不服氣。（有樣學樣）個個兒打著幫會的旗號出來混飯吃。”
“你當這是正當生意啊？”（中略）
“沒規矩，就是沒秩序。（中略）有的事是要講原則的。”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有人的地方就得有秩序。
國家的秩序載在法典，江湖的秩序約定於道義。大D不滿新當選的龍頭，妄圖另立門戶，這就是公然分裂幫會，理所當然要遭到戰友的制裁。許警司斥責這樣的制裁行動是違法亂紀，鄧伯卻理直氣壯地頂了回去——道義的“正當”不是源於法律的授權，而是社會交往的規律所使然。
遊俠們口中的江湖道義，從本質上說就是一套約束遊俠與門客間利益關係的倫理原則和行為規範。它是在長期的社會交往行為中自然形成的，既不同於儒、墨、名、法那樣體系完整、博大精深的學術思想，也不需要這類高深的學問來為它作起源的粉飾。“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這短短的幾句話足以說盡江湖道義的全部內容，援引任何儒家或者墨家的學說來對它進行過度詮釋都是駢拇贅疣。
剝開附會於江湖道義之上的種種岐說，其實道義就是一套適用於江湖的社會行為規範而已。可有趣的是，同樣的依社會規範行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很少受到刻意的表彰，反倒是恪守道義的遊俠一再成為歷史與演義歌頌的物件，這又是為什麼呢？
我想，這得說是因為國家的法制和江湖的道義，其背後存在著完全不同的維繫力量。法制有配套完整的國家機器來保證它的尊嚴與權威。凡是踐踏法制的人，十之有九不能逃脫法律的嚴厲制裁。因此，遵紀守法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趨利避害——這裡頭難免存著部分功利的心思。
但江湖道義與此不同，它缺乏強制的執行力，更多地要靠江湖人物的道德自律來遵守與維護。
例如司馬遷筆下的豫讓。雖然智伯在生前尊他為國士，但智伯死後並沒有人拿刀架在豫讓的脖子上逼他去為智伯報仇，而且就算豫讓不報此仇，他也未必會遭到社會輿論的嚴厲譴責。但豫讓說，智伯以國士遇我，我當以國士報之。他並不是因為屈從於某種外部的力量，而是為了維護內心的道德信條才走上覆仇之路的。
只要我們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後來的文學演義中那些可歌可泣的江湖故事，多數是靠這份道德的自律來俘獲觀眾的人心。比如大導演吳宇森的代表作《喋血雙雄》。在這部影片裡吳宇森向我們講述的是這樣一個故事：
殺手小莊誤傷了歌星珍妮的眼睛，為了籌錢治好珍妮的雙眼，鋌而走險地接下一筆暗殺的生意；小莊的經理人馮四，受到僱主汪海的脅迫一度出賣小莊，後來為了彌補自己的過失，又深入虎穴向汪海為小莊討回殺手的報酬。
在吳宇森的情節設計當中，珍妮只是一個弱小而無助的酒吧歌手，小莊執著地想要治好她的雙眼，甚至甘願為她捐出自己的眼角膜，這一切的動機只源於他誤傷珍妮的內疚。
同樣的，馮四要為小莊討回報酬，小莊勸四哥“不行就算了，我不想因此而失去一個朋友”，這實際上已經解除了馮四討債的外部強制力，但四哥說“答應朋友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到，這就叫做‘道義’”。
在影片當中，吳宇森導演借小莊的口無不深情地感慨：“這個世界變了，我們都不再適合這個江湖。”
但其實吳宇森說的那個重信義、尚然諾的江湖從來沒有真實的存在過，它就像三皇五帝的盛世那樣只是一個美好的傳說而已。在真實的江湖當中，遊俠與門客往往是因利而聚、利盡則散的。
《史記·孟嘗君列傳》載：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嘆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
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中略）君獨不見夫趣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史記·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罷相之後，大多數門客感到無利可圖，因此四散而去。後來他東山再起，那些曾經拋棄孟嘗君的人卻又紛紛回頭，曾無一絲愧色。憤怒的孟嘗君揚言要當眾唾罵這些厚顏無恥之輩，謀士馮諼卻勸他別犯傻。因為逐利而動本來就是江湖人物的共識，門客都願意投靠那些位高權重的遊俠，就好像老百姓只會在熱鬧的早上而不是冷清的下午去逛市場一樣。
如果看不破這個道理，硬要和江湖規矩擰著來，只會遭到門客的群起而攻之。孟嘗君是幸運的，馮諼的諫阻讓他在懸崖邊兒上剎住了車。可莽撞的廉頗就沒那麼幸運了，犯了眾怒的他遭到了門客的群嘲：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複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籲！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門客嘲笑威武的廉將軍抱怨他們的勢利時，就像個受氣小媳婦兒那樣一點兒也不體面，這足以說明，重信重義從來就不是江湖的常態。《喋血雙雄》裡的警探李鷹評價小莊說：“你不像個殺手”——的確，重信重義的抱道君子，多數時候只是關於江湖的一個美好想象而已。
參考文獻：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
王先謙《漢書補註》；
章太炎《訄書》。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