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來，一些歷史學家把隋唐帝國稱為“世界帝國”，意為隋唐帝國不僅統治了中國，並且來還將影響力及於東亞其他區域，構建了一個以隋唐帝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華夏本位的中國傳統史學並沒有接受這一觀點。

傳統史學家認為隋唐帝國的擴張僅及華夏及其邊緣，是對秦漢帝國的直接繼承而非構建一個新的“世界”。

隋唐時期的佛教雕塑

判斷一個政權的行為究竟是外向的還是內向的，有一個很好的指標，那就是觀察它的真正目的。一些行為，表面看是外向，但最終的落腳點是內向。

隋代時間雖然短，但在很多方面都奠定了唐代未來發展的基礎，甚至有一些行為是從隋到唐一以貫之的。

例如：征伐高句麗的戰爭就是其中之一。

隋唐帝國的統治者前後七次，用近四十年的時間發動的這場征伐戰爭，被人們認為是隋唐帝國外向擴張的標誌之一。

大祚榮（？-719年），本名祚榮，無姓，粟末靺鞨族人、渤海國建立者

但對外戰爭，其目的不一定是擴張。高句麗亡後，唐曾經建立安東都護府，但不久其控制力就宣告瓦解。原高句麗部將大祚榮建立渤海國，繼承了大部分原高句麗國土，唐政府沒能統治高句麗地區。

費了那麼大的勁，送出了多少青年軍士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僅僅是渤海國表面上的“稱臣”，這筆買賣真不划算。

但在隋煬帝和唐太宗心中，這筆買賣卻可能是不得不做，由不得他們去追究是否划算的。

這是由隋唐政權的性質和內部形勢決定，最後的戰爭結果也可以說基本達到了隋唐帝國的目標。

01.高句麗絕非小邦

在中國的史書裡，對高句麗民族的評價不高，說這個民族“性兇急喜寇鈔”、“尚氣力習戰鬥”，似乎是一個野蠻民族。但是，高句麗這個國家的發展卻並不完全吻合中國史書對它的評價。

高句麗建國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7年。這一年，西漢元帝選王昭君入宮，希律王重修了猶太第二聖殿。

高朱蒙後世追封諡號東明聖王，西漢玄菟郡高句麗縣人，第一代高句驪侯

在東北亞地區，西漢政權於北韓半島北部設定的四個郡對當地的統治逐漸式微。高句麗的開國君主朱蒙王在紇升骨城建立國都，正式建國。

因為北韓半島及其以北地區在古代開發程度不高，無法開展大規模農耕，高句麗一直覬覦農業經濟較為發達的遼東。

從立國開始，高句麗並先後與東漢、曹魏、慕容鮮卑反覆爭奪遼東，終於在好太王時期取得了對遼東的控制，疆域一度西達遼河一帶。控制遼東後，高句麗政權改變策略，對當時中國的北魏政權稱臣，雙方實現了短暫的和平。

北魏時期的高句麗勢力範圍

在此期間，高句麗人口出現顯著增長。中國史書記載，曹魏時期高句麗只有9萬戶，約30-50萬人，但到了隋代，高句麗增加到70萬戶，數百萬人口。

在高句麗的發展過程中，並不是單一民族，而是以高句麗人為主，經過征討、招納、擄掠等途徑，吸收融入了眾多的部族。

初期即有高句麗人和扶余人的結合，後納入沸流、蓋馬、沃沮、靺鞨、烏丸、鮮卑等部民眾。隨著戰爭的深入，大量漢人和百濟、新羅人也成為高句麗華人。

在高句麗國內，城邑林立，地方行政十分完備。國內城池約176座，設立郡縣，實行有效管理。地方行政長官稱道使、太守、縣令，同時兼任行政長官和軍事指揮官。

隋唐時代，高句麗國常備軍隊約在60萬左右（不包括為了應戰而臨時徵調的民間武裝）。軍隊駐防地叫做“山城”，大多位於交通要塞、水路要衝、構造堅固、設施完備。

軍隊由步兵、騎兵、水兵構成，步兵為主，騎兵為輔。武器裝備也十分精良，鐵製兵器為主，長短結合。

壁畫中的高句麗具裝騎兵

作為一個地區性的大國，高句麗有其自身的統治利益。它需要保持對周邊國家的壓力，以維持自身安全。

向東南，不斷侵擾新羅和百濟，向西則對隋保持緊張的防禦態勢。憑藉廣袤的土地和充裕的人口，高句麗漸成東北亞一霸。

隋開皇時期，經過較長時間的休養生息，全國戶達到890萬戶，人口5000多萬。也不過就是高句麗人口的十倍而已。

隋與高句麗可以用後來的宋遼來做類比，宋人口達七至八千萬，遼人口僅數百萬，不到宋人口的十分之一。

僅以如此小的體量，就讓宋在宋遼戰爭中付出巨大代價，且對宋總能保持攻勢，在東北亞地區稱得上是“大國”。如此看來，高句麗絕對是大國了。

02.大小相交之道

高句麗形式上對北魏稱臣，後來是對北周和隋稱臣。但像高句麗這樣的國家，已經擁有自身的核心文化圈層，並不可能全盤接受漢文化。

高句麗統治者對內是在積極消除漢文化的影響，從史書上高句麗的地名和人名就可以看出，高句麗並非漢化程度較深的國家。

高句麗勢力範圍

另一方面，高句麗也不得不借鑑中國的建築、音樂、宗教，以完善其國家形態，這種矛盾和扭曲也深深影響了高句麗的國家方針。

人們看歷史，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義的窠臼，品評中原政權和相鄰政權的關係，就會不自覺地以中原政權為中心，即所謂“中華中心主義”、“中華沙文主義”。

周邊國家對中原帝國稱臣，人們很少考察周邊國家稱臣的原因，似乎中原帝國就理應是全世界的主人、普天之下的共主，周邊國家稱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其實不然，周邊國家對中原帝國的態度，完全取決於自身的統治需要。

對於高句麗來說，它的體量比不上中原帝國，並且長期以來與中原政權征戰，直至奪佔了原屬於中原帝國的遼東地區。

高句麗要保住遼東這一塊豐腴之地，就必須思考如何與中原政權相處。既然中原帝國是大國，實力雄厚，其君主又喜歡以天下共主自居，好面子勝過實際利益，與其相鄰的小國就沒有理由捨棄利益而顧面子，硬與中原大國對抗。

不失時機地俯首稱臣，以面子換裡子，其實是周邊國家與大國相處的政治智慧。

高句麗王

同時，小國之間也有衝突和競爭，在多個小國的競賽中，如果有一家率先對大國稱臣，獲得了大國名義上的“冊封”，對於其他小國來說，就意味著被大國冊封的這一家有了大國的實力做後盾，與其他獨立小國相比就不一樣了，也更有利於它與其他小國競爭，也能吸引更多的部族向它依附。

大國愛虛名，也並非完全沒有實際意義。由於統治區域十分巨大，再先進的文化、再發達的官僚制度，也無法時刻保障對境內各地維持強有力的控制。

加強統治就必須加入一些意識形態的說教以及精神上的恐嚇和激勵。一個域外小國的臣服，能夠對境內勢力產生很好的示範作用，促使其心向中央，如果域外小國降而又叛，大國一旦出兵征討取得勝利，又可以對境內勢力產生殺雞儆猴的震懾作用。

這兩種示範和震懾的作用，支撐著統治者所鼓吹的“天命”、“天下”等意識形態理論，對大國統治者帶來統治力的加持。

隋煬帝楊廣（569年—618年4月11日）

所以說，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不存在純粹的不可干涉的“內政”，大國冊封小國，小國已經在客觀上干涉了大國的內政。

大國與小國的這種互動，表面上看是外向型的政治活動，是擴張性的，但目的卻是為了對內加強統治，其本質是內向型的政治活動，是一種收縮。這種情形，即使在現代，也能在一些傳統性很強的國家身上看到。

由此可見，“隋唐世界帝國”的理論很值得商榷，因為持這一觀點的學者以現代世界秩序的邏輯套隋唐帝國，而忽略了秦漢帝國及其繼承者施政的根本落腳點在維護和加強統治，而非構建更大維度的公共秩序。

03.衝突的起因

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公元577年），高句麗王湯被北周冊封為“遼東王”。

這一冊封可以看作是高句麗的一次重大外交勝利，因為封為“遼東王”意味著即將統一天下的北周，繼續承認高句麗對遼東的佔有。

而且，高句麗王的新封號，並沒有保留原有的“高句麗王”的封號，只稱“遼東王”，在中原政權看來，高句麗王從化外蠻夷晉升至中原世界的一部分，得以正式在一塊文明的區域列土封疆。

在那個還不存在國格平等的時代裡，這是中原政權對高句麗國最高等級的外交承認。

然而，僅僅四年後，中原政權已經改頭換面，革周為隋，高句麗再次遣使入朝，卻被隋文帝改封為“高麗王”。

隋文帝楊堅（541年7月21日 -604年8月13日）

高句麗在改朝換代之後再次遣使，目的就是要確認新朝能夠繼承前朝的雙邊關係。隋文帝將其改封，實際是改變了隋與高句麗的雙邊關係。

從“遼東王”到“高句麗王”，高句麗又從列土封疆的一方諸侯改回了化外蠻夷，意味著隋文帝有意將兩國關係降級，且不承認高句麗對遼東的合法佔領。

為此，高句麗一直在開展外交斡旋，從開皇元年至開皇四年，共遣使入隋七次。

如此頻繁往復，很可能是有重要事宜要跟隋朝交涉。開皇三年到四年間，隋文帝北伐突厥，消滅了投靠突厥，並與高句麗有往來的營州高保寧集團。

附近的契丹人聞風歸降隋文帝。此前的外交斡旋似乎沒有結果，高句麗意識到隋的重大威脅，就斷絕了與隋的往來，改為向南陳稱臣。

隋滅陳路線

開皇九年，隋滅陳，高句麗失去了遠交近攻的盟友。高句麗王湯害怕隋揮兵北上，在邊境大局屯兵。

不久，高句麗王湯去世，繼位的新王元遣使入隋，竟然只獲得了“襲爵遼東郡公”，連“高句麗王”的封號也沒有得到。隨後再次遣使入隋斡旋，隋文帝才又把“高句麗王”的封號還給了他。

開皇十八年，高句麗王元聯合靺鞨等族的力量侵襲遼西地區。隋文帝發兵討伐高句麗，但沒有取得理想的戰果。高句麗人見好就收，主動罷兵求和，並向隋文帝上表請罪。

在謝罪表中，元的自稱是“遼東糞土臣元”，而非“高句麗臣元”，滿滿都是鞏固遼東的心思。高句麗人的態度，隋朝人也全部都看在眼裡，而高句麗與隋關係的癥結所在，就是遼東。

北魏時期的高句麗勢力範圍

要說遼東到底歸誰，是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問題。裴矩勸說隋煬帝徵高句麗，其理由是高句麗本是箕子的封地，言下之意高句麗地區應該臣服於中國。

但箕子恰好是因為不願臣服於周，才遠走遼東，周封箕子為北韓侯只是就坡下驢象徵性的舉動，箕子北韓是不屬於中國的。

箕子最初並沒有到達北韓半島，只是在遼東地區，遼東就是西周時期的“北韓國”。後來箕子北韓國與燕國發生衝突，燕王發兵征討，北韓侯向東南撤退，才讓出了遼東。

高句麗人號稱繼承了箕子北韓，自然也有理由繼承箕子北韓當年的遼東之地。

04.準備出擊

隋文帝於開皇十八年發兵三十萬討伐高句麗。這次戰爭，緣起於高句麗進犯遼西，隋文帝怒髮衝冠，發動戰爭。

然而，孫子曰“主不可怒而興師”，怒氣之下所做的決定難免衝動，沒有做好準備，結果便很可能不好。隋軍行軍到一半，遭逢大雨，泥濘難行，根本還沒與高句麗軍接觸，就糧草用淨，狼狽退軍。

文帝、煬帝征伐高句麗

另一路水軍在海上遭遇暴風，又折損大半。這次失敗，讓隋文帝樹立了慎進徐圖的方針，沒有再對高句麗用兵。

到了隋煬帝繼位後，一改其父包容審慎的外交原則，定要平定遼東，攻滅高句麗，以此作為其文治武功的背書，實現他千古一帝的“雄才大略”。

然而，攻取遼東到底有什麼作用，隋煬帝卻並沒有想好，他的思維僅僅停留在“勝利”、“成功”這樣的空虛概念之上。其實，拋去性格問題，煬帝之所以需要對高句麗用兵，更多還是對自身權力地位層面的考慮。

文帝本有太子楊勇，後來廢黜楊勇改立楊廣，但並不能得到關隴集團的支援。所以，楊廣才急需一場勝利來鞏固自己的權力。

在煬帝一廂情願的腦袋裡，發動一場戰爭可以重組軍事指揮系統，打亂前朝將領在軍中的人際關係網路，提拔、任用一批新人。如果取得勝利，自己的功績則轉化為鞏固權力的資本，在與政敵爭奪支持者的競爭中佔據上風。

影視劇中隋文帝形象

但是隋煬帝忽略了一個最大的前提。統治國家靠的是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要加強統治，應該做能夠真正增強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的事情。比如整頓內政、勸課農桑、清丈土地、抑制豪強、繁榮商業等。

外交方面，也要弭兵修好，與民休息，國家的財富才能真正增長起來。這一點，隋文帝做了一大半，國家才有了比較雄厚的家底。

但人民還遠遠談不上富足，文帝為國家積累的財政力量正好可以給煬帝創造與民休息的空間，真正做到國富民豐。

可是煬帝完全認識不到這一點，自以為是、剛愎自用，一場歷史悲劇就這樣展開。

05.屢敗屢戰

大業八年，煬帝御駕親征，調集水路大軍一百一十多萬人第一次東征高句麗。這場戰爭煬帝其實並沒有準備打一場惡戰，而是虛張聲勢，迫其投降。

所以隋軍上下都沒有做好充足的作戰準備，麻痺輕敵的情緒瀰漫全軍。一百多萬人的行動十分緩慢，一路上吹吹打打，鑼鼓喧天，從琢郡到達遼河的千餘里的路程竟用了七十餘天。

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隋軍聲勢浩大，行動遲緩，反而讓高句麗充分佈防。到達遼河之時，高句麗軍已經在對岸嚴陣以待。

影視劇中隋煬帝形象

隋軍一邊渡河，一邊被高句麗軍射殺，損失慘重，光渡河就用了兩天。隋軍大部渡河之後，又陷入高句麗山城堡壘的重重阻擊中，兩個多月也不能前進一步。

同時，宇文述、於仲文等率一支奇兵輕裝疾進，不與高句麗防線糾纏，直接撲向高句麗都城，一般認為是今平壤。

然而，行軍太急，軍隊行至鴨綠江，糧草就供應不上，無法繼續前進了。高句麗宰相乙支文德率兵四面包抄，隋軍大亂，軍士爭相奔逃，絕大多數人都被殺或者走失在高句麗境內。

前鋒逃回來的亂兵又攪亂了主力部署，百萬隋軍抱頭鼠竄，殘兵敗將狼狽逃回遼河以西。

乙支文德

大業八年第一次東征的失敗，主要原因在於隋軍規模過大，勞師遠征，後勤供應不上，極大損耗了戰鬥力。

御駕親征的煬帝沒有充分授權麾下將領，事事躬親，等戰報送到煬帝這裡，戰場形勢早就瞬息萬變。同時，高句麗方面依山拒河，以逸待勞，戰術得當，以少勝多。

這次失敗，並沒有讓煬帝氣餒，在撤退途中，煬帝就下令來年再戰。

大業九年，煬帝第二次御駕親征。這次隋軍吸取了第一次東征失敗的教訓，千里急行軍，分三路撲向高句麗在遼東的新城和北韓半島的都城。

煬帝也不再事必躬親，而是充分授予將領臨場指揮之權。在隋軍的猛烈攻勢下，高句麗節節敗退，形勢岌岌可危。

楊玄感（？~613年8月21日）

然而，就在最緊要的關頭，負責督運糧草的楊玄感造反了。俗話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督運糧草的任務如此重要，交給楊玄感負責，煬帝怎麼就放得下心來呢？

其實，楊玄感並非蓄謀發動叛亂。

煬帝讓楊玄感督運糧草，也是為了安撫他的情緒，表示自己對他的重視，並且將楊玄感帶在身邊，既可以隨時監視，又不給他帶兵威脅自己。

如果一切順利，煬帝的如意算盤應該還是有一定作用。不過由於連續兩年發動大規模戰爭，軍隊所到之處大舉徵發民力以供應軍需，已經引發了民變。

楊玄感看到了煬帝的統治實際上已經風雨飄搖，再加上自己掌握大量糧草，才決定舉兵叛亂。

與楊玄感同謀的斛斯政叛逃高句麗，將煬帝的軍事部署全部洩漏。如此，這場戰爭無論如何也打不下去了。

06.不撞南牆不回頭

第二次東征，敗於楊玄感叛亂。但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東征導致了民變，楊玄感在民變四起的背景下才決心反叛隋朝。

雖然隋文帝時期高築牆廣積糧，造成了國庫豐盈的局面，有足夠的資本給煬帝揮霍。但國富掩蓋了民窮，隋文帝的財政是建立在充分壓榨民間財富潛力的基礎上，整頓戶口，清丈土地，全國幾乎沒有一個遺漏在編戶齊民之外的人口，也沒有一寸遺漏在皇天王土之外的土地了。

可是此時距離南北朝亂世不過三十多年，人民還沒有充分恢復生產，民間的財富並不寬裕。

與高句麗騎兵（右）作戰的隋軍

隋煬帝發動戰爭，不僅僅需要從國庫花錢供應軍餉，還要沿途徵發地方府庫的糧食，甚至直接向沿途民眾徵收。

因為古代沒有現代交通工具，後勤補給必須就近運輸。農民種糧依靠天時週期，即使國家徵發糧草向農民付了錢，但被徵糧的農民需要維持生計、準備下一輪耕種，當他們拿著錢再去買糧的時，農民就無法用這筆錢再買回同樣多的糧食。

而煬帝發動的戰爭動輒上百萬人（包括運輸輜重的民夫等）參戰，所需徵發的糧草數量巨大，當被徵糧的農民拿著國家給的補償款，去市面上購糧時，市場幾乎無可供應了。

這些一無所有的農民走投無路，只能選擇造反。

東征高句麗的軍隊迅速調轉槍頭，回師鎮壓楊玄感叛亂。楊玄感被滅後，過了一年，煬帝又要東征高句麗了。

高句麗具裝騎兵

此時，國內形勢已經風雲變幻，處處都有農民起義的星火，煬帝卻完全不管，一意孤行要東征。也許，在煬帝心裡，他認為只要高句麗一被滅，農民起義軍自然就會懾於天威，不敢再造反。

大業十年，煬帝第三次東征。然而，各地軍隊根本無人從命，即使被強迫拉入軍中的，也在途中想方設法逃亡。這次行軍士氣低落，從涿郡到遼河的行軍速度竟然比第一次東征還要慢，千里路程走了五個月之久。

雖然隋軍根本不像能打仗的樣子，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連續三年的戰爭也拖垮了高句麗的經濟，高句麗王趕在隋軍發動進攻之前向煬帝求和。

此時的煬帝終於認清了自己幾斤幾兩，也不敢再戰，給了自己一個面子，接受高句麗的求和。

隋軍退走，沒有能夠前進遼東一步，而高句麗放低姿態，表面臣服，卻依然保全了國土。誰輸誰贏一目瞭然。

結語

隋與高句麗的矛盾，緣起於領土爭端，但背後是兩國統治者對內鞏固權力的內在需求，遼東領土的爭端被統治者當成了籌碼和工具。

對於古代小國來說，領土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國家安身立命之本。

對於古代王朝來說，領土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百姓的安定和經濟的繁榮。如果能夠捨棄一些利益，讓周邊小國更加安定，增進兩國關係，弭兵修好，無疑是對國家和人民更有利的選擇。

為了並不重要的蠅頭小利，兵戎相向，必然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災難，後來者不可不察。

隋沒有能夠完成的東征事業後來又被唐繼承，雖然唐最終滅亡了高句麗，但在高句麗故土上又興起了渤海國政權，基本繼承了高句麗所有的遼東之地。

唐帝國勞師遠征，即使勝利也沒能獲得實際的利益，得不償失。

貞觀十九年，在出徵前，太宗謂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強，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太宗這句話勘稱經典，道出了征伐高句麗最根本原因。

大唐出兵是基於國家地緣政治安全戰略的考慮。

首先，當時的高句麗已經成了氣候，對大唐的東北方向形成的威脅。

當時的高句麗已經佔據了今天的遼寧、吉林部分以及北韓北部等地區，是一個不容小看的區域強權。

如果只是強權也就罷了，但這個地區的小霸主還不服王化。

從隋煬帝起開始，這個政權就不臣服中原王朝，對帝國東北方向造成了威脅。

第二，高句麗已經進入到農耕文明，但其文化有很強的侵略性。

高句麗學習了漢族的農耕文明過後，自己也開始從原來的遊牧漁獵，開始演進到以農耕為主的文明時代。

而那個時期的農耕文明，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

有的先進生產力的高句麗，骨子裡信奉的卻是原來部落持強凌弱的文化。

對中原虎視眈眈，一有機會就想咬上一口。

為此他們不惜，與中原王朝的敵人突闕、契丹、薛延陀等結盟。

這就現實的威脅到了大唐的國家安全。

第三，高句麗結百濟進攻新羅後就沒了後顧之憂。

一旦他拿下新羅，再吞併百濟後，就會佔領整個北韓半島，那時高句麗就不再有後顧之憂。

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力量，向南發展，就會與大唐發生衝突。

為了把威脅扼殺在萌芽之中，收到新羅的求援信過後，大唐自然就發起了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