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治九年，發生了兩江總督、封疆大吏馬新貽被刺的要案，真是朝野震驚，舉國傾注。事情發生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馬新貽校場閱兵完畢，返回督署的路上，為刺客張汶祥所殺。刺客並不逃走，高喊：“刺客是我張汶祥!”讓那班怕死的衛士捉拿。這個案子發生後，清廷十分驚恐，知道此案涉及封疆大臣的內幕褻聞，於臉面上大不光彩。因此，只能掩蓋矛盾，粉飾門面。慈禧太后為了維繫她搖搖欲墜的統治，親自出面處理此案。把正在天津處理教案的大員曾國藩，調來審理這個案件。又在曾國藩出發前夕，召見了他，面授機宜，說“馬新貽辦事很好”，為此案定了調子。這還不放心，一週之內，又連連派出大員參與審案。刑部尚書鄭敦謹，也奉旨與曾國藩同審。經過一番緊鑼密鼓，終於為張文祥定了一個“漏網發逆”和“復通海盜”的罪名，將張汶祥處決，剜了張汶祥的心，去祭奠這位馬新貽，又厚厚地予以撫卹。一句話，馬新貽是一個好官，張汶祥是一個發逆。然而，事情的真象總是難以隱瞞的，紙包不住火。大量的野史、筆記、小說、戲曲，卻不顧官方史家的曲筆，將馬新貽被刺原委，一一公諸於眾。原來，馬新貽之所以官運亨通，靠的是假報軍功，又結納權貴才得來的。他在所謂的“剿匪”戰鬥中，原本是一個敗軍之將。被俘以後，又沒有骨氣，與“匪首”義結金蘭，成了拜把兄弟。再由他的把兄弟導演一幕馬新貽收復失地的鬧劇，欺瞞了朝廷，以至爬上封疆大吏的寶座。飛黃騰達以後，那些拜把兄弟原以為可以攀附於他，千里迢迢來投靠。馬新貽奸佔了拜把兄弟的妻室，又誘殺了拜把兄弟。張文祥因偶然的原因逃脫他的魔掌，才弄出這一出刺馬的大案來。由此可見，清廷所依重的大臣，漁色負友，形同禽獸。凡此種種，正是清廷官場腐敗的縮影，無怪慈禧太后煞費苦心，一定要把真象掩蓋起來。此事轟動朝野，慈禧太后驚問：“這事豈不甚奇?”曾國藩誠惶誠恐地回答：“這事很奇。” 更奇的是，案犯張汶祥供詞閃爍，主審大員奏案含糊，期間雖有曾國藩、鄭敦謹等朝廷大員複審，卻始終未得真相，次年十月，張汶祥被剖腹挖心，祭奠馬靈。由於“刺馬案”一拖半年之久不能結案，難免傳聞四起，使此案更加撲朔迷離，後人將“刺馬案”與“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名伶楊月樓案” “太原案”並稱為“清末四大奇案”。

張汶祥為何“刺馬”?清廷給出的答案是“聽受海盜指使並挾私怨行刺”，“實無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謀之人”。民間則眾說紛紜，更有甚者，早在“刺馬”尚未結案時，上海就演出了“刺馬戲”。對此，當時官場老謀之士及近現代學者卻皆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刺馬”更像是一個政治事件——功德均微的馬新貽居然做上兩江總督與曾國藩平起平坐，聖恩何以如此眷顧?“刺馬案”剛發生便有傳言揭馬新貽曾遭賊俘、品行不端，難道早有預謀?據查張汶祥本是湘軍，而馬新貽上任後曾嚴厲懲治湘軍遊勇，案發後清廷又派“湘軍老祖”曾國藩主審，這其中有何奧妙呢?按照民間傳言和演義版本，張汶祥刺馬的根本緣由，是因為馬新貽漁色負友，張汶祥是為友復仇。至於故事詳情，最早的版本為馬新貽曾與竇一虎、張汶祥結為把兄弟，始誘降，繼出爾反爾，賣友求榮，殺了竇一虎並霸佔其老婆。張汶祥發誓復仇，終遂其願。值得注意的是，在《清稗類鈔》中，老二竇一虎則名曹二虎。有趣的是，在後世諸多版本當中，雖然故事大同小異，但“妻遭馬佔”的這個綠帽倒黴蛋不斷更名，比如京劇有一個版本叫陳金威，另一個版本則是張汶祥自己。平江不肖生武俠名作《江湖奇俠傳》中喚鄭時，張徹的電影版名為黃縱，電視版則叫關雲寶。之所以列出上述舉證，並非無聊，而是想借“綠帽倒黴蛋”姓名的變遷說明“刺馬”歷經多年多人演義改編，文學意義早已遠勝歷史價值。《刺馬》的故事在民間流傳已久，各個版本層出不窮，撲朔迷離。但事實上，這個故事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不是因為這個故事所傳達出的正義或兄弟俠義上的問題，也不是叔嫂通姦之類吸引人們眼球的花邊內容，而是在於這個案子背後所隱藏著更大的政治軍事秘密，據清代史料記載,太平天國十年,洪秀全聚斂無數錢財。而曾國藩攻陷天京後收繳了全部金銀,但所上繳朝廷的數額卻非常之少，便有傳言曾國藩有野心,於是慈僖太后先把曾國藩調離江寧,接著召見過馬新貽,升其為兩江總督，之後馬便在其密旨的授權下開始了對湘軍的財政調查。就在馬新貽即將把太平天國財富去向弄清楚的時候,"刺馬"案突然發生。

馬新貽遇刺身亡，可以肯定是湘系軍閥導演了這起大案，不過幕後真兇究竟是曾國藩還是黃翼升，無從考證了。但是刺馬案的發生卻加劇了割據東南的湘系軍閥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使得西太后加快了對湘軍裁減和對湘系軍閥的打壓力度，導致了一個近代史上一個災難性的後果，那就是讓依靠著湘軍的兵力和財力建立和維持的東南海防日益廢弛。正是由於東南海防的倒退，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起，英、法、美、日等列強在這一地區挑釁日益劇增，1874年，日本侵略中國的臺灣及其附屬國琉球，並勒索清政府鉅額“贖臺費”，1881年法國又在東南沿海挑起了中法戰爭。由於東南海防的嚴重倒退和湘軍裁員導致東南地區國防力量的薄弱，清政府無法抵擋列強的侵略，只好與之簽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以割地賠款和出賣國家主權來維護中國東南沿海的“安寧”，這樣一來，不僅不能維護國內的和平與安寧，反而讓列強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瓜分中國的狂潮，終究讓中國陷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以至清廷洋務派重臣李鴻章晚年曾對心腹幕僚說道：“若非馬案，則裁(湘)兵日緊，終致海防日廢，列強日盛，戰禍不斷，則國運日衰也。”(白話文：如果不是刺馬案，使得中央政府對湘軍的裁撤和打擊越來越厲害，終於導致了海防的日益廢弛，而列強的氣焰日益囂張，戰爭不斷國家便日漸衰弱。)

這是迄今最靠譜的版本。李小龍去《刺馬》劇組探班

道光末年，捻亂方作，江蘇安徽一帶地方不靖，地方官多在刑名、錢穀以外，特聘一位“司捻事”的幕友以為輔佐。馬新貽恰於此時署合肥縣令，也跟風請了位“捻事”幕友，這人便是張文祥。賓主相處甚歡，兩家女眷也時相過從，只是，新貽忙裡偷閒，竟與張妻有了私情。此時，文祥盡心公事，懵焉未覺。幾年後，二人分道揚鑣：新貽戰敗軍潰，革職回籍；文祥沒了依靠，投身捻軍。

咸豐末年，新貽經翁同書薦拔，從頭再來，竟鹹魚翻生，於同治三年升任了浙江巡撫。文祥亦已自“賊”中脫身，聽得老東家作了大官，便來杭州投靠。或許考慮到文祥有一段不光彩的經歷，新貽對他甚為冷淡，“不以禮接”；但是，他對文祥的老婆卻不能忘情，只問“眷同來否”？張眷抵杭後，新貽找了個“王婆”，勸說張妻：捱苦受窮沒意思，不若從了馬大官人；張妻動心，乃逃入馬府做了姨太太。

老婆失蹤，文祥到縣裡告官，這縣令早得了巡撫指示，說他一貫“招搖”，咎由自取，此案本官不予受理。數月後某日，文祥聞得風聲，說逃妻在某處露面，他急忙趕去，找到了老婆。帶回家訊問，老婆說前次是迷路走失，他半信半疑。孰料不過月餘，老婆又跑了——此係新貽派人接姨太太“回家”——文祥經人指點，這才知道老婆死心塌地從了姦夫，這姦夫還不是別人，而是老東家。遭此人倫鉅變，文祥萬念俱灰，殺心頓起。

依《大清律》，本夫殺死姦夫姦婦是不論罪的，但是，有個前提：捉姦在床（所謂“奸所”）才能殺；若在別的時候殺，都將據情定罪——除非姦夫“供認不諱”。

目今情形，文祥不可能跑到“奸所”——巡撫家後院的某張床——去將老婆和新貽“登時殺死”；他只能隨機應變，分次分批將奸人殺掉。於是，他整日在巡撫官邸外偵查，不久，逮著他老婆外出購物，“手刃之”。只是，要殺姦夫就沒這麼容易了；巡撫出外，例有護衛，閒雜人等實難近身。直到兩年後，文祥才把握住機會，在南京殺掉了姦夫。

照當時法律術語，刺馬案應闡述為：

“本夫”（文祥）在“奸所”以外地方，將“不拒捕姦夫”（來不及抵抗的新貽）殺死。

1870年8月22日，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次日身亡。刺客從容就縛，供稱系河南汝陽人，名張文祥。　　

現任總督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刺身亡，清朝開國以來尚是首例，朝廷馬上命江寧將軍魁玉與漕運總督張之萬會審，後又派刑部尚書鄭敦謹會同新任兩江總督曾國藩複審。　

　“刺馬案”之所以引人矚目，首先因為遇刺人馬新貽地位顯赫特殊。馬官居兩江總督兼管南洋通商事物及兩淮鹽務，統管今天江蘇、江西、安徽三省富庶之地的軍政大權，是晚清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其次是人們懷疑這個案子背後隱藏著更大的秘密，據清代史料記載，太平天國建都江寧，洪秀全聚斂錢財無數，而曾國藩陷城後卻一把火燒了天王府，致使鉅額財富下落不明，對此朝野頗有傳言。於是清廷先將曾國藩調離，隨即升任與湘系並無瓜葛的馬新貽為兩江總督，啟用馬新貽被時人看作是朝廷用來制衡曾國藩的一枚棋子，當時盛傳馬受朝廷密旨開始對湘軍展開調查。在這個敏感時刻馬新貽突然被殺，的確耐人尋味。　

　因馬新貽之死牽扯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誰也無心深究，最後以“漏網發逆，復通海盜，挾嫌洩憤，刺殺總督大員”之名草草結案。刺客雖被凌遲挖心處死，但案情並未水落石出，參加會審的馬新貽部下孫依言、袁保慶堅決不在會審文書上簽字畫押，而隨同刑部尚書鄭敦謹南下辦案的刑部官員顏士璋後來在其《南行日記》中詳細記述了赴寧審案的全部過程，據其曾孫顏牧皋介紹，日記中有“刺馬案與湘軍有關”、“刺馬案背後有大人物主使”等話，可惜此日記已經失傳。　　

“刺馬案”發生後，經過許多野史軼聞和民間戲文的渲染，馬新貽一直被當作一個背信棄義漁色負友的小人，其實歷史上真實的馬新貽並非如此。

馬新貽出身于山東菏澤一個回族官宦之家，27歲中進士，後累官至浙江巡撫、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等要職，是一個抱負遠大的知識分子。他一生未參加任何派別，與同時代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不同，馬新貽手中沒有一兵一卒，就連衛兵還是曾國藩送給他的。馬新貽後來的平步青雲與他的這種作風不無關係，特別是太平天國失敗以後，攻陷天京（今南京）的湘軍勢力如日中天，清廷正是看中馬新貽無依無傍的中立身份，才推出他出任兩江以牽制曾國藩的湘系。　　

據近年來一直從事馬新貽研究的山東菏澤學者高尚舉介紹：“馬新貽為人很正直，十分清廉。清末太平天國戰亂之後，浙江一帶土地荒廢，民不聊生，身為浙江巡撫的他帶領百姓開荒耕地，減免賦稅，還組織百姓興修水利，修築海塘。”另據史書記載：“東南三大政，曰漕，曰鹽，曰河。”漕運、鹽政和河工是江、浙一帶的核心事務，馬新貽在擔任浙江巡撫和兩江總督期間，主持完成浙江的減漕運動，最終確立了兩淮鹽法規制並積極投身河工，皆獲時人好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至於一些小說戲曲中所說的馬新貽“漁色負友”，馬氏後人並不認同，馬新貽的六世孫馬福建稱，馬新貽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封疆大吏卻沒有三妻四妾，絕對稱得上是個用情專一的好男人。馬福建還向媒體透露：“當年，馬新貽的妻子知道馬新貽遇刺身亡之後立即自殺。這件事情有史書記載，原文寫的是‘墜金’自盡。你想，如果馬新貽是個好色之徒，他老婆會這樣嗎？”這也可算作一家之言。

由於《清史稿·馬新貽傳》等正史中對馬新貽遇刺的原因記載過於簡單且語焉不詳，所以民間對此事眾說紛紜，大體上有以下說法。　　

一、為結拜兄弟所殺說

當年馬新貽在安徽協辦團練圍剿捻軍時被擒，俘虜他的就是刺馬案中的主角張文祥。張文祥有意歸順朝廷，與馬新貽義結金蘭後投靠馬部，但馬後來卻薄待張文祥等人，並將結義兄弟曹二虎之妻誘姦，又借通匪之名將曹二虎殺掉。張文祥知道這件事後說：“此仇必報。”於是就有了上面那一幕，電影《投名狀》採用的即是此說。　　

二、為湘軍所殺說

富庶的兩江地區一直是湘軍、淮軍的勢力範圍，而且湘軍在剿滅太平天國戰爭中收復了江寧，但朝廷卻讓馬新貽出任兩江總督。此舉讓湘軍將領大為惱火，必欲除之而後快。這是一個流傳較廣的說法，但卻缺乏相關史料為證。　　

三、為仇家所殺說

民間傳說馬曾多次與人結怨，因此招來殺身之禍，但此說也缺乏證據支撐。

　　　　　　　　　　

慈禧不知趣，人家曾國藩己自裁湘軍，還步步緊逼派個外來兩江總督，想暗訪一下天國庫銀。結果，老曾或九弟，來個黑社會火拼……。一看湘勇人心還能收攏，惹不得，二看老曾並無真正謀反之心，算了吧……

清朝末年有個鐵匠叫李小二，經過刻苦鑽研掌握了唐朝斬馬刀的打製方法。成功之後拿著刀找一個馬去試刀，馬太高了他砍不著，只能用刀刺。正刺馬的時候讓馬主人發現了，送到了官府。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刺馬案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兩江總督馬新貽在兩江總督府門前，眾目睽睽之下被刺客張汶祥行刺身亡。馬新貽被刺殺後朝廷還沒有進行案件審理，立即有“刺馬案”戲文上演譏諷馬新貽是漁色好友妻子才被殺；當時正值鄉試，安徽學政殷兆鏞出試題也暗含譏諷馬新貽的意思；湘軍將領更是迫不及待的給刺客張汶詳立碑頌揚其忠義無雙等等。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刺馬案是一件有計劃、有組織的政治謀殺事件。

1851年到1864年的太平天國起義沉重的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漢人武裝趁機崛起，成為清王朝東南地區的軍事支柱。1864年8月太平天國首都天京被湘軍攻陷後的兩則訊息更是讓慈禧太后寢食難安：1、太平天國實行聖庫制度，洪秀全聚斂無數錢財，但天京被湘軍攻陷後這些財富竟全無蹤影，有傳言被湘軍私自瓜分；2、湘軍中有人慫恿曾國藩擁兵自重，甚至於造反坐天下。

同治七年慈禧太后手段齊出終於將湘軍領袖曾國藩調離江寧，讓精明強幹的馬新貽升任兩江總督主持裁撤湘軍和調查財寶去向。馬新貽上任後就嚴厲懲治湘軍遊勇，對於為禍地方散兵遊勇立即就地正法，兩江治安為之一清。經過兩年努力就在馬新貽即將把太平天國財富去向弄清楚的時候,“刺馬”案突然發生。

兩江總督被殺朝野震驚，慈禧先派江寧將軍魁玉、藩臺梅啟照、漕運總督張之萬審訊竟然什麼都沒審出來；後又加派以忠直剛強著稱的刑部尚書鄭敦謹為欽差大臣主審此案，面對強大的壓力鄭敦謹也不得不屈服，最終按張汶祥因私仇殺馬新貽結案。之後鄭敦謹良心過不去，自行棄官回鄉，終生不再為官。

最終面對實力雄厚、兵強馬壯、坐鎮東南的湘軍勢力，清廷不得不接受了“刺馬案”的判決結果，將曾國藩調回江寧坐鎮。從此兩江總督寶座成了湘軍的禁臠，再也無人敢於染指。

從性格來說曾國藩應該不是“刺馬案”的幕後主使，反而是湘軍總督曾國荃非常有嫌疑，但在事後曾國藩很明白殺馬新貽的是誰。只不過“刺馬案”關係到曾氏家族和湘軍集團的利益，要是真相拆穿必定天下震動、殺的人頭滾滾，曾國藩也不得不幫助遮掩。

刺馬案一點都不離奇，只是因為遇上曾國藩的湘軍勢力做大的情況，就變成陰謀家的集聚地。

平民張文祥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無非就是這樣幾個原因：

1，因為私仇報復，馬新貽確實做過鎮壓民變起義的事情，遭到殘餘分子的報復，實屬正常。

2，小人物的無力反抗。張文祥也許是生活沒有希望，想要辦件大事來揚名立萬轟轟烈烈。

3，受到大人物的指使，借殺馬新貽打擊敵對勢力。

相比之下，第三種猜測更容易被作為謠言傳播，而在謠言的受害者，必須用“桃色事件”進行掩護，於是有了馬新貽和張文祥朋友妻不客氣的故事。

重點分析一下，不難發現，刺馬案背後是複雜的中央和地方博弈。

第一種猜測是，刺馬案的主使者是曾國藩集團。理由是：

曾國藩和曾國筌攻入南京城，沒有發現預想中的“天國聖庫”，慈禧懷疑瞞報，派馬新貽調查，曾國藩害怕事情敗露，刺殺馬新貽掩蓋真相。

第二種猜測是，刺馬案的主使者是慈禧自己。理由是：

慈禧派馬新貽調查太平天國寶藏，本來就有兩手準備。如果調查出來，趁機挾制曾國藩，逼他吐出來；如果調查不出來，就派人暗殺馬新貽，讓曾國藩百口莫辯，背上千古罵名！

1913年的上海車站，宋教仁被刺殺，袁世凱和孫中山都有嫌疑，這道理是一樣的。

對於曾國藩來說，馬新貽在湘軍勢力範圍被殺，這就是黃泥巴掉褲襠不是屎也是屎了！

其實大題小做了，刺馬的真相張文祥已經供認了，只是現在很多人喜歡炒作陰謀論。

張文祥交代的動機有三點:一、他的老婆和錢財被人霸佔了，找時任浙江巡撫的馬新怡攔轎喊冤，馬新怡沒有受理，他只好去寧波府告狀，雖然妻子要回來了，但是錢財沒有要回來，他氣急之下，逼死了他妻子，後來又後悔了，他就認為馬新怡應該對此負責。

二、張文祥的很多海盜朋友被馬新怡殺了他，在其他人的鼓動下他決定新仇舊仇一起報。

三、他私自開“小押”，被馬新怡禁止，絕了他生路加深了他對馬新怡的憤怒，於是他決定刺殺馬新怡，他一路從浙江追到了江蘇，最後將馬新怡刺死。

一百多年前的事了，我們不要妄猜了，都成奇案了，我們怕是猜不透了。張文祥的供詞還在臺北故宮博物館儲存著，官方已經定奪了。

“刺馬案”是晚清的四大奇案之一，要了解此案必要了解此案發生背景。

此案被害人馬新貽是山東菏澤人，回族，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進士，歷任知縣、知府、按察使（俗稱臬臺）、布政使（俗稱藩臺）、巡撫（俗稱撫臺）。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閩浙總督（俗稱制臺、制軍）。同治七（1868年）年，改任兩江總督，節制安徽、江蘇、江西三省軍政事務，併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在督府側門被一名為張汶祥者以利刃刺入右脅，次日隕命。

刺客張汶祥，據供述時年46歲，河南汝陽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南下寧波做販賣氈帽等生意，還當過四年太平軍，做過侍王李侍賢的裨將。並救過一個叫時金彪的清軍俘虜，後來看到太平軍大勢已去，便與時金彪出逃，回寧波與南田海盜團伙往來密切。

從馬的簡歷可以看出，馬是文官出身，但從官階上升來看堪稱能吏。他接任兩江總督前，其前任是湘軍統帥曾國藩。

據馬新貽的後人所言，馬受慈禧太后密旨，負有密查太平天國金銀財寶下落的重任。太平天國在南方十餘年，積累的金銀財寶大部分囤積於天京。湘軍攻破天京後這些金銀財寶被湘軍搶掠一空。清廷令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查報太平天國財寶時曾國藩以破天京時，天王府被大火燒得片瓦無存，並沒有留下什麼財寶搪塞。但太平天國覆亡之後據傳金銀財寶悉數被湘軍瓜分，其中尤以曾國藩之弟曾國荃為最，而湘軍為掩蓋所得焚燒天王府之傳言朝野盡知，自然激怒朝廷，但此時湘軍正盛，立功將領基本把持東南富庶之地。當年咸豐帝遺言：克金陵者王。但清廷僅封曾國藩為候，甚至有傳聞諸將慫恿曾國藩稱帝，更是輿情洶洶。

馬新貽一資深官僚自然深知此任關係重大，馬在進京陛見後匆匆離京回鄉祭祖。而馬新貽離京回鄉時，清廷尚未發出其改任兩江總督的上諭，但馬新貽顯然已經知道他要改任兩江總督的資訊。馬新貽的後人說，馬新貽回鄉祭祖完畢啟程前將其兩位兄長找到一起反覆叮囑：“我此行吉凶難料，萬一有不測，你們萬萬不得赴京告狀，忍氣吞聲，方可自保。”兩兄聞言驚恐萬狀。

馬新貽上任後查案肯定是秘密行為，但無論查案真假絕對是會讓湘軍集團上層將領特別是曾氏兄弟恐慌。

馬遇刺後慈禧太后驚問：“這事豈不甚奇”。曾國藩則誠惶誠恐地回答：“這事很奇。”

此案最後以“海盜挾仇報復”的結案。

但馬親信孫衣言為其撰寫《神道碑銘》：“…..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結，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奮其愚憨為公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

此文又引起輿論大譁，其實連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隱情。也明白是湘軍的陰謀，但她也不能為了一個死去的人，激起變故。

傳言張汶祥刺殺馬新貽的根本原因是因為馬新貽漁色負友，張汶祥為友復仇。甚至很快編出了戲文，連《清稗類鈔》裡也傳是“桃色案件”。

實則這都是障人耳目之舉。從整個事件的過程分析，曾國藩弟弟曾國荃極有可能是“張汶祥刺殺馬新貽案”的幕後主使，但曾國藩顯然也明白內情。

李鴻章也說過：“若七年秋不妄更動，或谷山（馬新貽的字）僻在海濱，竟免斯厄。”

剿滅太平天國後，湘軍除了搶劫所得，朝廷封王承諾不提。又要追查太平天國財產，極大惹怒了湘軍中一些人物。而湘軍招募之初，為了對付太平軍一些劇盜也被接納。曾國藩也對湘軍的為非作歹很清楚：“餘設立水師，不能為長江除害，乃反為長江生害。”

清廷在太平天國消滅後施行裁勇，幾萬湘軍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低階將領，這些湘軍官兵大多並未回湘，而在社會上游蕩，湘軍中本來魚龍混雜，“哥老會”盛行，裁下後的部分人員就變成了地方上的黑勢力，與湘軍、官府勾結，無惡不作。馬任兩江總督後用袁保慶為營務處總辦，遇到此類人員即行正法，又得罪了不少人。因而散兵遊勇和黑勢力對他恨之入骨。

曾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的郭柏蔭對其孫郭公鐸說：“張汶祥行刺有幕後慫恿者，應是這一類人物，最初有意製造流言的，也是他們。”

高拜右在《刺馬案與湘軍》中說：“刺馬案，終清之亡，迄莫詳其真相，實則馬之死，死於湘軍之囂張氣勢。”

參與審案的顏士璋有本《南行日記》，記述了赴寧的全部過程。據他的曾孫顏牧皋說，日記中寫道：“刺馬案與湘軍有關。”“刺馬案背後有大人物主使。”

綜合來看，馬新貽是死於湘軍集團高層與底層勢力聯合謀殺。

馬新貽當時升遷的速度實在太快了，快的令江南官場瞠目結舌，1850年代初期，他還只是安徽一個縣令，到1864年太平天國覆滅前後，升為浙江巡撫，隨後慈禧太后在1868年又任命他為兩江總督，位列大清國九大總督之一，可以說，馬新貽是慈禧安插的一顆棋子，用來牽制曾國藩控制的的兩江地區，任職僅2年不到，就在1870年8月底遇刺身亡。

當時坊間流傳，慈禧派馬新貽進駐兩江地區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調查曾國藩的湘軍進入南京城後，太平天國聖庫巨大的財寶去向問題，曾國藩的湘軍吞了這筆財富，為了掩人耳目，將馬新貽殺人滅口，致使朝廷後來也就放棄了繼續調查的決心。

這固然是一個說辭，但最關鍵的還是馬新貽是太后派下來的人，而兩江這個地方，曾國藩與太平天國打了十幾年仗，在這裡的勢力盤根錯節已是尾大不掉。馬新貽那時才40多歲，資歷和威望根本搭不上兩江總督這個位置，馬新貽雖然也在湘軍裡與太平軍作戰，但畢竟不是曾國藩嫡系，這讓他在遍地曾家學生的兩江官場顯得很扎眼。

馬新貽可能太年輕了，作為空降下來的地方主官，他在兩江地區大刀闊斧搞改革，嚴重威脅了湘軍勢力的利益，最後兩江地區各方勢力聯合起來，一起拔掉了這顆釘子，而後續的情節發展，也大致有一些佐證。

馬新貽遇刺後，慈禧極為震驚，下令嚴查，但誰有能力查？除了曾國藩，別無二人，且不說曾國藩兼任了兩江總督這個位置，他奏報給太后的相關調查結論一直模模糊糊，根本敷衍了事。慈禧太后最後也無奈，太平天國之後，大清國早就風雨飄渺，勉強維持而已。慈禧最後也不予追究，刺客張汶祥凌遲處死，最後不了了之。

從此以後，大清國對於兩江等地總督轄區已經無力插手，從兩江開始，南方諸省，也越來越“獨立自主”，地方離心力加大，乃至最後“東南互保”，大清國僅僅保留了一個名頭，中央的權威一落千丈。

刺馬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其它三案分別是“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名伶楊月樓案”和“太原案”），案件的具體經過是這樣的：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公曆1870年8月22日）上午兩江總督馬新貽在校場閱兵完畢後返回督署的路上被刺客張汶祥所殺。案發後身為刺客的張汶祥並沒試圖逃跑或是反抗官差，而是直接自報家門道“刺馬者張汶祥！”

光天化日之下朝廷一品大員、封疆大吏被人公然刺死不僅在清代歷史上尚屬首次，自古以來也不多見，而刺客竟公然自報家門則又是一奇。此案很快就震動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北京紫禁城中的帝國高層人物們——他們當然知道此案必須有一個說法，否則放任這種公然刺殺朝廷大員的行為，那麼說不定哪天也會有刀子架到自己的脖子上。慈禧太后親自過問此案並指定正在天津處理教案的曾國藩審理此案，刑部尚書鄭敦謹奉旨與曾國藩同審。最終的審理結果是：張汶祥是太平軍漏網分子以刺殺馬新貽報復朝廷。次年十月張汶祥被剖腹挖心以祭奠馬新貽。

儘管朝廷對此案的審理畫上了句號，然而無論當時或是後世大多對此結果充滿懷疑，此後諸多野史、筆記、小說、戲曲不斷試圖探尋刺馬案的真相，不過迄今為止仍無法確切知曉刺馬案的真相。儘管如此對官方的審理結果大家普遍是不相信的，目前關於刺馬案幕後的隱情主要有兩種說法：

其一馬新貽早年靠著假報軍功、結交權貴而官運亨通，然而真打起仗來卻是屢戰屢敗。在一次剿匪過程中馬新貽被俘，結果他憑藉三寸不爛之舌向匪首許以榮華富貴並與之結拜為兄弟，再由他這幫結義兄弟們配合自編自導自演了一出收復失地的假戲，馬新貽因此被朝廷升官。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他的結拜弟兄們很自然地找到他商談接受朝廷招安的具體事宜並向他索要官爵、財物，誰料馬新貽翻臉不認人——等這幫結義兄弟以來就將其一網打盡，對朝廷方面聲稱這是自己剿匪之功。然而馬新貽百密一疏竟使張汶祥成為漏網之魚，這才鬧出這樁刺馬案來。倘若此種說法屬實就意味著：慈禧太后一手提拔起來的兩江總督是一個謊報軍情、賣友求榮的無恥小人，顯然如果此說法屬實，朝廷是不敢承認的。

其二在剿滅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以湘軍、淮軍為首的地方勢力做大，這些地方勢力無力也無心推翻清政府的統治，然而也不希望朝廷過分干預自己轄區的事務。曾國藩的湘軍在攻破太平天國的天京城（今南京）後曾對太平軍積攢在天京城的財物進行過搜刮，這時他們已將江浙地區視為自己的地盤——在他們看來這是合情合理的，畢竟他們為收復天京流過血。他們這麼想，可朝廷想的卻是如何加強對地方勢力的管束，於是朝廷方面空降了馬新貽這個非湘軍系統的人出任兩江總督。不能否認這的確暗含有約束湘軍的意圖在其中，這自然引起了湘軍對馬新貽的仇視。如果此說法屬實，那麼朝廷也只能選擇掩蓋真相——這是因為清末地方勢力和朝廷之間的博弈是一種彼此試探的博弈，雙方都在試探對方的底線在哪兒，而不會撕破臉。畢竟此時地方勢力無力推翻清政府，但他們的勢力聯合在一起朝廷也無法以武力鎮壓，那就只能彼此妥協。如果馬新貽確係湘軍所殺，那麼朝廷也就明白湘軍是不會接受一個非湘軍系統出身的人出任兩江總督一職，而不會和湘軍爆發正面衝突。

這個還真知道。前幾天一直在看大刺客（tvb的），就是說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刺客。其中有一個單元就是刺馬。後來特地去查了下相關資料。話說當年楊乃武與小白菜、名伶楊月樓冤案、太原奇案、張汶祥刺馬案，統稱為清末四大奇案。而刺馬案則為四大奇案之首。

話說同治年間，發生了兩江總督、封疆大吏馬新貽被刺殺的要案。當年馬新貽校場閱兵完畢，返回督署的路上，為刺客張汶祥所殺。但是刺客並不逃走，高喊：“刺客是我張汶祥！”任由官兵捉拿。

根據電視劇和歷史記載（當然是野史），一說馬新貽當年被朝廷派去剿匪，但是屢戰屢敗，最後更是被擒。後來馬新貽和張汶祥等人結拜。表面是安於山寨生活，但是馬新貽一直想回去做官。於是就勸降大寨主（相當於招安）。還有一種說法就是馬新貽本身就是山賊，被朝廷擒獲以後，朝廷派其去招安。反正最後的結果就是馬新貽及山賊最後都進入朝廷編制，並結拜兄弟。最後由於馬新貽出賣結拜兄弟，姦汙嫂子（有的說是通姦，這個也說不清了）。當然，由於策略失誤，使得張汶祥逃脫，導致最後馬新貽被刺殺身亡。當然，說起刺馬案，就不得不說一個人，曾國藩。關於馬新貽另一種說法，就是曾國藩派人暗殺。原因有幾個，第一，當時的馬新貽可謂如日中天，曾國藩已經垂垂老矣，馬新貽基本可以和曾國藩平起平坐了。第二，刺客是來自曾國藩的湘軍。第三，馬新貽當年曾對湘軍軍紀嚴格整頓。第四，刺馬案的主審是曾國藩。第五，據說當年太平天國由湘軍負責抄家滅族。傳說曾國藩中飽私囊，假公濟私。馬新貽受慈禧太后指派，去暗查此事，並且已經有了一定的線索。所以曾國藩自然是重大懷疑物件。

因此，綜上所述，刺馬案的原因就是，一個結拜兄弟內訌，一個曾國藩指使。

清末奇案之一刺馬案（張汶祥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的歷史事件）撲朔迷離、迷霧重重，當時最後的結案也十分倉促敷衍。

時任刑部尚書的鄭敦謹是曾國藩的同鄉前輩（長沙人，道光十五年進士）受命擔任欽差大臣前往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會鞫（共同審問犯人），最後迫於形勢只好認可當初江寧將軍魁玉、漕運總督張之萬的會審定罪結果（言汶祥為洪秀全餘黨，其戕新貽，別無主謀者），之後，鄭敦謹還京途中至清江浦（今江蘇省淮安市），上疏藉口自己生病請求免去官職，鄭敦謹此舉，是外憤迫於壓力，內慚職業操守，僅從這個角度，刺馬案的背景可以思過半矣。

（電影《投名狀》中的龐青雲，原型即馬新貽）

把刺馬案指向湘軍所為沒有確鑿的證據，更沒有證據顯示是曾國藩授意。

但是，犯罪學有一個理論，那就是當一個命案其兇手毫無頭緒一頭霧水的時候，這個犯罪行為的受益人，就有比較大的可能是兇手（本案兇手是張汶祥很清楚，指的是幕後主使人）。

說一個外國的故事：

托馬斯·貝克特（Saint Thomas à Becket，1118-1170）在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前，是英王亨利二世的重臣：大法官兼上議院議長，與亨利二世關係親近，是如假包換的親密戰友，甚至亨利二的王子還曾經寄養在他家裡，視他如父。但是他擔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後長期對抗王權，亨利二世有一次憤憤地說：“就沒有誰能幫我擺脫這個胡鬧的教士嗎！”（Will no-one rid me of this troublesome priest?)　，雷菲茨、休德莫維爾、威廉特拉西、理查德布里託四個騎士聽見以後，騎馬直奔坎特伯雷，把正要做晚禱的貝克特殺掉了。

（效忠英王亨利二世的騎士刺殺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貝克特）

事後，這四位“忠臣義士”向外界包括羅馬教廷宣佈，國王從來沒有向我們下達過謀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命令，這話當然是完全誠實準確的，但是，亨利二世實際上已經透過間接的方式明白無誤地表明瞭誰是自己的敵人，也清清楚楚地表明瞭這個敵人的消失是自己的願望。

在這個意義上，羅馬教廷和外界當時基本上認定亨利二世對托馬斯·貝克特的死是有責任的。

說起來亨利二世還是英夷比較粗糙的做派，曾國藩從自我的道德要求和為人修養，是不可能像亨利二世這樣明說什麼的，但是自然會有湘軍的高層或者中層主動去推測老大的真實意圖，窺探老大那些根本說不出口的隱秘慾望，然後去付諸實施——總之，大有人會揣合逢迎。

揣合逢迎也有可能是判斷錯誤，但做了也就做了，老大可能也只能預設還要幫著搽屁股。

曾國藩在刺馬案中的表現，這樣的既視感很強。

在晉董狐筆：

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某種意義上，曾國藩也有一種類似趙盾的責任，細玩其與慈禧太后關於刺馬案的對話，意味深長。

李鴻章給曾國藩的信函中說：

若七年秋不妄更動，或谷山（馬新貽字）僻在海濱，竟免斯厄。江介伏莽最多，非積威重，不足銷無形之隱慝也。

直接認為馬新貽如果不到南京來，就不會有這場禍事，而能夠消弭無形隱患的，只有威望甚高的曾國藩。其中深意也是你懂的。

另外，隨鄭敦謹一同赴江寧複審刺馬案的刑部官員顏士璋曾經寫了一本《南行日記》，據其後人說這本日記中提及“刺馬案與湘軍有關”、“刺馬案背後有大人物主使”。

當然，這個文獻沒有出現在公眾面前，只能作為參考。

（張徹執導，姜大衛、狄龍、陳觀泰、井莉等領銜主演的香港電影《刺馬》劇照）

至於馬新貽的桃色醜聞，很可能是幕後主使者造出來洗白張汶祥詆譭馬新貽的。

喬松年詩中竟然說：

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真。

認為當時上海戲園編出的《刺馬傳》全本（一作“張汶祥刺馬”）是和事實真相吻合的，喬松年曾經和馬新貽當過同僚，對其應該有所瞭解，為謠言背書的原因並不是如高陽（許晏駢）先生所說的所謂“喬松年家世富饒，雖做過大官，不脫絝褲的習氣，養尊處優，深居簡出，跟恭王是倡和的朋友，一時覓不著詩材，信口開河，不足為奇”，而是因為喬松年擔任陝西巡撫期間和湘軍系統建立起了關係。

一直以來，馬新貽主要是以所謂“漁色負友”的“壞人”形象出現在影視文學作品中，對他來說，實在有一點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