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生命終結後會如何？是“死去元知萬事空”，還是存在“毅魄歸來日”？此乃千年不衰之話題。

央視版《三國演義》的片尾曲那句“擔當生前事，何懼身後評”甚為灑脫，但在古代中國的廟堂之上，真正能做到這句話的人寥寥可數。縱然是雄才大略的曹操，生前一再標榜“吾為周文王”，也想不到自己死後偏偏做了“武皇帝”。那些馳騁風雲的名臣驍將，對於自己身後評價也會既擔心又憂懼。給了不適當諡號，死也不能瞑目。遠的不說，三國時代就有這麼個人，他叫賈充。

《司馬昭命賈充、成濟殺魏主曹髦》，19世紀初，葛飾北齋，日本浮世繪

賈充的首個“高光時刻”發生在甘露五年（260），魏帝曹髦對於司馬昭專權忍無可忍，集合宮中衛兵準備討伐司馬昭。衝突發生後，擔任中護軍但忠於司馬家的賈充率兵攔截。曹髦親自揮劍上陣，眾人皆為其皇帝身份所威懾，眼看就要潰散。賈充見勢不妙，連忙教唆跟隨自己的太子舍人成濟動手把魏天子曹髦捅了個透心涼。這樣一來事情就鬧大了，儘管司馬昭勢大，但畢竟弒君之事非同小可，陳泰建議誅殺主謀行刺的賈充，但司馬昭力排眾議，力保賈充，只誅殺了成濟、成倅等人了事。後來，賈充一直為司馬家忠心服務，直到司馬炎以晉代魏，賈充仍是心腹寵臣。但弒君一事始終如陰影般伴隨其一生。賈充年老後，心病越來越重，地位穩固的他倒不擔心生前事，唯是憂慮死後人們對自己的評價，更確切地說是牽掛自己的諡號問題。

賈充這一生“為人巧諂，朝野惡之”，可以說壞事做絕，得罪的人多，還揹著弒君罵名。賈充死後，太常議諡，果然開始歷數其生前罪狀。博士秦秀評判賈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諡法論，“昏亂紀度日荒”，賈充應諡“荒”。這是對賈充一生的總結和評定，基本客觀。

但沒想到晉武帝司馬炎和他父親司馬昭一樣，力排眾議，丟棄“原則”，將賈充的“荒”諡駁回，更諡為“武”，畢竟賈充是西晉滅吳的掛名統帥，也算“克定禍亂”，誰讓他和司馬炎是兒女親家呢。

賜諡權爭奪戰

在幾千年歷史中，像賈充這樣對身後諡號憂慮之人比比皆是。歷代文臣武將對自己諡號為何如此看重？自西漢以來，諡號制度作為國家禮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國家層面來講，死者的諡號有對後世教化或警示之意義；對於個人而言，諡號也是對其一生作為的高度概括。

文臣武將之諡，可追溯到先秦時期。當時王室衰微，賜諡權下移到諸侯手中，故而列國也呈現不同情況。總體來說，國君獲得諡者多，大夫獲諡者少。齊、魯、蔡、齊、衛等國給諡較多，其餘諸侯國則較少，例如宋國，只有國君能有諡號，大夫則無一人獲諡。

作《春秋》的孔子認為，天子賜諡權喪失是禮崩樂壞的表現。然而，建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秦始皇根本不吃這套，索性廢除諡法。秦朝連皇帝都沒諡號，文臣武將就更別想了。不過，秦始皇的後繼者劉邦卻重用儒生，早在楚漢爭霸時期，就下令叔孫通制定了包括諡法在內的禮儀制度，試圖將先秦的一系列禮儀制度運用在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中來。建立西漢後，賜諡權又回到了皇帝手中，最初是出於籠絡王侯將相之目的，對於一批相繼過世的異姓王侯慷慨賜予諡號，如張耳諡“景”，史稱趙景王；吳芮諡“文”，是為長沙文王；留肹諡“圉”等。

在西漢制定的諡法中，儀式相當莊嚴。在對給王侯將相、文武百官諡號的規定也比先秦時期更嚴格和具體，沿襲了周代“生無爵，死無諡”的標準，有爵為侯伯者則給諡，否則無諡，例如死於漢惠帝二年（前193）的相國蕭何，因有侯爵，死後諡為文終侯。

電視劇《楚漢傳奇》中的蕭何與劉邦

另一個表現西漢賜諡更正規和嚴格的政策是，西漢政府設立了專司管理王公列侯諡法的職官——大行令（沿襲秦代典客，前144年漢景帝改名大行令），列九卿之一，掌王侯之事，但凡諸侯王薨逝，則由大行令遣使（行人）弔唁﹐並草制誄策和諡號。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大行令為大鴻臚，行人改名為大行令，其職責仍保留。

不過到了東漢殤帝之後，皇帝多為幼主，實權被宦官和外戚輪番控制，廟堂腥風血雨，社會黑暗，民不聊生。這種混亂的政治也影響了皇帝賜諡的公正性，在這一時期不僅外戚開始獲得諡號（如漢順帝時期的梁商死後諡號為“忠”），宦官也有諡號（如漢順帝時期誅殺外戚閻顯的宦官孫程諡號為“剛”），反倒是文武大臣得諡的人數遠遠低於西漢，春秋戰國時期的私諡又在東漢重新盛行。

惡諡與美諡齊飛

黃巾之亂拉開漢末三國軍閥大混戰的序幕，這一動盪時期，東漢皇帝的賜諡權再度徹底喪失，下移到崛起的各路諸侯手中。

就以作為時代主角的蜀漢、曹魏和東吳為例，給文臣武將諡號的標準和情況也不相同。蜀漢看中開國功臣，所謂“諡所以敘元勳也”，如關羽諡曰“壯繆侯”，張飛諡曰“桓侯”。曹魏則是根據官員的俸祿、等級等來作為給諡的標準（得諡者秩品之限），並廢除兩漢時期列侯無功而獲諡的陋習，這一開創性的制度也直接影響後世歷代賜諡標準。東吳政權則自成一體，給諡問題上尤為吝嗇，有記載的東吳臣子，得到追諡僅有張昭父子、陸遜父子和顧雍五人，這五個人中，張承、陸抗都是因為父親而得諡號，剩下的只有張昭、陸遜、顧雍三人，即使是在江東霸業上有汗馬之勞的周瑜、魯肅、呂蒙等名臣也沒有得到追諡。

司馬氏以晉代魏後，諡法方面在曹魏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打破先秦兩漢的爵諡傳統，無爵者亦能依功德給諡，同時確立了官員之諡不必迴避君主之諡的原則。對於官員品級，則明確將給諡資格限於三品及以上，這一標準被唐代之後的宋、元、明所沿用。到南北朝時期，南北諡法差異較大，南朝基本沿襲了魏晉之標準，較為嚴格。北朝的北魏、東魏、西魏、北周等政權一方面借鑑了漢族的諡法，但在具體實施中又較為寬鬆。根據學者王圻所著《諡法通考》統計，南朝宋、齊、梁、陳四朝，歷時224年，得諡諸臣約249人；北朝歷北魏、東魏、西魏、北齊五朝、北周，歷時160年，得諡諸臣約319人。

《晉武帝羊車遊宴》，清，《帝鑑圖說》彩繪插畫，清廷內府畫師繪

自先秦以來，諡號就分美諡和惡諡，但北魏給文臣武將們的諡號中，惡諡極少，基本都是美諡，即使是像穆崇、李憲這樣的亂臣賊子，死後也得到了“丁公”和“文靜”這樣的美諡。掌握在北朝皇帝手中的賜諡權與其說是禮法，倒不如說是拉攏臣僚的工具。

直到唐代諡法才再次被規範。自唐代開始，魏晉以來按官員品級給諡的標準發展成熟，並且制定了嚴格的程式，即“諸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同時規定官員亡故後，品級在賜諡範圍內的，由佐史錄其行狀，申報吏部考功司，考功官員根據之前的考課記錄，勘察核實其功過，最後轉送太常寺議諡。而最終太常寺會根據“大行則大名，小行則小名”的原則來為該官員議定褒貶之諡。

唐代的諡號亦有美諡和惡諡之分，但前者遠多於後者，一般來說被削官、查抄或處死的官員也不給惡諡，而是直接沒有諡號。倒是有一特例，那就是唐肅宗時期的權宦李輔林，此人本是宦官，卻因安史之亂期間勸說太子李亨稱帝，其後一路飛黃騰達，官拜為元帥府行軍司馬，手握兵權，又賜名輔國，加開府儀同三司、知內侍省事，封郕國公，權傾朝野。後扶持代宗上位，寶應元年，又被尊為尚父，拜司空兼中書令，封博陸郡王，乃唐代首個封王拜相之宦官。不過代宗此時已對其起了殺心，表面任其囂張跋扈，不久後忽然派人將其誅殺，首級也被扔到廁所中。接著代宗還給了這位唐代第一權宦一個特別的諡號——醜（怙威肆行曰醜）。

終唐一朝，或諡諸臣420人，其中被定為“醜”“縱”“厲”“靈”“剌”“謬”等惡諡的僅有12人，但已經是歷代王朝中比例較高的了。

“文正是諡之極美”

唐朝官員的諡法被宋代所沿用，官員得諡資格、定諡程式都十分明確，規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薨逝者方有資格議定諡號。具體程式是由本家錄其生平行跡到尚書省，然後移交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錄，經過考察核實後再集合省官參議，過了這層層稽核才能上表請諡。同樣，宋代延續了唐朝的駁諡之風，宋仁宗時期夏竦諡號之爭就是較為典型的一例。

夏竦是真宗朝到仁宗朝的文臣，皇祐元年（1049），進封鄭國公，皇祐三年（1051）病逝，獲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夏竦去世後，宋仁宗直接下詔賜了個高規格的諡號——文正。前文說過，唐宋官員諡號有美諡與惡諡之分，而在美諡之中，又以“文”字為美。正如唐人李棲筠所言：“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文興則忠敬存焉。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觀行，則及辭焉。”實際上是唐代以來，整個社會尚“文”之風的詮釋。此外，先秦時期的名臣季孫行父、公叔發等，西漢名臣蕭何、張良等都諡“文”，這也影響了後世諡號中“文”字地位的提升。隋唐科舉制創立，文治達到鼎盛，官員更是希望死後能諡以“文”字，引以為榮。到了宋代，整個國策重文輕武，“文”的地位進一步提升。

實際上諡號中帶“文”字的官員不計其數，尤其明清時期已成慣例，但“文正”這個諡號仍是鳳毛麟角。可以這麼說，在歷史上能得到文正諡號的人，大多都是當時文人敬仰的物件。“文正”原本為“文貞”，“文”的含義包含經緯天地、道德博聞、慈惠愛民、愍民惠禮等等；“貞”也有清白守節、大慮克就、大憲克就、不隱無屈等含義，全為褒義。文貞二字可謂文臣諡號之最。在唐代，魏徵有幸成為第一個拿到“文貞”諡號的大臣，其後陸象先、宋璟、張說等人也先後得到文貞諡號。到了北宋初年，李昉、王旦兩位名臣也享受了文貞殊榮。至宋仁宗時，為避皇帝趙禎名諱，“文貞”改為“文正”。

《改容聽講》，清，《帝鑑圖說》彩繪插畫，清廷內府畫師繪。講述宋仁宗趙禎即位之初，宰相王曾以帝新即位，當親近師儒之官，讀書勤學，以涵養聖德，於是請皇帝到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夷、直學士馮元進講《論語》

回到駁諡的話題，夏竦去世後，仁宗親自下詔賜諡“文正”，夏竦差一點就成為夏文正公。但為什麼說差一點呢，因為有人跳起來反對了，這個人很有名，就是同知太常禮院司馬光，與他一起跟皇帝唱反調的還有判尚書考功劉敞。他們認為夏竦生前劣跡斑斑，不配享有“文正”之諡號，當時司馬光十天內兩次遞上論狀，劉敞也三次上書，在他們的輪番攻勢下，仁宗終於妥協，下詔給夏竦改諡“文獻”。本以為爭議可以結束，沒想到知制誥王洙又提出異議，說“文獻”是宋太祖趙匡胤高祖父趙朓的諡號，認為“臣不當與僖祖同諡”。仁宗無可奈何，只好又將夏竦改諡“文莊”，這場諡號之爭才算塵埃落定。

司馬光像，明人繪，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也是在這次駁諡中，司馬光首次提出：“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為後世“文正”這一諡號的地位一錘定音。其實就在這次諡號之爭的一年後，名臣范仲淹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仁宗賜諡“文正”，這次不再有爭議，因而後世也稱范仲淹為范文正公。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68歲的司馬光病逝，這位對“文正”極為推崇的北宋名臣在身後也同樣得到了“文正”的美諡，其若泉下有知，也必然備感欣慰了。除了范仲淹與司馬光，在宋代獲得“文正”諡號的還有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蔡沈五人，加上之前諡“文貞”的李昉和王旦，整個宋代一共有九位文正公。

范仲淹像，明人繪，江蘇南京博物院藏

這個數字已是最高值，宋代之後，“文正”之諡一直被歷代帝王視若珍寶，非常難以獲得。相對來說，元代算是比較慷慨的，不到百年的國祚，先後賜諡“文正”6人（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賈居貞）。明代就相當嚴了，只有方孝孺、李東陽、謝遷、倪元璐、劉理順5人，其中方孝孺、倪元璐、劉理順三人還是南明弘光朝廷為當時政治需要而追諡的，方孝孺乃是為建文帝殉難忠臣的代表，而倪、劉二人則是1644年甲申之變時的殉難忠臣。清代的標準比明代放寬不少，共有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8人獲得“文正”諡號，其中以曾文正公最著名。

乾隆的“神”操作

翰林出身官員死後諡“文”在明代中後期逐漸形成慣例，並固定下來。清代不僅繼承了這一規矩，而且還將翰林出身的官員諡號帶“文”變成了一項明確規定的制度。清代文臣武將的諡號與明代一樣，定為二字，且有嚴格規範，以“文”字為第一字的諡號中，等級最高的是“文正”，其次是“文貞”，再次為“文成”，然後是“文忠”。這四個是清代文武百官最高等級的諡號。以晚清中興四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為例，他們身後分別被賜諡“文正”“文忠”和“文襄”。曾國藩的“文正”和李鴻章的“文忠”都是第一等的諡號。

左宗棠與張之洞所獲的“文襄”含金量也很高，在清代多是授予學士背景的同時又有軍功的大臣。關於“襄”字的釋義有“闢地有德”“甲冑有勞”“因事有功”。在明代，官員諡號中帶“襄”者採取“甲冑有勞”和“因事有功”兩種釋義，前者用於武官多，文官少，後者用於文官多，武官少。清代基本沿革了明代這一標準，首個獲得“文襄”諡號的人便是從明朝叛逃到後金，在清初定鼎大業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洪承疇。此外，乾隆朝平定甘肅田五之亂的福康安，嘉慶朝平定白蓮教之亂的富察·明亮，身後都賜諡“文襄”。左宗棠有平定陝甘同治回亂，收復新疆、推動新疆置省等武功，符合“甲冑有勞”。張之洞的戰功雖不及左宗棠，但其在教育、政治及工業上的貢獻，也擔得起於“因事有功”。

張之洞朝服照

清代諡法還有個特點就是喜歡對前代人物進行追諡，這個習慣也是沿革明朝而來。前文講“文正”時提過，明末清初，南明朝廷為了現實抗清的政治需要，追諡了一大批忠臣良將，包括被諡為“文正”的方孝孺、倪元璐、劉理順。有意思的是，清朝入關後，為了拉攏漢人，樹立自己的“正統”形象，也對甲申殉難的諸臣進行追諡，這就導致這一時期的許多文臣武將擁有兩個諡號，一個是南明朝廷給的，另一個是清廷給的。倪元璐被南明追諡“文正”，清廷追諡“文貞”；劉理順被南明追諡“文正”，清廷則追諡“文烈”。

曾國藩像，晚清中興四臣諡 號唯一獲得“文正”者

清朝皇帝還喜歡對古聖先賢進行追諡，例如孔子，自宋以來歷代都有追諡，現今最為人們熟知的“至聖先師”就是清代定下的。清順治二年（1645），順治帝福臨下旨，尊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順治十四年（1657）又更諡為“至聖先師”，此後再未更改。

追諡孔子尚屬常規操作，但乾隆對關羽的追諡就非常出格了。關羽於建安二十五年（220）兵敗身死後，蜀漢後主劉禪給其諡號為“壯繆侯”，武而不遂曰壯，名與實爽曰繆，前一個字肯定了關羽在領軍方面的能力，但沒有發揮出來,後一個字則是說他名不符實，大有批評關羽負有丟失荊州之責，總體來說不是什麼好諡號，甚至是惡諡。後世千年來，關羽經歷了長期的神化過程，從宋代起，開始給關羽追諡，如“義勇武安王”“壯繆義勇武安王”等。明清時期，關公崇拜達到極致，萬曆皇帝給他追諡“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封神封帝。到清代，乾隆皇帝讀史書時，對蜀漢給關羽的諡號十分不滿，他認為“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諡，並非嘉名”。

皇帝表達一下學術觀點倒也無可厚非，可要命的是乾隆一口咬定是陳壽與蜀漢有嫌，所以《三國志》中偏存私見，故意給關羽加惡諡抹黑。於是他下令“當今抄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有所志內關帝之諡，應改為忠義”。也就是說，乾隆皇帝為了符合自己想象中的關羽，不惜下令篡改史書，將關羽諡號改為“忠義侯”，這種“神”操作就與追諡有本質區別了。

《關羽擒將圖》，明，商喜，絹本設色，故宮博物院藏。自宋代起，歷代帝王就開始為關羽追諡，明清時期，關公崇拜達到鼎盛，諡號也越來越尊。清代乾隆皇帝因不滿《三國志》中記載的蜀 漢給關羽“壯繆侯”之諡號，不惜下令篡改史書， 改為“忠義侯”

清朝滅亡後，民國政府並沒有明令禁止諡號。實際上，諡號制度依舊存在，大多是由清廢帝溥儀為前清遺老賜諡。如一心復辟清室的宗社黨首領肅親王愛新覺羅·善耆，他於1922年病死，溥儀按照親王一字的標準賜諡“忠”。1923年，曾將溥儀扶上皇位12天的遺老張勳病故，溥儀賜諡“忠武”。此後數十年，溥儀一直以“皇帝”這個身份給忠於他的文臣武將賜諡，直到1945年偽滿洲國覆滅。帝制雖滅，但諡號制度卻始終沒有明確的終結時間。

軍中有一範，西夏賊子嚇破膽。

有著范文正公之稱的范仲淹，不僅是北宋時代的文學大家，更是一位治軍有方的一方偉大統帥。

在那個重文輕武、邊事不斷的趙宋王朝，范仲淹以其驍勇和幹練，贏得了宋、夏軍界的一片稱讚！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一篇代人捉刀、貶謫任上的政績述職似的《岳陽樓記》，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奠定了范文正公那高屋建瓴的憂國憂民的千古地位……

更有那“不為良相、願為亮醫”的進退自如及看淡榮辱的豪邁之句，最是朝野佩服……

綜上所述，像范文正公這樣的於工於私、於文於武、於國於家……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的全才多能人物，古今中外實在是少見……

所以，我認為，中國歷史上的文正公里，數范文正公成就最高！

要說這個問題，首先得說說“文正公”有什麼特別之處。

“文正公”不是一個官銜或者爵位，而是一個諡號，也可以說是古往今來文人大臣的最高諡號。文正是什麼意思呢？《周書·諡法解》中對文正的解讀第一句即是：“經緯天地曰文，內外賓服曰正”。

僅從這一句就可以看出這個諡號幾乎是對一個文臣最高的評價：才華無雙德行端正，可謂是文人楷模。也正因為此，這個諡號帝王輕易不給，若是給了，便是社稷之臣。

實際上，“文正”並不是一直是最高榮譽代表，唐代最高的諡號是“文貞”，比如魏徵；到了北宋為了避宋仁宗趙禎的名諱，這才改為以“文正”為高。因此，得到文正諡號的大臣，大多是在宋代之後，我們簡單羅列一下。

宋代：李昉、范仲淹、司馬光、王旦、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蔡沈九人；

元代：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五人；

明代：方孝孺、李東陽、謝遷、倪元璐，四人；

清代：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八人。

從歷代諡號可見，文正公都是歷朝歷代的名臣賢臣，數量極少，加在一起四朝才26個人。其中大家比較熟悉的有范仲淹，司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曾國藩等。他們所在的朝代不同歷史背景不同，所作所為也有差別，若要說誰成就最高是不能有一個決斷的。

不過這裡面最著名的兩位，范仲淹和曾國藩，也有人說只有他們兩位堪稱“文正”。那麼我們就簡單說說他們的生平成就，至於孰高孰低，大家來評判。

范仲淹的名字可能剛開蒙的孩子都聽說過，他不僅是北宋的宰相，還是有名的文學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膾炙人口，其中飽含的胸襟氣度，對家國天下的憂心，更是成為了後世無數為官為臣的座右銘。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

范仲淹出身貧寒，卻能夠潛心學習，27歲中進士，開始入朝為官。從地方官到京官，皆有建樹。他在泰州任鹽倉監時，見到海堤年久失修，便上書皇帝申請修繕海堤，更是親率部下奮鬥在修堤前線，最終鑄成新堤，百姓們交口稱讚，稱之為“范公堤”，可見民心所向。

入京為官後，范仲淹不改初心，西夏來犯邊境吃緊是更是主動要求領兵戍邊，在邊境建立了堅固的大順城，把手兵家要地，令敵人如鯁在喉。成為宰相後，范仲淹主持了慶曆新政，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雖然遭到反對而失敗，但是范仲淹不得志期間也沒有失去本心，反而寫出了千古流傳的《岳陽樓記》，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這位千古一相心中都憂君憂國憂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慧極必傷，最終，范仲淹在調往潁州的途中因憂思過重，積勞成疾，溘然長逝。

縱觀范仲淹一生，文韜武略，心繫家國，可謂純臣賢臣之首。所謂“公薨之後，獨無餘資。君國以忠，親友以義，進退安危，不易其志。立身大節，明白如是”，“文正”莫如是。

范仲淹生活在北宋比較繁盛的時候，改革以除弊，為的是國家能夠更加繁榮昌盛。而曾國藩則不同，曾國藩掌權時，清朝已經邁入末年，西方列強虎視眈眈，清代這輛破舊的馬車已經搖搖欲墜，曾國藩想做的，是脫胎換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大事。

曾國藩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

比起范仲淹天資卓絕，曾國藩少時遲鈍，在學習方面並不過人，但他勤奮努力，用自己的奮鬥彌補了先天的不足。所謂“莫問收穫，但為耕耘”，也是他年輕時步入仕途的寫照。

曾國藩在清代是三朝元老，做過文官，當過武將，建立了赫赫有名的湘軍。咸豐元年，洪秀全在廣西起事，太平天國運動以燎原之勢席捲大半個國家，此時平叛是一個難度頗高的任務。曾國藩臨危受命，和湖南巡撫張亮基開始辦理團練。曾國藩在家鄉湖南憑藉著各種人際關係，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稱之為湘勇，這就是後來湘軍的雛形。

在練兵時，曾國藩“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可見他事事躬親，敢於使用新式武器，投入了極大的心力，並且籌建了水師。

不僅是軍事，曾國藩在治國方面也有自己的思想，“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勇於提出當時清代的問題，直指核心弊端，關注民心。在經濟方面重視農業，要求“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還主持嚴懲貪官汙吏，整頓風氣，要求官員嚴於律己。他還用於學習先進技術，主持修造了第一艘輪船，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為晚清人打開了開眼看世界的大門。

《曾文正公全集》公十六卷，內容廣博

曾國藩的學生李鴻章評價他為“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同時代的另一位洋務運動先驅左宗棠說他是“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這些都是極高的評價，號文正也是名副其實。

范仲淹憂天下，曾國藩看世界，這兩位都是在政治和軍事方面有著卓越成就的官員，也都稱“文正公”。這兩位均是不世之材，孰高孰低，孰功孰過，各人有各人所愛，皆有後人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