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伋（前483年－前402年），字子思，魯華人，孔子的嫡孫、孔子之子孔鯉的兒子。大約生於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於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歲。

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受教於孔子的高足曾參，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參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參，下啟孟子，在孔孟“道統”的傳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記·孔子世家》記子思年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而生卒年則不詳。按子思之父孔鯉，死於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當跟孔子的年代相當。子思在儒家學派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而積極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文宗至順元年（公元1330年），又被追封為“述聖公”，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受儒教祭祀。

關於子思的著述情況，司馬遷說"子思作《中庸》"，《漢書·藝文志》則著錄有《子思》二十三篇，後來佚失了。漢唐儒者如鄭玄、孔穎達等人認為《小戴禮記》中的《中庸》即為子思所作，宋儒大都肯定這一說法。程朱一派對《中庸》尤為尊崇，認為"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四書集註》)，所以朱熹將其從《禮記》中抽出，同《大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成為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對中國此後七百年時間裡的社會意識形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中庸》中的一些內容特別是用詞，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等等，明顯是在秦漢之間才可能有的，不可能是子思時代的語言。所以，正如郭沫若在《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所說的，《中庸》在傳抄的過程中已經為後人所潤色竄易是毫無疑問的。儘管如此，《中庸》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子思的，是研究子思思想的可靠資料。

中庸之道

"中庸"就是以中和為用，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最早由孔子提出。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在孔子學說體系中，"中庸"是佔有中心地位的思想方法，是孔子仁、禮思想和智慧的集中體現。子思《中庸》三十三章的中心思想也是"致中和"。"致"就是"達到、極盡"的意思，"致中和"就是"達到中和"或"極盡中和"，體現的正是以中和為用的中庸之道。《中庸》一書以"致中和"為立論關鍵，從各個方面對孔子思想進行了闡釋和發揚。

"致中和"的理論前提

子思首先從"天道"與"人性"兩個基本問題出發，為"致中和"尋找了一個理論前提。孔子說過"天生德於予"，認為道德來源於天。順著這一思路，子思進一步提出了"天命之謂性"的觀點，即人性由天命所賦予。這裡的"天"既含有自然意義，又含有倫理意義;"性"按照朱熹的解釋則指包括人和物在內的"萬物"之性。那麼天所賦予的萬物之性是什麼呢?在子思看來，就是"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樣，就把孔子所倡導的中和之德提高到了哲學本體論的高度，人、物之性就成為對"中和"本質的必然體現。由此，也就為"致中和"的主張找到了理論前提。在這個意義上，"中和"又被稱為"誠"。《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道和人性由"誠"相溝通，天道所賦予的中和之德，體現於人性即為"誠"，人能存誠儘性，則可"與天地參"，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致中和"的方法

《中庸》書影《中庸》在"天命之謂性"之後，緊接著便說:"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主要是講"致中和"的方法。"率性"也就是循性，即自覺地按照天賦的本性行事，這就是"道"。子思認為，"道"為聖人所專有，只有聖人才能自覺地循性以求。至於一般人，雖然也都有天賦的本性，但仍處在一種自在的狀態。要使這種自在的"性"發展成一種自覺的"道"，必須經過一個修道的過程，這個過程就叫做"教"。修道的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尊德性"和"道問學"。"道問學"被朱熹稱為"致知"的修養功夫，按照子思的說法就是要"知天"、"明善"。子思認為，只有能做到"誠"，充分體現天賦之誠，才能洞悉一切，所以說"誠則明矣"。對於聖人而言，他是天道或"誠"的化身，所以能"自誠明"，因而聖人"生而知之"，不待後天學習，即能"不思而得"，實行起來也毫不勉強，能"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至於一般人，則屬於"學而知之"、"利而行之"或"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這兩類，必須從"知"、"行"兩方面入手修身。從"知"的方面來看，首先應知道"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後來把處理這五方面人倫關係的原則進一步歸結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依靠仁、知、勇。其中仁為根本，知是知仁，勇是行仁。"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發揚了儒家融治學與修德於一爐的思想作風。"知"的方法有五:"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其中的前四者，即學、問、思、辨，是關於"知"這一方面的。最後的"篤行"，則是在"知"的基礎上進行實踐，從而把"知"與"行"統一起來，形成了《中庸》完整的修道、致知的理論。"尊德性"被朱熹稱為"存心"的修養功夫。實際上是要求人們信守和奉持天賦的本性，一刻也不能有所背離。特別要求人們要"慎獨"，即在獨處無人時也要謹思慎行，不能有絲毫疏忽放鬆。子思認為，君子在"不聞"、"不睹"之際也應存戒慎敬畏之心，做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只有在隱微之中，獨處之時還能唯道是從，才是真正的"尊德性"。追求這種表裡如一的道德自覺，可以說是儒家倫理學的重要特點。

子思認為，只有"尊德性"和"道問學"兩者同時兼顧，才能達到"誠身"或"致中和"的目的。而一旦做到這一點，就能對自身、國家乃至天地萬物起到神奇的作用。對於自身，可以知進退，無論"居上"還是"為下"，都能審時度勢，進退有度，絕不至於發生驕橫和悖禮的情形;對於國家，則能自覺處理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等各方面的社會關係，做到"人存政舉"，國治民安;對於天地萬物，"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最終使"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著作散見

《子思》書自秦代以來已亡失了，但《子思》中的著作散見於《闕里志》、《韓非子》、《馬總意林》、《說苑》、《文選注》、《中論》、《呂氏春秋》。《漢書·藝文志》中提到《子思》共23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子思》是由崇川馮雲■校刊的《子思》六卷，第一卷《記問》、《雜訓》、《居衛》；第二卷《巡狩》、《公儀》、《抗志》；第三卷《補遺》；第四卷《附錄》；第五卷《祠墓古蹟》；第六卷《世職》。這樣，經過校勘的《子思》在形式上依然是完整的、成系統的。

核心

《子思》為子思及其門徒所作。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戰國初期思想家，魯華人。相傳子思曾受業於孔子弟子曾子。他一度遷居衛國，又至宋國，晚年才返回魯國。子思發揮了孔子“中庸”思想並使之系統化，成為自己學說的核心。他宣傳儒家“誠”的道德觀念，並視之為世界的本原。後孟子受業於他的門人，全盤接受並進一步發揮了他的學說，從而建立了思孟學派。他一生除授徒外，致力於著述。《漢書·藝文志》中即著錄其著述23篇，相傳《禮記》中之《喪記》、《坊記》也出自他手。南宋鹹淳三年（1267）被封為“沂國公”；元至順二年（1331）被封為“沂國述聖公”；明嘉靖九年（1530）被封為“述聖”。

思想

總述

《子思》是極富思辨色彩的儒家經典，雖出自子思及其門徒之手，但後人對它有所增損，有所潤色。它與孔子的哲學思想體系一脈相承：孔子哲學的出發點，是人道即天道的思維與存在同一性，而它的本源於天道的本體論環節在《子思》中恰恰就表現為天道與人性的一體性，表現為人的中和之道。要而言之，由天道與人性的一體性到中和之道，由中和之道到“誠”的理論，由“誠”的理論到合外內之道，由合外內之道到復歸於中和之道的“天地參”，這就是子思用以闡述和發展孔子哲學思想的理論體系。《子思》的思想，我們可以分以下幾點具體闡述：

天命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子思所謂的天命，實質上是一個唯物主義的天道與其必然表現的統一。這是一個純粹的天道，就其自身的整體性來說，是老子所謂不可再加規定的“一”，而子思則聯絡它的主宰天地萬物的表現作用，而匯入一個對它的普遍界說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天命是天道的必然表現作用，這種表現作用作為規律，就是性。自天道以下的一切都在循其性而動之，而表現之，這就是道。在這裡，道與天道有相對的區別，後者指天道的主體——物質本體與其表現作用之為規律的統一，前者指天道作為這個統一性，必然循其固有的表現作用（規律）之為性而動，所以性就是它的活動之道。天道循性而動的活動之道，同時也是人、物的活動之道，人、物循性而動，亦即天道在人、物中循性而動。

天道作為“一”，不能不表現自己，由此散發而為多種規定，二者的統一便是一個性與其活動之道的統一體。天道的多種規定由此都包含其中了。

子思的這個命題，從本體論上闡明瞭性道一體的普遍性。而這個性道一體的普遍性，內部也有其不同邏輯層次上的區別與聯絡。

中和之道

對孔子說，禮作為人行大法，雖然是仁本身的具體大全，但它與行仁的具體情節相聯絡，便以“克己復禮”為尺度而轉化為一箇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乃孔門最高之道，它制約人行而指向人對人人關係、人物關係中的一切事物的正確認識和處理。但中庸之道出自人的明德之性，是明德之性作為人性的必然表現。子思從人性上闡發了這種必然表現的心理實質，把中庸之道在更深的層次上歸結為一箇中和之道。

子思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太平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是子思的中和之道。

他又提出“修道之謂教”。這裡所謂“教”，就是實現人的中和之道的根本途徑。

《中庸》影響

《中庸》的篇幅雖然不長，但在儒學發展史上的作用和影響卻不可低估。子思"致中和"的一整套理論，以"天人合一"為前提，透過倡導"尊德性"和"道問學"，極力把人與外在社會的矛盾，透過"反求諸己"，轉移為自身的"內省"和"慎獨"，為儒家的倫理學說提供了理論依據，使之更為完備、系統和富有哲理性。所以韓非子在其《顯學》中論"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子思之儒"正是其中重要的一派。可以說，子思正是以"中庸"為理論切入點，完成了對孔子學說的繼承和闡揚。子思述"聖"更為重要的意義還在於，他的人性論還開啟孟子的"心性"之說，由此形成了先秦時代的思孟學派，對"孔孟之道"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孔孟紐帶

位於山東曲阜的子思墓種種歷史資料顯示，子思與孟子之間具有師承關係。這一點，最早見於《荀子》。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批判思、孟之學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世俗之溝猶瞀儒睷睷然而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按孟子自己的說法，他"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後來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則明確地說孟子是"受業於子思門人"。因此，雖然孟子並沒有受過子思的親傳，但他卻透過子思門人而受到過子思思想的影響，在學術上與子思一脈相承，形成了戰國時代的"思孟學派"。關於思孟學派的具體情況，由於史料的缺乏，向來存在許多爭論。一般而言，思孟學派是子思和孟子之間因其共同的學術傾向而形成的一個重要學派。其特徵是注重人的內心省察修養功夫，主張"性善"、"盡心知性知天"、"誠"、"思誠"等觀點，以《中庸》和《孟子》為主要代表著作。

總之，子思在儒家學派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順元年(1330)，又被追封為"述聖公"，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

毛主席說：“孔學名高實秕糠"；但也有些人卻對“孔學”推崇備至；等等。人們對於“孔學”的這些不同的觀點，本文不予論及。本文僅從“孔學”本身的角度，略談孔伋在“孔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孔伋（前483年一一前402年），姓子，氏孔；字思，名伋；孔鯉子，孔子孫；春秋末魯華人。

《史記-孔子世家》載：“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中庸》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領域的“典籍”地位，基本上可奠定孔伋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界的“聖人”地位。

《孟子》載：子思曾被魯繆公、費惠公敬為“賢者”，尊師禮。

孔伋上承孔子，下啟孟子。自孔伋始，及孟子，儒家學派由“中庸”之上而又提倡“心性”。

孔伋著述（多佚）豐富，言論廣播。其所著《子思》二十三篇，被尊為儒家重要經典。據傳，儒家學說的主要載體“四書”、“五經”等著作，亦多有孔伋筆墨。

孔伋的思想對後世影響較大，對儒家學派思想的發展、傳承、和進一步完善成熟，具有重要的意義。

孔伋與孔子、孟子、顏子、曾子，被後世並稱“五聖”，此足見其學名至少堪與孔、孟相當（或稍遜）。

孔伋及孟子，繼承、梳理、總結了儒家學派思想精髓，並提出許多新的見解，從而形成了儒家學派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學派一一思孟學派。“思孟學派”是儒家學派的一個十分重要的“亞學派“。

孔伋在“中庸”的思想基礎上主張“心性”，其思想曾對宋代理學的一些基本觀念產生過重要影響。

宋徽宗年間，孔伋被追封“沂水侯”；元文宗至順元年（公元1330年），孔伋又被追封“述聖公”，後世尊稱“述聖”。

“述聖公”之謂“述“者，稱述古聖先王之盛德也。足見，孔伋乃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

孔伋之學名，誠或稍遜孔、孟，但其在中國古代，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學派思想發展史上承上啟下的獨特作用，卻是不可或缺。

贊曰：承上啟下，並開心智；“述聖”之名，未有枉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