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導學術思想體系，經歷了夏商周三代的起源階段、孔子刪述六經的奠基階段、漢代陰陽五行的確立階段、宋明理學的心性儒學階段和清末民國以來的衰落復興階段。

有人認為宋明理學是“新儒學”，馮友蘭曾說漢代儒學為“新儒學”。目前最具影響力的觀點是清末民初以來的儒學為“新儒學”，其最大的特點是脫離了傳統儒學賴以存在的社會結構，而要面對著西方現代學術和佛學、子學等傳統學術思想的共同衝擊，重新挖掘建構學術思想體系。

馬一浮先生

第一代大陸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新儒家三聖：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馬一浮學問的精義是六藝統攝一切學問。梁漱溟思想受佛教影響非常大，主要著作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提出了中國、西方和印度的三文明比較說，影響非常大。

梁漱溟先生

熊十力先生

熊十力出於佛學家歐陽竟無門下，學問極富個人特色，是在對於佛教唯識學的發揮和批判中逐步建構自己的儒學體系的。熊十力後期的體用觀和宇宙論體大思精，是非常重要的學術遺產。熊十力門下人才濟濟，開出了港臺新儒家和海外新儒家一脈，師承淵源清晰，自稱是現代儒學的“靈根再植”、“一陽來複”。

牟宗三先生

徐復觀先生

唐君毅先生

港臺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是熊十力的三位學生：牟宗三、徐復觀和唐君毅。三人繼承了熊氏用西方哲學開闢發展心性儒學的路徑，盡力開出儒學的心性價值。牟宗三推崇康德哲學，唐君毅推崇黑格爾哲學，而徐復觀的主要貢獻則在學術思想史。三人曾和張君勱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推崇心性儒學，影響非常大。此外還有方東美、錢穆，皆治學廣博，影響深遠。

牟宗三先生弟子李明輝先生

當代最重要也是最傑出的海外新儒家杜維明先生

港臺新儒學除了培育第二代人物劉述先等人以外，還在海外發展出了海外新儒學，主要代表人物是徐復觀的學生杜維明、牟宗三的學生李明輝。杜維明長期任教於哈佛大學，最早的工作是儒學經典闡釋，後來轉向東亞儒學和儒家資本主義。近年研究 “精神性人文主義”，探討以儒學心性之學彌補西方啟蒙思想的世俗性人文主義， 其態度是現代的，立場是“全球”“新軸心時代”的。

在“三聖”以外，大陸第一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還有馮友蘭、張岱年和賀麟。馮友蘭的主要工作是從哲學史開出哲學，而張岱年則偏重對哲學經典的詮釋。前者有新理學體系，後者有新唯物論。陳來在史料和研究方法上繼承張岱年，在問題意識上繼承馮友蘭，在本體論上發展熊十力，主要工作是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撰寫通貫的哲學史。賀麟的主要工作是譯介黑格爾哲學，主張“新心學”，弟子有高全喜、張祥龍等人。

大陸新儒家的崛起是九十年代以來獨樹一幟的文化現象，是在對港臺新儒家的繼承和批判中發展起來的。代表人物是蔣慶、陳明、姚中秋（秋風）、康曉光和餘東海。1995年蔣慶的《公羊學引論》和後來的《政治儒學》就是針對港臺海外新儒家的強調“內聖”也就是“心性儒學”轉而標榜公羊學，希望開出“外王”的政治儒學。

大陸新儒家還有一派“新康有為主義”，代表人物是幹春松、曾亦、唐文明等人。康有為討論的議題寬泛，論述現實完備，對政教關係、公民宗教、民主共和等都有明確的方案。康有為晚期思想尤其得到關注。新康有為主義的制度化儒學論述與港臺海外新儒家心性儒學也相區別。

參考文獻

葛兆光：《異想天開：近年來大陸新儒學的政治訴求》，《思想》（臺灣）第33期，2017年7月。

胡治洪：《近三十年中國大陸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郭齊勇主編：《儒家文化研究》（第五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

曾海龍：《從現代新儒家到大陸新儒家——以“新康有為主義”為中心的考察》，《國際儒學論叢》2017年第2期。

儒學，沒有新舊之分，儒學的傳播只不過是對於一個民族，深層次文化的挖掘發揮而已，總的來講是為了一個民族生存，生活，延續，發揚光大，是聰明的，先人，智者，聖人，指明方向的，文化，儒家，文化，沒有新舊，只看效果，哈哈。

所謂“新儒學”者，一為：弄不懂原儒學，而搞出來的“偽儒學。二為：“偽儒”與西方成功學“雜交”誕生出的“雜種”。三為：純粹的由“偽儒”透過“轉基因”製造出來的“怪物”。四為：像網際網路一樣，純粹的由西方接入，而沒有中華的毛絲根鬚，只是按上個“中國名字”。

新儒，即“偽儒”也。莊子時代就有了。莊子在《莊子》一書中，曾就此作過描寫，做過譏諷。但現世還是有了。這是中華民族的不幸。莊子若活在現在，不知他會如何痛罵這些敗類。孔子老子本人若活到現在，不知會對這些將“儒道思想“割頭換面的“異類”，給於什麼樣的痛斥。

或許，孔子會像罵子貢一樣，也罵他們為“瑚璉”——玉做的儲錢罐。老子會罵他們“善復為妖”！

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一、何為新儒學

“新儒學”，即新儒家的學說，它是與馬克思主義派、自由主義西化派並稱的中國現代三大思潮之一，是中國現代文化保守主義的主要思想代表。新儒家號稱是接著宋明理學來講的，他們所重視的是儒家的心性之學，把它看作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和開發現代科學與民主事業的根據。新儒家的學說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文化哲學，他們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本性和優越性，認為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到程、朱、陸、王之間，有著一脈相承的“道統”；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人文主義，它是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統一；儒家的心性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本原和核心；只有在對中國傳統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才談得上對西方文化吸納和會通。

二、新儒學的名稱

經相關專家考證，早在戰國末期，伴隨“儒分為八”局面的出現，”新儒學“這一名稱或概念就開始湧現，例如荀子的儒學思想，就被人稱之為”新儒學“。而後凡是對於儒家學術加以比較系統的闡述的，多被冠之於“新儒學”。

新儒家用以指宋元明時期的道學或理學，最初是馮友蘭為方便西方漢學界認知中國哲學而使用的名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臺灣與旅居美國的華人學者用新儒家（學）指稱新文化運動後旨在復興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學的思潮、流派與學者。為區別於宋明理學，後來人們一般以當代新儒學（家）指代後者。

三、新儒學的歷史

1、“董學”

係指董仲舒的學說，是董仲舒是為適應漢代一統國家的政治需要，從揉合“六藝之科”和“孔子之術”入手，而精心炮製的一種專門為政治統一作理論解釋的學說。

它適應加強一統的中央集權制的需要，編造了“天人感應”的政治理論；適應加強君權的需要，敷衍了“君權神授”的神學目的論；適應維護大一統綱常的需要，將先秦多家（不止儒家）的相關思想改造成以“三綱五常”為基礎的“忠孝”理論（人們往往認為“三綱五常”只是對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發揮，欠妥！因為至少“儒家”以外的法家韓非也提倡“忠孝”）；適應維護和延續一統國家的需要，提出抑制土地兼併，主張限田、薄斂、省役主張等等。

總之，“董學”是在對先秦“六藝之科”與“孔子之術”進行揉合，對包括陰陽、五行、儒、道、墨、法、名、雜，乃至術數和方技等家在內的諸家學說，加以雜交、嫁接、揆度、敷衍、改造的基礎上，而炮製的一套以“天人感應”、陰陽五行和“三統”（黑統、白統、赤統）迴圈等學說為其理論基礎，以“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為其核心內容的，駁雜而又系統化、理論化的思想體系。

2、理學

是指北宋時期出現的以闡發儒家經典義理為特徵的哲學思潮，以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和朱熹為其主要代表人物。其特點主要是以孔、孟學說為宗，以《周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典籍為主要依據，批判隋唐以來以空無為本體，否定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佛、道學說，同時又批判地吸收了佛道思想。他們關心社會現實，提倡所謂“道德性命”之學，並從本體論的高度，探討宇宙與人生問題。

馮友蘭先生（1895-1990年）早在其《中國哲學簡史》英文版中，就明確把宋明理學或道學稱作“新儒學”，認為新儒學的奠基人是唐代的韓愈、李翱，“宋明道學之基礎及輪廓，在唐代已由韓愈、李翱確定矣。而李之所貢獻，尤較韓為大”。但“新儒學”的真正確立卻是二程，“濂溪、康節、橫渠，雖俱為道學家中之有力分子，然宋明道學之確定成立，則當斷自程氏兄弟”

馮友蘭認為“新儒學”之“新”，就其理論來源或思想內容上說，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援佛入儒，吸收佛學抽象化、形式化的特長，發揮禪宗的一些思想，“可以說新儒家是禪宗的合乎邏輯的發展”；二是援道教入儒，“道教有一個重要成分是陰陽家的宇宙發生論。新儒家的宇宙發生論主要是與這條思想路線聯絡著”，比如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邵雍（1011－1077年）的象數學等。

馮友蘭認為“新儒學”是儒家、佛家、道家（透過禪宗）、道教諸家學說的綜合。馮友蘭的“新儒學”說經外轉內銷後，得到國內近乎一致的認同。

四、新儒學的要點

1、繼承了宋明理學的本體論

認為中國傳統哲學是“天人合德”的宇宙本體論，它把天地生生之德與人性內在地統一起來，形成了內外合用的政治思想、誠明能合的人生修養、知行合體的社會實踐哲學。這種哲學避免了西方哲學中那種本體與現象、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對立，達到了所謂“體用不二”的高度。新儒家也吸取了西方哲學中的一部分內容以充實自己的理論，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新實在論的邏輯原則、康德的“自由意志”、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等等。

2、強調本體論與方法論的統一。

他們的所謂方法首先是體驗本體的方法，其次才是認識現象的方法，而其基本原則就是以直覺為體，以理智為用，力圖既把握本體，又不忽視現象。這種方法論不僅有傳統儒學的因素，而且也包含了佛教和道家的思想。

3、在其本體論和方法論的指導下，

新儒家把世界區分為“本體世界”與“物理世界”，或“價值世界”與“事實世界”。前者是真善美和道德形上學的根據及人生價值之所在，哲學的任務就是用實踐理性的直覺體驗去把握“本體世界”或“價值世界”，而科學只能用理智分析的方法去認識物理世界的事實；哲學追求人生價值、運用價值理性，科學追求物理變化、運用工具理性；中國哲學主要是價值哲學、人生哲學，但忽略對物理的認識，沒有形成精密的邏輯；西方哲學主要是認識哲學、邏輯哲學，所以自然科學發達，但沒有真正達到對人生價值的認識。

4、中國哲學“內聖強，外王弱”

在現代條件下，“外王”就是科學與民主，因此必須由“內聖”之學開出科學與民主的“新外王”。具體方法就是透過所謂的“良知自我坎陷”，由“德性主體”轉出“知性主體”和“政治主體”，從道德開出科學與民主。

5、從儒家文化背景出發也可以進入資本主義

所謂的“儒家資本主義”就是以儒家思想指導來實現資本主義的模式，它既不同於西歐、北美的現代化道路，也不同於東歐、前蘇聯的現代化道路。“儒家資本主義”的模式，在近幾十年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已經初步取得成效，如日本、南韓、新加坡、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就是例證。

6、中國傳統文化不僅要現代化且可以世界化

西方已經進入“後現代化”階段，出現科技成果與人文價值嚴重不平衡的危機，人們在享受發達科技的同時，明顯地感到人的價值意義的失落。中國儒家思想的世界化有助於解決“後工業文明”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儒家思想在繼先秦至隋唐的第一期發展和宋明的第二期發展後，完全有可能進入“第三期發展”，“儒學的第三期發展”將可能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

五、新儒學的貢獻

當代新儒學思潮反思現代性，反思唯科學主義，重視人類與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與價值理性，其論域、問題意識與思想貢獻主要有：跳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二元對立，重新思考東亞、中華精神文明與現代化、現代性的關係問題，批評把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的看法；提出開展文明對話與建設文化中國；揭示儒學價值與現代全球倫理、環境倫理、生命倫理的內在關聯；強調儒學與現代民主具有一致性；發掘儒學的“內在超越”意涵，論證安身立命的“為己之學”具有超越意義；等等。

當代新儒學致力於發掘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之源，闡述道德理想主義，肯定道德主體性，這對於糾正當代社會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論以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是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