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疑古派，很多人已經陌生了，疑古派又稱古史辨派，是五十運動後的一個史學流派。

疑古派關係到我們對華夏曆史的態度，也涉及到我們的文化自信。

可以這麼說，疑古派是歷史虛無主義的罪惡的淵藪，正是由於疑古派以專家學者的面目對華夏文明進行肆無忌憚的否定和破壞，才導致了後來的愈演愈烈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出現。

下面我們就從疑古派的源頭、土壤和方法、影響來分析一下。

疑古派的始作俑者顧頡剛在《古史辨》中對自己的疑古思想的來源歸結為兩點，一個是在歷史上早已存在的批判思想，第二個是自己的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治學精神，這樣看起來也算是根正苗紅了，其實顧頡剛有意識地漏掉了一個最重要的源頭，這個源頭就是清末民初日本的史學界對中國上古史的否定思潮。

由於中國統治者的頑固保守和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使得日本先於中國進入工業化和現代化，甲午一役，中國戰敗，中國作為文明大國的形象轟然倒地，這滋長了日本的狂妄，在日本國內掀起了一股以白鳥庫吉為代表的否定中國上古歷史的思潮。

這個時候的華人卻又把日本當成了老師，華人的極度的自卑和日本的狂妄促成了這股思潮透過留日學生傳入中國並氾濫開來。

顧頡剛有兩個朋友，錢玄同和胡適之，顧頡剛的疑古思想和這兩個留學生有莫大關係，後來胡適之不再疑古，還引起了顧頡剛的不滿。

如果說日本人的思潮是中國疑古思潮的外因的話，華人的自卑思想就是疑古思想氾濫的土壤。當時華夏文明處於歷史的最低潮，所面臨的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華人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之下，自信心低到了極點。

好漢不提當年勇，因為當年勇提的越多，越顯得當下的無能，正是這種文化的自卑給疑古派的肆虐提供了土壤。

疑古派對上古史的否定一般有以下幾種方法：

3、擴大法，就是在典籍中發現一點矛盾或錯誤的地方，直接就把整個典籍給否定了，比如對於史記，疑古派自認為找到了紕漏，就說整本史記都是文學作品，可謂攻擊一點不及其餘。

今天，疑古派雖然名字不為大家熟悉，影響依然存在。

很多人在西方文明面前跪的太久了，膝蓋已經殘廢了，你要是扶他起來，他會罵你，因為他一站就鑽心的疼。

只有從內心真正站起來了，疑古派的孽子孽孫才會站起來，洋跪子自們才能站起來。

顧頡剛先生（公元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本名誦坤，字銘堅，號頡剛；小名雙慶，筆名有餘毅、銘堅等：江蘇蘇州人。

他是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

古史辨派~~~又稱古史辯派、疑古派，主要以顧頡剛、錢玄同等為創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以後出現的一個以“疑古辨偽”為特徵的史學、經學研究的學術流派。

《古史辨》 一著共七巨冊，是“古史辨派”研究成果的彙集之大成，經十年拓展，五四運動以後，顧頡剛等史學家為探索古史做了不少工作，從1926年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冊，包羅了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萬餘字。

其作為20世紀影響很大的疑古思潮門派，“古史辨”派懷疑古史，考辨偽書，在當時確實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近些年來，隨著對出土的大量簡帛文獻的研究，尤其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開展，古書、古史研究日漸深入，很多曾經被懷疑過的問題因為有了新的證據而重新得以確認。這無疑是古史研究的重大進步。但我也注意到，現在似乎有了另外一種傾向，就是有意無意地忽視“古史辨”的積極意義，甚至對其全面否定，這一點在有的年輕朋友身上，表現最為明顯。他們一聽到“古史辨”派，就以“大禹是條蟲”來回應。那麼，今天究竟該怎樣評價“古史辨”派？“大禹是條蟲”的說法又是怎麼回事呢？

1923年初，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中，集中表達了他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要點有三:

(1)對傳統中的古史演變過程加以考辨，即可發現“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愈長”。如，周代人心目中最早的帝王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皇帝、神農，到漢以後有盤古。(2)“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時代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中就成為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3)我們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我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顧頡剛“層累說”的提出，立即使社會各方面讀古書的人都受到強烈的刺激，引起了長達半年的古史大論戰。就是在這中間發生了“禹是一條蟲”的小插曲。

具體是這樣的: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講到“禹從何來”的問題，他解釋說:“禹，《說文》雲，‘蟲也，從禸，象形’。禸，《說文》雲，‘獸足蹂地也’。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我以為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怪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樣子，所以就算他是開天闢地的人。流傳到後來，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禹是華人心目中的古代英雄。“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戶曉。顧頡剛這樣舉出《說文》中的解釋作證據，把古代英雄乾脆抹殺，自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因此，“顧頡剛講禹是一條蟲”的說法哄傳海內，很多人譏笑他“望文生義”，“想入非非，任情臆說”。顧頡剛也很快自省這種看法實在不妥，於是對“禹”重新作了解釋，稱:“我對於禹的來歷很願意再下一個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話中的人物’”，並據古史資料舉出數項理由，這說明他對古史資料也有相當的承認，並非有意全部抹殺。有鑑於此，今天我們再拿“大禹是條蟲”來概括顧頡剛的觀點，顯然就不妥了。

從總體來說，顧頡剛創立的“古史辨”派貢獻是很大的，其成就是主要的:

首先，“古史辨”派的古史辨偽工作，對於推翻舊的臆造的古史體系，探求科學的古史系統，推進中國史學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績。《古史辨》第1冊於1926年出版以後，胡適評價說:“這是中國史學界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此書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學問的途徑，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實’的精神。”以後，郭沫若評價顧氏的“層累說”“的確是個卓識”。至1957年，徐旭生評價說，“古史辨”派的治學方法雖存在問題，但是取得的成績很大。“最大的功績就是把古史中最高的權威，《尚書》中《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的寫定歸還在春秋和戰國的時候。”

自從顧頡剛發起古史大討論之後，再也沒有人糊里糊塗地將“盤古氏，開天地”的傳說作為真實的歷史來講述了，這啟發人們要審慎地將傳說材料進行抉擇，結合考古發現，仔細地考辨其中的“史影”，從而逐步地重建科學的古史體系，這是中國史學近代化的一項重要成果。

其次，由於臆說的舊史體系，是與一千多年來束縛人們頭腦的封建“道統”相一致的，因此，古史辨偽工作就具有掃蕩長期毒害人們思想的封建意識的意義，與五四運動反封建的偉大潮流相一致。

最後是“古史辨”派尤其是顧頡剛本人，對於古史辨偽與古書辨偽，作了範圍廣泛的考證工作，涉及許多歷史問題和各種重要典籍，積累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推進了學術研究。多年來，許多研究《詩經》、《尚書》，研究古代禮制、民族、歷史地理和古代神話、傳說等問題的論文，都每每引用顧氏等人的論著，即因為這些論著具有學術價值。

顧氏學說存在的失誤和侷限具體來講有三項:

第一，未能注重結合考古發現來考辨古史，致使“古史辨”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古書辨”。就在顧氏提出的“層累說”等論點在社會上引起轟動之時，就有人這樣提出了批評。顧氏本人也界定自己的治學範圍是秦漢時期關於古史傳說的演變史，坦然承認“我也不是一個上古史專家”。20世紀的前30年考古發現已經很多，此後幾十年中發現的地下實物更加豐富，我們今天“重建科學的古史體系”，正必須十分自覺地把文獻材料和考古發現二者結合起來，這無疑是大有可為的。

第二，有的地方懷疑過頭，因而像楊向奎先生所指出的，造成“玉石俱焚”。“比如《左傳》是一部好的古代史，但他們懷疑它是偽作，這給當時的古史研究者添加了許多麻煩，以致有人用了很大力氣證明《左傳》不偽。”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對於史料有時不能做到審慎處理，抹殺不利於自己的證據。徐旭生就曾指出:“他們對於摻雜神話的傳說和純粹神話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不願意去分辨。”“在春秋和戰國的各學派中間所述的古史，固然有不少歧異矛盾，可是相同的地方實在更多……而疑古派的極端派卻誇張他們的歧異、矛盾”。

晚年顧頡剛對以往疑古過頭的問題也注意到了，並且有所修正。

比如原先認為《周禮》為劉歆偽造的看法即被明確放棄。

總之不盲從於舊說，善於發現可疑之點，勇敢地探索真理，是一切科學研究的前提，歷史研究也是如此。而顧頡剛“古史辨”派留給我們的，也正是這種不盲從舊說、善於懷疑的精神，應該是我們今天評價“古史辨”派首先應該注意到的。

“以顧頡剛為代表的民國疑古學派究竟疑了哪些古？”

這是涉及中國史學和思想史的很嚴肅的話題。

嚴格講，很難界定“民國疑古學派”這個概念。

顧頡剛，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1893年5月8日)，生於蘇州一個經學氛圍濃厚的家庭。但從少年時代，就被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所薰染。

他在《古史辨一冊自序》中說：“這時候，正是國內革新運動勃發的時候，要開學校，要放足，要造鐵路，要抵制美國華工禁約，要請求政府公佈憲法，開國會，梁任公先生的言論披靡了一代。我受了這個潮流的湧蕩，也是自己感到救國的責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議論時事。”

1916年，顧頡剛以第五名成績，被北大錄取，入“文科中國哲學門”讀本科，這是後來北大哲學系的前身。

1920年畢業時，胡適將其留校，並作為自己學術助手。

1922年，顧頡剛因祖母病重請長假回蘇州。此時，商務印書館約他編纂《現代中學本國史教科書》，他在準備資料時，發現了相傳兩千年的中國古史中存在若干問題。他說：“我就建立了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

但是最直接的，來自兩個方面。

顧頡剛在《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中說：“我的《古史辨》的指導思想，從遠的來說，就是起源於鄭、姚、崔三人的思想，從近的來說，則是受了胡適、錢玄同二人的啟發和幫助。”

“鄭”是鄭樵，宋代史學家；“姚”是姚際恆，清初著名學者；“崔”是崔述，乾隆時期的大學者。

顧頡剛1923年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點，包括三層含義——

第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他發現，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

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比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

第三，透過古籍來看歷史，很可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例如，我們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顧頡剛認為，判別古史可信與否亦即推翻非信史的四條標準是——

第一，“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

他認為，古代民族，“原是各有各的始祖”。“自從春秋以來，大國攻滅小國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併合，種族觀念漸淡而一統觀念漸強，於是許多民族的始祖的傳說亦漸漸歸到一條線上，有了先後君臣的關係，《堯典》、《五帝德》、《世本》諸書就因此出來。”“對於古史，應當依了民族的分合為分合，尋出他們的系統的異同狀況”。

第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

他考證，《禹貢》的九州，《堯典》的四罪，《史記》的黃帝四至乃是戰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圖更是秦、漢的疆域。甲骨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沒有邦國種族的名目，可知商朝天下自限於“邦畿千里”之內。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鎮壓四方之國，比商朝進了一步，然而始終未曾沒收了蠻貊的土地人民以為統一寰宇之計。……“所以我們對於古史，應當以各時代的地域為地域，不能以戰國的七國和秦的四十郡算作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第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

他認為，“古人對於神和人原沒有界限，所謂歷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話。”“他們所說的史固決不是信史，但他們有如是的想象，有如是的祭祀，卻不能不說為有信史的可能。”

“所以我們對於古史，應當依了那時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為史，考出一部那時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時以前的政治史，因為宗教是本有的事實，是真的，政治是後出的附會，是假的”。

第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他說，古代的神話中人物“人化”之極，於是古代成了黃金世界。其實古代很快樂的觀念為春秋以前的人所沒有；所謂“王”，只有貴的意思，並無好的意思。“自從戰國時一班政治家出來，要依託了古王去壓服今王，極カ把‘王功’與‘聖道’合在一起，於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業真是高到極頂，好到極處。”“我們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黃金世界原是戰國後的學者造出來給君王看樣的，庶可不受他們的欺騙。”

顧頡剛，一直“頂”著“疑古”的“帽子”。

如何看待他的觀點呢？

蔡元培說：“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是顛撲不破的方法”。

錢玄同則稱讚這一觀點“真是精當絕倫”。

胡適說：“《古史辨》是中國史學界一部革命的書。”

郭沫若說：“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確是一個卓識。……他的識見委實是有先見之明。……在舊史料中凡作偽之點大體是被他道破了的。”

美國匹茲堡大學許倬雲說，他們的研究工作“幾乎無法避免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受到《古史辨》這部學術鉅著的影響”。

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說：“我們不能不承認顧先生是中國史現代化的第一個奠基人。”

1987年6月22日的北京英文《中國日報》說，顧頡剛“是國際承認的現代中國史學的奠基人，同時也受到數量日益增多的國外學者的研究”。

國外學者的眾多評價，恕不贅引。

1993年，胡繩同志在《顧頡剛先生誕辰一百週年學術討論會》上說，顧頡剛“他的一生工作對於我們來說是一筆豐富的遺產，馬克思主義者應該也必須很好地繼承這筆遺產。不重視顧頡剛先生以及其他類似遺產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毛主席和周總理都非常尊重顧頡剛。新中國建立後，毛主席親自點名，周總理親自出面，請顧頡剛參與《二十四史》點校工作。後來，毛主席又提名，讓顧頡剛作《尚書》的譯註工作。

顧頡剛先生治學極其嚴謹，一篇《尚書.大誥》，千多字，他考證的筆記寫了六十多萬字。他所考證過的古籍，如《詩經》，別人幾乎再難發現他遺漏的資料。

當年，馮友蘭將史學界劃分為信古、疑古、釋古三派。顧頡剛並不以為然，他認為，“疑古並不能自成一派”，“信古派信的是偽古，釋古派信的是真古”，而疑古者信的亦是真古，釋古派所信的真古，即是“得之於疑古者之整理抉發”。

所謂顧頡剛“疑古”是否定中國歷史，或者說是受到了日本學者的影響云云，大約都出於沒認真讀過顧頡剛先生著作的緣故。

疑古派可以說功過參半。

疑古大約發端於唐代，盛行於清代，民國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最系統，最深刻。

疑古最主要的功績是打破了上古歷史出於一統一家的觀點，這一觀點源於西周，周人為了統治需要，把各族（部落）都納入到自己的祖宗神系統，當然自己的祖宗神（黃帝）排在第一位，這就是五帝系統的來源。現代研究認為帝嚳是東方殷商等族的祖宗神，但周人把帝嚳納入為黃帝的子孫，又把自己祖宗姬棄排在帝嚳嫡長子的位置，商祖契和堯等只能是庶出。這一天下一家的思想，經過春秋戰國儒家為首的“百家爭鳴”的推波助瀾，更系統，更完整，更深入人心。客觀上形成大一統思想的理論基礎，但並不符合歷史實際。現代考古證明，上古時代，中華文明呈滿天星斗裡狀態，天下並非出自一家，這也是疑古派的功勞。

當然疑古派走過了頭，甚至否定五帝的存在，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疑古派影響面很廣，這裡只談一點。

世有陰陽，總是一正一反！若是看錢幣，疑古派正是它的反面，人們從正面看不見它！然世界因是陰陽組成，所以少不了疑古派，陰陽本是相輔而成！顧說”七萬年前尚未有人類，三萬年前人獸難分〞，原來他是近視眼，後人不能跟隨他，應擴充套件眼界，看得更深更遠!

無論是“疑古論”還是“古史辨”根本在於要證明在古代史中：“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那麼：從西方經日本到中國的胡適與錢玄同和顧頡剛興起的“疑古論”即“古史辨偽”後果究竟是什麼呢？被他們肯定的中國歷史是什麼呢？被他們否定的中國歷史又是什麼呢？經過百年之後的今天應當一目瞭然——他們不僅沒有辨別“真與假”的界限，而且是混淆了真假是非的界限！應當是有過而無功！

現代，網路上充斥著對顧頡剛先生的攻擊。

但是這些攻擊他的人，甚至連他的觀點和邏輯都不甚瞭解。

1923年，顧頡剛先生提出其“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論點。此後，他發表論文，系統地對先秦古史的主要說法給予逐條反駁，認為後人所相信的那些傳統古史的說法，都是出於儒生的偽造。

他的基本邏輯是，“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說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例如，周人只談論過禹；到孔子時期開始談論堯和禹；戰國時期人們開始談論黃帝、神農；到漢朝時，開始加上盤古了。

換句話說，顧頡剛先生髮現，越生活於靠後時代的人，談論歷史的時候，就會約認為歷史久遠。而這明顯不符合邏輯。

據此，他認為，我們”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疑古派，疑古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值得讚賞。如果把疑古當成否定傳統文化，把疑古與文化自信對立起來，是很沒有道理的。

民國那會，激進的連漢字都有消滅。懷疑中國傳統的一切。所以老顧疑古。

但總歸一家之言。我們在現在這個時代，可以看的更多更遠，更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