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筵制度確立於北宋，是一項專門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內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講述儒家學說，以規範皇帝的言行，期望養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聖君”。經筵制度一經確立便成為皇帝勤學好問，志為明君的象徵，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自宋以後，元、明、清三代都確立了經筵制度。

當然，作為一項重要的國家制度，經筵的發展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同時代的政治特點和文化氛圍會使經筵制度產生相應的變化。清朝時，經筵制度之所以產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變化，就是時代變更後製度變革的結果。具體說來，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專制加強和皇帝個人修養提高三方面的原因。

一、經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

作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規範自身德行，成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經筵一直都是大臣給皇帝講。至清朝時，由於經筵制度的儀式日漸繁瑣，再加上日講、午講等其他帝王教學形式的興起，經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這就為皇帝給大臣講這一變化的發生奠定了基礎。

（一）清朝時，經筵加入了繁瑣的禮儀，由“制度化”日益走向“儀式化”

在宋朝剛剛確立經筵制度時，經筵並沒有繁瑣的禮儀，只有舉辦時間、地點、次數、枝江人的相關規定，如：

“（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閣，召翰林侍讀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語》，侍講學士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續資治通鑑長編》

元豐二年（1079），宋神宗在閱讀有關經筵的《講筵式》時，指著其中的“開講、罷講申中書”一條說，說：“此非政事，何預中書？可刊去之。”可見，宋代的經筵制度只是純粹的帝王教育制度，並無太多繁文縟節，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給皇帝講課的純粹性。

至清朝時，經筵制度的儀式便十分繁瑣，嚴重影響了經筵本身所承擔的教育功能，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是對經筵中大臣給皇帝講課做了繁瑣的規定。清朝的經筵講官分滿講官和漢講官，乾隆朝的《大清會典》中，詳細記載了整個經筵的過程：清朝經筵由鴻臚寺負責，在經筵課堂的佈置、主講官的選取、座位的擺放、以及開始結束的各項禮儀都做了詳細的規定。

“鴻臚官設御案於文華殿御座前南向；設講案於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講章及進講副本左書右經各陳於案，退，記注官四人立西階下東面。滿講官暨侍班之大學士，吏部、戶部、禮部尚書、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漢講官……”——（《大清會典》）

經筵課堂中繁瑣的禮儀規範淹沒了經筵中大臣為皇帝講課這一主要內容，大大削弱了經筵的教育功能。

其次是在舉行經筵之前還要有隆重的祭告儀式。清朝十分重視在舉辦經筵之前祭祀先聖、先師。順治十四年（1657）經筵初開之時，禮部官員就奏請皇帝詣弘德殿行致祭先師孔子之禮。康熙十年（1671）的經筵亦遣官告祭先師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傳心殿建成，成為專門的經筵祭祀場所。此後，除特殊情況外，經筵開始前的祭告禮儀從未間斷，正如乾隆帝在其御製詩中所言：

“予即位後於乾隆六年御經筵日親祀傳心殿一次，以後依中祀之例每歲遣大學士致祭， 僂指已五十五年矣。”——（《清高宗御製詩》）

繁瑣的禮儀與頻繁的祭祀使原本承擔帝王教育功能的經筵成了彰顯皇帝虛心向學的“開學典禮”。清朝以後，經筵的儀式作用大於教育作用，從“制度化”走向了“儀式化”。

（二）經筵的開設次數驟減，其教育功能被其他教學形式所取代

除儀式的繁瑣外，其他帝王教學形式的興起也是削弱經筵教育功能的重要因素。宋代的經筵開設十分頻繁，《宋史·職官志》中記載為：“歲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長至日，遇隻日， 入侍邇英閣，輪官講讀。”一年之中，為了避開嚴寒酷暑，經筵分為兩個時間段開，分別是從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節，秋八月至冬至日。在固定開設經筵之餘，也有皇帝出於好學，常常增開經筵，如宋神宗在位期間，始終隔一日開經筵，風雨不易。

至明朝時，經筵的開設次數開始驟減，明代規定每月逢二開經筵，每月只講三次，寒暑還要免講。而清朝的經筵次數比明朝更少，清朝規定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各舉經筵一次，這就將經筵次數降到了一年兩次，而這一年兩次的經筵也時長會因皇帝狩獵、南巡等原因停辦，如乾隆所寫的《春仲經筵》一詩中就夾有“去歲以巡狩未舉是典”的註釋。

儘管經筵的開辦次數大為減少，但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都是重中之重。因此經筵以外的其他教學形式逐漸興起，取代了經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大致有日講、午講和進呈講義三種：

日講，就是每日講讀。相比於經筵，日講在帝王教育上有更大優勢，首先是儀式上十分簡化，只有上課時間與地點的相關規定，大大增加了講讀本身的有效時間；其次是內容豐富，經筵中以講授四書、五經為主，日講除了四書、五 經這些儒家經典著作之外，還有《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四方雜學。更重要的是在日講間歇中，日講官可以在政務上給皇帝提出參考意見。因此，日講不僅是給皇帝解讀典籍章句、傳授儒家義理，更是培養皇帝治國理念、鍛鍊皇帝獨立處理政務的課堂。午講，是對日講的一種補充。當日講結束以後，皇帝會進入暖閣休息，而講課的大臣則要退避等候，等皇帝傳召問答，如果皇帝還想聽課，就會從暖閣出來，讓大臣再開一講：“若不進暖閣，閣臣等即率講官再進午講。講官務將前代興亡事實直解明白。”進呈講義則是一種最簡單的教學形式。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講， 將翰林院尚未講完的《詩經》與《通鑑》的講章交於張英並呈進內廷。這是清代進呈講義最早的記錄。進呈講義在清代存在的時間較長，在乾隆、嘉慶、咸豐三朝都有實行，這主要是因為日講並未制度化，皇帝可以隨心所欲的選擇自己的受教育形式。

清朝經筵的儀式繁瑣促使皇帝更熱衷於經筵以外的其他教學形式，而儀式化的經筵也由此成為皇帝一年兩次的“開學典禮”，並無實質性的教育作用，只是一種彰顯皇帝勤學上進的形象工程。形式化的轉變使經筵的教育功能削弱，而無法承擔帝王的教育職責則是經筵從大臣教皇帝轉向皇帝教大臣的前奏。

二、清朝實行高壓的文化專制政策，使經筵中的君臣關係發生變化

在經筵中，大臣可以給皇帝講課是因為排除封建的君臣之別後，經筵大臣是皇帝的老師，在經筵中，大臣所扮演的是“師儒”的角色。起初的經筵制度賦予了經筵大臣的較大的權力，他們不僅需要向皇帝傳授儒家經典、歷代政治得失，還在諸多國家事務 上出謀獻策，正如範祖禹所言：

“人君讀書學堯舜之道，務知其大旨，必可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謂學也。 非若人臣析章句、考異同、專記誦、備應對而已。”——（《帝學》，卷3）

宋代經筵官的職責是把皇帝培養成為堯舜之君，在“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經筵官師道派頭十足，理學大家程頤甚至有“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 的言論，充分體現了經筵大臣的帝師地位。

而到清朝時，政治環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清王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 對於當時被儒家正統 學說尤其是“華夷之辨”浸染已久的中原人來說無疑是十分抗拒的。清初，反對異族統治的鬥爭風起雲湧, 對於民族精神引領者的文人則更要謹慎對待。因此，清朝統治者從消弭漢人的文化反抗出發, 自始至終都在實現軟硬兼施的文化專制政策。

“士人之心, 只能以智謀巧取, 不可以武力強奪”——（《李海生. 論順康兩朝的文化政策及其對漢族知識分子的影響》）

在以文化專制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清朝經筵中的君臣關係也發生了變化。清代的經筵官已絕非如宋代一般的“師儒”角色。在極度高漲的皇權下，滿族皇帝確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關係，士大夫的獨立人格漸趨抹殺。因此，清代的經筵官已沒有了宋代經筵官的個性，他們本身也不再追求固有的師道尊嚴。在清代經筵中，大臣向皇帝所講的內容大多是對皇帝的歌功頌德，其頌揚程度甚至連皇帝本人都覺得太過了。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講官傅達禮的經筵講義後當即傳旨：

“講章內書寫稱頌之言雖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實如秉至誠而御物，體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躋隆二帝’等語似屬太過，其易之。”——（《清聖祖實錄》）

高壓的文化專制下，清朝計程車大夫已然失去其“為帝王師”的獨立人格，經筵官再也不能以“師儒”的角色指點帝王的是非。當經筵由教化帝王變為歌頌帝王時，原本的君臣關係自然會發生轉變，經筵從由大臣主導變成由皇帝主導為皇帝給大臣講課奠定了地位基礎。可以說，皇帝給大臣講課的轉變，正是從皇帝糾正大臣歌功頌德的講義開始的。

三、皇帝的個人文化修養提高，有了教育臣下加強專制的自信

對於經筵來說，“君臣傾盡，無有所隱”，是最高境界。宋代經筵中提倡講官與皇帝之間互相探討問題，皇帝問問題，講官作解釋，內容也不限於經史典籍，而可以論及時政。宋英宗的侍講司馬光就曾對皇帝明言：

“學問非辨，無以發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疏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性。 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帝學》卷7）

到清朝時，這種君臣互辯則發生了變化，由於清朝實行高壓的文化專制政策，經筵之中大臣對皇帝的講課內容也想著歌功頌德轉變。這就導致在清朝的經筵中大臣沒有或者不會表現出真才實學，而與之相對的是清初的皇帝如康熙、雍正等都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十分出色的皇帝。這樣一來，出色自信的皇帝遇上保守奉承的大臣，自然會顯得清朝皇帝的個人文化素養超過前朝皇帝，同時也會產生教育臣下的自信。清朝經筵也就從皇帝提倡君臣互辨，變為皇帝在經筵中佔據了主講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首次表明經筵應該有“訓導臣下”的職能：

“經筵大典自大學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講之書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於治理。向來進講皆切君身，此後當兼寓訓勉 臣下之意。”——（《清聖祖實錄》）

自此，經筵制度第一次有了教導臣工的職能。而在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經筵的經筵上，康熙皇帝更是批判經筵大臣“只講虛文”沒有真才實學，並當場對大臣講解了他對《四書》“忠恕違道不遠”一節和《易經》“九五飛龍在天”一節的理解。

可見，康熙帝確實以其真才實學折服了經筵講官，皇帝個人文化修養的提高也是經筵變為皇帝為大臣講課的重要原因。

自康熙以後，經筵教導臣下的職能已成定製，清朝後代皇帝皆效法康熙。乾隆時期，經筵中更是出現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論”環節：

“經書講章講官先期撰擬進呈，屆期出班進講。先書次經敷陳畢， 群臣跪聆御論，精微廣大具載簡編，筆難磬書。”——（張廷玉·《詞林典故》）

自此，清代經筵出現了前朝絕無僅有的皇帝教育臣下的現象，經筵也從一開始的帝王教育制度成為了加強專制統治的工具。

四、結語

綜上可知，清朝經筵中所出現的皇帝教育臣下現象是清朝的獨有現象，它是教育教育功能下降后皇帝文化素養提高和國家文化專制加強共同作用的結果。承擔帝王教育功能的經筵也是經筵官表達政治主張、實現政治理想的平臺，因此，經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權的傾向。這種傾向與清朝試圖高度集中的皇權產生了矛盾。在極權主義的訴求下，經筵官理想的“周公輔成王”的帝王教育模式不堪一擊，經筵制度的衰落趨勢不可避免。

清朝經筵中出現的皇帝教育大臣現象充分體現了經筵制度與集權政治不可調和的矛盾， 最終只能淪為皇帝加強政治宣傳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