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94年，韓侂冑與宗室趙汝愚裡應外合，逼迫宋光宗禪位給兒子趙擴，即宋寧宗。趙括繼位以後，與把持朝政的韓侂冑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暗鬥，最終宋寧宗完勝。

韓侂冑政變前還只是個從五品的小官，改朝換代後，“自以有定策功”，夢想平步青雲。豈料趙汝愚獨吞勝利果實，自己僅平調為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所以“怨汝愚日深”。好在“樞密都承旨”職位雖低卻責任重大，專司“傳導詔旨”，隨時在宋寧宗前晃悠，“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韓侂冑每日“浸見親倖”，察言觀色，早已敏銳嗅出宋寧宗身上的殺氣，毅然決定跳下趙汝愚掌舵的宗族之船，另起爐灶與趙汝愚抗衡。

於是，他利用自己的外戚身份和傳旨特權，不時在宋寧宗前給趙汝愚上眼藥，“時時乘間竊弄威福”。宋寧宗樂得坐山觀虎鬥，默許韓侂冑放開手腳大幹一場。

鑑於趙汝愚人脈深廣，門生眾多，正面強攻無異飛蛾撲火，韓侂冑便結黨營私，迂迴包抄，將打擊目標鎖定在朱熹身上。因為朱熹出任宋寧宗的顧問兼老師，出自趙汝愚舉薦。扳倒朱熹，必然動搖趙汝愚根基。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理學大師朱熹每日早晚給皇上講解《大學》，教書不忘育人，理論聯絡實際，或耳提面命皇帝“克己自新、遵守綱常”，或越俎代庖“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宋寧宗忍無可忍，宣佈免去朱熹侍講身份：“朱熹所言，多不可用！”朱老師猶不甘寂寞，夥同吏部侍郎彭龜年聯名彈劾韓侂冑“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宋寧宗生怕這些腐儒攪局，旗幟鮮明表態：“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

韓侂冑逃過一劫，反擊動作迅猛而精準。他授意“監察御史沈繼祖劾朱熹”十大罪狀，力主將朱熹斬首以絕“朱學”。宋寧宗毫不遲疑准奏，將朱熹的道學定性為“偽學”邪教，並對根據韓侂冑開列的“偽黨共五十九人”給予不同程度的處罰，號召朝廷上下轟轟烈烈開展清洗“偽學逆黨”運動。朱老師最終留得性命，被趕出廟堂。

韓侂冑乘勝追擊，矛頭直指朱熹的黑後臺，指使黨羽抓住趙汝愚的宗族身份上疏宋寧宗：“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宋寧宗如獲至寶，立刻罷免趙汝愚相，並將趙汝愚的鐵桿粉絲多人“以黨趙汝愚罷”，或撤職“送韶州安置”，或“各送五百里外編管”。宋寧宗與韓侂冑一唱一和，裡應外合，製造“慶元黨禁”，聯手做掉趙汝愚和其支持者，徹底消除了宗族勢力對皇權的直接威脅。

宋寧宗為鞏固皇權，藉助外戚韓侂冑集團瓦解了宗族集團；韓侂冑藉助皇權，消滅了政敵，獲得了實權。這個結果貌似雙贏，但宋寧宗借鍾馗打鬼的結果是：飲鴆止渴，貽患無窮。

韓家世代都是皇親國戚，韓侂冑是北宋名臣韓琦的五世孫。爺爺是宋神宗的女婿，姨媽是宋高宗吳皇后，韓侂冑親上加親娶姨媽的侄女為妻，他的侄女又被宋寧宗立為皇后。

宋寧宗利用韓侂冑翦除了宗族勢力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放手使用韓侂冑，建節封王拜太師以考察其忠誠度。韓侂冑果然中計，利用職權公開索賄受賄，“侵盜財貨,遍滿私事,交通賂遺,奔走四方”，在掌權14年間，“威行宮省，權震宇內。”

宋寧宗一副甩手掌櫃模樣，縱容韓侂冑得寸進尺。韓侂冑立班於宰相之上後，竟然飛揚跋扈到每三日才到政事堂上一次班，後乾脆“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並明目張膽將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官印當私人物品帶回家中，“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韓侂冑自任吏部尚書，假傳聖旨，執掌軍國大權，權焰熏天，惟我獨尊，已經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考察結果證明，韓侂冑雖無篡位之心，卻有擅權之實，外戚集團的危害程度不亞於宗族集團。宋寧宗終於下定決心，要對韓侂冑下手。但他深知，韓侂冑經過十多年的苦心經營，早已織就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權力網路。面對這張錯綜複雜的關係網，宋寧宗首鼠兩端：強硬罷免韓侂冑，不是引發政變或自身難保.還會為金兵南侵提供良機。兩全之計，就是巧妙利用韓侂冑企圖北伐的良機，上屋抽梯，尋找機會將其置之死地。

宋寧宗正絞盡腦汁張網以待時，韓侂冑興沖沖自投羅網奏請北伐。韓侂冑雖“勢焰燻灼”，但自知除有擁立皇帝之老本，別無睥睨群臣的新功。所以，當心腹“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時，韓侂冑立刻採納，“於是恢復之議興”，將北伐視為建功立業的新目標。

為此，韓侂冑解除黨禁，重用舊人，“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宋寧宗敏銳感覺到韓侂冑的異動，對他請求“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的要求即刻復準，使“偽黨之禁浸解”，順水推舟將主戰派“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繼而批覆韓侂冑追封岳飛改諡秦檜的請求，“追封岳飛為鄂王”，次年“追奪秦檜王爵，命禮官改諡”，同意韓侂冑將秦檜諡號“忠獻”改諡“謬醜”。最後批覆陳自強奏章，投石問路同意韓侂冑官居“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

“韓侂冑恐，乞致仕。”他顯然窺見皇上不懷好意，笑裡藏刀，便以進為退，請求退休。宋寧宗大喜，立刻召開朝會討論。但群臣或為韓侂冑心腹黨羽，或懾於韓侂冑淫威，或不明皇帝真實意圖三緘其口，竟然集體失語。《宋史.韓侂冑傳》：“貴戚吳琚語人曰：‘帝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宋寧宗由此愈發堅定了拿下韓侂冑決心。

宋寧宗索性假戲真做，不但不批准韓侂冑退休，還在“起居郎王容請以韓侂冑定策事蹟付史館”時，“從之”，以示對韓侂冑光輝事蹟的肯定。為引誘韓侂冑上鉤，宋寧宗又下詔讓他“兼國用使”，國用司是宋代總管財賦的機構，類似財政部。宋寧宗讓韓侂冑親兼財政部長，等於將北伐的軍權財權完全賦予他，生生把他推上北伐戰車。武學生華嶽不明聖意，“上書諫朝廷不宜用兵，恐啟邊釁”請求“叩閽乞斬侂胄以謝天下。”宋寧宗為顯示對韓侂冑的絕對信任，將這篇趟渾水的奏章交由韓侂冑處理，讓天下人“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

其實，宋寧宗深知北伐毫無勝算，所以尚未開打，“帝意弗善也。”為什麼？

首先，天災頻仍，實力懸殊。“開禧用兵，民兵有籍於官者，至用百六十緡養一兵”。當時全華人口只有二千八百萬，人均負擔八緡，一緡為銅錢一千文，開支過於龐大，“其弱可知矣。”且據《金史食貨志》載：金華人口達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南宋僅二千八百多萬，相差高達一千七百多萬人；南宋宣戰後，總兵力為十六餘萬，貌似佔優。遭金國以十一萬五千能征慣戰之師迎擊後，北伐軍聞風而逃，潰不成軍，亦在情理之中。

其次，金國章宗即位，國富民強。金人入主中原“時移日久，人情習故”，完顏璟執政“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金章宗後期雖“金國多難”，北邊韃靼和蒙古兵勢力崛起，但宋金邊境線上，金兵依然實力雄厚，虎視眈眈，“沿邊聚糧增戍”。韓侂冑錯誤判斷形勢，認為金國“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乃使邊將小小寇鈔以嘗試。”宋寧宗很清楚，邊防捷報無非是游擊隊騷擾“侵掠”的誇大其詞的戰報，金國邊防軍毫髮無損。且一旦金國全力反擊，南宋只有捱打的份兒，遑論北伐。

再次，南宋承平日久，不堪一擊。自宋孝宗“隆興北伐”後，南宋已安享四十年太平。士卒未經戰陣，騎兵有名無實，武器粗製濫造，將帥昏聵無能，不知孫武和吳起及孫吳兵法者竟佔"十之有九"，平素只會剋扣士卒,聚錢斂財。戰端未開，勝負已判。縱有曾馳騁沙場萬馬營中取叛徒首級的辛棄疾，也錯誤判斷形勢，入見韓侂冑“言敵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為應變計”。文狀元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一介書生的紙上談兵竟使韓侂冑“大悅”，北伐如同兒戲，焉得不敗！

最後，宋寧宗唯恐韓侂冑改變主意，頻頻加壓，不是“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就是“命興元都統司增招戰兵”。韓侂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被綁牢在北伐戰車上。韓侂冑死後，宋寧宗一語道破天機：“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明知不自量力而以卵擊石，借刀殺人之意一目瞭然。

開禧二年四月，在宋寧宗默許和韓侂冑指揮下，宋軍不宣而戰，“四路出師”北伐，旗開得勝光復泗州、虹縣等戰略要地。韓侂冑欲借“為文藻思英發”的葉適替皇上草擬北伐詔書“以動中外”，葉適因洞悉皇上心思“力辭草詔。”有“謫仙李白之才”的李壁奉命完成這項任務後，宋寧宗如獲至寶，在草詔上簽字畫押，“下詔伐金。癸巳，以伐金告於天地、宗廟、社稷”，將韓侂冑一步步推向深淵。

金國從宋軍猛烈攻勢中判斷出，這不再是小打小鬧的邊境游擊戰，而是攻城掠池的北伐戰爭，於是迅速轉守為攻，大軍分九路南下反擊宋軍。宋軍西路軍主帥吳曦叛變投敵，導致宋軍全線崩盤，“未幾，諸軍皆敗。”

韓侂冑見大事不妙，急忙“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解釋北伐“非朝廷意”，並舍卒保帥將戰犯帽子扣到死黨蘇師旦等頭上。金國豈肯善罷甘休，鎖定韓侂冑為主謀，窮追猛打。韓侂冑連遭敗績，只得“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一年之中，韓侂冑八次懇請議和，金國咬定必須滿足三個條件：“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侂胄大怒，和議遂輟”，決定重振旗鼓，“用兵之意益急。”

宋寧宗看到了勝利曙光，急忙鼓動“太皇太后賜錢一百萬緡犒賞軍士”，又“詔諸路招填禁軍以待調遣”，將韓侂冑釘死在北伐戰線上。韓侂冑“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內憂外困的現實，使韓侂冑的政敵決心“謀誅侂胄”，以免舉國被韓侂冑綁架到北伐戰爭中。

知夫莫如妻，最先敏銳洞察宋寧宗心思的是皇后楊桂枝。韓侂冑的侄女韓皇后死後，皇后之位由楊桂枝與曹美人終極PK。韓侂冑死了侄女卻不死賊心，插足啟奏“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並攻擊楊桂枝心機深沉“任權術”。宋寧宗給了韓侂冑一記響亮耳光，以楊桂枝“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為由，“竟立之”。楊桂枝由此恨死韓侂冑，“深銜之”，經常與哥哥楊次山商議“欲因事誅侂胄”，更多次“陰贊寧宗誅韓侂冑”。顯而易見，皇后如不知丈夫有誅殺韓侂冑之意，從何“陰贊”？

宋寧宗胸有成竹，守株待兔，靜待彈劾韓侂冑的奏章。從楊皇后那裡探知皇帝態度的禮部侍郎史彌遠心領神會，適時“建除兇之策”，攛掇皇子榮王告狀：“侂胄再起兵端，謀危社稷。”勾結楊皇后“從旁力請再三，欲從罷黜”，拉攏“以沮兵議忤侂胄得罪貶”的副宰相錢象祖與李壁、御史中丞衛涇和著作郎王居安等人，結成倒韓聯盟，對皇帝進行全天候車輪戰進諫。宋寧宗演足了戲，為國為民順水推舟，提筆批示：“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兇害，可罷平章軍國事。”

至此，久久懸在韓侂冑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應聲落下。

韓侂冑是南宋寧宗時期的第一權臣。他在擔任合門官輔佐寧宗理政時，透過控制御筆下發通道、利用臺諫官言論等手段一步步的從一個沒有實際官職的皇帝陪官成為寧宗欽點的“平章軍國事”（非常設，是宋朝為專人所設職位，文彥博、韓侂冑、賈似道先後擔任過。該職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是宋朝中央政府最高的實職，位在宰相之上。）最終形成了寧宗在臺前宣詔，韓侂冑在幕後執筆的專權政局。

宋代中樞權力的運作體系是以皇帝為中心，再輔以宰執大臣、臺諫、侍從等官僚而做出政務裁決。 韓侂冑的個人專權也無法越出這一核心權力圈。故而，要想在以皇帝為中心的中樞裡實現專權，皇帝的信任是必不可少的促成要素。從韓侂冑專權格局的促成就可得知宋寧宗與韓侂冑之間君臣和諧，相得益彰。韓侂冑知君心，曉聖意，深得寧宗寵幸，宋寧宗對韓侂冑的態度是建立在感激、親近之上的極度信任。

"紹熙內禪"：寧宗登基後對韓侂冑心懷感激

韓侂冑是北宋著名宰相韓琦的曾孫。其父韓誠，娶高宗吳皇后女弟，侂胄因此得以恩蔭入官。於淳熙末，擔任知合門事（合門官）。在宋寧宗趙擴即位前，宋光宗趙惇是個失了孝道不得民心的皇帝。他對於做了太上皇的父親宋孝宗 , 生前不去朝拜 , 死後又拒不出面主辦喪事 。朝政更是治理的一團糟，宰相留正多次勸諫無果後氣的罷官而去。 宋光宗 “ 孝行即虧 ” , “ 人心已失 ”, 聲名頗為狼藉。 有鑑於此，為保住南宋江山，擔任知樞密事的宗室趙汝愚在紹熙五年 ( 1194 年) 七月，聯合宮內皇太后吳氏發動“紹熙內禪”擁立嘉王趙擴為帝，是為宋寧宗。

韓侂冑在此次內禪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趙汝愚為首的外朝大臣謀劃擁立寧宗的過程中，需要得到吳太后的旨意。但吳太后居住在重華宮，外朝大臣不得入內，遂物色進入重華宮傳達內外資訊的人選。在吳太后侄子吳琚、吳環相繼拒絕傳達之後，韓侂冑作為吳太后的外甥，其妻又是吳太后的侄女，自然成為最合適的人選。藉助於重華宮提舉內侍關禮的幫助，韓侂冑成功得到吳太后的旨意，擁立寧宗得以順利進行。第二天，寧宗即位於重華宮。

韓侂冑在這次政變中起到了連線內宮與外臣統一意見的紐帶作用，是寧宗皇帝即位的關鍵一環，故而寧宗皇帝對其懷有感激之情：

“然宮中及一時之議，皆歸功於侂胄，自是出入宮掖，居中用事”。（宋·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 ）

這裡的 “宮中”顯然是指被擁立即位的寧宗，雖然趙汝愚在事成之後以韓侂冑為外戚不宜有較大權力為由未對韓侂冑進行封賞，但寧宗卻清楚的知道，自己能夠即位主要是韓侂冑傳吳太后旨意的功勞，因此對其心懷感激。這種由擁立之功帶來的皇帝感激除韓侂冑外無他人再有。

互為親戚：寧宗對韓侂冑較為親近

韓侂冑專權格局的形成除了得益於寧宗皇帝對他的感激以外，他和皇帝是親戚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韓侂冑除了是吳太皇太后（寧宗即位後吳太后就成了太皇太后）的外甥外，還與寧宗的韓皇后是近親。韓皇后的父親是韓同卿， 而韓同卿的叔叔正是韓侂冑：

“時天下皆知侂胄為後族，不知同卿乃後父也……侂胄以後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元·脫脫《宋史》）

可見，後族的身份對於韓侂冑個人權勢的膨脹很有影響。這些都離不開寧宗皇帝對這位親上加親的親戚的本能親近。寧宗對韓侂冑親戚身份的親近從他對韓侂冑與彭龜年衝突的處理中就能看出來：

時任吏部侍郎兼任經筵講讀官的彭龜年看到韓侂冑一步步掌控了臺諫言官以及執政的任用，便於紹熙五年 (1194) 上奏揭發其擅權之事。他指出韓侂冑仗著擁立有功和後族身份結黨營私，深得士大夫擁戴，如果寧宗皇帝再堅持讓韓侂冑輔佐理政，任其掌控言路，久而久之便會閉目塞聽，使韓侂冑專權：

“進退之由，更易之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能知之，大臣或不能言，而侂胄能言之……一旦外戚乃得陰乘其機，簧鼓於外，則陛下總攬之權，恐為此人所盜矣”。（宋· 彭龜年《論韓侂冑干預政事疏》 ）

而寧宗對此的迴應是：“只為是朕親戚用之，不知如此。”其後，由於彭龜年的上奏，朝廷之中引發了以韓侂冑與彭龜年為中心的輿論鬥爭，鬥爭的結果是二人都受到了寧宗的懲罰，韓侂冑被免去合門官的職位被授予保寧軍承宣使的虛職，彭龜年被免除經筵講官之職，不再擔任皇帝老師，改為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

從寧宗對兩人的處理結果就可以看出，韓侂冑雖然罷免了合門官的實職差遣，卻被授予承宣使的職位而留在了臨安，彭龜年雖然被任命為地方大員，卻從此遠離京城，再也未能回京。寧宗顯然是更加偏向親戚韓侂冑，對韓侂冑的處理也留有餘地。這體現了寧宗對韓侂冑親戚身份的親近的同時也為韓侂冑個人專權的形成、 維持提供了機會。

迎合聖意：寧宗對韓侂冑充分信任

擁立之功和與皇室的姻親關係只是構成了韓侂冑得以專權的客觀基礎，韓侂冑以個人的權謀和政治手腕迎合聖意，讓皇上對他比其他大臣更加信任才是其專權政局形成的主要原因。韓侂冑以個人手腕獲得寧宗信任的成功在“罷免朱熹”一事上就可以看出來。

彭龜年離京城後，經筵講官一職便空了下來。紹熙五年 (1194) 十月，在趙汝愚的大力推薦下，六十五歲的朱熹進入朝廷，被寧宗授以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之職，成為新的經筵講讀官，給皇帝講課，對古代文人士大夫來說本是一件無上光榮的事，但由於朱熹在講課時卻處處以“帝師”自居，對寧宗事事過問，嚴厲督責，使得寧宗大為不滿。一日，晚講結束後，寧宗忽然頒下內批: “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直接就免了朱熹經筵講官的職位。朱熹是當朝聖人，為天下文人所尊崇，突然就被皇帝免了職，自是引起朝野風波。對於這件事，趙汝愚與韓侂冑呈現出了不同的反應：

趙汝愚見到御筆之後秘而不宣，也沒有告知其他宰執，獨自袖懷御筆見寧宗，請求寧宗收回御筆，甚至以自求罷政來諫請。但寧宗不為所動。韓侂冑則觀察到了寧宗對朱熹的厭惡，上奏道：“使優人峨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

趙汝愚原意是想請皇帝收回御筆，然後由朱熹主動上疏請求辭官，他認為這樣既可以顯示出寧宗的寬仁之德，也照顧到朱熹的顏面。 然而趙汝愚的這一舉動卻被寧宗視為幫助朱熹而不執行君命，結果不僅朱熹沒能被挽留，寧宗對趙汝愚也更加不滿。而韓侂冑的上奏既嘲諷了朱熹，又討得寧宗的歡心。朱熹離京三個月後，韓侂冑借朱熹之事，批判理學為偽學，乘機發動了一場“慶元黨禁”，趙汝愚被罷相離京， 並一再貶逐。此後，韓侂冑少了一大政敵，更為寧宗皇帝所信任。

朱熹之事只是韓侂冑打擊政敵、博取寧宗皇帝信任的手段之一，擁有強大政治手腕和深諳權謀之術的韓侂冑深知皇帝的信任對於一個臣子來說是多麼重要，失去信任的趙汝愚便是前車之鑑，故而他時常自覺的藉助擁立的感激和親戚的親近加大皇帝對他的信任。

寧宗皇帝對韓侂冑的信任直接表現在他的步步高昇上，自紹熙五年 ( 1194) 十二月罷任實職，到開禧元年 ( 1205) 七月擔任平章軍國事之前，韓侂冑在沒有實職的情況下升了八次官，最終武官出身的韓侂冑被授予文官最高的虛職“太師”，在這步步高昇的過程中足以看出寧宗皇帝對他的恩寵、信任與倚重之深。

結語：信任促成專權，專權凸顯信任

嘉泰元年 ( 1201) 五月，寧宗欲以韓侂冑為平章軍國重事。韓侂冑上書拒絕並自請致仕。寧宗批其奏章雲:

“卿輔翊初政，累歲於茲，忠誠備殫，勳績益茂，朕方得所倚賴，豈容遠嫌，力求休 佚?”（《韓侂冑官階的升遷過程》）

從寧宗的這句話可知，自即位之初，韓侂冑就一直輔佐寧宗，勳績卓著。寧宗真心視其為可以倚重和信賴的人，甘願任命他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百官之首。此後，韓侂冑真正官居相位，成為南宋朝堂有名的權相，而韓侂冑權相之名與專政之局的形成更是直接體現了寧宗皇帝與他良好關係及對其的充分信任。

這個問題有水平！我們先說答案：宋寧宗是南宋第四個皇帝，與韓侂冑的關係是很好的，他對韓的態度是高度依賴，言聽計從。雖然韓侂冑是個權相，大權獨攬，但寧宗的態度始終不置可否，直到“開禧北伐”失敗後，韓侂冑被楊皇后聯合史彌遠推下臺，寧宗才不得已放棄了他，但這也不是寧宗自願的選擇。

另外，這個問題還引出了南宋相權的文化問題。宋寧宗為什麼會這麼依賴他呢？個人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從經歷上看 韓侂冑和趙汝愚是宋寧宗登基稱帝的從龍功臣。因此寧宗皇帝即位後，就封趙汝愚與為丞相，封韓為樞密都承旨，並且娶了韓的侄孫女為皇后。如此一來韓就成了皇族外戚。因此兩人之間也算是經歷過一些大事。

二、從性格上看 宋寧宗的性格是毫無主見的，一旦有人願意幫他做決定，他自然地就把包袱甩給對方了；再加上韓侂冑利用言官打壓了趙汝愚，趕走了朱熹等人，朝廷裡剩下的都是附和韓的人，這使他能更加肆無忌憚的影響皇帝的判斷。這裡推薦大家一本書，叫《南宋行暮》，作者是上海師範大學的歷史學教授虞雲國老師，內容講的就是南宋光宗寧宗時期的事，他專門在書裡分析了宋寧宗的性格問題。

三、從本質上看 這是南宋相權文化的傳統導致的。南宋在秦檜做宰相時期，他替宋高宗殺害了岳飛，並且得以善終。這等於開了一個很不好頭，他讓後世的宰相認識到：原來身居高位者要混得好，最重要的是替皇上辦事，而不是為民請命。因此後世宰相就學會了利用替皇上辦事，從而培植自己黨羽的傳統。雖然南宋也出現過一些名相，比如文天祥、陸秀夫等，但總體上看，南宋的奸相多於賢相，諸如韓佗胄、史彌遠、賈似道等。而反觀北宋是賢相多於奸相，如趙普、王曾、范仲淹、韓琦等。因此後世有言：北宋缺將、南宋缺相。