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外交家，在代表諸侯國利益的同時，還要肩挑周王朝禮義大道，所以多數以誠信仁德道理服人。

孔子算半個外交家，他周遊列國，宣揚周禮，為魯國提高國家形象，更有希望天下回歸周禮的心願。

燭之武退秦師，不坑不詐，給秦王分析利弊。

晏子使楚，在外交辭令上也是雍容典雅，妙語連珠，不失國士之風。

從春秋的外交家們身上，我們看到了風度，正直，智慧，大義。

戰國外交家，純粹代表個人利益，爾虞我詐，缺乏信義，私心重。比如蘇秦、張儀，從鬼谷學成縱橫術下山後，首要目的就是出人頭地，博取富貴，沒有國家觀念。

蘇秦剛出山時不得志，窮的叮噹響，家裡人都嫌棄他，後來他錐刺股的苦學，佩六國相印後，家財萬貫，就愛回鄉顯擺，他提出合縱，也並不是為了六國著想，而是因為秦國不願意用他的連橫，所以就另外找東家效力。放在現代，蘇秦就是一個到處跳槽，博取高薪的高管，對企業忠實度很低。你看他晚年在齊國和燕國當雙面間諜，兩面撈油水，並且放棄了合縱的努力，就看得出來，十分沒有氣節。

張儀也是為了出人頭地，不過比起蘇秦，要更有毅力，但最終目標還是博富貴。

戰國時期，外交家品行下降，唯利是圖的轉變，從外部條件看，是因為周王朝漸漸失去了天下民心，各諸侯國著急攻佔土地的利益凸顯出來了，外交家就不能為了周王朝，而要為自己國家效力。

簡單的說，春秋外交家那是優秀的文史專家，是文化水平極高的。外交場合說話都是靠賦詩交流。

戰國外交家就是三寸不爛之舌，語不驚人死不休。能言善辯，有說服力和煽動力就行。詩賦那些枷鎖早就被扔掉。典型的就是張儀蘇秦。

與春秋外交家不同，戰國外交家更加講究勢，講戰略。比如張儀連橫，蘇秦的合縱，範睢的遠交近攻。

張儀連橫是為了破合縱，從而達到逐步蠶食六國。畢竟秦國再強，一個打六個也不行啊。而蘇秦合縱就是為了聯盟抗秦，單挑不過秦國，可是可以群毆啊。而遠郊進攻就是要遠處打了沒用，要能拿到實實在在的利益。所以就在連橫上加強，蠶食相鄰的國家，從而達到逐步將六國土地併入秦國，最終一統天下。

可以說戰國時的外交是中國古代智慧的一個巔峰。

春秋和戰國兩個階段的擔負外交使命的人表現還是有很大不同的。

總體來說，春秋時期的外交表現比較好玩，有各種各樣的禮節，而戰國時期就比較詭詐了。

這是各國發展階段和外交目的不一樣導致的。

春秋時期，某一諸侯國的使臣去他國出使，是象徵著國君身份的。

這種象徵不是說一說而已，是真的以國君口吻講話、行事，他所說出的話具有最高的效力，完全能代表國君。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典籍的記載有些奇怪，比如齊桓公伐楚的時候，楚國使臣就表現的非常“自大”。

齊桓公因為蔡姬在船上和他玩鬧的時候，晃動船隻太劇烈，引起了恐慌，屢次提醒不加以收斂，於是責令其回家反省。

沒想到蔡姬的哥哥認為齊國是在有意羞辱蔡國，於是立刻將蔡姬改嫁了。

這對當時稱霸的齊桓公可以說是奇恥大辱，於是和其他七個諸侯國組成聯軍，迅速攻破了蔡國。

但是為了這樣的事情去攻打蔡國，傳出去不好聽，於是他們順便就去攻擊了南方的楚國。

楚國無辜躺槍，自然得去找齊國理論，於是就派遣了楚使到軍中質問。

楚使說：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看看這語氣，完全不是一個臣子對國君所應有的語氣，但是這才是春秋時期正常的現象。

楚使到了齊桓公面前，代表的是楚王，在理論上與齊桓公是同等地位，所以直接用質問語氣，並且自稱“寡人”。

也就是說，現在不是楚國的臣子與齊桓公對話，而是楚王在問齊桓公。

齊桓公這一方自然要予以回答，但楚使只是理論上代表楚王，並不是真的楚王，所以齊桓公自然不能親自答話，否則就失了身份。

所以，這時候由管仲代表齊桓公，以齊桓公的語氣和楚使對答：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徵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

這是回答齊國有徵伐楚國的權力，無視兩國地域的限制，這是周王室賦予的。

至於原因，管仲說：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可以看到，管仲的語氣也是非常強硬的，代表著齊桓公進行答話，也是自稱“寡人”。

並且他一定要找一個合理的理由，否則是無法發動戰爭的。

管仲的這個理由很合理，但也很荒唐。

現實情況是，齊桓公領著一群同樣不進貢周王室的諸侯，一起來質問楚國為什麼不進貢，這立場首先就不對。

而問周昭王之死就更是沒事找事了。

周昭王南巡，死於公元前977年；齊桓公伐楚是公元前656年。

齊國現在因為三百年前的事情向楚國問罪，雖然嚴格來說確實合理，但誰都知道是一個藉口而已。

但是這些雖然顯得有點“做作”，但基本上都是外交上的必須要遵守的規則。

這就說明春秋時期的諸侯國之間彼此還是比較守規矩的，起碼在表面上不會公然地去違反規則。

這是因為當時的情況下，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靠自己的實力去擊敗其他國家，只能採取聯盟的方式。不僅大國和大國之間盟約，大國周圍也會吸附一些小國組成聯盟。

所以，一個講規矩的盟友更為可靠一些，在外交上就會比較注意。

到了戰國時期，很多規矩就都不再遵守了，各國都變得直接起來，在外交上爾虞我詐，甚至是坑蒙拐騙，撒潑打滾，只要能達到目的即可。

所以這一時期的諸侯國唇槍舌劍少，計謀百出多。

比如“張儀欺楚”的故事。

秦國經過商鞅變法之後，日漸強大，引起了中原諸國的忌憚，於是聯合起來封鎖他東出的腳步。

秦國此時需要一個強國來與其達成同盟，一同抵抗中原諸國的壓力，所以有著相同命運的楚國就成了第一選擇。

當時中原諸國瞧不起秦楚，稱之為“戎秦”和“荊楚”。秦國弱小，他們看不起秦國的實力；楚國強盛，他們看不起楚國的文化。

秦相國張儀身負使命，親自來到楚國面見楚王，尋求結盟的契機。

這時候的使臣就以“外臣”的身份去朝見其他諸侯國的國君了，不再代表著本國君王去對話。

而張儀為了讓楚國絕齊盟秦，許給了楚王商於之地六百里作為結盟條件。

楚懷王貪利，不顧屈原等人反對，同意了秦國的要求。

但是，等到秦楚結盟之後，秦國先是以各種理由避開割地一事，張儀又以各種藉口不和楚使見面。

等到秦國度過了這一段艱難時期的時候，再面對秦楚的這份盟約便不認賬了。

張儀狡辯，說自己當時明明許給楚國的是商於之地“六里”，是他自己的封邑，而不是“六百里”。

所以張儀的名聲在當時很臭，和這一件事情有很大關係。

這是強國不履行承諾，而弱國的外交手段同樣有點無賴。

“完璧歸趙”的故事很多人帶著一個立場去看，但是如果從實際來說，秦國雖然有不認賬的嫌疑，但趙國的行為同樣也不是什麼正途。

秦國想用十五城與趙國交換和氏璧，趙國懼秦，只能派藺相如攜和氏璧赴秦交割。但是在藺相如發現秦國有可能反悔的時候，先是以和氏璧有瑕疵的理由從秦王手中騙出了和氏璧，然後以一種近乎潑皮無賴的舉措，想要與和氏璧俱碎。

從這裡可以看出，無論是秦國還是趙國，其實在外交上都不再講求什麼臉面了，一切以利益為先。

這是因為經過了春秋的發展，戰國時期的各諸侯國已經不再需要小國的附屬，而是直接攻佔地盤，壯大自身。

剩下實力相當的對手之間自然就不會在講求仁義禮制，結盟與否只看實力和利益。

所以，這一時期各諸侯國間的外交可以說是隻要為了達成目的，不擇手段，頻頻鬥法。

春秋與戰國之間外交上的表現之所以不同，還是外部環境和利益需求所造成的，並沒有品質、德行上的優劣之分。

未來在黑夜隱匿，於此靜待曉光。

周武王滅商建周後，為配合政治上維護西周統治的分封制，武王弟周公旦對上古至殷商的禮樂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與改制，創造出了一整套涉及到飲食、起居、祭祀、喪葬等方方面面的禮樂制度，謂之“周禮”，以此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舉止，繼而維護西周的統治。此後， 經過270餘年的發展，周禮瀰漫於西周社會的每個角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社會上每個人的行為舉止，尤其是上層權貴階級，他們每個人都以知禮、懂禮、講禮為榮。

但是，到了春秋時期，禮樂征伐出自天子的周禮遭到破壞，周天子威嚴不再，再也沒有徵召天下諸侯的能力，自此禮樂崩壞，諸侯王再也不聽周天子的命令，諸侯國之間各行其是，相互稱霸。此後，在短短的百餘年間，諸侯國中相繼出現了鄭莊公、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閨聞、越王句踐等霸主，他們為了爭奪霸權，雖表面上依然奉周天子為天子，但是卻絲毫不聽從周天子得命令，是大力征伐周邊的國家，促使小國依附，大國屈從，以此來彰顯其霸權。

一時間，像鄭、魯、許、衛、蔡、陳等中立國家是惶惶不可終日，或被滅國數次，如陳、蔡就被楚國幾經滅而復立，或被迫依附於大國，如鄭國就因夾在晉楚二個大國之間，就被迫依附於晉楚其中的一個國家，旦每次都是從晉，則楚討；從楚，則晉伐，弄得鄭人很是狼狽。

就是在這樣混亂的時局下，一批名叫“行人”的職業應運而生，所謂“行人”就是使者，《管子•侈靡》：“行人可不有私。”尹知章注：“行人，使人也”。他們為自己的國家是四處奔波，前往他國為自己的國家謀取利益，或讓小國在困喔挫境下生存下來，甚至是滅而又復；或讓大國之間， 握手言歡，化干戈為玉帛。

但是，時至戰國，各國之間的形勢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春秋時期，因西周封制下的禮制影響尚在，禮義尚未完全崩壞， “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援，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此時的禮儀雖然沒有西周初期那樣的正常，但是影響力依然還在，在一些掌權的貴族的支撐下，它卻仍能在表面士維繫人們的之間關係，支配著霸主們的行動，強烈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意識。

簡單的說春秋霸主之間還是恪守著周禮下的底線，他們雖要求小國惟命是從、定期朝覲，在財物索取上誅求無度，但是很少以滅其國，佔其土為目的，而且對於周天子，他們雖然輕視，但卻不藐視，對周王室還是保有著一份尊重。可是到了戰國時期，各國間的角逐不再是以爭霸為目的，而是以兼併更多的土地和人口為目的，簡單的說春秋時期，大國爭的是面子，但是到了戰國時期，大國爭的是土地。

正如劉向在《戰國策》中所說：

“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仿效，後生師乏，遂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恥，竟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

此時，在戰國這個“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的時代，小國殘滅，大國對峙，周天子的威嚴早已不復存在，此時各國霸主早已撕破最後一塊遮羞布，是仁義棄絕，信義不存，威信蕩然無存，他們不再奉行周禮，而是力爭暴伐，以欺詐貪利為信條。也就是在這種環境下，“說課”應運而生，他們或是高談闊論、不羈不束的縱橫說客；或是大智超群、滿腹經綸的策人謀士。

“行人”和“說客”分別就是春秋和戰國時期的外交家。

所謂“行人”，也稱行李、使人等，這個官職在西周時期就已經出現，《周禮•秋官》載：“大行人，中大夫三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由此可見在當時行人是分等級，其中大行人由中大夫擔任，小行人則由下大夫擔任，大小行人出使的物件是不一樣的，若出使的諸侯國爵位很低，或者實力不是很強，又或者任務不是很重，則由小行人出使，反之則由大行人出使。

同時，春秋時期的行人，其職位都是世襲的，這點從《左傳》記載的一件事就可以看出，魯昭公元年，魯國會盟諸侯，魯行 人叔孫氏前往參與會盟，就在會盟之時，魯季孫氏突然在沒有徵得楚國的同意，就帶兵伐莒。此時，楚王震怒，以魯人違背盟約為名，扣留了叔孫民，這時被扣留的叔孫民說道：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 ，“叔出”二字便可說明叔孫民乃是魯國世襲的行人。

春秋時期，因行人的職責就是拯救自己的國家於水火之中，同時維護國格和人格的尊嚴，他們的言辭妥當與否，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生死榮辱，因此對於行人的人選，各國都是嚴格選拔，對於他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懂得各國之間的交往禮儀，更要是一個博學多才之人。總得說，春秋時期的“行人”，全都是權貴階級出身，是當時真正的貴族。

如此，正因行人的出身，憑藉著良好的教育，在周禮的日夜薰陶下，他們不但是博學多才，知禮識禮，還擁有著很強烈的責任感和道德感。也就在這種責任感和道德感的促使下，春秋行人多數都以國家存亡、個人人格為重，往往表現出一種自我獻身、不圖名利的犧牲精神，如定公四年，吳國攻陷楚郢都，楚國行人申包膏為拯救 楚國涉秦求師， “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最終感動秦哀公，秦出師擊吳，協助楚軍收復楚都郢都。可以說，春秋時期的外交家們，他們都有一種君受過、不避主死的犧牲精神，擁有著十分高尚的品質。

但是，到了戰國時期，隨著禮制徹底的崩壞，曾經以仁、 義、禮、信觀念為生的行人們就再也沒有生存的土壤，他們逐漸被“說客”所替代。而戰國時期的說客，與春秋的行人不一樣的，他們多數都不是貴族出身，而是出身貧賤，沒有任何的社會地位可言， 他們之所以會當說客，那是因為他們不甘於屈居人下，他們希望憑藉著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去迎合當世之君，繼而達到裂地封爵、謀取高官厚祿，及光宗耀祖的目的。

可以這麼說，戰國時期的說客就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他們沒有任何的責任感和道德感，對周初那套仁、義、禮、信的觀念是不屑一顧。

正如戰國著名說客蘇秦對燕王所說：

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裡，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粱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夫功哉？且失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

這句話的大意就是：我蘇秦若像曾參一樣孝順，就不能離開父母在外面歇宿一夜，您燕王又怎麼能讓我到齊國去呢？像伯夷那樣廉潔，認為武王不義就拒絕做他的臣子，最終餓死在首陽山上，廉潔到這種程度，您燕王又能用什麼辦法來讓他替你服務呢？若我像尾生一樣講信用，和女子約會在橋下，她沒來，直到水淹上身也不離開，最終抱著橋柱被淹死。講信義到這種地步，您燕王又怎麼能讓我去撒謊，去齊國宣揚燕秦聯盟的威力呢？在我蘇秦看來，講仁義道德的，都是自我滿足的人，而幫不了其他人。

可以說，蘇秦這段話是代表了當時所有說客的真實想法，在這些說客的眼裡，什麼仁義，什麼廉恥，什麼信仰，一切都是空的，大丈夫要想建功立業，名垂青史，就不能固守道義，應當以欺詐之法完成進取之功，不然將一事無成，只有不擇手段，不顧道義，榮華富貴才能接踵而來，他們才能獲得高官厚祿，才能衣食無憂。

不過，並不是說戰國時期的說客都是如蘇秦這般，還是有著像魯仲連、唐且、 荊輛、聶政這樣的“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輕財重義的君子。但是，從大環境來看，戰國時期的說客多是蘇秦這般人物，為牟取利益，是到處奔走，利則仕，不利則走， “朝秦暮楚”的事情是不少做。比如蘇秦，先是西說秦惠王，向其提倡連橫之說，但在遭到冷遇後，他就憤而離開秦國，於次年前往秦國的敵國趙國，遊說趙王，而後趙王被說服，蘇秦被封為武安君掛相印，接著蘇秦又聯合楚，齊，燕，韓、魏五國，身兼六國相印，率六國軍隊往叩秦關。

當然，其實同樣從大環境來看，戰國時期的說客之所以會變成這般的利己主義者，究其原因還是在於這時的社會早已被權勢、錢財所腐蝕，早已沒有西周那般純樸的模樣，正如蘇秦所說：“磋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但，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蘇秦一語道破當時人情的冷暖，世態的炎涼。如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他們那麼急於求富貴，他們實在是太想出人頭地，成為別人仰望的存在。

總得說，這兩種在不同時代所產生的外交家，因時代環境所致，他們是朝著兩個極端在分別發展著。

行人和說客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春秋外交家“行人”因恪守周禮，所以他們一切都以禮為先，在外交的過程中待人是風度翩翩、文質彬彬，令人傾倒，他們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絕對不會言而無信，因此讓人很是信服。但戰國的外交家“說客”卻不一樣，因他們不再受周禮的束縛，此時的他們是一切以個人利益為先，為了謀取功名富貴，他們可以言而無信，可以謊話連篇，在他們的眼裡，什麼仁義，什麼廉恥，什麼信仰，跟自己的利益相比，那是什麼也不是，因此讓人很是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