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65年的471年中，有62年有瘟疫的記載，平均每7.6年有一次疫病流行，其中大疫27次，與戰爭有關的疫病流行16次。

魏晉南北朝時期，有65年發生瘟疫流行，平均每4.9年有1次流行，其中大疫25年，與軍事行動有關的10次。

隋唐五代時期，記錄有58次瘟疫流行，平均6.5年1次，其中大疫13次，與征戰有關11次。

兩宋時期記有疫病流行100次，平均3.19年1次，其中大疫18次，與戰爭有關的11次。

公元11-13世紀，羅馬教皇組織十字軍遠征，在此其間，由於天花在軍內流行，致使十字軍幾乎全軍覆沒。

1244年，穆斯林重新佔領了耶路撒冷。法國國王“聖者”路易十一率領兩支十字軍東征，但後來由於路易十一患上痢疾死去，這支隊伍也就解散了。第二次東征，多利勒伊之戰以後，十字軍的糧秣殆盡，同時軍中又爆發流行病，為飢餓和瘟疫所襲擊的下層民眾和一部分騎士葬身在荒野叢中。1270年七月，十字軍騎士佔領了迦太基邊防要塞以後，騎士們停止了一切軍事行動以等待敵軍，但是因為環境惡劣，疫病開始流行，連路易九世也死去。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期間，據後人估計，在整整持續了兩年的瘟疫第一次高峰裡，殺死了1/2以上的居民和1/4的雅典軍隊。而在瘟疫第二次高峰的那一年即公元前427年，修昔底德直接記載的“在冊的公民兵”死亡數字即為“不下4400名重灌步兵和300名騎兵”。雅典之王培里克里斯在公元前429年瘟疫的第二次高峰時，死在海邊，隨之消亡的還有擁有4000多名士兵的雅典艦隊。瘟疫大大削弱了雅典的軍事實力，使其在戰爭中處於劣勢。

，公元前430年夏天，入侵阿提卡地區的伯羅奔尼撒人向希臘腹地前進，逼近雅典城。但是“看到雅典人不斷地在埋葬死者”，當得知雅典城正在發生瘟疫之後，這些入侵者為了避免被感染，便匆匆離去，雅典因此而逃脫兇悍的伯羅奔尼撒人的蹂躪。

南朝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十月，北魏軍隊大舉南侵，十二月包圍了虎牢。劉宋王朝戍守虎牢的司州刺史毛德祖指揮一千多守城士兵殊死抵抗，宋少帝景平元年（公元423年）初春，北魏由於不斷作戰，魏軍暴露在野外、缺少衛生防護，部隊中出現了瘟疫，這次瘟疫對魏軍影響很大，醫治後依然死亡計程車兵達到十之二三。

考慮到再拖時日，染疫人數肯定會更多，傷亡更大，在這種情況下，北魏軍隊只得發動猛烈攻勢。在人數佔有優勢的情況下，終於攻克了虎城，毛德祖及守城的東晉士兵全部被俘。瘟疫的巨大殺傷力迫使古代戰爭中的一方發動力求快速勝利的攻勢，加速了戰爭的步伐。

在西班牙的安達盧西亞地區的奈斯爾王朝由於拒絕向基督教的卡斯蒂利亞王國納稅，與卡斯蒂利亞結冤。1407年，信奉基督教的卡斯蒂利亞開始征伐信奉伊斯蘭教的奈斯爾王朝。戰爭斷斷續續進行了80多年，1489年至1490年，格拉納達被卡斯蒂利亞軍隊團團包圍。

正當城中的軍民浴血奮戰之時，斑疹傷寒降臨了，並且大為流行。據記載，在這場圍城戰爭中，格拉納達方面直接死於軍事行動的只有3000人，而死於斑疹傷寒的卻多達17000人。無奈，1492年1月2日，奈斯爾王朝國王，穆罕默德十一世只好宣佈投降。

瘟疫的強大殺傷力使得戰爭的時間大大縮短，加快了戰爭的程序。

（ 三） 瘟疫改變戰爭結局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兵敗赤壁，三國鼎立的局面由此形成。曹操兵敗赤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是：一場大規模的瘟疫極大地削弱了曹軍的戰鬥力。

《三國志·魏志·武帝操》雲：“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做玄武池以肆舟師。秋七月，公南征劉備。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徵備，至巴丘，……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

南朝梁武帝命廣州南江督護盧子雄與高州刺使孫冏一起討伐反叛的交州土豪李賁，遇瘴癘，軍至合浦，死者十六七。部隊士氣不振，一戰即潰。《魏書》記載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派軍西征吐谷渾什。8月，北魏大軍到達西平，什寅嚇得逃往南山。9月，北魏軍隊渡過黃河進行追擊。但途中遭遇瘧疾，官兵死亡很多，最後被迫撤軍退回。

世界史也有關於瘟疫帶給戰爭轉折性改變的例子。1519年，科爾特斯率600個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海岸登陸，去征服擁有2000萬人口的阿茲特克帝國。然而兩次進攻阿茲臺克的首都特諾奇提特蘭城（今墨西哥城）都以損失慘重被迫撤退為結果。後來，由於天花流行，殺死了阿茲特克將近一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阿茲特克人士氣低落，生存者喪失鬥志，一個強大的帝國就此消亡。

在戰爭史上，瘟疫曾主宰過戰爭的勝敗，改變戰爭的結局，縱觀世界戰爭史，瘟疫曾經毀滅了馬其頓亞歷山大印度遠征軍，也消滅過公元571年包圍麥加城的衣索比亞軍隊；公元前395年，圍攻錫拉庫扎的西非（迦太基人）士兵發生瘟疫，造成的人員大量死亡也使得圍攻不得不作罷。

利用瘟疫作為戰爭武器，在歷史上早已有之。

1346年西征的蒙古軍隊圍攻黑海港口城市卡發（今費奧多西亞），因士兵染上鼠疫，部隊迅速瓦解，詹尼伯格在絕望之中命令將患鼠疫死亡者的屍體用巨大的石孥射到卡發城中，使鼠疫很快在城內蔓延開來，但最終蒙古軍隊因戰鬥力銳減不得不放棄包圍而撤軍。

公元前600年，雅典人曾把有毒黑蘆薈投入敵人河流中，結果引起敵方軍隊爆發劇烈腹瀉，並因此獲勝。此後這種以腐敗動植物和人的屍體等有毒物汙染對方水源和食物以達到毒害對方而獲勝的記載與日俱增。

中國漢代武帝后期的漢匈之戰，匈奴人曾多次利用染有瘟疫病毒的牲畜作為戰爭的武器。有一次，匈奴人將戰馬捆縛前腳運放到長城之下，假意送給漢軍作為戰馬。而所捆縛的這些戰馬，是被胡巫施過法術的馬匹。所謂法術，當時稱為“詛”或“蠱”，實際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漢地所沒有的病毒的帶疫馬匹。

壓垮明朝的最後一根稻草——明末大鼠疫

關於明朝滅亡的原因，歷史學家給出了很多觀點，最為大眾接受的大概就是李自成亡明瞭。除此之外，財政崩潰、外族侵擾均被認為是明朝滅亡的原因。然而在眾多觀點中，有一個觀點卻顯得很獨特。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曹樹基根據華北地區明朝末年地方誌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記錄，在其論文《鼠疫流行與華北地區社會的變遷》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捲華北地區的瘟疫實際就是鼠疫。近十年之後，他與李玉尚合著《鼠疫：戰爭與和平》，對前期的研究做進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觀點。

現如今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和人們對衛生的重視，鼠疫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很少見到，然而在十七世紀，鼠疫對人類來說，可以說是一場空前的災難，一旦被感染上，數日之內並可繼發肺炎或膿毒血癥而死亡。

鼠疫是由鼠疫菌所致的烈性傳染病,傳染性極強,病死率極高,對於人類社會造成的危害極大。公元6世紀、14世紀和19世紀發生的三次大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都曾造成過數千萬乃至上億人口的死亡,給世界歷史帶來深刻的影響。這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都與中國有關。 曹樹基 《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

明朝後期，中國大地出現了罕見的極寒的氣候災害，氣象學家把這一段時期叫做“明朝小冰河時期”。當時整個中國的年平均氣溫低於正常水平，夏天大旱大澇相繼出現，冬天則奇寒無比，不光河北，連上海、江蘇、福建、廣東等地都狂降暴雪。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區域普遍南移，這導致了明朝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據相關學者統計，從萬曆年間至崇禎年間，年年都有一種或幾種自然災害，僅從崇禎元年到崇禎十七年，就發生了水災、旱災、雪災、蝗災，特別是旱災，往往與其他的自然災害併發。

中國歷史之氣溫變化

極端的氣候條件導致糧食大幅減產，百姓為了填飽肚子，搜刮了一切可以吃的東西，從老鼠洞裡的糧食到路邊餓死的老鼠，都成了人們的食物。而寄生在老鼠身上的鼠疫桿菌得以快速傳播。最早在萬曆八年（1580年），山西大同就曾發生過瘟疫。"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今太原）的太谷縣、忻州、苛嵐州及保德州也都有大疫的記載。

而崇禎年間的鼠疫則開始於崇禎六年（1633年），地點同樣是在山西。隨後迅速向周邊城市蔓延。

崇禎七年（1634年）至八年（1635年），今天山西呂梁的興縣，當地百姓為了躲避鼠疫而盡數逃散，使得興縣幾乎成為一座空城，而逃走的百姓攜帶著鼠疫桿菌，傳播到距興縣僅隔了一條黃河的陝西。

崇禎九年（1636年），距興縣僅一百多公里的陝西榆林府爆發鼠疫，隨後是延安府，在之後的幾年內，榆林府和延安府屬縣相繼發生大疫，崇禎十年，瘟疫來到了李自成的家鄉米脂縣，“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禎十三年（1640年），疫情傳到了直隸（今河北省），順德府（今河北邢臺市）、河間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並且是烈性傳染病。

崇禎十四年（1641年），疫情進一步發展。在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

明末著名的政治家左懋第奉命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

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瘟疫從河北地區傳到了京城，民間管瘟疫叫“疙瘩病”。

“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並死。”

崇禎十五年，天津開始爆發大鼠疫，有朝染夕死者，日每不下數百人。

崇禎十六年京師大瘟疫，疫情很嚴重，夏燮《明通鑑》記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

《崇禎實錄》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

儘管缺乏準確的統計資料，但上述官方記載說明，當時的大瘟疫，勢態極其嚴重，北京城死亡人數之多，竟達無人收屍的境地。

“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

北京郊區的疫情同樣嚴重。在通州:

“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

昌平州的記載:

"十六年大疫 , 名曰 `疙疸病’，見則死 , 至有滅門者。"

通州和昌平的相繼淪陷，意味著京師也絕難避免，崇禎十六年，“京師大疫 , 自二月至九月”。對於這次瘟疫，駱養性的回憶是：

"昨年京師瘟疫大作 , 死亡枕藉 ,十室九空 , 甚至戶丁盡絕 , 無人收斂者。"

而瘟疫並沒有在崇禎十六年停下在華北肆掠的腳步，崇禎十七年，天津大疫：

"上天降災 , 瘟疫流行 , 自八月至今 (九月十五日 ) , 傳染至盛。 有一、 二日亡者 , 有朝染夕亡者 , 日每不下數百人 , 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 , 排門逐戶 , 無一保全。… …一人染疫 , 傳及闔家 , 兩月喪亡 , 至今轉熾 , 城外遍地皆然 , 而城中尤甚 , 以致棺蒿充途 , 哀號滿路。"

這場鼠疫，發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北京每天死人上萬，以至於城門都被運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商小販，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門口的最多，街頭連玩耍的孩子都沒有了。不光小商小販，死的人當中還有大批計程車兵。

而此時的李自成雖然聲勢浩大，號稱百萬之眾（實際上主力也就五萬），但大都是沒有經過任何訓練的烏合之眾，以至於在寧武關被守將周遇吉率領的五六千人官軍斬殺數萬人。寧武關的遇阻，讓李自成想打退堂鼓：

“寧武雖破，死傷過多，自此達京師，大同、宣府、居庸關重兵數十萬盡如寧武，吾輩豈有孑遺哉，不如還陝圖後舉”。

李自成

事實上在大順軍東征的過程中，李自成數次起了“還陝圖後舉”的念頭，這一點從發的三道檄文就可以看出。李自成的並沒有堅定決心，他所想的是不過是得到西北一帶的土地在那裡做個異姓王而已。如果此時的大明能夠動員京師的所有兵力效仿土木堡之變後的北京保衛戰，李自成未必能輕易攻克京師。

但此時的城內守軍早已失去了戰鬥力。有資料統計，北京爆發瘟疫之初有2.7萬匹戰馬。但到了李自成破城之前，北京軍隊中能夠作戰的馬匹僅剩下了1000匹。而北京城計程車兵更是由10萬銳減到了5萬，即便是僥倖存活下來計程車兵，他們也因為身體虛弱、衣著狼狽而失去了戰鬥力，用鞭子抽都抽不起來，以至於李自成輕易的就奪取了北京城。

明朝的滅亡肯定不是由某一個原因導致的，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內部的原因。但毫無疑問，崇禎年間的那場造成一千萬人死亡的鼠疫，無疑是壓垮大明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封神榜中，呂嶽，製毒練藥的神醫秘方，使用，瘟疫毒藥，偷襲，西岐城，後來，在神仙幫助下，破解了瘟疫，這就歷史的記載，鋁嶽，被封為，瘟疫，無天大帝的神位，民間傳說，除了呂嶽，在民間，還一位，瘟神，唉，他就禹強，她知名度不高，很多夥伴甚至都沒聽說過他的名字，也只知道他是傳說的，封神間海神，而被稱為瘟神的，卻少有人，知道唄！這都是民間傳說，神話畢竟是神話，只有相信科學，人定勝天唄，他是這個道理，謝謝

東漢末年的，太平道傳教者張角三兄弟領導的黃巾起義。

明末的，陝西李自成，四川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

首先，瘟疫的出現必然引起騷動。

其次，中國歷史上的大瘟疫。記載不下百餘次。

最後，建安年間，一場大瘟疫，死亡人數高達數以十萬計，不少家族都為此斷絕。張仲景家族本有200人，不到十年時間也只剩六七十人。建安七子中四人也在這場大瘟疫中離世。

我想說，瘟疫並沒有直接引起戰爭的可能性。

瘟疫的主要傳播途徑是空氣，身體接觸。

試想，如今醫療科技發達，統籌安排嚴密的今天新冠肺炎尚且如此讓人脆弱不堪，古代歷史上絕無可能大面積傳播瘟疫情況下，尚有戰事紛爭

但無直接戰事，卻有間接戰爭導火索。

舉例說明，1910年中國東北的鼠疫

嚴格意義上來說，鼠疫並非瘟疫。瘟疫的定義是單細胞病毒的變異體，寄生於生物體內，吸收生物體蛋白物質，而鼠疫是鼠類本體的病毒源，意思是這種病毒是鼠類自身體內生長的，傳染源頭是鼠類本身。

即便如此，他還是具有非常強的感染性

尤其是人類。

清末的鼠疫本事自然災害

1910年，末代大清，

鼠疫從西伯利亞肆虐而至，很快蔓延到女真龍興之地，日俄爭霸之鋒，中國東北。

10月26日，第一例病例報告出現在滿洲里

10月27日，哈爾濱被鼠疫攻克

10月30日，長春告急

11月02日，瀋陽淪陷

11月15日，疫情最嚴重的哈爾濱，數萬華人聚居的傅家甸因感染死亡人數過多被隔離

大清朝野震驚。

日俄均以防疫為由，準備搶奪東北控制權，各國外交使團頻頻施加壓力。

時任外務部右丞，年僅33歲，因為冷靜果斷處理1908年伊藤博文案而聲名鵲起的政治新星施肇基挺身而出，請求擔任防疫大臣。

當時日本跟沙俄正在中國東北爭奪政治經濟利益

沙俄想打通東亞出海口，眾所周知，沙俄土地靠海的全是凍港，中國沿海尤其是東北的膠東半島可都是天然不凍港，且戰略要低重要，以此為跳板，稱霸東亞指日可待

日本呢，那更是路人皆知了，東北和北韓為跳板，構建東亞共榮圈

鼠疫的發生讓三個帝國（沙俄，日本，清國）各壞暗胎

沙俄想法很簡單，本來在東北已然爭不過日本了，你鼠疫讓本地亂了套，有點我得不到亂了更好

日本的想法是，地盤我好容易佔的差不多了，現在維持秩序是首先，而鼠疫一發生，事情就棘手了，很有可能讓沙俄趁虛而入，反攻

那麼清國呢

此時清國心情最複雜

東北是清的龍興之地

滿洲人努爾哈赤在東北舉旗反抗明朝，後世基於此才建立了後來的大清

雖然俄日在老家打的不可開交

可國際上，東北還是大清地盤

政治上的歸屬權無可厚非

所以派出伍連德去抗鼠疫。

其實，清國想法真的如此簡單嗎？

祖宗基業？

朕的子民？

那都是扯淡的

清國反而認為這是神來之筆。

派出伍連德抗鼠疫，起初壓根沒想到能徹底打贏，清國就是想穩定民心

當時全國已經狼煙四起，東北可是自己的老家

中原如果待不下去，還可以回老家繼續做主人（後來溥儀就是這麼幹的）

如果老家都被老鼠一鍋端了

那真的是無路可走了。

而日本和沙俄的戰爭，也已經在這次鼠疫後，從地表熱兵器的對抗，轉為地上游擊，日本後來雖然險勝，可在東北地位還是靠正統的溥儀坐鎮

足可見，中國那句老話

順天應地，民心所向。才是國之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