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很多政客的眼中，金斯伯格是“不堪”的。
他們說，她是個女巫、是惡棍，是女魔頭。是最高法院裡的恥辱。絕對是世界上最卑鄙無恥的人類之一。
一直以來，人們都將金斯伯格戲稱為“臭名昭著的 RBG”，然而卻阻擋不了她在全球年輕人中的強大影響力。
粉絲們cos她的形象，把她的畫像印在馬克杯上、t恤上、做成各種衍生品，熱烈追捧。
有人甚至把她紋上身。
電視臺則不斷透過模仿她的一言一行向她致敬。
金斯伯格的死訊傳出之後，大量年輕人聚集到美國最高法院前悼念。
何止是年輕人呢？她改變了無數女性的命運。
希拉里則在悼文裡黯然寫到：“再也不會有像她那樣的人了”。
金斯伯格是猶太裔。1933年生人。身高只有一米五出頭。漂亮的棕色頭髮從來都是梳得一絲不苟。斯文、安靜，甚至有些害羞。
是個美人。
她的父親是美國第一代移民，母親勉強算第二代。父母都沒讀過大學，但是卻很重視教育。
嚴厲又慈愛的母親，一邊確保女兒的學習和作業，一邊給夠了女兒個性發展的空間。
年少的金斯伯格得以充分釋放天性。她喜歡上了男孩們所做的事情，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爬上車庫的屋頂，從一個屋頂跳到另一個屋頂。
從小母親就教導她，成為淑女，並且保持獨立。不過，母親口中的“成為淑女”，卻並非要求女兒規規矩矩、相夫教子、專注於主婦生活，而是告誡女兒：
“不要讓無謂的憤怒等負面情緒佔據你的心靈。”
“如果你能遇見白馬王子並一同度過餘生，這當然很好，但必須要學會獨立生活。”
17歲那年，金斯伯格考入康奈爾大學。在那裡，她遇到了一個叫馬丁的男孩。
當其他男生都只懂得欣賞女同學的容貌跟外表時，馬丁卻對金斯伯格的學識異常認可。
在他的觀念裡，“一個女人，不論是家庭主婦還是職業女性，她的工作都和男人們的同樣重要。”
他鼓勵金斯伯格做自己。後來，這個男孩成為了金斯伯格相伴一生的愛人。
本科求學期間，金斯伯格與馬丁就堅定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並很快生下第一個孩子。
寶寶14個月時，夫妻雙雙考上了哈佛法大學的研究生。
當時500餘名學生中，女生只有9位。金斯伯格是其中一個。
那是上世紀50年代。哈佛大學法學院裡鮮見女性身影。女性學生的佔比僅為2%。
在500人的班級裡，那9名女生到底是什麼體驗？金斯伯格時常會覺得自己在班級中十分顯眼。當你在課堂上被點名時，你就會擔心，如果自己表現不佳，你丟的不僅是自己的臉，也是全體女性的臉。
而那些教授們對待女性的方式就簡單多了——他們從不屑於叫女生們回答問題。
當金斯伯格被派去拉蒙特圖書館的舊閱覽室裡核對一些資料，門衛對她說：你不能進來。
金斯伯格問：為什麼我不可以進去？
對方答：因為你是一個女人。
在專為一年級女性舉辦的晚宴上，法學院院長甚至直接問了一個頗具挑釁性的問題：“如何解釋你們佔據了一個本該屬於男性的法學院席位？”每個女生挨個問一遍。
而這樣的歧視和屈辱無處不在。
這麼優秀的成績哪裡來的呢？彼時她已結婚、生子。而且求學期間，馬丁還查出了早期癌症。金斯伯格肩負起了同時照顧孩子和生病丈夫的責任。
她會在學校儘可能專心學習。下午四點保姆離開，她便立即趕回家陪伴孩子，以及幫丈夫馬丁抄筆記、跟上學校裡的進度。待照顧完丈夫跟孩子，她再在深夜裡預習第二天要學的功課。
馬丁生病的整整一年裡，金斯伯格幾乎每天只睡2個小時。
最大的安慰是，丈夫馬丁的癌症發現得早，經過一段時間的放療，最終痊癒了。夫妻雙雙順利畢業。
在那之後的歲月裡，馬丁愈發無條件地支援妻子追求事業，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工作，分攤出更多精力去照顧家庭和孩子，好讓妻子專心投身她所熱愛的事業。
他們的女兒在作文裡這樣寫：我成長於一個家務分工均等的家庭裡。我的父親負責做菜，而我的母親負責思考吃什麼。
金斯伯格走上大法官的路，並不容易。
儘管她的成績優秀到有目共睹，但律師事務所都拒絕錄用她，理由很簡單：因為你是女人。
那時，金斯伯格才意識到，成為女性，便意味著要面對重重障礙，無法獲得平等的認同。
“女性”二字就是帶有歧視性的。
她還發現，各州及聯邦法律中，成百上千的條文都是帶有歧視性的，比如：
丈夫是家庭的主人，應由他來選擇家庭的住處；
女性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丈夫；
大部分州的僱主可以懷孕為由合法地解僱孕婦；
有十二個州的法律規定，丈夫不可因強姦妻子而被起訴；
男人的事業預設為需要養家，所以工資普遍偏高，女人工作則只被認為是攢點零用錢，同樣的工作薪酬福利卻相差太多……
儘管女性意識一直在覺醒，女權運動也展開了一波又一波，甚至美國女性在1920年就獲得了投票權，但隨後的半個多世紀裡，性別歧視的狀況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
當時的宗教保守派先後發明了系列理論，試圖把女人安頓在家裡，這樣才有人做家務、有人安心生養孩子，比如：
“女性的智力水平低於男性，所以不適合在社會上工作，只適合照料家庭、繁衍後代這樣簡單的勞動。”
“女性是高貴的、純潔的，所以不應該出去工作，在社會打拼這種骯髒的事還是交給男人吧。”
……不管是哪種“理論”，潛藏的都是性別刻板印象以及對兩性的限定。
面對這樣頑固又冷漠的性別歧視跟偏見，一些極端女權主義者，不惜攻擊婚姻制度，攻擊家庭，認為家庭是婦女的監獄，使婦女成為社會“白痴”，從而危及整個文明的進步。
金斯伯格從不是一個激進分子，更不會大談特談，抑或當眾疾呼自己的觀點。
大多數時候，她只提主要的觀點，以及沉默和思考。
1963年，她在羅格斯大學擔任法學教授，還開設了一門名為“性別與法律”的新課程。
她開始處理有關性別歧視的案件。
跟其他夥伴一起，她參與運作了一個專為保護婦女權利而設立的女權專案，帶領了一場又一場訴訟。
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首次辯護，是1973年弗朗蒂羅爭取房屋補貼的案子。
空軍少尉弗朗蒂羅加入工作後不久，發現了一個不公平的現象：周圍的男同事，只要結婚就能獲得住房津貼。而她卻不能享受這一補助。
最初，她以為是行政人員弄錯了。可當她去核實時，財務人員冷酷地告訴她：“能獲得參軍的機會你已是三生有幸。你很幸運，空軍能接納你來服役。”
事情清楚了。不是行政人員弄錯了，而是所有女性都會遭到這種待遇。
她揹負著巨大壓力，想走法律途徑解決這件事。
為什麼說“巨大壓力”？因為在當時的觀念裡，“好女孩不會提要求；好女孩不會和人爭論；好女孩不會去法院起訴”“更何況你還有幸被接納服兵役，那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但金斯伯格接了這個案子。她很看重這個案件。等了那麼久，她終於能夠站到最高法庭上。
她緊張嗎？當然。但是當她第一眼看見男法官們臉上的傲慢跟不以為然時，她意識到，“我可有一群不耐煩的聽眾”。
她清楚認識到，自己正對著男性發言，而他們根本沒意識到基於性別的歧視行為的存在。
所以，她要用自己的耐心一點點讓他們明白，這是實實在在的歧視。
做案件陳詞時，她指出了女性之於男性的從屬關係，點出職場歧視女性是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她向那些高高在上的男性法官，精準闡述女性作為二等公民，到底在經歷什麼，承受什麼。
這也是金斯伯格第一次進行口頭辯論。
高高在上的法官們都聽得入神了。在他們眼中，原本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案子，沒想到卻會聽到一個如此鏗鏘有力、又這麼包羅永珍的辯論詞。
多年以後，金斯伯格的律師搭檔回憶起那個場面，仍然難掩喜悅地說，“（那個時候）就好像，我們手中攥住了一個足以改變美國社會的時刻。”
案子當然贏了。
金斯伯格想要藉此案件讓性別歧視進入憲法層面的改革，沒成功。
改變沒那麼快到來。
但還是一步步地來了。
1975年，金斯伯格接下了一起男性被歧視的案件。
為了照顧襁褓中的孩子（妻子羊水栓塞去世），單親父親溫伯格選擇做家庭主夫。在當時，單親家長能獲得一定的社會保障金，但因為不是女性，所以溫伯格沒法申領到這筆款。
金斯伯格為什麼要接一個看似跟女性權益無關的案子？她是要表明，性別歧視的廣泛性和嚴重性。這是個非常聰明的策略性選擇。
法官們一點點開始明白，基於性別的歧視是如何傷害了每一個人。
當然也不斷遭遇質疑。
曾有法官當庭諷刺地問她：“你不會滿足於把蘇珊•安東尼（美國女權運動著名領袖）的頭像印到新的一美元紙幣上的，對吧？”言下之意，你想要倡議女性也擁有跟男性同等的地位，是不是要求太多了、太不知足了？
她從容淡定地迴應，絲毫沒有失態。
從1970年到1980年這十年間，金斯伯格前後參與了300多個性別歧視的案件，將6個案子打到了最高法院並親自辯護，其中贏了5個，徹底改寫了美國針對性別歧視的憲法。
1980年，美國總統吉米卡特任命金斯伯格為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1993年，比爾克林頓總統提名金斯伯格為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職位上，她兢兢業業幹了27年，始終奔著唯一的目標：破除性別刻板印象，為女性謀求跟男性同等的權利和尊嚴。
在她擔任大法官的最後十幾年裡，因為意識到身邊的政客愈發令人失望，她不得不頻繁站出來，對不合理的決議說不。
在不能口頭表達異議的場合，她透過佩戴這一特製項鍊表達異議。
正是在她的堅持下，一宗1998年的案子（固特異輪胎女職員莉莉偶然發現，自己的薪酬比同崗位男職員低40%），在2006年上訴至最高法院時，終於得以糾正。
在此之前，法官們都認為這是一起無關緊要的小案子，而且早就過了訴訟期。但金斯伯格當庭表示：婦女同工同酬必須由國會透過法律加以保護，國會應該糾正這個案件中犯下的錯誤。
2009年1月29日，奧巴馬總統在白宮簽署莉莉•萊德貝特公平薪酬法。也是在同一年，奧巴馬送給金斯伯格一份《莉莉•萊德貝特公平薪酬法》的複製品，並在上面寫下：感謝您為創造一個更平等、更公正的社會而做出的工作。
這麼多年，她始終站在風口浪尖。
人們甚至直言：無魯斯（魯斯·貝德·金斯伯格），無真相。
2018年底，金斯伯格因意外摔斷了三根肋骨。三天後，她又去法院上班了。
一生罹患5次癌症，今年7月還因癌症復發接受化療，卻絲毫沒有耽誤工作，一直奮鬥到生命最後一刻。
金斯伯格厲害在哪裡呢？
她在追求兩性平等的路上，從來不會面對不公破口大罵，更不會在公眾面前高聲疾呼。而是始終冷靜沉著、且有策略地，在她所擅長的法律領域，為女性切切實實爭取權益。
曾經有個關於金斯伯格的段子。說是1993年，當她被提名進入最高法院時，有人給她發了份傳真，上面特意講說，她法學院班裡的男同學們以bitch來稱呼她。
然而，金斯伯格不氣不惱，淡定迴應道：“被人叫悍婦，總好過膽小鬼。”（Better bitch than mouse）。
身高只有一米五幾，一生都不愛多言。只因為她深知，女性權益，從不是輕易得到的，而是透過一代代女性的紮實付出和爭取，艱難地獲得的。
幾十年來，她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斷清除女性獨立路上的絆腳石，並且從來不在外界的打擊面前表露出分毫的慌亂跟退卻。
就像媽媽當初反覆教導她的一樣。
未來的歷史舞臺上，到底還會不會有像她這樣睿智的鬥士，誰也不清楚，但她已經可算得上“前無古人”了。
在美國很多政客的眼中，金斯伯格是“不堪”的。
他們說，她是個女巫、是惡棍，是女魔頭。是最高法院裡的恥辱。絕對是世界上最卑鄙無恥的人類之一。
一直以來，人們都將金斯伯格戲稱為“臭名昭著的 RBG”，然而卻阻擋不了她在全球年輕人中的強大影響力。
粉絲們cos她的形象，把她的畫像印在馬克杯上、t恤上、做成各種衍生品，熱烈追捧。
有人甚至把她紋上身。
電視臺則不斷透過模仿她的一言一行向她致敬。
金斯伯格的死訊傳出之後，大量年輕人聚集到美國最高法院前悼念。
何止是年輕人呢？她改變了無數女性的命運。
希拉里則在悼文裡黯然寫到：“再也不會有像她那樣的人了”。
金斯伯格是猶太裔。1933年生人。身高只有一米五出頭。漂亮的棕色頭髮從來都是梳得一絲不苟。斯文、安靜，甚至有些害羞。
是個美人。
她的父親是美國第一代移民，母親勉強算第二代。父母都沒讀過大學，但是卻很重視教育。
嚴厲又慈愛的母親，一邊確保女兒的學習和作業，一邊給夠了女兒個性發展的空間。
年少的金斯伯格得以充分釋放天性。她喜歡上了男孩們所做的事情，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爬上車庫的屋頂，從一個屋頂跳到另一個屋頂。
從小母親就教導她，成為淑女，並且保持獨立。不過，母親口中的“成為淑女”，卻並非要求女兒規規矩矩、相夫教子、專注於主婦生活，而是告誡女兒：
“不要讓無謂的憤怒等負面情緒佔據你的心靈。”
“如果你能遇見白馬王子並一同度過餘生，這當然很好，但必須要學會獨立生活。”
17歲那年，金斯伯格考入康奈爾大學。在那裡，她遇到了一個叫馬丁的男孩。
當其他男生都只懂得欣賞女同學的容貌跟外表時，馬丁卻對金斯伯格的學識異常認可。
在他的觀念裡，“一個女人，不論是家庭主婦還是職業女性，她的工作都和男人們的同樣重要。”
他鼓勵金斯伯格做自己。後來，這個男孩成為了金斯伯格相伴一生的愛人。
本科求學期間，金斯伯格與馬丁就堅定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並很快生下第一個孩子。
寶寶14個月時，夫妻雙雙考上了哈佛法大學的研究生。
當時500餘名學生中，女生只有9位。金斯伯格是其中一個。
那是上世紀50年代。哈佛大學法學院裡鮮見女性身影。女性學生的佔比僅為2%。
在500人的班級裡，那9名女生到底是什麼體驗？金斯伯格時常會覺得自己在班級中十分顯眼。當你在課堂上被點名時，你就會擔心，如果自己表現不佳，你丟的不僅是自己的臉，也是全體女性的臉。
而那些教授們對待女性的方式就簡單多了——他們從不屑於叫女生們回答問題。
當金斯伯格被派去拉蒙特圖書館的舊閱覽室裡核對一些資料，門衛對她說：你不能進來。
金斯伯格問：為什麼我不可以進去？
對方答：因為你是一個女人。
在專為一年級女性舉辦的晚宴上，法學院院長甚至直接問了一個頗具挑釁性的問題：“如何解釋你們佔據了一個本該屬於男性的法學院席位？”每個女生挨個問一遍。
而這樣的歧視和屈辱無處不在。
這麼優秀的成績哪裡來的呢？彼時她已結婚、生子。而且求學期間，馬丁還查出了早期癌症。金斯伯格肩負起了同時照顧孩子和生病丈夫的責任。
她會在學校儘可能專心學習。下午四點保姆離開，她便立即趕回家陪伴孩子，以及幫丈夫馬丁抄筆記、跟上學校裡的進度。待照顧完丈夫跟孩子，她再在深夜裡預習第二天要學的功課。
馬丁生病的整整一年裡，金斯伯格幾乎每天只睡2個小時。
最大的安慰是，丈夫馬丁的癌症發現得早，經過一段時間的放療，最終痊癒了。夫妻雙雙順利畢業。
在那之後的歲月裡，馬丁愈發無條件地支援妻子追求事業，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工作，分攤出更多精力去照顧家庭和孩子，好讓妻子專心投身她所熱愛的事業。
他們的女兒在作文裡這樣寫：我成長於一個家務分工均等的家庭裡。我的父親負責做菜，而我的母親負責思考吃什麼。
金斯伯格走上大法官的路，並不容易。
儘管她的成績優秀到有目共睹，但律師事務所都拒絕錄用她，理由很簡單：因為你是女人。
那時，金斯伯格才意識到，成為女性，便意味著要面對重重障礙，無法獲得平等的認同。
“女性”二字就是帶有歧視性的。
她還發現，各州及聯邦法律中，成百上千的條文都是帶有歧視性的，比如：
丈夫是家庭的主人，應由他來選擇家庭的住處；
女性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丈夫；
大部分州的僱主可以懷孕為由合法地解僱孕婦；
有十二個州的法律規定，丈夫不可因強姦妻子而被起訴；
男人的事業預設為需要養家，所以工資普遍偏高，女人工作則只被認為是攢點零用錢，同樣的工作薪酬福利卻相差太多……
儘管女性意識一直在覺醒，女權運動也展開了一波又一波，甚至美國女性在1920年就獲得了投票權，但隨後的半個多世紀裡，性別歧視的狀況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
當時的宗教保守派先後發明了系列理論，試圖把女人安頓在家裡，這樣才有人做家務、有人安心生養孩子，比如：
“女性的智力水平低於男性，所以不適合在社會上工作，只適合照料家庭、繁衍後代這樣簡單的勞動。”
“女性是高貴的、純潔的，所以不應該出去工作，在社會打拼這種骯髒的事還是交給男人吧。”
……不管是哪種“理論”，潛藏的都是性別刻板印象以及對兩性的限定。
面對這樣頑固又冷漠的性別歧視跟偏見，一些極端女權主義者，不惜攻擊婚姻制度，攻擊家庭，認為家庭是婦女的監獄，使婦女成為社會“白痴”，從而危及整個文明的進步。
金斯伯格從不是一個激進分子，更不會大談特談，抑或當眾疾呼自己的觀點。
大多數時候，她只提主要的觀點，以及沉默和思考。
1963年，她在羅格斯大學擔任法學教授，還開設了一門名為“性別與法律”的新課程。
她開始處理有關性別歧視的案件。
跟其他夥伴一起，她參與運作了一個專為保護婦女權利而設立的女權專案，帶領了一場又一場訴訟。
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的首次辯護，是1973年弗朗蒂羅爭取房屋補貼的案子。
空軍少尉弗朗蒂羅加入工作後不久，發現了一個不公平的現象：周圍的男同事，只要結婚就能獲得住房津貼。而她卻不能享受這一補助。
最初，她以為是行政人員弄錯了。可當她去核實時，財務人員冷酷地告訴她：“能獲得參軍的機會你已是三生有幸。你很幸運，空軍能接納你來服役。”
事情清楚了。不是行政人員弄錯了，而是所有女性都會遭到這種待遇。
她揹負著巨大壓力，想走法律途徑解決這件事。
為什麼說“巨大壓力”？因為在當時的觀念裡，“好女孩不會提要求；好女孩不會和人爭論；好女孩不會去法院起訴”“更何況你還有幸被接納服兵役，那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
但金斯伯格接了這個案子。她很看重這個案件。等了那麼久，她終於能夠站到最高法庭上。
她緊張嗎？當然。但是當她第一眼看見男法官們臉上的傲慢跟不以為然時，她意識到，“我可有一群不耐煩的聽眾”。
她清楚認識到，自己正對著男性發言，而他們根本沒意識到基於性別的歧視行為的存在。
所以，她要用自己的耐心一點點讓他們明白，這是實實在在的歧視。
做案件陳詞時，她指出了女性之於男性的從屬關係，點出職場歧視女性是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她向那些高高在上的男性法官，精準闡述女性作為二等公民，到底在經歷什麼，承受什麼。
這也是金斯伯格第一次進行口頭辯論。
高高在上的法官們都聽得入神了。在他們眼中，原本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案子，沒想到卻會聽到一個如此鏗鏘有力、又這麼包羅永珍的辯論詞。
多年以後，金斯伯格的律師搭檔回憶起那個場面，仍然難掩喜悅地說，“（那個時候）就好像，我們手中攥住了一個足以改變美國社會的時刻。”
案子當然贏了。
金斯伯格想要藉此案件讓性別歧視進入憲法層面的改革，沒成功。
改變沒那麼快到來。
但還是一步步地來了。
1975年，金斯伯格接下了一起男性被歧視的案件。
為了照顧襁褓中的孩子（妻子羊水栓塞去世），單親父親溫伯格選擇做家庭主夫。在當時，單親家長能獲得一定的社會保障金，但因為不是女性，所以溫伯格沒法申領到這筆款。
金斯伯格為什麼要接一個看似跟女性權益無關的案子？她是要表明，性別歧視的廣泛性和嚴重性。這是個非常聰明的策略性選擇。
法官們一點點開始明白，基於性別的歧視是如何傷害了每一個人。
當然也不斷遭遇質疑。
曾有法官當庭諷刺地問她：“你不會滿足於把蘇珊•安東尼（美國女權運動著名領袖）的頭像印到新的一美元紙幣上的，對吧？”言下之意，你想要倡議女性也擁有跟男性同等的地位，是不是要求太多了、太不知足了？
她從容淡定地迴應，絲毫沒有失態。
從1970年到1980年這十年間，金斯伯格前後參與了300多個性別歧視的案件，將6個案子打到了最高法院並親自辯護，其中贏了5個，徹底改寫了美國針對性別歧視的憲法。
1980年，美國總統吉米卡特任命金斯伯格為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法官。
1993年，比爾克林頓總統提名金斯伯格為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職位上，她兢兢業業幹了27年，始終奔著唯一的目標：破除性別刻板印象，為女性謀求跟男性同等的權利和尊嚴。
在她擔任大法官的最後十幾年裡，因為意識到身邊的政客愈發令人失望，她不得不頻繁站出來，對不合理的決議說不。
在不能口頭表達異議的場合，她透過佩戴這一特製項鍊表達異議。
正是在她的堅持下，一宗1998年的案子（固特異輪胎女職員莉莉偶然發現，自己的薪酬比同崗位男職員低40%），在2006年上訴至最高法院時，終於得以糾正。
在此之前，法官們都認為這是一起無關緊要的小案子，而且早就過了訴訟期。但金斯伯格當庭表示：婦女同工同酬必須由國會透過法律加以保護，國會應該糾正這個案件中犯下的錯誤。
2009年1月29日，奧巴馬總統在白宮簽署莉莉•萊德貝特公平薪酬法。也是在同一年，奧巴馬送給金斯伯格一份《莉莉•萊德貝特公平薪酬法》的複製品，並在上面寫下：感謝您為創造一個更平等、更公正的社會而做出的工作。
這麼多年，她始終站在風口浪尖。
人們甚至直言：無魯斯（魯斯·貝德·金斯伯格），無真相。
2018年底，金斯伯格因意外摔斷了三根肋骨。三天後，她又去法院上班了。
一生罹患5次癌症，今年7月還因癌症復發接受化療，卻絲毫沒有耽誤工作，一直奮鬥到生命最後一刻。
金斯伯格厲害在哪裡呢？
她在追求兩性平等的路上，從來不會面對不公破口大罵，更不會在公眾面前高聲疾呼。而是始終冷靜沉著、且有策略地，在她所擅長的法律領域，為女性切切實實爭取權益。
曾經有個關於金斯伯格的段子。說是1993年，當她被提名進入最高法院時，有人給她發了份傳真，上面特意講說，她法學院班裡的男同學們以bitch來稱呼她。
然而，金斯伯格不氣不惱，淡定迴應道：“被人叫悍婦，總好過膽小鬼。”（Better bitch than mouse）。
身高只有一米五幾，一生都不愛多言。只因為她深知，女性權益，從不是輕易得到的，而是透過一代代女性的紮實付出和爭取，艱難地獲得的。
幾十年來，她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不斷清除女性獨立路上的絆腳石，並且從來不在外界的打擊面前表露出分毫的慌亂跟退卻。
就像媽媽當初反覆教導她的一樣。
未來的歷史舞臺上，到底還會不會有像她這樣睿智的鬥士，誰也不清楚，但她已經可算得上“前無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